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武儒
作者题记：陶家花园，又称陶家院子，是岳阳老城区许多居民记忆中的一处花园住宅。陶家花园原座落于岳阳茶巷子36号，东抵岳舞台（巴陵戏剧场）、西邻老统战部家属楼，南以围墙与竹荫街老盐仓接界，北临茶巷子街。
陶家花园地皮是1937年由陶提督后人陶广生花3000块银元购入，后岳阳沦陷避难于外。抗日胜利后于1946年在已购地皮上建七间房屋，其中二层称为“菊隐楼”。楼下院内花园占地约450平方，有一棵大枣树，一排夹竹桃，四架三个品种的葡萄，十株李子树及两株三色柿饼桃树和一棵桂花树、两株椿树, 还有紫荆花、无花果、石榴、红樱桃、七里香、兰草、携手香、含羞草、大蕾花、夜落金钱及多种菊花。院内四季鸟语花香，成为老城区一景。
陶家花园毁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备注：本系列选自本人长篇回忆录《落红》，内容有删增）
第一节
陶氏兄长陶武儒，于一九四三年古历十月二十四日中午，出生在当时的益阳三堂街沅江码头边的一条小船上（现为桃江县三堂街，仍隶属于益阳市）。这小船是因逃难而南下的运载工具，这个“难”是日本人带给中华民族的大灾难。他祖母说当时的分娩接生十分简单，生下武儒仅仅三天后，船就起程离开了三堂街。这件事是他后来从祖母、母亲、婶娘三人的讲述中记下的。
出生后他祖父给长子起名武儒。这个“武”字是家谱中的字派号，加上“儒”字就有文武双全之寓意。直至今日他认为这个名字寄托了祖父的厚望。而此后，弟妹及堂姐弟妹的名字中间都有一个“武”字。马壕东门陶氏家族的派语是沿用一六一0年江西明通公所定的派语：开唐建自汉；勋烈昭鼎柱；桓武表荆广；贞亮肇扬豫；龙章蔚国华；玉映森林树；易乾口惕若；用之诙前绪。一共八句四十个字，一个字代表了一代人。从明万历三十八年重定宗派后，陶氏浔阳堂历代按这四十字沿用至今未变。
陶氏兄弟的祖父陶广生先生
到了第二年，即1944年，他的祖父陶广生丶叔祖陶桂生一大家辗转来到了重庆。住在重庆薛台子冯玉祥先生一起，因陶广生曾是冯先生的私人英语教师，一九四三年冯先生以请祖父担任私人教授兼署家庭教师的名义，让陶广生一大家到了重庆。这也是战争年代对其一种委婉的援助。他的祖父还兼任冯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女士的国文教员。因此他们一大家就住进了重庆薛台子冯玉祥的府中。
当时流传冯将军的一些小故事。冯的军队很能打，他当旅长时曾被六个旅团团围住，可就是没有一个旅敢打响第一枪，大家都知道谁开了第一枪，这个旅一定第一个被冯将军吃掉。很快这个围就自已撤走了。将军号称有七百卫，其实就是他的中、下级军官。个个使双枪。一进军营，就可拉出十几万高军事素养的队伍，因此许多军阀不敢动他，就是蒋介石也只好与冯先生称兄道弟的原因。平时就是穿士兵服，一餐饭一大盘烤饼几根大葱，几个简单的菜。
陶武儒父亲陶桓梧（后左一）摄于1931年南京
冯将军是一位好学之人，一九一六年时任旅长，进驻常德，他一到就要找一位英语教师，正巧陶广生从湘潭调回常德邮局，因陶的祖父是教会学校毕业，有幸当上了冯将军的英语教师，也就做了几十年的朋友。
又到了1945年，陶武钧度过了两岁生日。从亲友的记忆中有件事让小武儒也记了下来。那就是这一年陶府一大家基本上都住在重庆，陶广生二媳妇易敬庄在重庆生下“三妹”，祖父给取名叫武庆。她是陶广生二子陶桓桐的第三个孩子。在三妹出世前，陶武儒和堂姐武玄及堂弟武钧在重庆照了个合影，当时武钧刚刚一岁，而武儒比武钧大六个月。这一帧七十多年前的照片（摄于一九四五年初夏）保存到今天。
陶武儒之母邓宝云
当时在重庆的还有多年后与陶武儒在岳阳市一中初五十一班的同学王安梅，当年俩人仅一岁多时就在重庆见过面，因为陶的妈妈和王安梅的妈妈都是岳阳贞信女中的同学，凑巧在重庆街头各自抱着自己的孩子在重庆的两路口碰过面。武儒和王安梅初中同在岳阳市一中初五十一班，高中考到了四十五班，她分到了四十八班。武儒妈妈邓宝云是一九九六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王安梅的妈妈直到二0一0年辞世，享年九十二岁。
1946年，陶氏一大家人从重庆回到岳阳老家。他们是坐的冯玉祥先生到南京的专用船只，船到城陵矶码头，还是冯将军的夫人李德全亲自扶着陶的祖母下了船。回岳阳不久陶武儒就随母亲去了武汉，当时武儒的父亲陶恒梧在武汉行辕军需处任军需，住在汉口航空路的武汉行辕大院内。陶桓梧是抗战时期由上海大夏大学转学到湖南大学借读的。湖南大学财经系毕业后，本来在贵州省某银行工作，有一次被土匪绑架了，他祖父只好请冯玉祥先生出面。冯先生立马给他的老部下、时任贵州保安司令去了一封信，这封信当时由陶桓桐开车送到贵阳，马上桓梧就被放了出来。
陶武儒1946年摄于武汉行辕
当时的贵州，山高林密，民风刁蛮，陶的祖父不放心长子在贵州工作，请冯先生给另外找一个差事。冯先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说：“我去找程颂云（程潜）先生说说。”时任武汉行辕主任的程潜亲自在办公室找桓梧问话，主要是问学的什么，干过什么工作，桓梧说：“我是湖南大学财经系毕业，一直在贵州银行工作。”谈了十多分钟后，程先生说：“你就在这儿当个临时军需吧。也就是打打算盘算算账。”他就这样来到了汉口的武汉行辕。因此，陶桓梧一家也有了住进汉口航空路武汉行辕的机会。
转眼到了1947年
春天，也就是在陶武儒大妹妹出生前，他留下了一张坐在小推车上的照片（一九四七年春摄于汉口航空路），也是武儒儿时在武汉的生活照。
陶武儒1947年摄于武汉
这一年是陶武儒的大妹妹武慈出生之年，武慈之名也是祖父定的，家中小名叫“五妹”，这是将陶桓桐三个小孩和陶桓梧两兄妹五人按大小序排在第五，实际上是“三妹”后的又一次按新方式排序。因为之前武庆是按当时桓桐三个小孩排队叫（三妹），实为新排行中的老四。当武慈出生后，就按祖父子孙的大小重新排行。故武慈叫“五妹”，而“三妹”实为新排序中的老四。
陶家当时住两间房，在一栋两层宿舍楼一楼西边走廊的南侧，而厨房在北边，是走廊里几户人家共用。门北面与走廊相通，东西两间房子隔墙的中间有一门。这样东边房只一间门，而西边房有两扇门，每间房子的南面都有一扇大窗子。在西边房靠间墙的东南角上摆了一个枣红色的五屉柜。
武慈出生后的一天，武儒从走廊走进房门时，抬头猛地看到五屉柜上放了一大碗红蛋，他立即跑过去伸手去拿。可当时还没有柜子高，怎么也没碰上碗，最后还是搭了一个小板凳，才拿到了红蛋。
陶武玄、陶武儒、陶武钧三姊弟摄于1945年重庆
在武汉，武儒几次差点被人拐走，多年后记忆犹新。有一天，他在住房与前一栋办公楼相连的南北向走廊上和几个小朋友玩得正高兴时，突然遇到几个化了妆的人，其中一个女的一身白长裙，背上扎着两个白色的大翅膀，打扮得像今天的天使。她们把武儒糊弄到一辆草绿色大卡车的驾驶室中，还让他蹲在驾驶室里。
后来卡车停在一条大街边上，车上的人都下车了，他们把武儒放在卡车的大货箱里玩。正当武儒在车箱里一个人东奔西跑玩得正上劲，忽然他父亲匆忙来到车旁，他大声叫道：“武儒，武儒，快回家吃饭！”
可见，那时候就有了人贩子。由此知道了什么叫漂泊年代，什么叫兵荒马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