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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七夕

 七夕风俗在魏晋南北朝确立之后,在隋唐五代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在乞巧的规模和排场上,容或与前代有所损益,但七夕风俗中业已确立的几个主要环节,观星、祭拜、乞巧、曝衣等,都旧习相沿而无大异。
 隋代的七夕风俗罕见载记,隋代诗人留下的几则关于七夕的诗歌,如王眘和张文恭的《七夕诗》,不脱南朝七夕诗旧辙,无非敷衍牛女天河相会故事,对节日风俗不置一词。隋炀帝淫乐无度,性喜铺张,每逢节日,必盛设百戏乐舞,靡费无数,《隋书·音乐志》载:“隋炀帝大业二年正月十五日,在京都端门外大放炬火,光烛天地,绵延八里,列为戏场。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之外,自是每年以为常焉。”元宵节如此盛况,七夕节也必定不会逊色。《隋书》中对于七夕景象虽无直接记载,但《隋书·音乐志》称,隋炀帝“大制艳篇,辞极淫绮,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其所制作的乐章中,有题为《七夕相逢乐》者,专门为七夕制作乐曲,足见其七夕之际必定倡优杂糅、歌舞洋洋,而不仅仅穿针引线、观星乞巧诸般而已。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力最为强盛的一个朝代,到所谓“开元盛世”更是达到顶峰,其时,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朝野上下颂声并作,杜甫在《忆昔》诗中所追忆的就是开元盛世的情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具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当此衣食丰足、太平安乐之时,无论朝廷,还是民间,自然都会变得贪图享受、沉湎声色,诸如元宵、寒食、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岁时令节更是纵情欢乐的大好时机,既宜及时行乐,又可点缀升平,盛唐君臣百姓肯定不会轻易放过这些大好时光,因此,这些传统的节日,到了开元盛世,越发变得异彩纷呈、盛况空前。崔颢《七夕词》就向我们展现了当时都城长安的七夕之夜,家家乞巧、户户穿针、朝野上下共庆七夕的繁盛节日景象:

  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
 仙裙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间不相见。
 长信深阴夜转幽,瑶阶金阁数萤流。
 班姬此夕愁无限,河汉三更看斗牛。

  如果说崔颢诗是以鸟瞰的视野向我们展现一幅长安城七夕之夜的全局景观,另一位开元诗人祖咏的《七夕诗》则用细腻的笔触向我们描绘了七夕之夜民间女子乞巧的摆设和仪态:

  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
 玉庭开粉席,罗袖捧金盘。
 向日穿针易,临风整线难。
 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

  杜甫的《牵牛织女》更是唐代七夕诗中的名篇:
 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
 神光意难候,此事终蒙胧。飒然精灵合,何必秋遂通。
 亭亭新妆立,龙驾具曾空。世人亦为尔,祈请走儿童。
 称家随丰俭,白屋达公宫。膳夫翊堂殿,鸣玉凄房栊。
 曝衣遍天下,曳月扬微风。蛛丝小人态,曲缀瓜果中。
 初筵裛重露,日出甘所终。嗟汝未嫁女,秉心郁忡忡。
 防身动如律,竭力机杼中。虽无姑舅事,敢昧织作功。
 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义无弃礼法,恩始夫妇恭。
 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圆苟龃龉,丈夫多英雄。

  诗人先是放眼夜空,从七夕观星引出牵牛织女会天河的故事,又把眼光从天上转向人间,用一种旁观者的口吻将人间七夕的种种人情物态一一道来:为祭星而兴奋不已、手忙脚乱的儿童,生怕乞巧不成而忧心忡忡的少女、献给双星的瓜果、在瓜果中结网的蜘蛛、随处可见的晾晒的衣裳……。诗人娓娓道来,仿佛一幅盛唐乞巧风俗图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杜甫此诗写的大概是长安的七夕风情,《金门岁节》则记载了当时东都洛阳的乞巧风俗:“洛阳人家,……七夕以花绮楼阁插鬓乞巧,使蜘蛛结万字,造明星酒,制同心脍。”(明·徐应秋《玉芝堂谈会》卷二十一引),这条记载不仅提到当时民间七夕已有专门的节令饮食,而且还告诉我们,七夕之日,洛阳百姓用锦绮剪裁成小巧别致的楼阁,佩戴于鬓发间为首饰,可谓独出匠心,亦可见民间对于七夕的重视。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此诗开篇所谓“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却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因为一年的夜空中,自始至终,牵牛都处于银河之东,而织女则处于银河之西,这是普天下人司空见惯的天象,诗人看到的也不会两样,杜甫这位以精于体察物情而著称的诗人偶尔失察,可谓是“智者千虑,或有一失”吧。
 卒于开元初的诗人沈佺期,则在《七夕曝衣篇》中以浓墨重彩的笔触刻画了皇宫中七夕曝衣的奢华场景:

  君不见昔日宜春太液边,披香画阁与天连。
 灯火灼烁九微映,香气氛氲百和然。
 此夜星繁河正白,人传织女牵牛客。
 宫中扰扰曝衣楼,天上娥娥红粉席。
 曝衣何许曛半黄,宫中彩女提玉箱。
 珠履奔腾上兰砌,金梯宛转出梅梁。
 绛河里, 碧烟上,
 双花伏兔画屏风,四子盘龙擎斗帐。
 舒罗散縠云雾开,缀玉垂珠星汉回。
 朝霞散彩羞衣架,晚月分光劣镜台。
 上有仙人长命绺,中看玉女迎欢绣。
 玳瑁帘中别作春,珊瑚窗里翻成昼。
 椒房金屋宠新流,意气骄奢不自由。
 汉文宜惜露台费,晋武须焚前殿裘。

  唐代的朝廷典章中,对于朝廷和宫中七夕有明确的规定。《新唐书·百官志》载:“织染署每七月七日祭杼。”杼即织布机上的机杼,织染署是皇宫专设的织造部门,每年七夕祭杼,当然也是为了乞巧,这里乞巧的主角当然是后宫织室中那些终年劳作的织妇。《唐六典》卷二十二载,“中尚署七月七日进七孔针、金钿针。”中尚署是负责管理后宫嫔妃事务的部门,这些七孔针、金钿针自然是供嫔妃宫女乞巧之用,与织染署那些终年机杼劳绩的织妇们相比,后宫的嫔妃们乞巧,则无非点缀光景装装样子而已。这些记载尽管只是寥寥数语,但足以证明,七夕这个节日,在唐代已经著于政令,成为朝廷、后宫的例行公事。
 谈起唐朝宫廷的七夕风俗,自然就不能不说到唐明皇和杨贵妃七月七日长生殿幽期密约的故事,经过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白朴《梧桐雨》以及洪升《长生殿》的渲染,早已脍炙人口,而我们正可借唐明皇和杨贵妃的七夕遗事,一窥开元宫廷的七夕盛况。五代王仁裕所著《开元天宝遗事》一书就有关于唐明皇和杨玉环宫中乞巧的记载:

  帝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卷二)

  宫内以蛛网稀密判断得巧与否,仍延续了《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南朝乞巧风俗。同书又云:

  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卷四)

  专门结构彩楼,在上面祭拜牛女双星,穿针乞巧,宴乐歌舞,通宵达旦,也仍是延续了南朝宫廷的乞巧故事,但这穿针楼高百尺,上可坐数十人,由穿针楼之规模,也可见开元宫中乞巧之铺张。
 唐明皇惑于杨氏兄妹,荒怠国事,以至于酿成安史之乱,致使山河破碎,民生涂炭,功过是非自有史家评说,而李、杨之间的天上人间生死两茫茫的爱情,一经白居易《长恨歌》的渲染,即成千古绝唱,让后世无数的诗人骚客津津乐道、吟叹不绝。后世那些关于李、杨爱情的诗赋、传奇、戏文大致都无法跳出《长恨歌》的窠穴,都要拿七夕长生殿的海盟山誓大事铺张。七夕节,也因为李、杨长生殿的海誓山盟,被染上了一层其原本所没有的异样情韵。
 唐代后宫,热衷乞巧的天子宠妃不仅唐明皇和杨玉环而已,宋人笔记《致虚杂俎》记载,唐高宗的宠妃徐婕妤每到七夕,“雕镂菱藕,作奇花异鸟,攒于水晶盘中以进上,极其精巧。上大称赏,赐以珍宝无数。上对之竟日,喜不可言。至定昏时,上以散置宫中几上,令宫人闇中摸取,以多寡精粗为胜负,谓之斗巧,以为欢笑。”(据元·陶宗仪《说郛》卷三十一)用菱藕雕刻成各种奇花异鸟的形象,借以乞巧,堪称独出心裁。
 为了七夕乞巧而巧费心思的不仅有宫中的风流帝王和他们的宠妃爱姬。《致虚杂俎》中还记在了一则唐朝宰相元载爱姬乞巧的逸事,“薛瑶英于七月七日,令诸婢共剪轻彩,作连理花千余朵,以阳起石染之。当午散于庭中,随风而上,遍空中如五色云霞,久之方没,谓之渡河吉庆花,藉以乞巧。”(出处同上)阳起石,是一种类似于云母的矿物质,有丝缕一般的荧彩。剪彩绢作花,染以阳起石,撒到空中,在阳光的照耀下,绢花纷纷扬扬、光彩旖旎,如缤纷云霞般炫人眼目,诗人看了自然更是心荡神驰。薛瑶英用来染花的阳起石,并不是一般的石头,古人常用它来作为壮阳药,故名阳起石。花作连理花,石曰阳起石,其中深意,男人看了自然心领神会。据说,这薛瑶英“能诗书,善歌舞,仙姿玉质,肌香体轻”,善于巧媚,堪比飞燕、绿珠,深得元载宠爱,而身居相位的元载也终因惑于女色,怠于政务,得罪了代宗,最后被罗织罪名,满门抄斩,元载自杀,瑶英则投入了别人的怀抱。
 前面提到南朝的陈后主、隋朝的隋炀帝、唐代的唐明皇这几位天子以及元载这位权倾一时的宰相,都因流连诗酒、沉溺女色而对七夕情有独钟,又都因为荒淫无度、纵情声色而不得善终,身为天子者国破身死,身居相位者身败名裂,唐明皇虽未亡国,但“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大唐江山也差一点被他一手葬送。历史上,因为耽拟享乐、荒废国事而亡国且对七夕情有独钟的,除了陈后主、隋炀帝、唐明皇,还有五代后唐的末代君王唐后主李煜。而且,这几位君王之所以对七夕情有独钟,又都跟一位倾国倾城的女人有关,陈后主的女人是杨丽华,唐明皇的女人是杨玉环,唐后主的女人是小周后。
 唐后主不仅跟唐明皇一样多才多艺,诗词歌赋、书画音律样样都会,还跟唐明皇一样纵情爱欲,沉溺女色,并且也因为女人而在七夕节上费尽心思。李煜宠爱周氏姐妹,史称大小周后,宋人笔记《五国故事》记载,李煜“每七夕延巧,必命红白罗百匹,以为月宫天河之状,一夕而罢,乃散之。”虽寥寥数语,但也足以窥见这位南唐后主乞巧场面之气派非凡,悬挂张设百匹红白绫罗,象征月宫天河,必定还要张灯结彩,以装点佳节光景,月宫和天河,这只是布景和舞台,舞台上肯定少不了剧中人,这个舞台上,说不定会有嫔妃宫女扮作嫦娥在月宫中蹁跹起舞,扮作织女在银河畔袅袅伫望,或者还会有身穿云衣霞裳的歌姬扮作天上仙女联袂踏歌以助兴,李煜这位多才多艺的风流天子,不乏寻欢作乐的奇思妙想,完全有能力把七夕乞巧仪式搬演成一场独具风情的宫廷情景戏剧。
 李煜这位曾经在旧宫七夕大展才华的南唐末代皇帝,在做了宋朝的囚徒之后,仍对故国七夕念念不忘。据陆游(一说叶梦得)的《避暑漫抄》记载:“李煜归朝后,郁郁不乐,见于词语。在赐第,七夕命故妓作乐,闻于外。太宗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并坐之,遂被祸。”(明陆楫編《古今説海》卷一百二十五引陆游《避暑漫抄》)这位曾经纵情于七夕的末代皇帝,最后居然因为七夕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陈后主与张丽华、唐明皇与杨玉环、唐后主与小周后、元载与薛瑶英,纵览史记稗官,在千余年七夕风俗志上留下名字的历史人物寥寥无几,无非上述几位而已,而这些男女最后皆不得善终,同样的悲剧故事居然伴随着同样的七夕风俗重复再现,难道是历史的宿命,还是七夕这个节日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某种命运的诅咒?难道是牵牛织女的悲情故事从一开始就为这个节日笼罩了一种不祥的意味?——七夕当然不是一个不吉利的节日,千余年的中国百姓年年过七夕、拜织女,他们从织女那里得到的从来都是祝福。但是,实在说来,七夕确实也不是像春天的社日、上巳、三月三那样的适于纵情欢愉的节日。就天气而言,七夕之际,伏天虽已过去,但暑气尚存,炎热未消,雨季虽近尾声,但霖雨未止,因此并不适合举行大规模的户外庆典。更重要的是,七月正值初秋,在女人们忙于终日劳绩于机杼的同时,五谷即将收获,正是繁忙的农事劳作即将开始的时节。身为天子或贵臣,在这个时节纵情声色,狂欢无度,适足见其性情昏乱,行事乖张,可谓上悖天道,下乖民心,《尚书》云:“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这几位“七夕狂热分子”最终身败名裂、国破身亡,自然怪不得七夕这个天道时日,只能怪他们自己作孽,自得其咎。
 七夕自古就是女人的节日,乞巧的主角从来就是女子,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提到关于七夕风俗的记载,不管是出自史书笔记,还是出自诗文辞赋,都是出自男人的手笔,因此这些记载所反映的,也是男人眼中的七夕和织女,以及男人眼中的乞巧女,只有南朝的女诗人刘令娴算是个例外,但刘令娴的诗《答唐娘七夕所穿针》虽以七夕、穿针为题,却并未着墨于乞巧女子的行事和心态,因此,在迄至唐代的大量关于七夕的书写中,作为七夕风俗的主体的女性的视角,反倒是缺失的,我们无法真切地了解那些在七夕之夜在香案前向织女默默祝祷的女子们所祈求的究竟是什么心愿。不过,保存在敦煌石室中的一首大致出自五代时期的曲子词,却弥补了这一缺憾。这首曲牌为《喜秋天》的歌词,语言质朴无华,不假藻饰,其五更调的格式,具有明显的俗曲意味,显然是当时流传于敦煌歌妓之口的歌词。曲中叙述了几位飞尘女子在七夕之夜结伴向双星祈愿的情景:

  一更每年七月七。此时寿夫日。在处敷陈结交伴。献供数千般。
 今晨连天暮。一心待织女。忽若今夜降凡间。乞取一教言。

  二更仰面碧霄天。参次众星前。月明遍周旋。□□□□□。
 笇会甚北斗。渐觉更星流。月落西山覢星流。将谓是牵牛。

  三更女伴近彩楼。顶礼不曾休。佛前灯暗更添油。礼拜再三候。
 诸女彩楼畔,烧取玉炉烟。不知牵牛在那边。望作眼睛穿。

  四更缓步出门厅。直是到街庭。今夜斗末见流星。奔逐向前迎。
 此时难将见。发却千般愿。无福之人莫怨天。皆是少因缘。

  五更敷设了,取分总交收。五个姮娥结高楼。那边见牵牛。
 看看东方动。来把秦筝弄。黄针拨镜再梳头。看看到来秋。

  敦煌城中这些以色艺事人的歌妓,终年以追陪逢迎为业,大概不需要像民家女子那样终年机杼劳作,因此,她们在七夕之夜自始至终所关心的不是织女,而是牵牛,因为他们所祈求的不是女红之巧,而是一个像牵牛一样的如意郎君。夜色初上,她们就搭香案,供香果,向织女祈愿。织女星虽然升起来了,但牵牛星却姗姗来迟,乞巧女们在满天繁星中到处寻觅他的身影。到了三更,牵牛星还迟迟未能升起,乞巧女们心中焦虑,一次又一次在佛前顶礼祷告,希望佛祖保佑能让她们见到牵牛。到了四更,女伴们望眼欲穿,但牵牛星仍杳不可见,忽见一颗流星划过北方天际,众女们病急乱投医,纷纷抢上前去向流星许愿。见不到牵牛星,众女们灰心丧气,只能悲叹自己命运不济,缘分不到,恐怕这辈子也无法遇到像牛郎这样忠贞不渝的郎君了。夜已五更,眼看就要天亮了,绝望的众女们已经开始收拾香案,这时,忽然有人看到了牵牛星,这颗让人眼巴巴地期待了一整夜的星星,终于出现在曙色已升的东方天际,女伴们喜不自禁,新整银筝,重开歌宴,又是弹,又是唱,悲喜交集,欣喜欲狂。嬉闹够了之后,众女们心满意足地各回闺房,对镜梳妆,重整容颜,满心欢喜地迎接未来的岁月。
 ——在这首曲子词中,织女星黄昏即已升起,而牵牛星直到拂晓才迟迟升起,这在天文学上自然说不通,两个星星原本相去甚近,在七夕的黄昏,牵牛和织女同样皎然可见,不至于像歌词中所说的那样“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但歌词刻意渲染牵牛之难见,却真实地反映了这些风尘女子对于美好姻缘的期待与渴望,其实也反映出在女性的心目中,好男人就像天上的牵牛星一样,尽管众里寻他千百度,却总是可遇不可求,可心可意的好儿郎,在任何时代,都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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