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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花儿”的早期记载与研究活动.docx

花匠小妙招
2024-09-25 10:45

关于“花儿”的早期记载与研究活动西北“花儿”，以其五彩缤纷的靓丽，引起世人的关注。可惜在它早期的萌芽阶段和产生初期，限于历史的社会的世俗的多种因素的限制，很少留下文字记载。据甘肃学者王沛在《中国花儿曲令全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XX年出版）中说，明代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兵部尚书王竑辞官回家后，在家乡大夏河畔留下的诗作《柳岸薰风》中赞颂“花儿“音乐：“堤边杨柳郁如林，日日南风送好音。长养屡消三伏暑，咏歌曾入五弦琴。”王沛认为，“南风送”来的“好音”，正是优美的“花儿”旋律。如此说成立，则比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高洪的诗作《古鄯行吟》中所提及的“花儿”早了100多年。不少传统“花儿”中提及明代“十三省”。甘肃学者柯扬在论著《诗与歌的狂欢节》（甘肃人民出版社20XX年出版）中说：“洮岷‘花儿’中唱到：‘松树林里虎丢盹，看见尕妹担的桶，人品压了十三省。’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明初沿用元代的行省制，將元代的十一省增加为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包括现在的甘肃）、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十三省。后又改称‘十三承宣布政司’，清康熙以后增为十八省，光绪时增至二十三省、四藩部。所以说，‘十三省’是明初的概念，是指的全国。说这首花儿产生于明代，看来是恰当的。”宁夏学者武宇林在《中国花儿通论》中认为，青海民研会1982年编印的《“少年”（花儿）论集》以及罗耀南《花儿词话》中搜集举例的 “十三省”花儿，皆属于此类。如此，“花儿”在明初，实际上就已唱红。赵宗福《花儿通论》：高洪，明代西北名士，山西籍名宦、诗人。明神宗万历年间曾任职河州，尊严有度，博学善吟，重视地方人才培养，颇有政绩，去后曾入祀名宦祀（王世臣《河州志·名宦》）。任职期间曾西游湟水流域，写下了《古鄯行吟》之二：“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钞本《秦塞草》）明确地记载了“花儿”当时已在河湟地区唱红的胜景，这是迄今为止，最早确切记载“花儿”演唱的文献，比吴镇有关“花儿”的诗句推早了将近200年。马志勇《河州志校刊》（甘肃文化出版社20XX年）：据明代吴祯著《河州志》载，高弘（误为高洪），山西大同府朔州人，举人，成化庚寅年任。魏泉鸣《中国花儿学术史论稿》（西北民族大学编20XX年）：《河州志》人物志名宦对高弘有“在任尊严守正，笃学善吟，人材多有成就”的评价。明代成化年间乃宪宗皇帝朱见深在位，1465—1478年凡23年。明代万历年间乃神宗皇帝朱翊钧在位，1573—1620年，凡48年。万历年间以最后一年计距今为384年，成化年间以最后一年计距今已517年，两者之间相差133年。明宪宗成化六年为庚寅年，公历对应为1470年，高弘在任期间，至今已534年，“花儿”一词出现距今已530年左右了。《我忆临洮好》，甘肃临洮人吴镇（1721—1797年）作，共10首，其中第9首“我忆临洮好，灵踪足胜游。石船藏水面，玉井泻峰头。多雨山皆润，长丰岁不愁。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此为甘肃张亚雄、慕少堂1936年12月3日在《松花道人赏识花儿》中所引。吴镇与诗人袁子才、蒋心余、赵瓯北同时，随园诗话亦盛称其作品。忆临洮10首，大概是游宦潇湘时所作。《甘肃竹枝词》，清代道光初年安徽桐城人叶礼漫游甘肃、青海一带时，作竹枝词8首，其中一首写道：“男捻羊毛女耕田，邀同姊妹手相牵。高声各唱花儿曲，个个新花美少年。”见赵宗福《花儿通论》，此为“花儿”与“少年”称谓同时记载的最早诗作。《循化志》，清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编修。据青海学者董绍宣和甘肃学者王沛分别查考，该志书记载了当时流行的花儿：“大力加牙壑里过来了，撒拉的艳姑哈见了；撒拉的艳姑是好艳姑，艳姑的脚大者坏了；脚大手大的不谈闲，走两步大路是干散。” 《游松鸣岩》，近代陇右诗人张建作，“松鸣佳景出尘埃，一度登临一快哉。石磴疑从云际上，天桥浑向画中排。林藏虎豹深山古，路接羌戎绝径开。我亦龙华游胜会，牡丹听罢独徘徊。”这是甘肃学者柯扬从清黄陶庵纂《导河县志》中所查，柯扬在《花儿溯源》一文中认为“诗中‘牡丹听罢独徘徊’一句，明确指出所唱的是花儿。‘牡丹’一词，或是指‘白牡丹令’之类的令名，或是用牡丹作比喻，或是指《十二月牡丹》一类的专唱牡丹的花儿，三者必居其一。” 《松鸣岩古风》，近代陇右诗人祁奎元作，其中“老僧新开浴佛会，八千游女唱牡丹”句，甘肃学者王沛《河州花儿》中引用并认为“唱牡丹也可能指唱花儿。” 《花儿集抄》、《花儿探索》，分别是十九世纪末邓华堂先生记录过的手抄本，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花儿”研究，标志着“花儿”理论研究的兴起。可惜未出版就全部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