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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带你进入“文艺学”丨朱国华《漫长的革命：中国学术原创的未来》新书来了

花匠小妙招
2025-05-08 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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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王尔德写作《道林·格雷的画像》后身败名裂，而郁达夫却因《沉沦》得到文化界支持？

刘海粟的“模特儿事件”如何影响了中国现代美术史？

在文学事件的背后，也存在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舆论的发展走向，不同于文学作品解读，学者朱国华深入“文学事件现场”，试图找到那双看不见的手如何完成了它的推力。

《漫长的革命：中国学术原创的未来》用好玩的学术视角，厘清文艺学的学科构建及发展史，思考文学事件客观意义的生成过程和可能性条件。

本书共分为三辑，上编 “文艺学反思”，反思的对象既包括文艺学教材重建的方法论，也包括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文学理论性质的演变，还包括文艺学的本土化建设与未来展望，乃至于作为一个学科它百年来的发展历史。一个古老文化谋求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其成长发育并无速成的道理，它是一场漫长的革命。它依赖于知识阶层的观念渐变，依赖于教育体制的深度改革，或者毋宁更彻底地说，依赖于整个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转型，因为一国之学术文化无非是对一国国民的智慧结晶。

中编以郁达夫的《沉沦》、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刘海粟“模特儿”事件、鲁迅的《伤逝》为研究对象，对文学、艺术事件和思想实验进行阐释。事件是普遍性元素借以集中释放的观察通孔，另一方面，审美现代性这样的貌似抽象的观念不在别处，就在这一类事件的发生发展中吐绽和闪现。

下编访谈回归文学现场，对于中国学术原创的未来，集中展现了作者与同时代学者的朴质的梦想：我们需要一个漫长的革命，我们现在做的是为后人搭梯子或铺路的工作，进行学术资源的积累，把西方理论中国化，是我们需要长期做的事情。

精彩选摘

另类的思想实验：重读《伤逝》（节选）

《伤逝》可能是鲁迅最晦涩难懂的小说之一。鲁迅的小说大抵冷峻克制，惜墨如金，《伤逝》却深情凄婉，缠绵悱恻。但是它的激情表达又似乎不是借助于罗曼司里常见的那种恋人絮语，相反，它充斥着遗弃爱人的自怨自艾，以及沉浮于求生欲与“新生”理想之间的孤蓬自振。大多数著名的爱情小说主要表现的桥段，是爱情如何因为各种外部阻挠而无法得到实现，但《伤逝》一开头是从爱情得到实现即涓生和子君愉快地同居之后写起的；而这里吊诡的是，爱情的成功其实就差不多意味着它的失败。从这个方面来说，它也绝不像一篇典型的爱情小说，或者竟可以说，这里面的爱情可以当作一种隐喻。最可怪的是，作为以自己为预设读者的手记，涓生无需进行任何掩饰，可以毫无隐瞒地袒露真情，这本来可以赢得读者对他毫无保留的信任，并引起同情；但小说不断重现的复调性张力在于，他混杂着悔恨与自辩所组织起来的不可靠叙事，以及与我们通常持守的道德信条多少有点相悖的自述，又很难赢得心肠不够柔软的读者的共情。

四

但尽管如此，涓生应该还算是堕入尘埃的鲁迅之所谓“真的猛士”，因为他从来没有放弃对未来的乐观期待，没有放弃去寻觅所谓新生的路——须知，鲁迅青年时期试图创办但最终流产的杂志就叫《新生》。实际上，女性如子君，男性如涓生，就是受到启蒙的那男男女女的代表，就是敢于冲出铁屋的个人主义者的象征。但他们跟吕纬甫和魏连殳一样，同属鲁迅所创造的失败的个人主义者家族，只是涓生最后还不算颓唐，保留着斗志，尽管斗志的性质到篇末占比成分更大的是谋生，而不是跟无物之阵的对抗。当然，不消说得，涓生在生活世界里，既不能成为一个对子君负责的主体，也不能成为对自己负责的主体，因而也不能成为自由的个体，我们如何可能寄希望于他这样的启蒙者，能成为促成民族精神转变的普遍主体或者历史主体呢？

涓生与子君这一对有个性的人，如果能够一直相濡以沫永浴爱河，那将是一个好的故事，可以为千千万万青年男女树立榜样，追求自己的幸福未来，由此，我们也可以展望我们国族的美好未来。但《伤逝》描述的是一个令人扼腕痛惜的黑色罗曼司。如果我们把涓生与子君的爱情视为一个个人主义可能性隐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使得它夭折的原因不仅仅是外部强大压力的摧折，而且尤其是因为其内在的自毁力量。德国浪漫派鼓吹的个人主义一方面强调个体的创造性、想象力，但另一方面，也强调个体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与社会共同体的有机互动——所谓互动，其前提条件难道不首先应该就是承认、包容甚至关注他者么？涓生不仅漠视外部世界，对自以为深爱的子君，也采取了居高临下的俯视立场。但如果缺乏这样的互动，个人主义者极有可能会转变成原子个人主义者。而原子个人主义，在社会接受层面上不能不被理解为自私自利，甚至不道德。

这样的不道德其实是通过涓生忠实于自己内心世界的真实，极为吊诡地表现出来的：他已经不爱子君了，假如不告诉她真话，那么，涓生是个撒谎者，但是至少暂时可以保全两个人的同居生活；假如他告诉子君真话，那么，他就需要为事实上的遗弃子君、以至于子君之死承担道德责任。问题是，维护真实，是立人的首要要求。许寿裳早年跟鲁迅讨论的三个问题是鲁迅研究界所熟知的：“(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就第二个问题而言，他们得到的一致结论是“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鲁迅心目中的个人主义者，就是“至诚之士”，最反对的就是“伪士”。换言之，诚，即如其所是，即异化的对立面，在《伤逝》中差不多可以视为个人主义的一个提喻。这里的两难处境将涓生逼上绝路，但他选择的是“要用遗忘和谎言作为我的前导”。所谓遗忘，其实就是试图抹除跟子君同居的生活史，就是消解内疚，也就是拒绝作为外在的社会道德的内化的自我谴责。须知某种不道德，对鲁迅而言，作为文化偏至的策略性要求，是顽强坚持个体自主性的一个维度。这也就是所谓“排众数”，涓生放下包袱轻装前行，也就是以原子个人主义的方式继续固守原有立场；但另一方面，拒绝说谎本来是个体觉醒的基础，但现在说谎却被认为是用以自我保护的、自我持存的必要手段。而所谓谎言，也就是放弃作为个人主义之基础或条件的真实性，背叛自己作为新青年的进步主义的理想。换句话说，在这里，涓生采取了双重拒绝的立场，正如《影的告别》中所说的：“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我不愿意！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不过，除了拒绝做出选择，让事物显示出其深渊般的内在裂痕和冲突之外，我们还可以对《伤逝》作出别一种解释。对鲁迅来说，启蒙的观念通过个人主义与理性等概念承诺了合理生活和人类解放的前景，但是他在其所置身其中的社会中找不到这种观念得以实现的可能性条件。因此，个人主义只能停留在主观的层面。涓生并没有止步于他者伦理学的批判即对子君的犀利批评，他还进行了混杂着自辩与自赎意味的自我批判。由此，鲁迅暗示了从信念伦理必须走向责任伦理的客观要求。但是在这里，作为常人的个人主义者涓生如果听命于应然的规范性召唤，在实然的情境中只能扮演恶魔的形象。“恶魔者，说真理也。遂不恤与人群敌，又即以此交非之。”作为个人主义者，说真话的人必然引起凡庸大众的憎恶，不过，“摩罗”(梵文为Mara，佛教传说中的魔鬼)在文豪或诗人那里，可以凭藉其惊人的文才诗才得以浪漫化和升华；然而作为升斗小民的涓生，他只能在生活的泥淖中委顿不堪，被他所卑视的笼罩在陈腐观念下的社会共同体所共同卑视。尽管鲁迅呼吁中国社会出现能够“立之为极”的“一二士”，但他浓墨重彩书写的并不是秋瑾式真的猛士，而是涓生那样的众人凡士，他们无法如凡·高那样受尽苦难但终而能够苦尽甘来咸鱼翻身，换一个人间就能实现即凡成圣的神奇逆转。涓生由于其道德的瑕疵只能捐生，只能悄无声息地听任自己“零落成泥碾作尘”，无法得到世人的祝福。

但正是在这里，鲁迅向我们昭示了《伤逝》的另一层意义。鲁迅当然批判了涓生，如前所述；但重要的是，他依然褒扬了涓生的选择。因为完美的苍蝇永远无法与有缺点的战士比肩。是的，我们也许都会同意，中国传统社会是个大染缸，谁也无法独善其身。但是鲁迅通过对涓生的摹写描画，指出一个不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有不洁心灵的人，其志在向上一路的姿态仍然意味着值得肯定的勇气、坚忍和激情，他构成了似乎不可能的可能性。在写作于同时期的《这样的战士》中，鲁迅写道：“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太平……。但他举起了投枪！”在这里，鲁迅完成了涓生们所不能完成的任务。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包括鲁迅本人在内，都不得不让自己的理想与现实生活的各种限制加以协商、勾兑和博弈。但作为作家，鲁迅能够通过他的文学书写来表征和揭露生活中的苦难和冲突。阿多诺说：“作品代表社会的真实，而个人与社会对立，个人所见的是社会的非真实，且他自身即是这种非真实。只有艺术作品才能展示出对于主客体限制的同等程度的超越。”鲁迅说出了涓生们所无法说出的东西。他告诉我们，个人主义在现代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个体自主性的理想依然不可背弃。鲁迅创作《伤逝》时为1925年，此时新文化运动已经基本上偃旗息鼓，在知识界里，个人主义话语已经从得到热情讴歌，一变而为负面否定，犹如子君从带着笑涡的圆脸，没有多久就变成了灰黄的冷脸。因而，《伤逝》中发生的故事，是难以得到主流知识精英赞赏和认可的坏事情。在个人主义被视为隔日黄花的思想时尚被无情抛弃的时候，鲁迅依然坚持其启蒙立场。但与此同时，他也绝不愿意对这一人们认为的坏事情进行任何精心雕琢和粉饰。鲁迅让事情本身丑陋粗粝的筋骨暴露无遗。双重否定其实在鲁迅这里意味着在否定的背后绝不寻找一个光明和谐的肯定性合题，就现实存在而言，其实意味着同归于尽。就此而言，鲁迅是太激进了，他依然在进行一场得不到奥援的坚韧反抗，因为未来的好生活将包含在现在对坏生活的揭示和反抗之中，尽管所谓的新生，依然极为虚妄，其实质内涵无限接近于零，但它已然构成了彼岸世界的微弱灯塔，而正是这样暗淡的灯光，才辩证地让鲁迅的《伤逝》在文学上获得了夺目的光彩，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永不消逝的名篇。

《漫长的革命：中国学术原创的未来》

朱国华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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