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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都城临安的鲜花业

花匠小妙招
2024-11-04 22:19

　　宋室南迁，定都于临安（今浙江杭州）以后，人口大量增加，工商业更加兴盛，社会风气更加奢靡，加上气候温暖等有利因素，种花、嗜花、养花、赏花等风气尤为浓烈，从而对鲜花的需求也更加广阔。在这一大背景下，鲜花业在南宋都城临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南宋都城临安风景如画，春则花柳争妍，夏则荷榴竞放，秋则桂子飘香，冬则梅花破玉，瑞雪飞瑶。观赏花卉已经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从赏花的社会阶层来看，则上自帝王，下至平民百姓；从赏花的对象来看，主要有牡丹花、菊花、桃花、梅花、荷花等。周密《武林旧事》卷七《德寿宫起居注》记载：“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南内遣閤长至德寿宫奏知：‘连日天气甚好，欲一二日间恭邀车驾幸聚景园看花，取自圣意，选定一日。’太上云：‘传语官家，备见圣孝，但频频出去，不惟费用，又且劳动多少人。本宫后园亦有几株好花，不若来日请官家过来闲看。’”孝宗皇帝对太上皇高宗备极奉亲事孝之诚，清明前派内侍，请太上皇赏花，高宗则认为他居住的德寿宫御花园内百花盛开，让孝宗过来陪同看花。皇家赏花的示范效应，对百官、百姓赏花热的推动不言而喻。而在民间，赏花风俗也是非常兴盛。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杭州胜景，全在西湖……花事放殷……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又载：“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最堪游赏。”在结社集会中有赏芙蓉、开菊花等活动。此外，为适合人们爱花的心理和旅游的需要，还出现了一种花园酒店。《都城纪胜》提到：“花园酒店”城外多有之，城中亦有仿效者。店肆内“俱有厅院廊庭，排列小小稳便阁儿，吊窗之外，花竹掩映”。这种“花木森茂，酒座潇洒”的花园酒店，把观赏花木和品尝佳馔结合在一起，成为招徕顾客的赏花场所，很受顾客欢迎。

　　南宋临安居民的嗜花情结，在南宋遗民陈著（1214～1297）的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其诗《夜梦在旧京忽闻卖花声有感至于恸哭觉而泪满枕上因趁笔记之》写道：“卖花声，卖花声，识得万紫千红名。与花结习夙有分，宛转说出花平生。低发缓引晨气软，此断彼续春风萦。九街儿女方睡醒，争先买新开门迎。泥沙视钱不问价，惟欲荡意摇双睛。薄鬟髙髻团团插，玉盆巧浸金盆盛。人心世态本浮靡，庶几治象有承平。”响彻临安大街小巷的卖花吟叫，成了南宋政权全盛繁华时的一种象征。这种故国之思十分真挚动人，给人以强烈的震撼。陆游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名作《临安春雨初霁》，其颔联云：“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种动听悦耳的吟叫卖花声，成了临安都城社会生活的一种象征，一道最亮丽的风景。可见花卉已成为南宋临安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甚至是与柴米油盐酱醋茶同样重要的物品，而且是更具观赏审美性能的必需品。

　　南宋临安居民多爱菊。据《乾淳岁时记》记载：“都人九月九日，饮新酒，泛萸簪菊，且以菊糕为馈。”在花市中已将菊花进行展出，这应该是我国最早的菊展。当时，菊花塔、菊花障子、菊楼这类艺菊造型在临安俱已出现，并深受市民喜爱。另据沈竞《菊名篇》提到，临安西马塍园每岁至重阳，各出奇异菊花80余种，谓之斗花。

　　南宋临安堪称花团锦簇的繁华都市。各种特色名花争妍斗奇，《梦粱录》卷二《暮春》记载：三月末，“春光将暮，百花尽开。如牡丹、芍药、棣裳、木香、茶蘼、蔷薇、金纱、玉绣球、小牡丹、海棠、锦李、徘徊、月季、粉团、杜鹃、宝相、千叶桃、绯桃、香梅、紫笑、长春、紫荆、金雀儿、笑靥、香兰、水仙、映山红等花，种种奇绝。”这是真正的百花争艳。其中有许多是历史名花，更不乏新创佳卉。盛产鲜花之地，临安城除马塍外，还有西湖、钱塘及锦坞等地。

　　花卉成了南宋临安重要的商品，“花卉行”、“花朵行”、“官巷花市”、“城西花团”相继成立，贸易额多的可达一万贯。据《西湖老人繁盛录》记载：端午节时，临安“城内外家家供养，都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桅子花之类，一早卖一万贯花钱不啻。何以见得？钱塘有百万人家，一家买一百钱花，便可见也。”这虽说有点夸张，但临安花卉贸易之盛，也由此可见。这种社会需求大大促进了临安鲜花业的发展。当时，马塍是临安花卉的主要供给地，临安的花卉贸易与马塍的花卉贸易是密不可分的。据《梦粱录》载：“钱塘门外溜水桥东西马塍诸圃，皆植怪松异桧，四时奇花，精巧窠儿，多为龙蟠凤舞飞禽走兽之状，每日市于都城，好事者多买之，以备观赏。”这反映了临安花卉生产和贸易之盛。临安东、西马塍还有专门生产唐花售买的，这也说明临安鲜花业中已有初步的专业分工。

　　宋代社会对鲜花的需求增大，给鲜花贸易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从而也带动了南宋临安鲜花贸易的兴盛。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临安在端午节时“城内外家家供养，都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栀子花之类，一早卖一万贯花钱不啻。何以见得？钱塘有百万人家，一家买一百钱花便可见也……只供养得一早，便为粪草。虽小家无花瓶者，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盖乡土风俗如此。寻常无花供养，却不相笑；惟重午不可无供养”。端午前一早晨的鲜花消费量，临安就可达到10万贯，这是多么大的消费市场。故同书《诸行市》又将花朵市与肉市、米市、衣绢市等并列为最大的批发行市。《都城纪胜·诸行》也记载，“城南之花团”、“官巷之花行”，不仅销售花朵，且批发冠梳、釵环、领抹，“极其工巧”，是“古所无也”的批发销售中心。临安花市及鲜花买卖贸易的持续兴盛，使园户及私家花园的园丁对种花接花趋之若鹜。花卉的栽培技艺与日俱增，名花佳卉不断涌现。种花成了临安农副业中最兴盛的产业之一。吴自牧在《梦粱录》卷2《暮春》也有描写：“春光将暮，百花尽开……种种奇绝。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他又在同书卷《都人避暑》记载：六月“茉莉为最盛，初出之时，其价甚穹，妇人簇戴，多至七插，所直数十券，不过供一晌之娱耳。”使人们对南宋都城临安花卉需求有了更贴切和具体的了解。

　　南宋临安的鲜花还同其他观赏植物一起构成特殊编组出售，畅销一时。《梦粱录》卷19《园囿》记载：“又有钱塘门外溜水桥东西马塍诸圃，皆植怪松异桧，四时奇花精巧窠儿，多为龙蟠凤舞飞禽走兽之状，每日市于都城，好事者多买之，以备观赏。”把鲜花与其他观赏植物编组一起出售的方法，包含着较多的文化内涵，颇有创新含义。许棐有一首诗《马塍种花翁》借述卖花者讽喻世情，曰：“东塍白发翁，勤朴种花户。盆卖有根花，价重无人顾。西塍年少郎，荒嬉度朝暮。盆卖无根花，价廉争夺去。年少传语翁，同业勿相妒。卖假不卖真，何独是花树。”诗中揭示了临安花卉营销市场有两种种花者：一种是传统型，卖有根花，因成本厚价格高，生意不好；一种是创新型，因成本薄价格低，生意火暴。第二种卖花者的存在，满足了市场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以及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观念的成熟和进步。

　　检验种花人技艺的重要标准是如何使花卉的色彩、花纹、形态等符合人们的愿望。南宋临安的种花人已普遍掌握了嫁接技术，不仅实现了同属同科异株，而且实现了不同科、属植物之间的嫁接，使鲜花的品种大量增加。宋末元初诗人董嗣杲在《西湖百咏》卷上《东西马塍》中有二首描写马塍的诗，曰：“马塍西接马塍东，栽植园人技甚工。几阵廉纤红杏雨，数番淡荡碧桃风。馨香色色花开别，红紫般般种不同。他日扶筇来饱玩，谁携春酒劝吟翁。”“土塍聚落界西东，业在浇畦夺化工。接死作生滋夜雨，变红为白借东风。几家衣食花姿异，两岸圆池地势同。病叟扶锄锄晚照，前身莫是橐驼翁？”其中述及花的品种变异多，还述及花的嫁接以及花的颜色改变。

　　南宋临安的种花业兴盛发达，种花技术自然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临安的鲜花栽培技术在当时自然也是先进的。《淳祐临安志》中所言“园人多工于种接，为都城之冠”，对临安的种花技艺作了定性判断。南宋临安的鲜花栽培技术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周密《齐东野语》卷16有“马塍艺花”，把临安马塍花农们的技艺着实夸奖了一番：“马塍艺花如艺粟，橐弛之技名天下。往往非时之品，真足以侔造化，通仙灵。”临安东西马塍，曾经是花的王国，这一带的农民世代以栽培花卉为业，是很有名气的。宋代董嗣杲作《西湖百咏》，其中就有一首《东西马塍》曰：“土塍聚落界西东，业在浇畦夺化工。接死作生滋夜雨，变红为白借东风。几家衣食花姿异，两岸圆池地势同。病叟扶锄锄晚照，前身莫是橐驼翁？”《齐东野语》还记载：“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当时艺花技术高超，周密曾久留该地，耳闻目睹花农堂花之法。其法为：“以纸饰密室，凿地作坎，缏竹置花其上，粪土以牛溲硫磺，尽培溉之法。然后置沸汤于坎中，少候，汤气熏蒸，则扇之以微风，盎然盛春融淑之气，经宿则花放矣。若牡丹、梅、桃之类无不然，独桂花则反是。盖桂必凉而后放，法当置之石洞岩窦间，暑气不到处，鼓以凉风，养以清气，竟日乃开。”这是根据不同的花卉对寒温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调节措施，并促其早放的一种方法。这种能使花卉开出“非是之品”的方法，便是“堂花法”。它的出现是南宋临安鲜花栽培技术进步的重要反映。

　　（作者为民进杭九中支部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