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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这座标本馆，藏着中国植物百万标本与百年往事

花匠小妙招
2025-10-20 21:50

陈焕镛1919年在海南那大采集植物园标本。图：《陈焕镛纪念文集》

羊城春来早。

二月的广州华南国家植物园内，已是奇花满径，竞相绽放，既有广东人熟悉的山茶、樱花、牡丹、水仙、蝴蝶兰、木兰等日常花卉，亦有三叶橡胶、报春苣苔、广东蔷薇、虎颜花、金毛狗、普陀鹅耳枥、丹霞梧桐、华盖木等珍稀特有植物，让人不觉闯入繁茂异香的林中，迷路在百花酝酿的时空里。

紧挨着的科研区内，同样百花馥郁，草木葳蕤。

原华南植物研究所副所长陈忠毅老先生得知我欲撰写植物园的文章，带我参观科研区，一路讲解。

这位年逾八旬的植物分类学家，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主要从事中国木兰科、姜科等植物的研究。退休后，他自觉担负起了收集、抢救、普及园区历史的工作，而标本馆是他踏足最多的地方之一。

作为我国历史最悠久的植物学研究机构，科研区是植物园的“神经中枢”。

笔直的大王椰子树一字排列大道两边，红透的落羽杉叶子落得稀疏，降香黄檀、落羽杉、任豆、檀香、琼棕等珍贵植物随性地散落，少了游人的喧嚣，更多了一份静谧的学术气息与生活的烟火气。

转过树丛，一栋灰色墙体镶嵌着蓝色玻璃的四层建筑赫然入眼，绿植掩映着“标本馆”三个深红色的字体，自带一种天然的庄重感。

华南植物园标本馆外，绿色植被环抱。

图：涂燕娜

标本馆全称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标本馆，其前身为1928年陈焕镛创建的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室标本室，后改隶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2003年始用现名，是国内最早的植物标本馆之一，也是华南最大的植物标本馆。馆藏热带亚热带植物标本超过115万份，涵盖物种49000多个，其中，最古老的标本，是采集于1808年的禾本科剪股颖属植物，至今已有200多年，而收藏最早的本土植物标本，则是1872年采集于广州的豆科植物短萼仪花。此外，还有陈焕镛发现的“活化石”银杉，以及“红木”原树种花梨木等珍贵物种的模式标本。

标本馆外，草木鲜活，生机盎然。标本馆内，仿若静止的自然界，沉默的植物星球。那些曾经生动地在枝头摇曳的花叶，银杉、任豆、观光木、大果木莲、华盖木、落羽杉……

1956年筹建华南植物园。图：华南国家植物园

那些曾经穿梭在崇山峻岭采集标本的前人，陈焕镛、张肇骞、陈封怀、蒋英、梁向日、陈少卿、左景烈、邓世纬、何椿年、侯宽昭、贾良智、刘玉壶……长长的背影，穿过漫长时光，一一向我走来。

漫步馆中，但见整齐的架子上，一份份装订好的标本静静置于柜中。泛黄的纸张，干枯的花叶，密密麻麻的标注，让人不觉步履凝重，心神肃静。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拿起一份历经近70年的珍贵植物标本——1958年，陈焕镛与匡可任教授联名发表的植物新种银杉的模式标本。银杉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第四纪冰川之后存活至今的“活化石”植物，与水杉、银杏一起被誉为植物界的“国宝”。

1955年4月，广西龙胜县首次发现这种成片生长的针叶树为松科的新属，因其叶形似杉树，叶背为银白色，微风拂过如银光闪烁，故而命名为“银杉”。在漫长的时间里，全世界植物学家都以为银杉已绝种，陈焕镛教授与匡可任教授从广西采集到的植物中发现到银杉植株，由此发现植物新属银杉属，这是华南植物园的标志性成果，此标本也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银杉模式标本。

1958年春，陈焕镛率队在自然保护区采集。图：《陈焕镛纪念文集》

生物研究，最重要是标本。因为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促使陈焕镛从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一毕业就独自踏上海南采集植物标本，开创了海南岛采集标本的先河。任教南京金陵大学、中山大学期间，为拓展植物研究，他继续组织采集队伍赴广州、香港、粤北、广西、贵州等地采集标本，并与数十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建立标本交换关系。

正是在植物采集基础上，陈焕镛创办植物研究室，所址设在广州东山石马岗的中山大学农学院内，初始仅有一间办公室和一间标本室，这间简陋的标本室即华南（国家）植物园标本馆的前身。

今华南植物园科研区内陈焕镛故居。

图：涂燕娜

此后，一代代植物工作者前赴后继，以舍己忘我的精神，走遍中国乃至国外的深山密林进行采集，不断丰富标本室的标本。

每一份看似平常的标本，或来自人迹罕至的荒野，或来自遥远的异国他乡，或经历战火洗礼，或跨越万水千山，静默的叶片写满了植物采集的艰辛。

农林植物研究所展出的植物标本。图：《华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

拿起一份名为“世纬苣苔”的标本，工作人员为我们揭开了一段中国植物标本采集史上的悲壮往事。20世纪30年代，采集员邓世纬率队进入贵州深山考察，与助手4人相继因感染疟疾病逝。陈焕镛闻讯痛惜不已，以邓世纬的名字命名苦苣苔科植物世纬苣苔属新种及一新种世纬苣苔，为纪念他们对中国植物分类学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植物研究所随着中山大学辗转于广东、云南、湖南、香港等地，植物学家、科研工作者们在无比艰苦的条件下，以生命守护那些珍贵的标本。那个时期，国内不少珍贵标本都毁于战火，而农林植物研究所成为中山大学在抗战中唯一能比较完整保留植物标本单位，并且是我国战后植物研究复兴的主要机构之一。

清晨，当光线穿过密集的植物缝隙，落在标本馆的窗台上，工作人员陆续就位，开启一天的工作。

从植物采集到标本的制作，最后进入标本馆储存，有一套严密的流程。

装订室内，标本装订师打开一份标本，仔细观察植物的生长方向，露出正反面的叶子、花朵及果实，确保将植物的主要特征展示出来，方便科研人员对其进行研究。而后均匀粘上胶水，平放在台面上，露出四角，并在左上角粘贴采集记录，仔细核对采集人、采集时间、采集地点等采集信息，鉴定签则贴在左下角。完成后盖上报纸，放上签片，一份植物标本便装订完成，经过低温消毒后，送到标本库内进行整理分类，即可入库储存。

浸液标本陈列在柜子中。

图：《陈焕镛纪念文集》

建馆之初，陈焕镛不仅亲自带头采集、鉴定标本，同时建立了“卡片系统”“采集记录系统”和“流水号系统”三套管理与检索系统，可根据植物的拉丁学名、采集人和库存标本的流水号，快速查到所需的标本。如今，这三套检索系统依然被完好地保存并使用着。

曾经从事过这一工作的何椿年曾回忆说道：“我过去在植物所工作，是在标本室内整理标本，查阅英美等国出版的杂志，检出提及我所标本室某号标本，一方面将该杂志对该标本的叙述，用打字机打出来，贴在该标本上，以供参考；同时，还要用小标签，说明该标本室在某杂志几卷几期几页提过，以为这样便可以加强某标本的确定性，增加该标本的价值。”

广东蔷薇标本图：华南国家植物园

新种的发表，离不开植物画像。在标本馆二楼，我们见到了一幅彩色的银杉油画。据悉，当年陈焕镛和匡可任发表银杉时，华南植物园绘图室创始人、著名植物科学画家冯钟元为其画了6幅图，1幅彩图。

在摄影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植物科学画依然有其独特的作用，它往往与科研人员的文字描述搭配出现，以突出科研人员的研究重点，使读者能够一目了然地认识植物的主要特征。因此，作为植物科学画画师，不仅要掌握植物画的画图技巧，还要熟悉植物的生长规律，才能准确地表达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呈现植物最自然的生命状态。

标本馆内科研人员在给植物标本做数字化录入工作。

图：《广州日报》

标本馆另一角，工作人员正在为植物标本录入电子影像。1999年开始，标本馆率先在国内实施标本数字化，建立一套馆藏标本数据库。随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标本馆正建设一个集野外科考、标本采集、植物引种及数据分析与交流的综合信息平台，未来将实现标本库、种质资源库、人才库存与资料库联动融合的综合平台，为国家植物园建设提供数据与信息支撑。”

“创建一个世界水平的区域性标本馆”作为华南植物园标本馆的发展目标，在早期就已经有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探索，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标本馆收藏的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的植物标本占馆藏标本的8％。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批在菲律宾本国的标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损毁，而保藏在华南植物园标本馆的同批标本却因在抗日期间转移至香港得以完好保存。

目前，华南植物园标本馆已经与世界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标本馆建立了经常性的标本和文献交换关系。华南植物园标本馆数据库也成为了国内第一个真正实现了资源共享、与国际接轨的数据库。

华南植物园标本馆作为全球植物学研究的重要资源之一，为国际植物分类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2022年华南国家植物园正式揭牌当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