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讯息】韦仁忠：原生到再生：非遗保护语境下西北“花儿”的传承与创新
原文刊载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8年第01辑，引用时核对原文。
原生到再生：非遗保护语境下西北“花儿”的传承与创新
韦仁忠
摘要：西北“花儿”于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保护和传承它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现代化和城镇化使“花儿”的文化生态和传播主体发生了变迁，使其传承受到很大的冲击。是固守“花儿”的本真性还是灵活创新，成为各界的讨论焦点。文章认为“花儿”的保护并非还原其“原貌”，在尊重其本真性基础上活态的吸纳、创新和与时倶进是“花儿”能传承下去的不二选择。“花儿”保护与发展地方经济并不矛盾，将“花儿”与市场有机融合，在创意产业中寻求更大的舞台。在数字化保护的基础上鼓励民间及学界对“花儿”进行高质量的改编和再创作。从原生到再生，即从遗产到资源创新才是更深刻、更持久、更重要的保护手段。
关键词：非遗保护；原生到再生；西北花儿；传承与创新
作者简介：韦仁忠，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教授，博士。从事民族社会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新世纪以来，在人类非遗文化保护的国际语境中，我国的非遗文化保护传承蔚然成风，西北“花儿”的保护传承也不例外。2006年，“花儿”（甘肃莲花山花儿会、松鸣岩花儿会、二郎山花儿会，青海老爷山花儿会、丹麻土族花儿会、七里寺花儿会、瞿昙寺花儿会，宁夏回族山花儿）入选首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以此为契机，“花儿”艺术的保护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2009年，在阿联酋举行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由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联合申报的“花儿”，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之一。[1]这既是“花儿”文化圈各族人民的荣耀，也意味着甘、青、宁等省区的各级地方政府和文化部门、民间歌手及专家学者，都要承担起保护和传承的责任。但是，具有如此巨大影响的“花儿”究竟如何保护传承？和国内众多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一样，存在着诸多操作上的难题。有些学者由于受到“历史遗留物”等说法的影响，提倡用“原汁原味”、“原生态”等主张来保护“花儿”，他们认为，非遗不应该与经济发展相关联，这样会破坏其“原生态”，希望
保留“原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个别人士还用“本真性”来强调非遗的“原汁原味”，他们更关注非遗的“过去”而忽视“现在”。而另一部分人的观点却完全相反，认为“非遗就是拿来用的”、“非遗应该完全市场化”等，他们更看重“当下”忽略非遗的“历史”。从2003年至今，关于非遗保护的研究与实践已有十余年，但到底如何去保护非遗，观点还没有达成一致。本文从非遗保护的视角，提出了如何保护、创新和传承西北“花儿”的思路。
一、文化熔炉：西北“花儿”的族际共融及多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实践
“花儿”亦称少年，是广泛流传在大西北以情歌为主的一种山野民歌。它历史悠久，明代万历年间地方官员高洪在今天青海民和古鄯一带写下了《古鄯行吟》组诗：“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诗中明确提到“花儿”一词，并且描写了农家男女边耕耘边歌唱的情景和“花儿”曲调断续悠长的音乐特色。[2]这是迄今为止，确切记载“花儿”演唱的文献。据此推算，“花儿”距今至少已有六百年多年的传承历史。历史上的西北地区地广人稀、环境相对闭塞，“花儿”成为当地民众表达男女情感的独特载体：“樱桃们好吃着树难栽，葡萄树要搭个架哩；心里头有话着口难开，花儿（啦）要搭个话哩。”前两句是起兴，后两句才是歌者所表达的意愿。在传统的观念里，“花儿”不准在家里演唱，也不准在有血缘关系或辈分不同的异性面前唱，山坡放牧、山林樵采、田地劳作、水上放筏、商贩旅途才是“花儿”的自由天空。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花儿”的演唱也从山林走向了城市，从田间走向舞台，从业余走向专业，从自娱走向市场化。歌唱内容也融入了时代的元素：“阳山的鹿羔儿阴山里来，阴山里吃一趟水来；尕汽车开上了跟前来，把你的连手（哈）看来。”
“花儿”自诞生起，深受当地民众喜爱，已深深融入他们的生命和生活里，这首“花儿”就是最真实的写照：“千万年的黄河水不干，万万年不塌的青天，千刀万剐我情愿，不唱我花儿是万难。”把人性中最真最原始的欲望表达得淋漓尽致，成为民众的生命记忆。“花儿”是当地民众单调生活里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在紧迫的农忙时节也不忘唱上一首“花儿”：“油泼辣子油泼蒜，割麦天，辣辣地吃上顿搅团；龙口里夺食一整天，麦垛子，剁成山，高兴着唱上个少年”。“花儿”已成为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每年“花儿会”期间，人们在草木幽静处相聚，放声歌唱“花儿”，尽情地宣泄情绪，更有一些有情男女在这里相互唱着爱慕的情歌，成就一段姻缘。“花儿”传唱地域辽阔，绵延流行在西北的青海、甘肃、宁夏、新疆四省区，以及西藏、陕西、内蒙古、四川等省区与上述流行省区接壤、相邻的部分地区。有汉、回、土、撒拉、东乡、保安、裕固和部分藏、蒙古等九个民族以汉语方言口头传唱、互动。[3]其传唱民族之多，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罕见的，具有民族共融性的价值，一般民歌只流行于两三个民族，而“花儿”在不同信仰、不同语言环境、不同生活习俗的九个民族中达到了涵化共融，是西北多民族文化熔炉中共有的文化植被。这对于中国民族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于研究中国西北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共融性、统一性更有重要价值。长期以来，西北地区各民族间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吸收，这种文化互动促成了“花儿”多元开放体系的形成，成为多民族共融的典范。[4]它既充分体现了中国西北多民族文化交融与互补的特点，也证明了“多民族共创共享”的可行。正是这种突出的特点，也是它能够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必须认真加以保护的原因之一。
“花儿”以表达男女情爱为主，但又不限于此。除了抒情“花儿”，还有叙事“花儿”。叙事“花儿”是了解西北民族历史、文化等的“活化石”。“马步芳修下的乐家湾，拔走了心上的少年；哭下的眼泪和成面，给阿哥烙下的盘缠。把阿哥送到了黄河的沿，眼看着逼上了渡船；河里的浪花儿翻三番，活拔了尕妹的心肝。”这首“花儿”以马步芳强征暴敛、狂抓兵丁为背景，生动反映了当时被抓兵丁和妻子生死离别的情景。“花儿”也是西北历史演绎和社会变迁的时代见证，如“唐古拉山上的烟瘴大，山根里冻下的冰渣；现在的科学真发达，屋脊上铁路（哈）修下。”以艺术的形式呈现了青藏铁路开通之后民众的喜悦之情，既表达了情感，又陈述了事实。“花儿”传唱的历史还是一部人口迁移史，是一部跨文化传承史，迁徙对“花儿”的形成乃至演变发展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促成了各路“花儿”的广泛传唱与演变，随着各民族间长期经济交往和不断迁徙，遍布各地的行商和一批批的移民们，把“花儿”带到了他们足迹所至的地方，“花儿”被许多地区、许多民族的人们所接受传唱，并融入吸收了当地音乐文化，演变成新的曲调，如流传至新疆的花儿：“逃难者新疆省安了家，天山下种了个庄稼；唱花儿想起了大河家，忘不了养我的老家。”[5]在历史长河中，“花儿”伴随着该地区民众的生活发展而发展，是民族历史和民族基因的沉淀，它既是各族人民感情交流与思想沟通的重要媒介，也是西北多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实践。
二、时代困境：新时期西北“花儿”的生存境遇
一种民间文化样式或者一种久远传承的文化活动有其无法剥离的环境、场所或某种特定的、定期的文化仪式及其参与的人为的行为和规程，这是文化产生并稳定留存所必须的文化生态。[6]“花儿”延续至今最基本的条件是封闭的乡土生活土壤和世代相传的传承人，封闭的乡土生活给了西北“花儿”灵感和灵魂，而传承人则是“花儿”传递下去的必然保证，此外，“花儿会”、赛马会等文化仪式也是“花儿”得以传承的肥沃土壤。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花儿”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花儿”的生存困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传播主体的流逝和网络媒介对“花儿”的冲击
在文化的传播与传承过程中，传播主体非常重要。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有很多年轻的农牧民离开乡土或到当地县城开饭馆、搞养殖等，或到外地的大城市打工，这就把其中的一部分“花儿”唱家和潜在的传播者被吸纳走了。离开了农牧区，也就意味着离开了“花儿”产生的文化生态，因为“花儿”属于“触景生情”型的活态民歌，宽阔的草场、林地，所见的每一个景色或动植物都是花儿中的唱词。农业和牧业生产以及封闭的环境是“花儿”兴起的重要现实依据，没有了这种大环境，“花儿”必然失去其源头活水。
另外，来自外部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如今是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在大众媒体的强势传播下，很多“花儿”受众不可避免地被分散，导致爱“花儿”唱“花儿”的人减少。各种自媒体、网络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已经有更多的娱乐方式，面对多元文化、多元娱乐方式的冲击，“花儿”已经对许多青年人失去了吸引力。[7]“花儿”是口授心记而得以传承的民歌，虽然也有不少人是在“花儿”的熏陶中边体会边学唱而“自学成才”的，但往往是特别喜爱“花儿”的年轻人拜一两个有名的唱家为师父，长期跟随学习，容易成为优秀的新歌手。自学的氛围没有了，师徒或代际传承就成了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由于年轻受众群体的被分散，导致中老年传播者与年轻传播者之间的传承断层，使传播主体不断萎缩。这种传承体制的断裂，如果不及时修补，时间长了会导致传承人想传寻不到弟子，年轻人想学找不到老师。届时，“花儿”的流传只能依靠冷冰冰的大众传媒，传下的只是“花儿”的空壳，没有民族文化内涵的解读，也没有声情并茂声腔调式的美妙，没有写实与想象合作下的创新，也没有即兴演唱的欢愉，只剩下照猫画虎的模仿，“花儿”将失去灵魂。
（二）“花儿会”的变异挤压了“花儿”生存的空间
研究“花儿”的保护与发展，离不开对“花儿会”的探讨。“花儿会”是西北民众演唱“花儿”、交流情感的集会活动，是“花儿”赖以存在的主要文化空间。它历史悠久、规模宏大，被誉为“中国的狂欢节”、“西北的民间文化盛会”。[8]历史上的“花儿会”具有娱神、娱人的双重功能，传统礼俗活动与“花儿会”依附共生，为唱“花儿”构建起必要的文化土壤。
20世纪中期以来，以祭神、祈福为代表的传统礼俗活动遭到禁革，致使传统“花儿会”中的娱神功能缺失，“花儿”所倚赖的文化空间就不能提供充分的精神养料。“花儿会”在娱神功能缺失的同时，娱人功能也渐趋弱化。随着非遗保护的热潮，“花儿会”逐渐让位于舞台化、程式化的表演，“花儿会”上唱“花儿”交流情感的作用逐渐淡化。由于媒体技术的进步，现在许多人，即使是“花儿”的部分忠实粉丝，也开始习惯于在家中欣赏“花儿”歌手演唱的录音与录像，而很少会赶上几十里的山路去逛“花儿会”，于是，“花儿会”现场的娱人功能也遭到削弱。当下的“花儿会”，商贸活动得到极大加强，商人们在会场内开展不同形式的销售活动，使得“花儿会”成为促进当地商业繁荣的重要载体。让人忧虑的是，人们赶“花儿会”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花儿”艺术，而是去参加各种商品交易会。于是，“花儿会”由传承与发展“花儿”艺术的文化平台，嬗变为以繁荣商业、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要着眼点的经济平台。[9]
同时，“花儿会”因各种力量的介入使主题难以聚集。政府、商家、学者、游人汇集在一起，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在“花儿会”上各取所需。“花儿会”的生态因大家的到来变得“异彩纷呈”。首先是“花儿”演唱场地的改变。以前，“花儿”的演唱是不固定的，由歌手自设歌坛，性情所至，随意而为，而且受到场上每一个参与人的情绪的影响，流动性较强，但现在更多的是事先规划设计好的，搭台设点，场地固定。其次，“花儿”歌手和听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以前二者之间互动性强，没有明显的界限，现在歌手都是事先邀请好的，演出时间和地点都是确定好的，歌手和听众之间有了明显的阻隔。另外，“花儿”演唱活动，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较少受到其他因素的控制和干扰。现在，景点和公园等这些原来演唱“花儿”的主要地方加收门票，想要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要付费，“花儿”的欣赏和演唱变成一种有偿消费，这在提高了消费成本的同时，破坏了演唱“花儿”的积极性。[10]这些都在悄悄侵蚀着“花儿”生存的土壤。
三、现代之路：再生产视角下西北“花儿”的传承和创新路径
文化传承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再生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的建立对文化再生产提供了系统的支持。目前，学界在对于非遗传承中的保护与发展进行着热烈的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是秉承古例，维系不变，还是应该尊重规律，不断开放、创新，这些话题都成为争论的焦点。[11]2015年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IGC)第十届常会审议并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公布了12项伦理原则，其中第八条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性和活态性应始终受到尊重。本真性和排外性不应构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和障碍。”第十一条强调：“文化多样性及社区、群体和个人的认同应得到充分尊重。”我认为这切中了当前我国非遗保护传承中的一些误区、偏见。
本真性“Authenticity”一词的起源可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有“原初的”、“权威的”含义，彼时用于指代宗教著述及宗教遗物的真实性。本真性被正式引入遗产保护领域是在20世纪60年代，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奠定了本真性对国际现代遗产保护的意义，提出“将文化遗产真实地、完整地传下去是我们的责任。”[12]尊重非遗的本真性是必须贯彻的理念，但如果过分强调本真性，会使非遗的保护走入无解的绝境。我们应该尊重非遗文化的自然发展，用动态性和活态性来看待非遗文化的发展，要尊重已经得到社区、群体乃至个人认同的文化现象，尊重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不能以固定不变的本真性和极端情绪的排他性来对待非遗文化，从而成为非遗保护传承中的问题和障碍。有学者担心，创新会改变非遗的文化形式，破坏了本真性。实质上，这种创新是继承中的创新，若不创新传承形式，非遗项目的本真性将会在其他文化冲击下，自然变异，甚至消失消亡。[13]在“花儿”的保护和创新传承中，理解上述两条非遗伦理原则必须客观公正、拿捏有度，决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出于短视的实用主义而急功近利，要么政府参与过度，要么超负荷市场化，表面上呈现出政府、商家、学者联动共谋“花儿”的保护，实际却陷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老套路，真正丧失了“花儿”的“本真性”，这样的“花儿”创新既不是文化的多样性，也得不到社区、群体和个人的认同；既有损“花儿”的文化生态环境，又使“花儿”沦为没有灵魂的“转基因”产品。这样舍本逐末式的保护坚决不能要。那么到底怎样保护“花儿”这一非遗产品呢？笔者认为在敬畏传统和保持本真的基础上灵活创新，在活态发展中保护传承“花儿”才是正确的选择。
首先，要摒弃标本式的孤立保护，不仅要保护“花儿”本体，更要精心维护“花儿”艺术生存所必需的文化空间。[14]非遗一旦脱离传承的语境，其相貌就会走形变样，所以要坚持“花儿”保护传承的语境，坚决反对去语境化后的行政主导和缺少民众和“花儿”歌手参与的“创新”。正如学者所云:“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传承主体，不是政府、商界、学界以及各类新闻媒体，而是那些深深根植于民间社会的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15]在近年来的非遗文化热中，“重申报、重立项，轻保护、轻传承”成为地方政府的通病。有的地方打着保护传承非遗文化、推动旅游产业的旗号，过度行政干预，把传统的传承场域和基本的传承方式加以颠覆，“花儿会”大半是“挂羊头卖狗肉”，其中流行歌曲占据半壁江山，有些甚至重金聘请歌星演唱和“花儿”完全不沾边的其它歌曲，而“花儿”演唱仅仅是点缀，“花儿”唱家完全被边缘化，更少了唱家与听众的互动，没有老百姓参与当然得不到他们的认可，这种“一厢情愿”式的保护违背了非遗保护伦理原则。这种本末倒置、传承场域和传承主体变异了的“创新”，致使“花儿”的本真性被彻底篡改。如果失去了传承语境或者把“花儿”变成一场商业活动的“噱头”，这种行为表面上貌似在保护“花儿”，实际上是在摧毁“花儿”。这是对非遗保护伦理原则“本真性和排外性不应构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和障碍”的误读和曲解。
其次，要走出对“本真性”的理解误区，在与时俱进中动态创新和传承“花儿”。国际社会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和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源泉，不仅要求非遗本身是不断发展创新的，更要求其能不断促进文化的整体性创新，使得文化多样性更加多样丰富。[16]尊重本真性并非还原其“原貌”，即保护非遗不是要保留它在传统社会的面貌，而是要接受它的变迁。一提到本真性，人们马上与“原汁原味”和“原生态”捆绑在一起，在非遗的保护中一定要跳出对本真性的僵化理解，决不能走极端。社会在变迁，事物都会发生演变，包括非遗。从变迁的视角看，非遗是可以利用和变革的，变革就是它的活力所在，保护非遗的本质就在于保持其“活性”。[17]非遗的保护不能将其固化在某一个时间或空间，而是以更加开放的视角来看待，并且立足于传承者主体，赋予其在非遗框架内的能动性，对非遗进行创造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就在于它是以人为载体的“活”的文化，深深扎根于一个文化空间，不断传承变迁。
“花儿”是典型的活态的非遗文化，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地丰富发展着的。这个活态性既表现在历时的历史演变上，也表现在共时的多元演变上，还表现在不同层次的发展趋向上。[18]如果否认这一点，就陷入了对“花儿”本真性的偏狭理解。创新是“花儿”传承的根本，但这里的创新绝不是一味迎合市场潮流而丧失“花儿”本身的灵魂和风骨。我们在“花儿”的保护工作中，既要关注它“优质基因”（主要指它的形态构成要素、特定的实践方式等）的挖掘、提炼和传承，也要关注它本身的吸纳、创新和与时倶进。[19]任何艺术形式都无法摆脱时代的烙印，只有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百姓，“花儿”才能真正生根发芽。脱离了时代语境的“花儿”保护是“不接地气”的典型表现，没有了养分，不论保护意愿有多强，“花儿”必将是要“凋谢”的。与本真性这一概念对立的，应当是指那些只取一点“花儿”文化因由，胡乱编造，却又打着民间文化的旗号将其商品化以谋求经济利益，使其脱离当地民众生活，得不到当地民众认可的造假行为，而不是指“花儿”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变革和创新。其实，包括“花儿”在内的民间文化都在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花儿”是可以“时尚”的，2010年，青海民族大学的3名学生将现代打击乐融入传统“花儿”，创出别具一格的“摇滚花儿”，歌曲一经上传便受到年轻人的追捧，他们用独特的形式引起了人们对新“花儿”的关注。没有一成不变的本真性，也没有唯我独真的唯一性，只要是区域民众或部分群体认可的“花儿”，就应该受到尊重。正如刘魁立先生所言：文化事象在变化，不可能完全不变，不能以某一时间或空间来看是否本真，非遗的本真要看它的基质本真性。[20]因此，要在活态多元中不断探索创新“花儿”，由于“花儿”流布的多民族性和多地域性，其传承生态也是丰富多彩的，在坚持基质本真性的前提下，对“花儿”进行“打扮”和革新是可行的，应在动态与活态中保护传承，不断吸纳时代的新内容，融合现代元素，使其在非遗保护的沃土中成为历史性和现代性自然结合的“花魁”，在观众眼里常看常新，常开不败。
第三，推动“花儿”与市场有机融合，在创意产业中寻求更大的舞台。当农耕文化受到冲击时，创新是延续传统艺术生命力的有效方式。在时代发展的新形势下，“花儿”艺术所倚赖的文化空间必然发生变化，因此，也不能搞封闭的博物馆式保护。“花儿”保护与发展地方经济之间并不矛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是传承，而文化创意的核心是创新。[21]所以“花儿”的传承必须在尊重其本真性、地域性和民众认可的基础上创新思路。我们应鼓励和支持“花儿”的适度产业化，将“花儿”与市场有机融合，但要提防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的错误倾向。这就需政府及相关部门、传承人、理论研究人员共同努力，不断引导民间力量参与“花儿”保护和传承路径，努力探索一条市场化、适度产业化的发展之路，使“花儿”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和传承中既有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
整合社会资源，发挥群体效能，探索文企联姻的新路子是“花儿”市场化的有效手段之一。事实证明，没有企业参与、媒体互动，“花儿”演唱会、艺术节以及相关的民俗产品推介活动就很难取得成功。近几年，许多企业都加盟支持“花儿”的发展，企业借“花儿”的魅力得到广泛宣传，“花儿”因企业的支持提升了社会效能。2006年以来，青海举办了集“花儿”与民族服饰展演、“花儿”和唐卡作品展演等为一体的“青海民族民间文化北京行”系列活动，制作精美的民俗艺术品与灵动悠扬的“花儿”水乳交融，受到了首都人民的欢迎。2010年，青海省文化馆精心编排的“花儿”演唱节目“天籁之音”因充分代表了青海高原多元的民族文化，还受邀参加了上海世博会展演活动。这都是“花儿”市场化取得的成效。
创意产业是时代的一个热点和命题，其核心是文化符号带来的巨大附加值。对于“花儿”的保护与发展，应适度与创意产业结合，可借助兴起的西部旅游热，让“花儿”和“花儿会”与旅游业紧密结合，使其成为重要的旅游品牌，借此扩大其名气和效应。不断推动“花儿”舞台剧等新艺术形式的成长，因为本真性与舞台化之间并非完全对立，也不必然导致文化失真。舞台化处理的文化遗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地文化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如土家族跳丧舞、侗族大歌、蒙古长调等经过舞台化处理，社会影响力逐年提升，甚至走上了国际舞台。2009年4月，大型花儿音乐诗剧《雪白的鸽子》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该剧以青海民间广为流传的经典“花儿”为题材，用传统、原真的表现形式，完整的向观众展示了青海农耕社会原貌，效果不错，在收获经济的同时扩大了“花儿”的社会影响，这对保护和传承“花儿”无疑是有推动力的。
第四，科技与人工双管齐下，突破对“花儿”文本的保护局限，对其进行数字化保护与高质量的改编和再创造。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为民族地方性知识的保护、抢救、收藏、整理以及开发利用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和技术。在现代新技术环境下，将多媒体技术应用于“花儿”文献信息的获取和存储，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科学、有效、客观地传播和共享“花儿”资源，它可更直观生动地记录和反映“花儿”这一文化的原始风貌和历史变迁，突破对“花儿”文本的保护局限。我们应该对“花儿”文献信息充分采用录音、摄像、计算机、网络等现代音、视频技术，进行收集、编译、标引、整理、储存以及数字化，可建图片、音像、实物“花儿”文献信息数据库，对其进行高效保护、传播和共享。[22]
另外，应主动凝聚那些喜欢“花儿”的具有探索精神的学者和艺人的智慧，要鼓励他们在原有“花儿”的基础上高质量的改编和再创作新“花儿”，使“花儿”不脱离当下的生活场景而保持时代的脉搏，真正活态传承。保护“花儿”的原创性和音乐家们在“花儿”音乐基础上的再创作，虽然是目的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但却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前者是活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后者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和提高、普及和推广“花儿”的需要（亦即“合理利用”的一个方面）。那种把保护与创新完全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主张，是肤浅的、过时的。优秀的改编和再创作，必将大大有利于“花儿”的普及、推广与提高，使这种民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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