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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腰彝舞龙文化研究

花匠小妙招
2024-10-05 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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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图分类 J7 密级 UDC 分类 700700 学校代码 1069010690 硕硕士士研究生研究生学位论文学位论文花腰彝花腰彝舞龙文化研究舞龙文化研究 The Cultural Research on Huayao Yi Dragon Dance 院所院所民研所年级年级 2008 级所属学科所属学科艺术学专业方向专业方向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生姓名研究生姓名陆定福学号学号 1069080003 导师姓名导师姓名魏美仙职称职称教授独创性声明独创性声明我声明，我所递交的学位论文是我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2、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云南艺术学院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人员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日期：使用授权使用授权声明声明我作为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云南艺术学院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本；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云南艺术学院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扫描、数字化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出

3、版学位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也遵守此规定。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导师签名：日期： I 内容摘要舞龙本是汉民族的一种民间文艺形式，但随着彝、汉文化上的不断接触与交融，舞龙也随之流传到花腰彝的村落生活空间。在与外来文化不断接触的过程中，花腰彝人通过不同的途径将它复合进自身的文化体系之中，使得这一民俗艺术事象呈现出不同的名称和意象。随着经济一体化、大众传媒化时代的到来，花腰彝舞龙文化循着现代大众消费文化的路径而不断发生着变迁和转型，呈现出显在的当代性和鲜明的后现代特征。基于对这一民族民间艺术形式的整体认知，文章从不同层面探讨了其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文化品格和艺术个性。

4、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在流变的生活中，文化总是在不断建构中持续发展的，而并非一段僵死的历史事实与文化存在。在舞龙文化文本的建构生成中，花腰彝以汉民族舞龙文化为中介，以传统文化生活和族性符号为导向，通过记忆复原、符号借用、文化整合等途径和方式，将舞龙这一民间艺术形式转化为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族群性的村落文化表征，其舞龙文化的建构呈现出地方性知识生产的地域性特征和文化发展的复杂性特点。随着现代话语体系和时空观的进入，村民的日常生活被重置，村落文化也随之不断被重新改写。在此过程之中，花腰彝舞龙为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进行着相应的调整和变迁。在花腰彝村落传统生活中，舞龙作为祭龙仪

5、式的一部分，与花腰彝村民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舞龙被人们从祭龙仪式中抽离出来，呈现为面向他者的展演艺术。为了迎合他者的需要，其文化个性逐渐被消解，成为了一种供大众消费的文化产品和文化符号，其转变体现出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当下性生存范式和文化变迁的复杂图景。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功用性装备。在人类学的视界中，艺术以其功用性而存在，一旦失去了功能这个基点，那么艺术也将无法生存。文章通过对“花腰彝” 舞龙进行考察和分析后认为，其文化意义是多层面的，正是这多重的文化内涵给予了舞龙艺术存在的理由与根基，同时又赋予了其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从本质上说，文化意义才是舞龙艺术赖以

6、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和根本所在。基于这样一种文化逻辑，从村落艺术生存的实际状况出发，本文认为，艺术作为一种功能性存在，其不断变迁以迎合着新的功能需要的同时，又在不断地建构着新的文化意义。关键词：花腰彝舞龙艺术文化建构文化变迁文化意义 II Abstract As a folk art form of the Han nationality, the dragon dance is also spreads to Huayao Yis living space with the cultural engaging and mingling each other. In this p

7、rocess, the Huayao Yi people has combined the dragon dance into their own cultural system through 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make the Folk Art to be presented in a different name and image. However, with the arrival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mass media era, Huayao Yis dragon dance has been tra

8、nsformed to follow the way of the modern mass consume culture in which it shows a significant contemporaneity and distinctive post-modern features. Based on the overall knowledge of this folk art form, the cultural character and artistic personality of Huayao Yi dragon dance has been discussed in it

9、s evolution through different levels. Culture is an evolving dynamic process and its not a dead historical fact and cultural existence but a constantly construction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construction of dragon culture, based on the Han nationalitys dragon culture and guide by tr

10、aditional cultural life and Clan surname symbols, the dragon dance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village culture with strong territoriality and ethnicity through memory recovery, symbols lending and means of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ragon culture indicat

11、es local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 The daily life of villagers is reset and the village culture will also be rewritten with the entrance of modern discourse system and timespace. In this process, Huayao Yi dragon c

12、ulture has been adjusted and changed with the alte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he traditional life of Huayao Yi village, as a part of the Jilong ritual, the dragon dance is integration with the daily life of villagers, however, in a multicultural context, the dragon has been performed for the othe

13、r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others, its cultural identity is gradually cleared up, and III become a mass consumption culture product. The changes of dragon culture reflect the contemporary survival model of the folk culture and art and the complex picture of cultural change. Essentially, T

14、he Culture is the functional equipment. In the Horizon of anthropology, art always exists for its utility and it will not survive if it lost the base of the function.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Huayao Yi dragon dance,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dragon dance

15、is multifaceted. It is multi-cultural connotations that gave the dragon dance art foundation and reason to exist and the motivation of evolution. Thus, the cultural meanings are the only lifeline of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d fundamentality in the essence. Based on the culture logic, from the

16、actual situation of the village arts survival, this paper holds that art as a functional presence, while it is changing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new functions, it is also constantly constructs a new cultur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Huayao Yi Dragon dance Cultur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change Cultura

17、l significance IV 目目录录中文摘要 Abstract 导言1 一、研究缘起1 二、研究现状2 三、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4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结构5 第一章舞龙文化生存语境7 一、村落共同体 7 (一)地缘族缘中的村落共同体 7 (二)共同交融的共同体 9 二、村落文化10 (一)村落文化概述10 (二)祭竜与舞龙17 第二章花腰彝舞龙的文化建构 19 一、建构的花腰彝舞龙文化19 二、花腰彝舞龙的文化建构途径20 (一)记忆复原21 (二)符号采借24 (三)文化整合26 第三章花腰彝舞龙文化的变迁 30 一、舞龙文化变迁的途径30 (一)族群文化的片段性出现31

18、(二)舞龙表演的娱乐化运作33 (三)舞龙主体的性别位移35 二、舞龙文化演变动因38 (一)内部因素38 1.理性化调整38 2.文化想象力40 (二)外部因素41 1.民族文化的融合41 2.大众文化的渗透42 V 3.政府机构的促进45 第四章花腰彝舞龙文化的意义 47 一、尊神敬祖的传统延续47 二、群体凝聚的纽带联结49 三、身份认同的标志显现50 四、审美娱乐的精神需要52 五、族群交流的理想媒介53 结语56 参考文献60 致谢64 表 1：村落社会构成12 表 2：花腰彝舞龙文化变迁及其表现56 附录 1：绿色经济强村民族文化兴村旅游经济富村石屏县哨冲镇水瓜冲村委会

19、立足实际制定科学发展目标 65 附录 2：慕善村村规民约68 导言 1 导导言言一、研究缘起一、研究缘起少数民族文化的当代建构和变迁是文化发展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也构成了当代民族文化研究的主题。外来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构成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对其文化资源的扩散与重组、变迁与转型以及未来走向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必须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一体化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性就日益凸显出来。因此，如何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和学科发展的前沿，认真分析和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现状与趋势、冲击与影响、机制与规律，对于深入理解民

20、族文化艺术的特质，把握其发生与发展的规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在与外来文化接触的过程中，花腰彝人发展出一套基于自身文化立场的应变机制，他们将外来文化与内在文化重新整合，创造出一种超越原本思维与外来影响的花腰彝文化，并试图从本民族自身文化的发展逻辑和艺术生命密码完来成在全球化的包围与冲击下对艺术的规约、构建与突围。舞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花腰彝通过对其仪式程序、组织模式、动作套路、意象主题等进行了场景性的想象、剪裁和重构，将它复合进自己文化体系之中，使得这一民俗艺术事象呈现出不同的名称和意象。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及现代性的卷入，花腰彝为何要选用一种异文化作为载体和工具来建构

21、自己的族群身份？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方式来建构这一民间艺术或说象征符号的？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这一民间艺术在人们的视野中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当代这一族群文化艺术现象?目前，从掌握的资料来看，大部分文章对这一民俗艺术事项仅仅是资料性的直观描述，专家学者很少有从学术角度专门辟文对其进行学理阐释，更谈不上从整体观的角度予以“深描” ，因而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基于上述思考，本文选择了云南红河地区石屏县花腰彝舞龙这一民俗艺术为对象进行研究，旨在将其置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展开对艺术的多重解读，通过田野调查得来的文献资料、口述资料、社会活动事项、各种话语力量的互

22、动以及地方性知识的生产机制作为文本进行文化批评分析，关注这一艺术现象生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考察艺术主体在不同社会语境中是如何描述、命名、建构这云南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 一民间艺术及其象征符号的和怎样借用这一符号为自己谋取资源，这一民间艺术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以及对促成舞龙文化发生变迁的关联性因素进行分析，解读舞龙文本的内部构成和文化意图，分析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文本产生的不同用法和意义作用的实践，给予这一民间艺术形式以艺术人类学层面的讨论，来揭示当下地方性文化艺术的建构方式及其运作逻辑。二、研究现状二、研究现状二十年前，花腰彝这个族群还默默无闻，可近几年，随着电影

23、花腰新娘的上映和中央电视台魅力花腰彝、云南电视台“非常大不同”栏目走进花腰彝等影视的播出以及他们频繁参与外界的各种演出和交流活动，花腰彝不断被外界所认知， “花腰歌舞”也逐渐走入外界人群的视野并吸引了众多的眼球，尤其是花腰彝女子舞龙，每次参与外界的演出和交流活动，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表演节目，已经成为了他者眼中的标志性文化和族性身份符号。然而，这一文化现象在学术界却很少受到关注。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对花腰彝族群艺术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服饰、歌舞、建筑等方面，针对花腰彝舞龙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少之又少，或者说有所涉及，但仅作为其中的一个层面和要素。目前很多研究是见物不见人，只有静

24、态（物）的描述，缺少动态（人）的分析，即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文化或艺术就是一个动态的文化实践过程”的价值研究取向，仅停留在民族志的书写层面，而淡化了将艺术作为文化实践过程的动态研究。就花腰彝族群艺术来说，由于其受全球化背景的影响而不断发生着变迁，目前大部分著作和文章的研究视角集中在文化实体的保护、传承、发展、开发、利用等层面上，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花腰彝族群艺术进行了探讨。魏美仙老师多元背景下少数民族艺术的生存与传承基于云南彝族、傣族两个村落的考察一文以花腰彝和花腰傣两个村落为个案，从功能性角度来探讨民族艺术的传承问题，作者认为，民族艺术的生存是其传承讨论的起点，而

25、与文化整合的功能决定了其生存境遇，因此，在功能性结构中讨论传承才符合艺术生存发展的逻辑。就民族艺术面临的传承危机，陈劲松老师站在文化发展的角度，以其专业设计学者魏美仙、蒋少华：多元背景下少数民族艺术的生存与传承基于云南彝族、傣族两个村落的考察 J，载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9 年第 4 期导言 3 的眼光，对民族艺术如何传承下来进行了有价值的思考。迟燕琼老师则以慕村民族文化艺术传承班为调查个案，探讨了其艺术传承机制以及对其他族群在文化艺术传承方面的启示。此外，李锦发的石屏花腰彝民间文化传承的特性探析，彭艳云、刘梅芳的花腰彝舞龙文化的教育人类学初探，彭艳云花腰彝

26、舞龙文化传承的现状及思考，苏旭的花腰彝族刺绣文化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何婷婷的石屏彝族尼苏支系“花腰”音乐探析，卢飞的略论花腰彝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田小书寻访“花腰新娘”的故乡等，都从不同层面探讨了民族文化艺术的保护或传承问题。在开发利用方面，李金发在旅游经济和民族村寨文化的整合以云南红河州慕善彝村为例中认为，旅游经济能很好地促进村落社会文化的重组和整合，传统和现代的合理整合，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并重，保护和开发并行，是当前整合民族村寨文化的一种有效手段。刘颖洁、盛红从旅游人类学的角度来探讨祭龙民俗的旅游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从采用节庆活动的模式、树立花腰舞龙品牌，

27、打造海菜腔、烟盒舞原生态歌舞名片、与其它习俗结合进行旅游开发、开辟一条滇南花腰民俗旅游线路四个方面对祭龙民俗旅游资源进行开发的建议。张云的浅析哨冲花腰彝原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状况，马莉的石屏花腰彝刺绣工艺的价值与开发等针对花腰彝族群文化的发展、利用与开发等问题说明了自己的看法。此外，还有部分文章对艺术的文化特性、文化内涵、文化变迁等层面进行了研究和考察，如潘妍娜的云南石屏“花腰”彝族祭龙仪式初探，刘德任的花腰彝祭龙仪式音乐中的原生性与再生性，苏毅苗的云南石屏花腰彝民歌“阿哩”的田野调查与思考，陈峰、杨兆麟的浅析花腰彝服饰的装饰语言，车春玲的彝族花腰服饰刺绣中的原始崇拜

28、，谷家荣的空间化的彝族民居文化以云南麻栗树村的土掌房为个案，普梅笑的花腰彝服饰的变化，李朝旺的石屏彝族地区的龙崇拜等，但这些文章多侧重对艺术某一层面的研究，而从文化整体角度研究的甚少。陈劲松：花腰彝服饰艺术初探J，载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9 年第 2 期迟燕琼：少数族裔传统艺术传承机制探析对石屏县哨冲乡慕善村民族文化艺术传承班的调查J，载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 期李金发旅游经济和民族村寨文化的整合以云南红河州慕善彝村为例 J，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 年第 3 期刘颖洁、盛红：花腰彝祭龙文化及其旅游开发以云南石屏县花腰彝为

29、例 J，载红河学院学报， 2009 年第 1 期云南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4 三、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三、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 ( (一一) )理论视野理论视野在艺术人类学的视野中， “艺术是一个动态的文化实践过程” ， “是一个过程性存在，呈现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其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 “艺术活动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 。因此，艺术人类学强调研究的“过程性”和“整体观” ，主张艺术研究应该从整体观、动态性的角度对艺术进行考察，而不是仅仅关注艺术的本体，在研究的过程中，将艺术与人们的生活联系起来，关注它背后的种种关系网络和意义系统， “对于艺术人类学来说，其不仅是以全球性的

30、眼光来平等地看待人类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民族地区、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各种艺术。同时也把艺术作为一个与社会各部分相联系的整体来看待。也就是说，艺术人类学把艺术放在一个社会的网络空间中来认识，放在一个完整的、具体的生活情境中来理解，走出以往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塔。” 同时，艺术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也秉承了人类学研究的诸多品性，其中之一就是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的继承。艺术人类学研究认为，艺术研究应该关注田野，参与田野，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展开对艺术的意义解读。就花腰彝舞龙艺术的特质而言，其也属于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范畴，因此，上述研究理论无疑能为

31、我们提供了一个适合的观察视角。 ( (二二)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自田野调查研究方法被英国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倡导以来，便受到人类学学界的推重，而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种主要基本方法之一，同时被其他学科所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主张研究者对所研究的对象应深入到其文化内部，而避免成为“坐在扶手椅上的人类学家” ，因为在人类学的视野中，艺术并不是独立于生活边界之外的，艺术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实践这一特性决定了研究者要想对人类的艺术现象有一个整体的理解和把握，就只有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参与到这些人的生活之中来，对他们的总体生活方式进行系统、严谨的调研。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客观、合理的推断和解释。

32、魏美仙、陆定福： “围城”内外艺术人类学研究散论J，载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1 年第 1 期方李莉：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当代价值J，载人文讲坛，2005 年第 1 期导言 5 因此，本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立足于田野调查，并辅以文献法和分析法，藉由田野调查得来的文献资料、话语表述以及各种社会活动等对花腰彝舞龙进行综合分析考察，给予这一艺术事项以艺术与文化的双重解读，全面、深入地了解和探讨这一民俗艺术事项，力求从整体层面对花腰彝舞龙作出客观、合理的解释，从而还原舞龙在花腰彝日常生活中的原本风貌和文化事实。四、研究思路与框架结构四、研究思路与框架结构目前，很多人类学

33、研究都设定了这样一个前提：即所研究的民族文化是一种封闭的、静止的、永恒不变的或自成体系的文化。事实上，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纯粹的、不受任何外来文化影响的民族文化。在流变的生活中，民族文化总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是在不断建构中持续发展的，而并非一段僵死的历史事实与文化存在，也就是说，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建构过程。因此，本文的分析路径是以花腰彝舞龙为研究对象，以舞龙文化的建构与发展为主线，以促成花腰彝舞龙文化的各种力量关系的互动和话语表述为核心，纵向呈现舞龙文化建构与发展的过程，横向描述建构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关系网络和种种话语表述，通过花腰彝村落的历史文化语境

34、和各种力量关系的互动来揭示舞龙文化的文本建构、文化变迁及其运作逻辑。本文主要由六个部分组成。导言部分首先指明本文的研究目的与动机，并对当前花腰彝舞龙的研究现状进行详细梳理，同时指出本研究所依据的理论来源和采用的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花腰彝舞龙在各种力量关系互动和话语表述中文化的建构方式、文化变迁及其文化意义的具体分析路径。有学者指出，在讨论任何一种地域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时候，对地理环境及其变迁的考察是必不可少的。艺术，尤其是民族民间艺术或地方性草根艺术，其价值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得以实现的，因而，我们的研究也必须与其社会环境的考察

35、联系起来才有意义。鉴于此，本文第一章主要对花腰彝舞龙文化建构生成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当下的文化生活特点，结合口述资料、文献资料和田野考察进行建构性描述，为后文提供相关的背景材料和分析框架。黄挺、陈占山著：潮汕史（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P14 云南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6 第二、三、四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第二章“花腰彝舞龙文化的建构”主要通过田野调研得来的资料考察花腰彝舞龙文化是为何以及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还原乡土村落民俗艺术的本土建构方式及其生成脉络。第三章“花腰彝舞龙文化的变迁”重在论述说明在文化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当本土传统的乡村经验遭遇外来知识

36、时，它是如何进行应对和做出相应变迁的，同时对新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导致民俗艺术发生演变的动因进行了分析，重在探讨地方性知识生产的地域性和文化发展的复杂性特点。第四章“花腰彝舞龙的文化意义”主要对舞龙在花腰彝的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担负的使命予以观照。文章认为，艺术作为一种功能性存在栖息于我们的世界中，它所呈现的不仅是单纯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其文化意涵。并指出，花腰彝舞龙的文化意义是多层面的，正是这多重的文化意义给予了舞龙艺术存在的理由与根基，同时又赋予了舞龙艺术不断发展的动力。结语部分对花腰彝舞龙文化的建构生成和发展变迁作了总结性阐释，同时围绕花腰彝舞龙的文化变迁这一事实进行

37、了简要剖析，并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对花腰彝舞龙文化的内在发展逻辑进行了文化批评分析。第一章舞龙文化生存语境 7 第一章舞龙文化生存语境一、村落共同体一、村落共同体 ( (一一) ) 地缘族缘中的村落共同体地缘族缘中的村落共同体 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首次提出了“共同体”的概念，在其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滕尼斯将共同体概括为三种基本形式，即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或宗教共同体，它们分别以亲属、邻里和友谊为纽带。在滕尼斯看来，从血缘共同体到精神共同体，之间经历了一定的层级发展顺序，即地缘共同体由“作为行为的统一体”的血缘共同体发展而来，进一步发展则上升

38、为精神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是一种“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之上的。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它们不仅仅是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加起来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所有这3种共同体也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之间是相互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滕尼斯所提出的“共同体”概念和理论，无疑可以为我们分析花腰彝村落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一个适合的观察视角和分析工具。就其性质和特质而言，花腰彝村落社区是以族缘和地缘为纽带联结而成，主要是基于族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聚合，体现出明显的族性和地域性相结合的

39、特点，某种层面上，它是一种超越了血缘与地缘共同体的精神共同体。首先，从地缘关系来看，地域空间作为构筑村落聚居的物质载体和聚落依托，既是村落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又是村落文化的外在表征。村落公共空间是整合村民联系的纽带，村有土地和共同财产作为强有力的物质基础维持和强化着村民的共同归属意识。正是这些条件的综合作用使村落中的地缘关系得以维系，村落共同体得以长久稳定发展。而为了维护村寨的利益，共同体必须划定明确的边界来确定自己的地域空间，并保证不受他人的侵犯和争夺。德斐迪南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 2 月版，P65-66 在慕村，村中界碑刻记

40、：慕善村东由坡竜山老白花冲头上山分水至山顶直至山后大路；中部从山分水至牛打滚坡，顺老白花冲下至田头间李凤鸣家；西由腊衣先莫罗尾顺河下至小坝圹，上拖竜黑村后黑不扎咩，经请路峨一扎顺黑林啦峨上北扎卡；北由坡竜山田上边向东下黄菸荟山分水至老凹窝的东边小山梁，山分水下至公路，顺公路上至对门山孙正忠家瓦房后山梁；南由先打卡、旦莫卡、哥撒摄、罗莫罗尾止，山分水止与他先亩分界。云南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8 其次，族缘关系来看，慕村村落共同体主要通过共同远祖的追溯和婚姻关系来维持，一切信仰与仪式也都与本族群的起源相关联。在慕村，龙树林是整个村落的信仰中心，他们每年都要定期举行祭竜仪式，通过对远古

41、祖先的追认来强化自己的族群归属。此外，为了强化族群这种族群归属意识，花腰彝经常通过指路经和家谱来追溯自己的的族源和讲述过去的历史；同时，在花腰彝村落，在老人去世后要请当地的贝玛念指路经为他们作祭送魂，以便死者能够回到祖先的发祥地。祖先神灵既是村落地域的体现，同时也是整个村落精神的象征；实际上，花腰彝祭竜是在祭祀其远古祖先的同时，也是在祭祀当地的护寨神。因此，祭祀仪式本身就是群体归属感以及对村寨的认同感的一种体现。再次，基于地缘、族缘的聚合又需要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在行为、思想等方面保持趋同或一致，如果共同体成员之间在行为、思想等上内部互不相容或常常发生冲突，即使生活在同一地域

42、空间，那共同体也难以长久维持，甚至不可能存在。某种意义上，空间上的接近，也是精神上的亲近。慕村与汉民族以家族为血缘纽带建立起来的村落共同体有所不同，它是基于村民共同信仰而建构起来的想象的共同体，成员彼此之间并无直接的血缘关系存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拟血缘群体，即典型的以村落信仰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整合群体。如祭龙时，负责整个仪式过程的“龙头”由村民共同选举产生，并非由某一家族世袭，若不符合村民集体要求，村民可以改选或更换。由于其网络状结构较为松弛，因而可以跨越先天性的因血缘带来的束缚，建立起彼此间的合作意识和相互依赖。在共同的参与、合作中，很容易在成员之间促进相互信任和产生约

43、定的规范。这种内部滋生的信任和规范，是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基本纽带。通过上述考察，笔者认为，慕村村落共同体的形成是基于地缘关系和族缘关系的聚合，它是一种以邻里和友谊为纽带，超越了血缘、地缘共同体的精神共同体。指路经是花腰彝追溯自己族源和历史的典籍。在花腰彝村落，凡有老人去世，都要请当地的贝玛来作祭送魂。花腰彝认为，人有三魂，人死后，一魂守护家坛里的神主，随时接受子孙的祭祀；一魂守护坟墓，庇荫子孙后人繁荣昌盛；一魂去幽冥世界，同老祖宗在一起，重新安家立业，劳动生息。但三魂都要按照贝玛的指点，先回到老祖宗的发祥之地，然后再分开。送魂回归故土的路线，即古时先民迁徙的路线，使死者能顺利地

44、到达祖宗居住的地方。第一章舞龙文化生存语境 9 ( (二二) ) 交融的共交融的共同体同体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花腰彝文化都处于汉文化圈的区域之中，经过长时间的文化浸染，彝汉两个群体实际上已融为一体。据方志记载，明洪武年间，明军平滇后，军队屯田云南，石屏就有汉族迁入。随后，明太祖朱元璋又采取移民政策， “移中土大姓以充实云南” ，江南各姓相继迁入，石屏汉族逐渐增多。大量汉族迁居石屏后，与当地土著混杂而居，相互通婚，共同生活，密切交融，结果是“大启文明，使土著之人同化于我华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政令条教，典礼诗书，彬彬郁郁，比于中州” （民国石屏县志）。对彝汉交融带来的

45、变化，清乾隆石屏州志也有详尽记载： “石屏旧为荒服，居民多倮彝。自元时内附，风气渐开。及明初置州牧，宣政教以化导之。復设石屏、宝秀二屯。屯军皆江南北人，与土著之民错杂而居，由是习俗日变，文物冠裳，彬彬与中州侔矣。 ” 在现实的村落社会生活中，二者虽有族源之别，但无彼此之分，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村落社会格局，作为一个共享和协调的系统性整体，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文化层面，在文化结构及其表现形式上都体现出一种互融性特征。从物质层面来说，村落作为一个有机体，其内部的各种公共性资源和设施，如山林、耕地、祠堂、河流、道路、桥梁、戏台、集体活动场所等，归村落集体所有，双方

46、共享。这些作为整个村落的共同利益，当面对外来力量的介入时，无论是彝族村民，还是汉族村民，都有责任和义务共同进行维护。在精神文化层面，无论是建筑样式、经济生产、服饰穿着、村落公共活动，还是节日节庆、婚姻习俗、语言、生活方式等，两个群体已经基本融合趋同。在慕村，除了部分老人外，大多数花腰彝人都会讲汉话，汉族也能用彝语跟对方交流，彼此之间没有语言障碍；很多彝族村民已基本上不再穿戴传统花腰彝服饰，而改穿更为轻便易买的汉族服装，如今只有少数老年妇女因怀旧情结还穿着花腰彝传统服装。彝族建筑上大多受到汉民族建筑文化的影响，彝族在原有建筑格局的基础上，对土掌房进行了适合自己的改良，融进了汉民

47、族建筑常见的天井和以瓦盖成的“人”字形屋顶，经过改造后的土掌房突破了以往采光、通风等方面的局限性，住起来更为舒适。而汉民族也吸取彝族建筑优势，建起了彝族具有地域优势土掌房。在节庆庆典方面，受汉文化影响，彝族也过起了汉民族传统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汉民族也主动参与、加入到彝族传统的的祭龙节、火把云南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10 节等节日当中。“家人不和外人欺，寨民不和外村欺”、“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等，这些谚语充分地体现了彝汉村民在村落生存中和谐共处、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与城里人不一样，慕村每家栽种收割、婚丧嫁娶、拆房建屋等都有赖于家族及整个村的帮助，各种事务都由

48、大家共同完成，因此，必须要有团结互助的生存理念。一句话，无论哪家有事需要帮忙，不分里外，他们总是义不容辞。要得到别人的帮助，处理好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尤为重要，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和谐共处就自然形成了村民的人际交往诉求。在旅游经济中，凭借长期相处、融合和对彼此文化的谙熟，汉族居民主动认同彝族文化，有意模糊族群边界，积极参与和协助村寨彝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成为了主角而非旁观者，从而在村寨旅游经济活动中获取了一席之地。面对游客，慕村的汉族村民也穿上花腰彝服饰，操着流利的彝语，和彝族村民一道尽情地展示彝族文化。对于外来游客，特别是国外游客，穿着花腰彝服饰的汉族居民一般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的真实族别，对外宣称是“花腰彝” 。笔者在采访中得知，在慕善，花腰彝文化传承班的多数负责人和组织者均为汉族村民，传承班负责人孙正尧认为，村里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