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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态社会下的主体异化——论《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疾病叙事

花匠小妙招
2025-05-10 16:29

病态社会下的主体异化——论《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疾病叙事
Subject Alienation in a Morbid Society—Illness Narrative in A Rose for Emily

1. 引言

作为美国“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以其别具一格的意识流风格以及娴熟高超的叙事技巧为读者绘制了一幅衰败而又怪诞的南方画卷。其最负盛名的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A Rose for Emily)以南北战争时期变迁中的南方社会为背景，以短小的篇幅向读者刻画了爱米丽小姐从优雅矜贵的贵族小姐沦落为孤僻、癫狂的“杀人恶魔”的异化过程，小说女主角爱米丽的悲剧背后掩藏的是整个南方社会的悲剧性命运，这也寄托着作者对南方社会中人类艰难生存处境的关切与担忧。

纵览国内外学者对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研究，文学评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叙事特征、象征手法以及哥特主义等。例如，王敏琴从“从时间倒错、人称代词所指模糊和无名的声音”( [1]: p. 67)三个方面对小说中的叙事特征及其加以阐释，而顾红则着眼于小说中的修辞手法，认为象征手法的运用是为了揭露“南方腐朽社会制度与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 [2]: p. 379)二者间存在的冲突。还有学者聚焦于小说中的哥特主义研究，从弗洛伊德“怪异”概念中的“双重性”切入，进而阐释多层双重性构建出的“多维度幽灵幻境”能够为读者制造出一种“多层面的怪异感”( [3]: p. 127)，其效果比“怪异”本身更为奇异诡谲。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疾病书写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事实上，福克纳在小说中以层次丰富的疾病意象，如偏执症、自闭症与疯癫症，向读者揭露了看似平静的杰弗生镇下潜藏着的异质意识形态相互碰撞的暗流。与此同时，小说中个人的主体异化具有鲜明的社会畸变性指向，其暗示了战后陷入“迷惘”思潮并被清教主义所侵蚀的病态的美国南方社会。两条叙事主线在疾病表象的遮蔽之下明暗交织，并峙推进，隐示着社会规约的“满”与主体意识的“空”，揭露出个人在与社会抗争中的沉默和失语，进一步鞭挞了病态社会对主体的禁囿、规训与迫害。

2. 主体异化与疾病：《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精神疾病

相对于身体上的“有形”疾病，福克纳在其文学作品中更倾向于“无形”的疾病书写，即通过精神医学上的隐疾来刻画人物。在《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福克纳主要描绘了两种病人形象——老格里尔森的偏执症，以及爱米丽小姐的自闭症与疯癫症，试图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对立来揭露南方社会对主体的思想殖民以及对个人主体性的消解。

作为格里尔森家族的掌权人，老格里尔森是典型的南方男权社会的卫道者，他秉持着清教主义恪守的温婉淑良、高贵贞洁“女性气质”，一心要将自己的女儿塑造成传统意义上的“南方淑女”。他是家族权力的中心，却又患有精神医学上的偏执症。这种病人会固执地坚持自己偏颇性的看法，他人的不遵从可能会激发出患者的敌意心理，甚至攻击性行为。在小说中，老格里尔森偏执地捍卫着南方旧传统，甚至不惜摧毁女儿的一生，无论是生前死后，都是爱米丽小姐逃不出的精神藩篱。对于爱米丽小姐的童年生活，福克纳只以叙述者印象中的一幅家族画像淡淡带过：精致温婉的爱米丽小姐身后站着“背对爱米丽，手执一根马鞭”( [4]: p. 45)的严肃父亲。一方面，父亲手中的“马鞭”暗示着由于父亲的偏执症可能带来的攻击性行为，爱米丽小姐在童年的成长过程中可能遭受过一些生理上的惩罚。而另一方面，作者巧妙地以这种“篇幅缺席”来暗示爱米丽小姐童年的空白，在父亲的严格管控下，她没有母亲，没有朋友，更没有感受过一丝爱意，她只是在南方性别话语的遮蔽下塑造出的观念性的女性身体，是父亲手中缺乏主体性的提线傀儡。待爱米丽小姐成年后，父亲依旧偏执地秉持着南方社会的性别机制，继续严格管控着爱米丽小姐的生活与爱情。由于老格里尔森对他塑造出的“南方淑女”甚觉满意，因而他拒绝了所有上门提亲的男子，导致爱米丽小姐年过三十尚未婚配。而令人惋惜的是，即使在父亲死后，爱米丽也没有能够颠覆父亲的权威，依旧在壁炉前的画架上端正地摆放着“父亲的炭笔画像”( [4]: p. 42)，继续顺从南方社会加诸在女性身上的种种规训。在《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老格里尔森接纳并内化了南方社会中的父权制文化，割裂的性别话语导致了男性的主体异化，福克纳实则试图通过父亲的偏执症来鞭挞南方社会中失衡的性别机制，以及其制约性标准对女性造成的界定与迫害。

如果说老格里尔森是南方社会权力机制中的男性“自我”，显然爱米丽小姐就是社会从属地位中的“他者”牺牲品。在南方社会的规约性标准之下，爱米丽小姐被剥夺了个体主体性，俨然成为性别话语与种族问题交织的文化场域。在爱米丽小姐悲剧般的一生中，她对刻板的社会规约做出的唯一反叛便是与“北方佬”荷默先生相恋。作为南方贵族传统的化身，这样违背阶级与伦理的相恋显然是不被世俗所允许的，但那段时间却是爱米丽小姐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然而好景不长，在荷默的“离奇失踪”之后，爱米丽彻底失去了主体觉醒的源动力，又再次沦为了沉默、消极、空洞的社会存在。实际上，她本应该是带有精神救赎功能的南方贵族象征，但在权力机制的压迫与爱情的挫败之下，她不仅难以拯救南方人民的信仰崩塌，还陷入了消极的自我认知，患上了自闭症与疯癫症。她性情大变，变得冷漠无情，不苟言笑，成为了人们口中“无法接近，怪僻乖张”( [4]: p. 50)的“怪女人”。与此同时，她整日闭门不出，与外界几乎断绝了一切联系，其生命的延续仅靠家中黑奴的帮持。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爱米丽的自闭症可以被视为一种对男权文化下女性遭受的泯灭人性的生活的严词拒绝，只是相比于进行激烈的反抗，她选择了另一种更为极端的自我隔离的方式，将自己驱逐为南方文明和理性符号之外的边缘人，以此遁入冷酷现实外的“玫瑰般的”乌托邦世界。

显然，这个“玫瑰般的”世界便是爱米丽小姐的屋宅里二楼那间上锁的密室，那里悬挂着玫瑰色的窗帘，摆放着玫瑰色的灯罩，还掩藏着她“永恒的爱人”。为了将荷默永远地留在身边，爱米丽小姐用砒霜毒死了他，并将他的尸体藏在二楼的密室中，与尸体同床共枕了四十余年。现实的重重压迫带来了爱米丽小姐精神世界的断裂，因而她选择了“杀人”这样非理性的疯狂行为来挣脱南方传统的层级监视，并解构南方社会的思想殖民。事实上，疯癫这一精神疾病是人在极端的不自由中被迫采纳的消极选项，是忧虑和苦痛无法宣泄后的内在转向。具体而言，疯癫症的患者体现了一种对“熟识世界的丧失与陌生化”( [5]: p. 145)，他们无需遵循正常的社会秩序，但同时也被剥夺了主体的存在价值。在小说中，爱米丽小姐的人生以疯癫症悲惨落幕，这一方面宣告着在荒诞世界与苦痛人生下的心灵解放，另一方面也暗示着理性意义与主体意识的自主消解。在《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爱米丽小姐显然是南方社会中女性群像的缩影，失衡的权力机制与性别话语导致了女性的主体异化。荒诞世界的压迫与生存处境的苦痛避无可避，因而，她们只能转向自闭症、疯癫症等精神疾病来进行自我放逐与自我边缘化。通过对爱米丽小姐自闭症与疯癫症的描写，作者深刻地揭示了在南方权力体系之下女性话语权的缺失以及社会的非理性化趋向。

3. 病态社会与疾病：《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病源分析

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病态而又腐朽的南方社会，小说中的人物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思想体系殖民与权力机制捆绑。而实际上，写作文本是一种深受历史语境、文化传统与意识形态等现实因素侵染的话语，因此，小说中人物的主体异化实则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是现实社会的疴疾将疾病叙事带入了作者的写作视野之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福克纳可以被视为“美国南方社会和文化传统的产物”( [6]: p. 47)，他在对南方文化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中构建出了其具有独特历史面向的文学体系。福克纳幼时生活在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一带，当时的美国南方处于以家庭为核心的农业社会，庄园经济十分繁荣。然而，当南北战争南方战败后，南方传统价值体系迅速崩塌，南方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与物质家园也在战争的硝烟中化为灰烬。此时，在揭去“南方神话”的面纱之后，我们能够管窥到美国南方的实质，南方社会表面的繁荣泡沫之下掩藏着的是非人性的种族主义以及罪恶的奴隶制度。因此，福克纳对待南方社会的态度是复杂而又矛盾的，这般“归依与逃离”的悖反格局造成了福克纳身份的悬置，这在福克纳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极为明显的体现。一方面，福克纳对其故乡及南方传统依旧持有一定的文化认同感，因此他以故乡为原型创作了“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一系列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便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部短篇小说。在小说中，杰弗生镇中的南方人民以南方传统文化为信仰，因而对南方贵族的代表爱米丽小姐一直持有尊敬之情，免除她的税务，还会将孩子送去向她学习绘画。而另一方面，他也逐渐开始对南方文化进行反思，尝试揭露出南方传统文化中残酷和非理性的一面。在小说中，当爱米丽小姐与“北方佬”荷默相恋时，杰弗生镇中的南方人民宁愿传言说爱米丽小姐是继承了格里尔森家族的疯癫症，也不愿意相信南方传统文化的“化身”会与北方人有所勾结。由于主体性的缺失与信仰的危机，他们紧紧地抓住爱米丽小姐这最后一根精神上的“稻草”，这也暗示着当时南方人民在价值体系崩塌后而陷入的“迷惘”思潮。与此同时，在这历史责任的重压之下，爱米丽小姐最终只能以疾病为突破口，试图逃离这残酷而又荒诞的现实世界。福克纳借老格里尔森和爱米丽小姐的精神疾病以及爱米丽的悲剧性命运对战后病态的南方社会进行解构，积极询唤着南方文化与社会现实的接轨，以及美国精神世界的重塑与回归。

事实上，南方种植园社会不仅催生了罪恶的奴隶制度，还推动了以男性权威为核心的社会体制的建立。在南方种植园的经济模式之下，男性要负责庄园的种植以及家庭的全部收入，是家庭的领导者，更是南方社会的权威标杆。为了巩固以男权为核心的价值符号体系，当时的南方社会几乎切断了女性通向教育与职业的所有道路，同时在思想层面为女性量身打造了许多的“女性神话”，试图将女性的社会生存空间完全限制在家庭之中。在这样畸形的社会话语规训之下，女性自然而然就被排斥到驯顺沉默的客体地位。与此同时，由于清教徒向美国的移民以及新教教义对南方奴隶制的支持，新教势力在美国南方迅速发展，很快便成为了南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势力。作为新教文化的核心要素，清教主义也对南方社会以及南方人民的价值体系与道德观念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清教主义信奉原罪说，压抑人的欲望，并攻讦世俗的享乐。由此可以看出清教教规对普遍人性的要求已然十分严格，而实际上，其对于南方女性的桎梏却更为苛刻。清教主义秉持着“男尊女卑”森严的等级制度，将其作为上帝的意指，并依此设立了所谓的清教主义“妇女观”。它苛求女性的淑良、贞洁与顺驯，因而“顺从丈夫，忠于家庭”便成为了女性唯一的社会准则。在《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福克纳同样刻画了一个性别机制失衡的病态社会。在小说中，以爱米丽小姐为代表的南方女性普遍处在权力体系的双重压迫之下，她们一方面顺从着男性社会的层级监视，另一方面又主动内置化这种监视，将其作为女性本身的制约性标准来绝对遵从。此时，作为被边缘化的“他者”，南方社会中女性的主体性已经被逐渐消解，同时她们的社会性存在也失去了原有的价值，最终凋零于一片无序、拼贴的男性话语之中。

4. 文学警示与疾病：《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疾病叙事的意义

20世纪初是美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它见证着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割裂与转轨。与此同时，西方现代医疗手段也迅速发展，这就将疾病逐渐引入了文学创作之中，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叙事要素。在《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福克纳的疾病叙事则更倾向于精神疾病的书写，他以现实语境为基础，致力于表现人物间的多层次冲突以及病态社会对人性造成的不可逆转的损害。那么，福克纳是如何以疾病重构自己的文学意义世界，疾病又是如何瓦解人性的层层幻象，并解构个人间以及个人与社会间的关系呢？

4.1. 情节意义：悲剧氛围下个体的对抗结构

在《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福克纳围绕疾病这一叙事要素主要建构了两组对抗结构，即病态个体之间的对抗以及病态个人与病态社会之间的矛盾。福克纳首先将群体之间的纽带割裂，将小说中个体之间的对抗结构安排在两个“病人”，即老格里尔森与爱米丽小姐之间。在清教主义“妇女观”的侵蚀下，老格里尔森的思想意识被格式化，为了将女儿“雕琢”成“南方淑女”的典范，不惜毁了爱米丽小姐一生的幸福，而爱米丽小姐在父亲的绝对管控之下，只能通过疾病转向来乞求半刻的自由。不仅如此，为了激化人物之间的矛盾，福克纳还刻意将两个冲突的人物安排在那幢封闭的“四方形的白色木屋”之中，在这般狭小而又禁闭的空间之内，病态的爱米丽小姐根本无法逃脱出去。即使在生活中她的肉体可以短暂逃离，但她的灵魂却被永久地囚禁在父亲为她打造的父权制“金屋”之中，这种人物的窒息与绝望感更为小说增添了几分凄凉的悲剧色彩。而事实上，父女关系本应该是社会关系中最为亲密的一种，福克纳刻意异化这种社会关系，使之成为小说中剑拔弩张的对抗结构，实则也在暗中鞭挞病态社会对人性的泯灭以及对传统伦理文化的篡改与破坏。另一方面，在这种无尽的绝望感的驱使之下，爱米丽小姐妄图与整个病态的社会对抗，她剪掉了长发，又违背阶级与北方工人荷默相恋。但令人惋惜的是，荷默并非以真心相待，爱米丽小姐爱情的凋零也暗示着她与世界的对抗再次以失败而告终。因此，在小说中，对抗首先表现为病态个人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再逐渐拓深为病态个人与病态社会之间的僵持与对抗，但在当时的南方社会中，这种对抗是无力而又消极的，这也注定了爱米丽小姐悲剧性的人生收场。

4.2. 道德意义：社会镜像下冷漠的群体画像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众多现代性疾病接踵而至，病人需要的是现代医疗手段的外部帮持以及人际关系网络的内在支撑。在《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福克纳借叙述者之口表达着杰弗生镇上的南方人民对爱米丽小姐的尊敬与爱戴，但实则却为读者刻画了一幅冷漠而又病态的“看客群体”画像。在小说中，杰弗生镇是美国南方的一个偏远小镇，人口的稀少带来了小镇居民之间的熟稔，而作为南方传统化身的爱米丽小姐自然也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对象。在爱米丽小姐幼时，人们的确觉得老格里尔森对爱米丽小姐的教育和管控太过苛责，但为了南方“贵人举止”的有效传承，大家都不约而同选择缄口不言。待爱米丽小姐与荷默相恋时，小镇中的居民无人为她找到了爱情与自由感到高兴，他们只是觉得高贵的南方血统遭到了玷污，认为她是“全镇的羞辱，也是青年的坏榜样”( [4]: p. 48)，并迫使浸礼教牧师和她的两位堂姐妹前往劝说。即使当爱米丽小姐前往药店购买砒霜时，小镇中的南方居民也只是在背后散布爱米丽要自杀的传言，再不痛不痒地念叨几句“可怜的爱米丽”以映照自己人性化的一面。秉持着所谓的“看客心理”，没有人前往阻止爱米丽小姐的“自杀计划”，他们甚至在暗中庆幸自己引以为傲的南方传统象征能够以这样贞洁而又高贵的形式死去。福克纳将小镇中的群体关系极端化，致使其中相互独立的个体在本能的驱使下只专注于自己的利益，病态的人际关系之下掩盖的是群体关怀的消逝以及传统道德的泯灭。此外，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实则是南方社会的现实镜像，它消泯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达成了文学层面与现实层面的二元重叠。

在《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福克纳借助疾病叙事为读者呈现出了一种隐喻性的真实，每一处人物的刻画以及情节的安排都具有鲜明的社会性指向。此外，各种疾病元素的融入加强了小说的现代性属性，突出了病态社会对主体的异化，以及女性他者处在社会边缘时的绝望、割裂与挣扎。与此同时，小说中病人群体的悲剧性命运也传递了福克纳对南方病态社会中人类所处的“精神荒原”和“思想殖民”的焦虑与担忧，这种异化危机也唤起了读者对个人与社会、生命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