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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外貌：近500年来植物园的科研与社会功能变迁

花匠小妙招
2024-09-30 20:50

导读：现代植物园起源于16世纪中叶欧洲文艺复兴后期自然科学与园林艺术的崛起，兴盛于18世纪西方殖民地对全世界的植物考察与收集鉴定、研究与发掘利用。植物园500余年的发展史充满着人类对自然奥秘、奇特植物的好奇与探索，是一部人类探索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最终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渐进认知的历史；是一部人类对植物世界从混沌无序到分门别类有序认知的过程史。本文从科学与艺术两个层面分析世界植物园500年来的科研行进轨迹与社会功能的变迁，以史为鉴提出我国植物园未来发展及承接历史担当的思考。本篇先从“艺术的外貌”综述世界植物园500年的发展历程，限于篇幅仅聚焦里程碑大事件的分析归纳，以期为我国植物园界同行提供可借鉴的思考。

本文原载生物多样性 25(9): 924-933.

植物园的起源与发展史充满着人类对自然奥秘、奇特植物的好奇与探索，是人类探索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最终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渐进认知历史，是人类对植物世界从混沌无序到分门别类、有序认知的过程史。近500年来植物园的规划设计和景观布局经历了渐变和巨变过程，漫步在今当世界任何一个植物园，都能欣赏到赏心悦目的风景、千姿百态的植物和令人陶醉的园林艺术。

现代植物园是欧洲文艺复兴与西方殖民地的产物，从16世纪中期最早建立的植物园，如帕多瓦植物园(1545年)等，到18-19世纪建立的众多植物园，如英国皇家邱植物园(1759年)等，均是为了适应欧洲殖民者对全球植物的收集、整理、发掘、利用的需求。当今植物园艺术外貌和独特的至美景观与19世纪以来公园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密切相关。19世纪以来，顺应时代潮流，植物园开始从带有殖民地烙印的植物采集、引种驯化和资源发掘等功能向休闲、度假和科学普及与教育职能演变，世界各地植物园开始调整景观布局，突出千姿百态的植物特征的观赏性。19世纪植物园的公众普及与公园运动同步兴起，公园的园林艺术向传统植物园演变，引进异域树木、增加花卉的奇特性、仿造植物园的花床设计展示等等。公园景观样式变得越来越像植物园。随着20世纪民族独立和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殖民地期间掠夺性开发的后果唤醒了人们对生态环境、植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认知，植物园相应功能又延展到植物多样性与环境保护、公众科学普及与休闲旅游等公共服务职能。近500年来植物园的规划设计和景观布局经历了渐变和巨变的过程。

1. 史前至文艺复兴前：园林艺术与植物园雏形

园林艺术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之一。早在公元前2000年古代中国、古埃及、古希腊、美索不达米亚(又称两河流域文明)和后来的古墨西哥等皇家园林都创造了古园林艺术的辉煌，中国被公认为植物园思想的发源地，例如中国神话中的神农本草园。西方文献中有关药物学的记载也可追溯至公元1世纪罗马医生Dioscorides所著本草(De Materla Medica)的相关草药研究和早期人类发掘药物；8世纪西班牙记录了穆斯林时期埃米尔阿卜杜勒拉赫曼的皇宫中首个植物驯化引种园以及之后欧洲古代寺院中药用植物栽培惯例等。9世纪以来，西方的药园通常与修道院关联，特别是欧洲之父查理曼大帝(公元742–814)时期在St. Gall修道院花园建立的草药园，被认为是16世纪意大利大学中建立的药用植物园的雏形。10世纪，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出现了植物试验园并对外来植物进行引种试验。欧洲的文艺复兴显然推动了园林艺术与植物园园艺的复兴，13世纪初期意大利及地中海地区国家的大学开始建立药用植物园，如意大利西南部萨勒诺(Salerno)大学于1317–1320年建立的药用植物园。

▲图1 St.Gall修道院药用植物园。引自 Hill（1915）

2. 16–17世纪：植物园建设与设计的景观艺术

文艺复兴时期的药用植物园显著不同于早前寺院的药草园或标本园，其植物园的功能大幅增强，有些甚至延续至15世纪末，演化为种植草药的综合园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复活，改变了亚里斯多德的综合与分类论，进而崇尚自然，但是这些仍然不是规范样式的植物园。真正意义的现代植物园诞生于16世纪中叶，首先在意大利，后延展至地中海沿线及其他国家。从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欧洲建立了一批重要的植物园，构成了世界现代植物园的基本框架以及植物园基础生物学研究平台。

从16世纪以来的植物园景观布局与园艺艺术的演化可窥见近500年来植物园“艺术的外貌”的特征演变过程。最早的植物园艺术设计和景观布局具有浓重的占星与宗教玄秘的痕迹，直至文艺复兴初期的植物园设计和景观布局仍是依据占星共鸣形式的几何排列，如圆形、正方形、三角形等几何形状的设计与景观布局。对所有文明影响深刻的空间方向、宇宙形式等基本定律，深刻影响了最原始的植物园设计规划和景观艺术。同时早期的植物园设计也深受宗教影响，如《圣经》中对天堂的伊甸园描述，即闭合的、几何规则的四条路径和四方空间，象征创世纪描述的“一条河流出伊甸园浇灌着花园，由此一分为四”。当时人们构思的植物园意境为：四角长方的景观布局，栽植从地球四处收集的植物，最终汇集成伊甸园的天堂。

现存建于1545年的意大利帕多瓦植物园 (图2.1)，其整体设计是一个外圆内方的格局，先分为4个方块，再进一步分为若干小块的种植床或栽植带，每个种植床定植1个属或种；园区的四分规划布局代表着地球的四大洲，植物的种植按相应各洲植物区系归类。建于16世纪欧洲的最早的植物园，通常按伊甸园概念的设计布局和景观构建，象征着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知识复苏与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已命名的植物分门别类地种植在长方形的定植圃，被称为“分类圃”。分类是植物学等一切生物学科的基础，植物分类使杂乱、混沌的自然界变为有序、为人类所认识。

▲图2.1 建于16世纪中叶的帕多瓦植物园(1545年，意大利)

早期建立的植物园主要是为了满足大学医学专业的教学用途，但在园地设计上由于植物本身的复杂性却远不限于教学目的。园区有时被精心设计成几何网结的图案，这种既规则又复杂的几何图形的景观布局艺术与植物分类学定植布局无关，而更注重审美原则及人文鉴赏效果。帕多瓦植物园的四分隔布局可能象征当时认知条件下四角的平面世界，而与植物区系之间的内在关系或植物的产地来源概念无关。荷兰莱顿植物园的主要布局则是根据布尔哈夫(1668–1738)的分类系统设计的(图2.2)，其中包括34个纲、104个纲下分类单元，主要依据花器官的几何形态等进行分类，植物园布局的景观艺术的对称几何性（图2.3），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布尔哈夫氏的抽象分类系统。

▲图2.2 建于16世纪末莱顿植物园(1590年荷兰)

▲图2.3 莱顿植物园植物景观布局

3. 18世纪：植物园设计与景观艺术的巨变

17世纪末到18世纪期间，植物园的设计布局及其景观艺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自然、景观美学、生态感知等观念的改变。这期间植物园的变化历史清晰地显示出从狭隘的、静态感知的和物种固化的景观布局向更具包容性的、对自然世界复杂性趋向进化感知方向的变化。更多地融入了植物自然栖息地知识、改造环境技能与对大自然的渴望的艺术想象的交汇，这种思想广泛影响了园林设计，特别是植物园的特色布局设计和规划。

18世纪早期，瑞典植物学家林奈与同时期的几个分类系统都凸显了轴向对称和布局均等的抽象几何原则，非常切合植物园的规划设计。林奈系统的第二版(1740年)封面即是一个矩形花坛的植物园布局。后来林奈在乌普萨拉植物园工作期间，花了许多年根据自己的分类系统对园区进行了重新布局使其更适合于植物分类（图3.1）。

▲图3.1 1770年林奈重新设计Uppsala植物园

18世纪欧洲植物园的机构职能因西方殖民地发展的需求，既服务于经济和科学研究的职能，又兼具景观美学功能。这期间英国自然派风格逐步主导了植物园设计和园林艺术的发展轨迹，植物园的设计与景观布局出现了既不同又并存的意式几何园林、英式自然园林与美式旷野园林建园风格。

英国自然园林发展于18世纪30年代，继而影响了整个欧洲甚至世界其他地区。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著名景观设计师斯蒂芬·斯威策（Stephen Switzer, 1682-1745)是英式园林的第一位倡导者，查尔斯·布里奇曼（Charles Bridgeman, 1690-1738）、威廉·肯特（William Kent,1685–1748）、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 1723-1796）和兰斯洛特·“能人”·布朗（Lancelot ‘Capability’Brown, 1716-1783）等推动了英式园林的发展，也对英国邱园的景观布局和园艺设计产生过重要影响（图3.2和3.3）。

▲图3.2 英式自然园林设计代表人物

“能人”·布朗是公认的英国自然风景园林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1764年改造里士满花园，大量利用三维曲线，重新设计旷野小路，摒弃了花坛或几何布局的景观特征，形成了由宽阔起伏的草坪、不规则乔灌木点缀、蜿蜒的湖泊和开阔的远景组合的英式园林新风格，在相当程度上淡化了植物学原则，将植物选择作为景观布局与园林艺术创作的材料，成为英式自然园林风格的时尚领导者。

▲图3.3 “能人”·布朗引领英式自然园林

威廉·肯特引领了18世纪中期以后风景庭园潮流（图3.4），提出“跨越围墙，辽阔的自然即是植物园”的概念，推进了植物学家和园艺师共同突破封闭式、高度规则的植物园布局的束缚。汉弗莱·雷普顿(Humphry Repton,1752–1818，图3.5)也倡导“……应尽可能多地布置珍稀植物展示圃和花坛”，并融合植物学特性与生境营造思想“美洲植物应该为其设计沼泽土种植床、水生植物应该种植在水生园或水体……各类岩石植物应构建山石园区”。

▲图3.4 肯特引领18世纪中期以后风景庭院潮流

▲图3.5 雷普顿英式园林的继承和传播

而法式新兴环境园林在18世纪则以不同的环境重建模式出现在巴黎皇家植物园，采用了大板块的梯地构建并以缓坡和台地创造不同的生境或生态系统。例如法国著名植物学家安东尼·劳伦·德·朱西厄(Antoine Laurent de Jussieu, 1748–1836)改变了图内福尔(Joseph Pitton de Tournefort, 1656–1708)对植物园布局设计影响广泛的人为分类系统的植物配置，形成了新的“自然”系统的植物配置，使植物园的植物配置与景观格局趋向自然环境与野外生境（图3.6）。朱西厄自然系统于1789年发表在Genera Plantarium，一定意义上开创了世界植物学研究的先河，标志着按照自然的植物科级分类单元命名的开始。这个新的植物分类系统被广泛用于植物园的设计布局和景观艺术营造。18世纪的植物分类学是以植物园的植物布局设计为研究平台支撑的, 反过来二者又相互影响。

▲图3.6 朱西厄基于植物共同特征及其园地展示构建科级单元自然分类系统

18世纪后期植物园的布局设计与植物景观配置逐渐由朱西厄的系统取代了林奈系统，生态思维也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变化而改变，曾经被认为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物种让位于生物进化和自然变异的思想。特别是随着18世纪后期生态学思想的萌芽，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植物园的设计与布局规划。例如美国植物园规划者及景观设计师开始用原始生态观的概念从植物的原始美与生境旷野的特征中寻找创作灵感，影响了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初北美植物园建园设计及其园林艺术风格。

4. 19世纪：植物园的科学与艺术融合成为19世纪中后期公园运动的样板

19世纪初，以科学和美学为目的设计建立了美国一些重要的植物园，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植物园都建立于19世纪的头20年间。除了重要的教育功能外，这些植物园的引种驯化和有用植物收集被认为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功能，既以分类系统为导向部署植物学研究，也有些以极高的艺术设计表现出其科学特征。一批杰出的园林艺术专家、园艺教育家也脱颖而出。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作为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在提议建立弗吉尼亚大学植物园时提出了融合林奈和朱西厄的方法，并明确提出了植物园收集异域和本土的重要或有用的植物的标准远不止其稀有性；…植物园似乎都倾向于增加植物属、种的数量，…要使植物知识成为具有哲学基础的科学，在教分类学和命名前就应该讲授和实习植物的生命力、生长、死亡、逆境和胁迫或植物外界环境的作用等内容（图4.1）。杰斐逊及其同时代的园林师和植物园设计师主导了18世纪后期北美的园林艺术走向。他们认为,在自然景观或模拟原始栖息地, 或者至少是在近似自然的环境中观察研究植物, 是植物园服务于科学研究和教学功能的最大优势。

▲图4.1 杰斐逊推进植物园科学与艺术融合

植物园的设计艺术与科学融合在19世纪一些植物园设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以杰出园林设计师及作家约翰·克劳迪厄斯·劳登(John Claudius Loudon，1783-1843)的艺术探索为代表（图4.2）。劳登在规划伯明翰植物园(Birmingham Botanical Garden,1831)和德比树木园(Derby Arboretum，1839)时，致力于将科学和艺术观赏有机地融入设计，形成风景优美的传统几何园林。劳登认为，植物园的核心在于“活的博物馆”属性，既弘扬科学的进步、展示有用的植物，也吸纳外域植物配置，并对公众提供休闲和科普教育。在植物园的设计布局方面，劳登推崇根据植物的自然属性和用途特征关系进行植物的配置，构建乔灌草和谐的视觉景观。劳登的杰出贡献之一是传播了科学植物园的植物配置与景观塑造，推动了公园及其他景观艺术的普及，开创性地运用了林奈式和朱西厄式造园风格与形式，又灵活采用了诸如荷兰或法国花园形式的造园技巧。劳登的融合与包容风格尤为突出，互鉴多种植物园建园风格, 例如, 圆形剧场式、迷宫式、林奈式和朱西厄式, 以及美国、法国和荷兰的花园式等等, 把这些不同园林艺术进行综合应用。

▲图4.2 劳登建立花园式园林设计理论

相比上一个世纪,19世纪植物园具有了更多的社会和审美特征。植物园的形式与园林艺术向着更适应公众娱乐和教育的需求方向发展，苗床及花坛布局的展示性和雅致性得以彰显。同时由于19世纪后期植物园服务大众的现代社会功能和使命的要求，植物园成为19世纪中后期公园运动的样板。例如美国早期的公共植物园——曼哈顿埃尔金植物园(Elgin botanical Garden on Manhattan)是由大卫·霍萨克 (David Hosack，1769-1835)建于1803年（图4.3）。霍萨克是第一个被选为英国皇家园艺学会的美国人，极其推崇植物园艺术和科学结合的总体设计，对观赏栽培和景观造园的植物配置原则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图4.3 霍萨克开创性地运用林奈式和朱西厄式造园风格与花园形式的造园技巧

19世纪植物园另一重要人物是美国植物学家纳撒尼尔·洛德·布里顿 (Nathaniel Lord Britton，1859-1943)，他是纽约植物园的创始人及纽约中央公园的核心设计者之一（图4.4）。纽约植物园建于1891年，是集活植物展示/博物馆、公众教育、科学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机构，是19-20世纪新兴植物园的代表之一，也成为了美国的历史地标。布里顿1888年考察英国邱园的三大功能定位及其景观布局，在纽约植物园设计上贯穿了科学与艺术融合的理念，也重塑了邱园活植物博物馆、公众教育和全球植物采集与研究的三大功能定位，现今的纽约植物园同样以丰富多彩的景观与广泛的植物收集及专类园区融合，以及园艺、教育、卓越的科研吸引着观众与学者。

▲图4.4 布里顿倡导和实践植物园科学与艺术融合

18世纪后期以来，科学造园及景观艺术走向了一个更加自然景观的趋势，除立足当时植物学研究的使命外，都整合了同期非规则布局的建园审美观与非几何景观等设计特征，19世纪中晚期邱园即以Nesfield-Hooker-Burton的设计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整体景观格局（图4.5），非几何的布局规划形成的蜿蜒路径、灵活的花坛和定植圃带，将植物科学布局与艺术展示结合到极致，延续至今。

▲图4.5 1760-1908年英国皇家邱园的扩展及景观整体格局

纵观19-20世纪植物园的发展轨迹，植物园的普及与当时社会上的公园兴起是一致的。19-20世纪的植物园不再是少数人专注植物科学或贵族好奇植物的象牙塔，植物园除了传统的植物科学研究，更加对外开放、服务大众、科普教育、休闲旅游。部分植物园也开始变成为休闲和度假的去处和科普机构，植物园的植物收集开始重新布局并注重公园样式的展示。与此同时公园也变得更像植物园，引进异域树木、增加花床展示。

5. 20世纪以来：植物园的现代景观艺术与历史文化底蕴并重

20世纪以来，植物园的设计与景观艺术增加了现代艺术和历史与文化的因素使其更符合时代特征。总体呈现以下若干特征性变化:

其一，因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的变化和民族独立及各国民族文化艺术的重新崛起，植物园的设计融入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和艺术特征。以中国为例，20世纪后期新建的植物园更加注重本土历史、文化、人文、民族性等特征元素，如神农本草园、红楼梦植物专类园、少数民族植物专类园、中华诗词蕴含植物专类园等等，充分体现了民族复兴中的我国植物园建设的人文历史回归的趋势。又如其他国家的土著民族植物文化融入景观与特殊艺术设计也逐渐形成当代潮流之一。

其二，植物相关学科的发展，为植物园的设计与景观艺术的扩展提供了科学支撑。以植物生态学为例，“生物群落”(1877年)、“个体生态学”(1896年)、“植物地理学”(1898年)等概念以及《植物生态学》(1909年)的出版等，为植物园的科学景观规划和设计提供了科技支撑，使之更符合自然生态系统规律，避免了人为强制景观的不协调性。

其三，植物园本身随时代的发展不断拓展其外延。例如植物园作为研究植物药用特性的场所和功能仍然延续至今，民族植物学逐渐变成植物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成为联系植物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纽带。当今濒危植物及其生境的保护成为了许多植物园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植物园开始部署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科考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相关研究与采集、生态学机理与生态恢复等研究；一些植物园也开始了繁殖濒危植物并开展引种回归等生态重建工作。全球范围的本土植物及其植物群落的破坏也驱动许多植物园加大了公众教育和科学普及的广度与深度，针对植物作为所有生命依赖的原始组分的基础功能，唤醒人们对植物保护的意识。

然而，西方众多植物园在20世纪特别是后期，逐步丧失了对植物资源收集与资源发掘利用的传统功能与使命，由更专业的研究机构(如农业试验站)取代。与此相反，植物资源丰富地区特别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植物资源的发掘利用重新崛起，并深入改变着世界植物园的格局。20世纪至本世纪以来中国植物园的发展和贡献尤为突出，既体现了中华民族复兴中古老园林艺术的复兴，也展现了海纳百川吸纳最新科技和艺术的高度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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