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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

让时间追溯到上个世纪的1984 年,四川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当时叫四川师范学院生物系)刚刚成立,师资力量不足、条件极为艰苦。当时的生物系教职员工只有10 几位,专业教师只有植物形态解剖学的教师梯队配备比较到位,而其他课程的教师梯队还正在陆陆续续地引进与建设中,当时教师的职称最高级别是讲师,教师队伍来自五湖四海,大部分教师系20—30 左右的年轻人,下面从几个侧面可以透视出生物系当年的那群年轻人所付出的辛劳、洒下的汗水和一路的收获。

现任学校工会常务副主席的张绍平同志当年在我校化学系化学专业毕业留校担任我系85 级学生(系生物系的第二届)的辅导员,他20 岁出头,与进校的84、85 级学生从年龄上差别不大,但是他很热爱学生,在管理学生上宽严结合、有板有眼,赢得了学生的爱戴与尊重,男女学生对张老师有一个惊人的同感就是“既爱又怕”这个张老师,那是因为张绍平老师无论在台上讲话、还是在日常管理学生中或者在学生评优评奖、毕业分配(当时的就业政策是统一分配)等涉及学生切身利益时都能感觉到他的严肃、严格和不苟言笑,在利益分配上的公平公正与一视同仁。但在课余饭后的交往中他又与学生混成了一片,男生把他当兄弟、女生视他为兄长。记得有二件小事至今记忆犹新:

85 级有个学生,好不容易从边远山区考入生物系,大二时患精神分裂症无法坚持学习,先后送医院治疗几次,家长无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校照顾、无钱支付医疗费,把一切困难推给了学校,面对学生的窘境,张绍平老师与学院千方百计筹措资金,还派出教职工、学生轮流倒班进行细心护理照顾和开导陪伴,常常见他眼睛布满血丝、心里着急如焚,几乎全天候地围绕病人左右。好不容易到了毕业,由于该生无法坚持正常工作,按照当时政策要将其户口转入原家庭所在地农村户口并安置为农民。这时张老师急学生所急、想学生所想,按照学院的部署亲自前往学生户籍所在地,三番五次、费尽口舌地斡旋当地公安局、教育局、民政局等政府的职能部门,好不容易将其户口申请保留为城镇非农业户口(当时的非农业城镇户口享受着许多好的待遇),同时为其申请作为民政救济优抚对象,为这个学生解决了当时非常棘手的生存问题。此事在当时生物系乃至全校都广为传播,对我系领导和教职员工热爱学生、关心学生给予了充分肯定,尤其对一个20 多岁的年轻辅导员张绍平老师如此为一个学生的切身利益的倾情付出给予了高度赞赏。

还有,生物系89 级有个花季女孩,有一天在校外被一客运中巴车撞伤。张绍平老师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赶紧安排学生住进了医院,可是这时却不见了肇事司机,接连几天肇事司机一直玩起了“失踪”,也一直拒不支付医疗费又不配合交警处理。当学生家长从边远农村来到大都市,面对女儿受伤情况而肇事者却无影无踪时只有以泪洗面,张绍平老师看到眼里急在心上,一边安抚着并安顿好家长,一边与系里紧急商量处理办法。系里当时指派办公室主任张酉清同志和辅导员张绍平老师一起组成工作组。他们二人就骑着自行车、自带军用水壶,从狮子山校区穿过城市去与成都市公交公司进行沟通协调,还多方打听一路追踪到驾驶员住处寻找到肇事司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做工作,几经周折终于为受伤学生讨回公道,为学生治疗赢得了时间和经费的保证。

一个新办的系,面对创办之初的大量工作,把学生的利益放在至高地位,把学生的冷暖安康放在领导和教职工心中,真正践行了“以生为本”的宗旨,这也是生物系演变为生命科学学院不断发展强大的原动力。

马丹炜老师:一个彝族姑娘,圆圆的脸、很潮的装、透着热情、怀揣梦想,在1985 年的7 月,紫薇花正艳的季节,带着中山大学的派遣证,提着一箱子的书,走进了位于成都市东郊狮子山的四川师范学院,陌生的人,陌生的事,心里虽有些忐忑,但人事处一位漂亮的女老师热情洋溢的接待顿时消除了马老师心里的不安,自豪感油然升起:那是因为从今天开始她就正式成为了高等师范院校的一名“马老师”了。

当时,生物系才成立不到一年,一下从全国各地的高校引进了10 多位稚气未消的年轻老师,当他(她)们凑在一起时,这群年轻人当时的生活状态经常呈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跳舞、一起野炊、一起蹦迪……他(她)们好像仅仅是换了一个大学在继续上学、在青春荡漾,仿佛仍然在延续着大学美好的故事。

马老师进校后担任的是低年级的专业基础课:植物学实验和植物地理学。由于地域的差异,毕业于南亚热带的大学,不熟悉处于中国西南部亚热带的大部分植物种类,那段时间,担心和焦虑感随时与之相伴。为了完成教学任务,也为了不在学生面前出丑,于是,马老师从实验室借出了解剖镜和放大镜一直放到寝室里,遇到不认识的植物就采集标本回宿舍解剖花和果实,查阅植物图谱,进行植物检索,钻研科研文章,去向四川大学教授请教;如有去参加学术会议或有机会跟随植物分类学专家野外考察的时候,只见马老师像一个虚心好学的学生一样,紧随这些业界泰斗们或知名专家们之后,虚心向他们请教、认真听他们分析、跟进他们的学术见地、接受他们的前沿思想;在野外实习踏勘时,也紧跟着当地向导和老教师学习植物分类知识;还有就是一有时间就去植物标本室整天整天地泡着和熬夜,整理84 级和85 级野外实习采集回来的标本,将标本上台纸、查检索表、鉴定种类,在此过程中熟悉了和认识了西南地区常见的植物。几年下来,面对植物学教学时,马老师已经能游刃有余地娓娓道来。

马老师毕业于综合性的中山大学,从未经过一天教学技能的培训,要把课讲好的确有些困难。那时生物系对所有青年教师要求严格,我们尊敬的第一届系主任是任韵清老师,她是建国以来我国首届华东师大硕士研究生班毕业生,她治学严谨、为人师表、对人严格但不失关怀备至,她组织系上青年教师对生物系的每堂课必须认真听和仔细记,课后又不厌其烦地指导我们进行总结交流和评价,同时还硬性要求我们年轻教师必须通过系里组织的试讲关后方能上讲台讲课。当时,马老师和毕业于西南师大等师范大学毕业的一帮年轻老师们一起经历试讲关,至今,第一次试讲后的尴尬和沮丧还历历在目,可以说有师范背景的老师以教态自然内容完善而收场,而马老师却没有把握好时间和进度,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完成预定的授课内容。这次试讲让她认识到了自己教学中存在的短板,也促使她奋发直追,认真听讲、仔细揣摩、深刻感悟、积极操练。马老师这一路走来,不断进取,成了知名教授并深受师生爱戴,尤其当2005 年12 月马老师获得“四川师范大学教学十佳先进个人”称号,2010 年9 月马老师又取得了首届“四川师大现代园丁奖”时,这是马老师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在四川师大的讲台上奋斗了31 年教师职业生涯的最好定格。

还说说我系最早的元老之一徐作英老师。1984 年建系之初她还只是一个20 多岁的年轻人。当她从南充师范学院毕业走进了四川师范学院时,可谓心潮起伏、热血荡漾,忐忑中带着期许、惶恐中伴着遐想,这可是顺应了“人往高处在走”啊。但是一走进校园,进入了生物系,才知条件非常之艰苦,教学资源捉襟见肘。生物系当时一个唯一能容纳全系老师教研或师生开会的地方就是现在幼儿园旁的植物学实验室,这个植物学实验室是生物系的第一个实验室,是一个一层的平房,一个小门进去后,路基倾斜、青苔丝滑、经常漏雨,师生中不少人在此处摔过跤,大家当时安全意识不强,加之都是中青年人好在也没摔出什么大碍。

生物系以后渐次建立起来的实验室、教研室乃至后面的研究室遍布全校,比如一教二教的顶层、边角是遗传室、微生物室;人体解剖室面积太小,于是把二教的一个厕所改造成了一部分;还有化学系的库房是生化实验室;物理系的工具房是植物学实验室;老图书馆的一隅是细胞生物学研究室……全校各个不起眼的地方都能见到生物系实验室的踪影,那是因为当时兴建之初是动员了全校各个单位把各自不用或多余的房间支援出来给了我们。

徐作英老师一到川师就被分配到了植物学教研室,每年6 月份正值暑热难耐之时便是我系野外实习之季,那时植物学教研室的人少,年轻人全部无条件参加野外实习。记得1987 年的6 月时,徐老师的儿子才不到半岁,她克服困难、安顿好儿子,便接受了系上委派她担任实习指导小组副组长的工作,带着60 多位生物学专业的学生出发去峨眉山进行植物学野外实习。在野外,一是对学生安全的担心、二是野外学习的任务重、三是野外条件很艰苦、四是教师的体力和精力都每天超负荷地透支,于是在峨眉山的5 天实习中的第三天行进到半山腰的接引殿时,徐老师生起病来,发着烧,人很不舒服,随队组长和教师们纷纷劝她要么回住地去休息、要么坐滑竿直上金顶、要么打道回成都,可是她都不同意,想到她是副组长又是随队女教师,而学生中大多是女生需要她照顾,也便于一路查寝和管理,同时作为老师面对困难时也应给学生作出表率,所以她一直硬撑着徒步护送学生上到峨眉山金顶,还最终与学生一道返回到了成都,回到家里当天就直接住进了医院。

还有一事,1984 年的川师附中是属于我校的一个部门,当时附中有个周老师落实政策人事关系调配到了生物系,但附中的高中生物学课程还必须由周老师兼任。可是周老师刚来生物系不到几个月就病倒了,因徐作英老师和其他几个老师学的师范,所以生物系党政就一再动员大家,最终把徐老师动员去了附中接任了周老师的课。

当时的川师附中是排名于成都市的四、七、九中之后的老四,升学压力大,学校、家长、学生期望值极高,教学要求极其严苛。徐老师刚走出大学校门,只是熟悉一些教学的基本规范和程序,但却非常缺乏教学的经验,刚走上附中讲台时,看到如此高大威猛的高中生,见到成天都在后面听你上课的领导或教学督导时,遇到铺天盖地的试卷,经历一周一小考一个月一大考后的自己所教学科的被排名又落后了时……没少哭过鼻子,压力真是大。好在她勤奋努力,认真踏实,虚心听老教师的课,认真备课钻研教学,不到半年,其教学已经有点板眼了并逐渐得心应手起来,所教班级学生成绩与其他班持平,获得了附中师生及其学生家长的一致好评,在川师附中5 年多的教学生涯期间(中途生小孩时曾有其他老师帮带过一段时间的课),共送走了二届毕业生,并有学生考上了北大清华。以至于要离开附中时,附中领导曾经很想把她挽留在附中。师大附中这几年的刻苦经历,奠定了徐作英老师以后从事“生物学科教学论”的强大根基,她是四川省教育学会生物学教学专委会副理事长,负责指导四川省基础教育中学生物学教学;培养的“生物学科教学论”研究生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她的好多学生现在已经成为了基础教育中的骨干中坚;她的学术专著、科研成果在领域内的影响不可小觑,这真正得感谢川师附中那几年的辛勤磨练。

再说说张红老师,她是1994 年进入生物系工作的一个年轻女孩,开始在细胞学研究室做实验员。她勤奋、好学、进取。自生物系建立了细胞学研究室后,学校把实验中心的进口仪器“超薄切片机”调拨给了生物系,放在了细胞学研究室由她主管。生物系的细胞学研究室主要从事细胞结构及功能研究,需要频繁使用超薄切片机制片然后上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而我校没有与超薄切片机制片配套的透射电子显微镜,所以我们就在川师自己研究室先制好样,样品制作好后立即骑上自行车,风雨无阻地直奔川大上到透射电子显微镜上观察,再把底片拿回来自己在暗室里洗照片,洗出照片后方能进行细胞结构研究。

当时的细胞学研究室位于老图书馆的西南角上,条件差,制样空间环境不能控制温度及湿度,制作出来的树脂包埋块达不到超薄切片的要求,于是张红她们几个年轻人就想办法在通风橱里用电炉及抽风来控制制样区的温度及湿度,一次又一次地试验,终于使得做出的包埋块达到了技术要求,后来在相关老师的指导下发了一篇关于“生物样品包埋过程中降低空气温湿度的研究”的文章。

张红除了把研究室管理得井井有条外,还狠练实验技能,并利用各种闲暇时间带着笔记本虚心听取各位老师的课程,还抽出时间自修自学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最终获得了大学本科的学历,现在是生命科学学院的高级实验师,承担了省级、校级的相应科研项目,科研成果颇丰,她当属我院由教辅人员走向有建树的高级职称人员中的一个典型缩影。

生物系建系之初还有很多年轻人,如现在的非常有名气的宗浩教授,当年可是一个硕士研究生的高学历、风华正茂、帅气十足的青年,他的课间和答疑常常被学生围堵,尤其是女生倾慕人数众多;还有当时的任刚老师20 多岁,身兼着教工团支部书记,经常组织各种团组织活动,带领大家去狮子山的铁路边上烧烤,把系里所有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凝聚在系的周围;还有王岳光老师当年是个不到20 岁、稚嫩生生、勤奋好学、乐于助人的系里最年轻的一员,记得当时张本能老师调来了,他托运过来的书籍等东西是王岳光老师一个人蹬着三轮车从火车北站骑了几十里路给搬回来的。另外,他自嫌写字不好,花了一个月左右狠练书法竟然成就了一手好字,只要我系需要横幅或在言事口发出通知,一般都是出自小王之手;还有后面陆陆续续来的黄敏老师夫妇、代策刚老师夫妇,以及严伟、张光祥、王一丁……好多老师的好多经典往事,在这儿就不作一一赘述了。

在生物系建系之初,办学条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生物系当年的那群年轻人经过不断努力,一边为生物系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自己的贡献,一边随着生物系撤系建院地发展也进步巨大,2014 年是生命科学学院院庆30 年,30 年春华秋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这帮伴着生物系一道走来的年轻人现在个个成长为生命科学学院的中流砥柱,他(她)们携着豪迈、一路欢笑正行进在生命科学学院快速发展的更加辉煌的第二个30 年中!

(作者徐作英系我校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作者廖才祥系我校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本文系合并有关文稿而成,文中关于徐作英的有关内容为廖才祥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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