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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花里的文学史

花匠小妙招
2025-07-06 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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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求鲤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复调工作室（微信ID:ifudiao）欢迎关注！ “花”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是个颇为值得玩味的意象，一方面中国古人在提到花时，往往是将其作为泛指意象，作为抽象意义上的花，而非特指意象。中国古人较少以花的具体种类作为象征物，更很少特指某一朵花，这与西方文学和日本文学中的“花”有着很大的不同。日本和歌圣手纪贯之“何事比樱花容易凋谢”；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呵，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六月里迎风初开”；爱尔兰诗人叶芝“你在我心中开了一朵玫瑰花”等诗句中,“花”的具体种类都有各自明显的象征意义，以樱花象征生命的短暂，以玫瑰花象征热烈的爱情，以水仙花象征有自恋倾向的人。但在中国传统诗歌中，或如孟浩然“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或如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或如常建“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或如元稹”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这些诗中的花往往是抽象的概念上的花，具体的花的种类在中国诗人那里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中国诗歌中花虽然多为泛指意象，但并不是说中国古人缺乏对于花的具体种类的知识，孔子早就说过读《诗》可以“多识鸟兽草木虫鱼之名”，中国诗歌中也有许多具体指出花的种类的作品。譬如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晏殊“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陆游“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诗中虽提到了花的具体种类，但这些花的种类本身却显得并不重要，更未曾像西方诗歌与日本诗歌那样，花的种类本身即成为象征物。当然，有些种类的花在中国诗歌，乃至中华传统文化中还是有着非常典型的象征意义的，并且他们往往集中于对人格的象征。比如兰因生得比较偏僻而被认为是谦谦君子的象征，于是有了孔子“以兰为友”的故事，也有了“冯友兰”名字的由来；莲因其“出淤泥而不染”而成为身处浊世而能保持气节的高洁之士的象征；再如梅花因为迎寒早开而被认为是坚韧不拔的人格的象征，并且从鲍照的《梅花落》开始，梅的这种人格象征意义被一再吟咏，如王安石“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卢梅坡“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及坊间流传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等名句俯拾即是，而陆游的“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 只有香如故。”则是在另一个侧面对梅花进行了人格象征意义上的咏叹。另一方面，中国诗人在具体写到花时，似乎也不在意花本身的细节，只是将个人主观的情感投射于花之上，进而来寄情与抒怀。比如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冯延己“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李清照“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有人说花有情，“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有人却说花无情，“癫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客观上，“花自飘零水自流”；主观上却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这种“移情”的手法在中国古代吟咏花的诗歌中较为常见，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中国古人借花抒情，常用“花开花落”来表现其对于时间推移、季节往复、生命流逝的喟叹。这或许因为中国地处季风气候区，四季变化明显，而花则是季节、气候、时令的信使，正所谓“二十四番花信风”，因而在时间意识、季节意识发达的中国诗人们对于花开花落的现象格外敏感，“花”经常被当做时季节的象征而吟咏，譬如“稻花香里说丰年”（辛弃疾）。刚刚入春，便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苏东坡）；过上几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白居易）；到了盛春时节“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面对春日将逝“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于是诗人只能感叹“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李煜）。一方面，“花开花落”背后所映射出来的春日的流逝，是与人生的流逝相一致的，二者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吉川幸次郎所说的“平行的、同一的关系”，如“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岑参），“满地芦花和我老，归家燕子傍谁飞”（文天祥）中所表达出的情感。另一方面，“花开花落”及其背后的四季变化是循环往复的，而人生的逝去却一去不复返的，二者因此又形成了一种吉川幸次郎所说的“对照的关系”。比如苏轼的“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中诗人虽然正欣赏着眼前春日梨花的美好，但又因意识到这样的美景年年都会有，而自己的人生却是短暂易逝的，反而勾起了诗人无限的惆怅，同样如唐寅“人生几度花如月，月色花香处处同”也表达了与之相类似的情感，至于林黛玉《葬花词》中“今年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伊知是谁”，则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形成了花与人生的对照。更有些时候，在一朵“花”身上，我们就可以寻见中国诗歌中季节与人生平行且对照的二重关系。正像刘希夷在诗中所写的“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写出了伤春易逝，感物无穷的平行关系，最终却落到了自然与人生的对照层面上。最后，中国诗人很少对花具体进行描写，即便是提到细节，他们也非面面俱到的铺陈，而是只抓一两个特征加以点染。这一方面与中国诗歌诗型的短小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和中国诗人运用意象时注重凝练、简洁的审美意趣分不开的。不像华兹华斯《咏水仙》中对水仙花的颜色、生长地点、形态、茂密程度及数量等诸多方面详细描摹，中国诗人往往是选取花的一两个特点来直接表达中心。比如李白的“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只突出了梨花的“白”与“香”两个特点；又如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只突出了荷花叶子的密实与花叶间颜色的对比；贺知章“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然”也只是点出了花的颜色这一特点；就连岑参脍炙人口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也只是借用了梨花颜色的“白”。中国诗人在借用花的局部细节入诗成句时，其苦心凝练不禁让人惊叹，而他们对于花的颜色这一细节的偏爱，或许又是中国诗歌寻求“诗中画境”这一文学传统的绝佳佐证，正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