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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美丽的后记（作者本书首版后记）

花匠小妙招
2025-05-09 10:05

大民 2007-09-05 10:47:52

后记
春天还没有到的时候，去了周原，没能看见周原的美。而周原的春天是很美的——曹玮君一路都这么说。他很长时间在周原从事发掘，现在作了省考古所的领导，说起周原，总还带着感情。
但周原依然有风景。箭括岭前，原地平衍开阔，青青浅浅一片新绿。太阳光淡淡的，岐山一道长长的影子勾画出周原的边际。只是“瞻彼中林”，“依彼平林”，漆水、沮水、西雍，诗中的河山，已不复旧日容颜。虽不至于“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但今天的周原，毕竟不是周人的周原。《河山集》中说，那时候的周原，包括现在陕西省的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个县的大部分，兼有宝鸡、眉县、乾县、永寿四个县的少部分。而今，周原历经河水侵蚀、切割，尽管名称依旧，所指的范围，却已经很小很小了。
路经一道深深的原沟，这是扶风与岐山的县界。过一个苹果园，不多远，便是岐山凤雏村的西周建筑遗址。遗址紧贴道边，已经回填，地面上新草离离，看去像一块撂荒的地。自文王时代、甚至更早，直到西周末年，这里曾是一片由庭、堂、室、塾及两厢与回廊组成的四合院式建筑群——根据建筑遗迹勾画出来的一幅复原图，足教人惊异。溥彼周原，曾经成熟了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脚踩在这样一片沃土上，就不大有“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的旷达，也不大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悲慨，而是实实在在想寻找，寻找“天地之悠悠”的昨日之留，哪怕只是星星点点。
扶风召陈的建筑遗址比凤雏要大，保护得也好。遗址周边建了围墙，原址同样回填——回填是保护，否则，经冬历春，冰封水潦，很快就会荡然无存。原址的一部分地面做了复原。遗址的前面，塑了一个古公亶父的立像，膝前系芾，一手持龟甲，一手拄臿——臿，好像是汉代的样式。不很高的基座上，刻了《绵》中的几句：“周原月无月无，堇荼如怡。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古公亶父未必“筑室于兹”，但他是在周原开拓基业的领袖人物，站在这儿，是一个很好的象征。
一路经过出土害夫筤的齐家陂塘，看见好大的一塘水。曹玮君指点着远远近近的各个方向——美阳、刘家、云塘、京当，等等，都是出土重要铜器的地方。不论周原怎样变化，这沉埋地底的铜器，总还是依稀当年。扶风白家村的一处青铜器窖藏，出土微史家族的铜器一百零三件，有铭文的，就有七十四件。著名的史墙盘，便是其中之一。盘有长铭二百八十四字，由颂扬历代周王而说到辅佐诸臣，再说到君臣和谐才可以得“天”佑助，最后归结到史墙各代祖先如何臣事先王。颂扬之辞未免夸饰，但历数文武成康昭各王业绩，与《诗》《书》等先秦文献相合，可以互证、互补，它的重要，自不待言。
这一回，脸对脸，看见了真的史墙盘。器身里里外外乌黑油亮，盘沿以下一圈长尾鸟纹规整秀丽，铭文字字清晰。它真真切切就在面前，教人一时间无由驰想。而这人与物的相遇，虽近在咫尺，却又分明横亘着邈远的时间和空间。只觉得它竟接通了古与今的幽隔，虽然仍是幽隔，但岁月中失落掉的——应该说，是气象罢；史实，尚在其次——究竟有了寻找、追问的一点凭藉。也许因为这相遇是在周原，是在周人的周原，所以这感觉，和在大都市博物馆隔着玻璃展柜的“参观”，大不一样。
同时看到的，还有折斝、师同鼎，又有黄堆出土的一件阳燧。阳燧是祭把的时候用来取火的铜镜，这一件，只有手掌大的一点儿，上面绿锈斑斑。曹玮君说，因为锈得太厉害，没法取火，但做了一件复制品作取火试验，中心聚焦的地方只是黄豆大的一个亮点，聚光好极了。
还有几块铜饼，每块差不多一斤重。曹玮君说，这是制作青铜器的原料，在产地制成这种样子，然后运了来，加工制作成铜器。那么，诗中说到的“南金”，也会是这样运来的吧。
又有一件四璜组玉佩，玉质细润，合了玉珠、玛瑙珠、各样玉饰，共六百件穿成长长的一串。它“消失”了多少代、多少世，偶然重返人间，竟然还是活生生的——可以讲述“佩玉将将”的故事，也可以令人想象出“巧笑之瑳，佩玉之傩”的一点风致——因为它早把生命的因子灌注在诗里，而诗是不曾消失的。
归途，过渭河大桥。渭水河床不很宽，只中心有一线浅浅的水。
渭水和渭水的支流，是诗中最常提到的水。“居岐之阳，在渭之将”，“淠彼泾舟，烝徒楫之”，“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泾、渭、漆、沮丰沛的水量，曾为周原带来一片温润、茂盛的绿。《河山集》中说，两周时期的渭水，河床大约很浅，于是会有两种景象：其一，若非河流流经峡谷之中或高峰之下，则在常水位时，河面必然相当辽阔，水势也必浩森；其二，河床既浅，侵蚀的基准面便相对抬高，河流两侧的侵蚀因此不至于十分严重，原面因此能够保持完整，因此而有面积很大的周原、太原。
河山不总是依旧。比起来，文字的生命反倒最长久——河山孕育出来的诗，不是成为一个永远的存在？
生命和它一样永久的金石，可以作证。
很早就对文物有兴趣，但很长时间仅仅是兴趣而已。后来，承畅安先生之介，得与遇安先生识，于是可以常常请教考古学方面的问题。先生五十年代初与沈从文先生有过一段交往，有时会讲起这一段交往中的故事。沈先生很早便采用了“两重证据法”来作文献与文物的考证，《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是一个重要的成果。沈先生还有一篇题作《“分瓜瓟斝”和“点犀乔”》的妙文，专讲《红楼梦》“贾宝玉品茶栊翠庵”一节中的两件古器，却因此揭出文字的机锋与文物的双重奥义，由物的虚虚实实，而见出人的真真假假。读罢令人击节。也就在这篇文章中，沈先生希望有人结合文献和文物对古代名著进行研究，乃至直接提出了撰写《诗经名物新证》的课题。遇安先生说，作文献考证和文物研究，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才是达到了一个高的境界，这样的学问，才不是死学问。沈先生提出来的“新证”系列，的确是一个新的角度，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去做。
这“新的角度”，令人心动。从那以后，便有了“诗经名物新证”的酝酿与写作，而遇安先生也因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直到付梓之前为它安排版式和赐序。
这是书稿得以完成的主要动力。而经常的谈话也总是愉快的，许多想法，便是在这样的谈话中完成。
书稿涉及不止一个方面，为了尽量求得准确，而拜请了几方面的专家审阅。陈公柔、吴小如、黄永年、谷林、陈乐民、徐苹方、傅熹年、李学勤、王世民、陈美东诸位先生，都曾审阅了书稿中的若干篇章，并且提出了切实而中肯的意见。
需要查阅的资料很多，却不是能够容易找见，于是四处拜求师友。杨成凯、齐东方、李零、曹玮、沈昌文、俞晓群、王之江、陆灏、陈星灿、钟晓青、辛德勇、姚敏苏、蒋恒、孙歌、刘跃进诸君，都曾给予热情的帮助。
文学所提供了一方可以静心读书、写作的乐土。文学所、语言所、历史所资料室的师友，始终给予方便——包括一再原谅我的“违章”，而这样的方便，是完成这部书稿的基本条件。
写出第一篇《秦风•小戎》之后，便开始在《中国文化》连载——刘梦溪先生始终的支持和鼓励，是完成书稿的动力之一。
李航同志帮助编制了附在书末的两种索引——在精疲力竭的最后阶段，这样的帮助，真是太需要了。
最后，是杨璐君的热诚支持，书稿才能够以书的面貌问世。
总之，友情是温暖的，深厚的。而我更有一个始终可以获得温暖与支持的家。我觉得，我是幸运的。
但仍然不免伤感：三年苦作，一“经”未穷，竟已皓首，没有看见“灯火阑珊处”，却已经“为伊消得人憔悴”了。
扬之水记于夫婿授绥将及廿载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