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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诚为报国　草木总关情——记植物学家钟观光先生

花匠小妙招
2024-08-17 14:59

编者按

1869年9月19日，近代植物学家钟观光先生（1869-1940）出生在镇海一个小染坊家庭。屈指算来，今天是他150周年诞辰。本报特刊登钟观光先生生平事迹，以资纪念。

钟观光，字宪鬯（音chǎng）。他创办国人第一家“上海科学仪器馆”，创设中国第一份冠以“科学”之名的杂志《科学世界》，参加蔡元培发起的中国教育会，为中国早期的著名教授。后潜心于植物学研究，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植物园、第一个植物标本馆，发现极度濒危植物——地球独子“普陀鹅耳枥”；第一个以中国人姓氏命名植物拉丁属名“钟木属”。他被尊称为中国植物学家“旧时代最后一人，新时代最初一人”。

钟观光。

自力更生一心向学

钟观光自幼聪慧，少年时入私塾，熟读四书五经，以古人“头悬梁，锥刺股”之训来鞭策自己，甚至“自缚其足”来克制自己好动的性格。他的老师十分感慨地说：“此子好学有恒，气度逾常人，前途未可量也。”

光绪十三年（1887），19岁的钟观光考中秀才。当时清廷内忧外患，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年轻的钟观光认识到只有发展科学和民族工业，才能抵制洋人侵略，他决心走科学救国之路。

钟观光阅读的书。

光绪十五年（1889），钟观光自费购买江南制造所翻译的化学、物理、工艺枪炮等书籍，初步掌握了近代科学基础知识，并萌生了在自己家里设馆研究科学的念头。他四方奔走筹集资金，得到同乡好友虞和钦（字自勋）、虞辉祖（字寒荘）等支持，于1899年在家乡共同创办了“四明实学会”。他们三人志同道合，对各种科学实验有极大兴趣，“衣服鞋袜恒为酸类所溅，斑斑焦孔，人皆指目之，而夷然不顾也”。当时日本科学已相当发达，但日本较好的科学书籍都是日语，大家看不懂，钟观光就只身去上海学习日文，只花三个月时间，学会了日语，且学识大增。

不久，因实验室太小了，他们把“四明实学会”迁到宁波湖西边原“辩志书院”旧址。经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们在简陋的条件下，试制“磷”成功，在宁波商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为扩大制磷成果，使之用于工业生产，他们又把“四明实学会”搬到上海。驻沪的商务大臣盛宫保，看到他们生产的“磷”非常赞赏并批示曰：“制造得法，不让外洋，准许专利，生产15年。”

钟观光大受鼓舞，更加坚定了发展民族工业走科学救国之路的信念。他常对人说：“国人只有自己办厂，吸取洋人先进技术，洋为中用，大力振兴民族工业，才能抵制洋货，这是中国唯一发展民族工业之路。”

1900年，钟观光等爱国志士，在上海浦东开办“灵光造磷厂”。然而当时，我国工业处于萌发兴起阶段，一切机器原料尚需仰仗洋人进口，洋人洋商利用先进技术和产品，压制中国民族工业，再加上本国企业得不到政府部门的积极支持，磷厂开办不久，日日亏损只得关闭。

普陀鹅耳枥。

办科学馆育新人才

1901年，我国实行的仍然是封建教育体系，一些书院教授诸子百家之类，没有开设自然科学专修课，更没有专门的实验课、实验室。为发展科学事业，钟观光与虞和钦等人于1903年在上海五马路（今广东路）创办国人自办的第一家“科学仪器馆”，内设制作所，制造物理器、化学器以及文具体育用品等。1904年又创立标本制作所，1905年设模型制作所。

钟观光藏书及手稿。

钟观光利用海藻、鱼虾、贝类、珊瑚及鸟兽、昆虫、草木华叶等制作标本模型。以后又扩展到星球、人体、骨骼等模型教具，制作所的金工、木工、石工、兽工、草工有一百多人。以后又在汉口、沈阳等地设立分馆。因仪器、标本、模型价廉物美，国内院校纷纷前来采购，仪器馆信誉越来越高，商务部参议王丹揆来馆察看，大为赞扬，并发了奖牌。并在各省南洋劝业会上审定为“通国第一”。

为普及科学教育，1904年钟观光等人在四马路惠福里开设“理科传习所”，由钟观光、虞和钦等讲授理化博物知识及仪器工作原理与操作要领。蔡元培等人也来听课，多予赞赏。当时“讲授理工化学五载，讲授博物学一载”，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

他们又结合国情编译博物诸书，如《化学实用分析术》《最新化学理论》《近世理化示教》等10余种类书，为我国理化教育作出很大贡献。

为扩大科学普及教育宣传，不久他们创办了《科学世界》杂志，著名学者林涤庵(镇海人)为第一期《科学世界》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发刊辞》，召唤国人“科学救国，救亡图存”。该刊物大力宣传自然科学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的重大作用，指出“国民求强致富，必须发展科学，兴办实业，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该刊物发表了《论岩石之成因》《释岩石学名》《气温浅说》《原生物》《植物受精学》《有用植物及有毒植物述略》《人类与猿之比较》等论文，对一些新工艺、新技术全力推广，如《制新合金法》《荧光和X射线》《太阳之金属》《神经之物理学说》《柔皮术一览》。还向大众介绍电灯发明家爱迪生、蒸汽机发明家瓦特等自然科学家生平和世界科技发展史等。《科学世界》杂志为我国新时代的科学教育事业和民族工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每次发行都被抢购一空。

钟观光墓碑。

倾向革命教育先驱

钟观光不但重视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事业，而且是一名支持进步斗争的爱国主义者。

1902年3月，蔡元培等人组织中国教育会，钟观光欣然入会。

1902年春，江阴南菁书院高等学堂聘钟观光为理化教习。在授课之余，他时时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于是同学“皆如梦初醒，知革命救国之大义”，后来许多学生成为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中流砥柱。

1903年，进步报刊《苏报》被查封，清廷查办报刊负责人蔡元培，蔡无奈去青岛避难，由其一手经办的爱国女校一时无人主持，钟观光慨然曰：“吾等应维持此校，以保全蔡先生之功绩。”主动去女校任义务校长，蒋维乔为副，均兼教课。因女校缺乏各种教学设备和课本，钟观光想方设法为之筹集仪器、药品、标本、书籍、文具。由于钟、蒋二位先生讲课认真负责，深受学生爱戴。

1904年下半年，钟观光辞去女校校长之职，受聘宁波师范学校。不久因曾参与“暗杀团”谋杀清廷大员一事被追捕，他只好秘密地返回故里。为促进地方教育事业发展，他创办“芦渎公学”，倡导劝学、放足运动，可他自己却为筹建校舍而负债3000多元银元。为解决经济问题，翌年4月，钟观光赴上海任中国教育会办的“通学所”理化教员。5月下旬，蔡元培任中国教育会新会长，钟观光任副会长。为偿还债款，钟观光夜以继日工作，省吃俭用，终因疲劳过度，吐血不止。蔡元培得知后特地组织“钟门同学会”，筹集了一些资金送钟观光去杭州疗养。

宁波植物园的钟观光铜像。

西子湖畔，一年四季花草似锦，丰富的植物资源，使钟观光对植物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病榻上，他仔细阅读了我国著名科学家李善兰和英国韦廉臣共同翻译的《植物学》，并看了不少有关植物学知识介绍的书刊，丰富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看得出神时，连药都忘记吃，甚至拿茶杯时竟拿起墨水瓶当茶喝，连自己都笑了起来。当病情好转后，他即去野外采集标本，认真制作，开始探索研究，从此走上了“绿色之路”。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钟观光闻讯参加。

1912年清政府被推翻以后，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钟观光被推荐为教育部参事，他草拟了我国第一部大学教育规程。该规程彻底摧毁了封建制度的教学方针，为现代大学先进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

采集有志名扬中外

1917年，钟观光被聘为北平大学地质系教授，为教学需要及筹建北平大学植物标本馆，钟观光先后历时四年大规模采集植物标本。北起幽燕、南至滇越，他爬山越岭，克服种种困难，足迹遍及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河南、山西等11个省区，被誉为中国大规模科学采集植物标本第一人。

钟观光一生采集植物标本究竟有多少，已无法得出正确数字，最新研究表明，约为2.5万份。现存的10288份标本，分存中、英、美等国的19家标本馆。

他的植物分类弥补了中国许多植物学研究空白，亦为世界著名植物学家所肯定。如1918年2月在广东新街采集到新种，经菲律宾马尼拉科学院院长梅里尔博士鉴定为“马鞭草科属”并命名为“钟木”，这是第一个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植物拉丁属名。

1919年4月，钟观光在广西良牙山发现我国特有的珙桐树（也称鸽子树）胭脂木及许多孑遗树种和木兰科植物的珍稀品种。其中一棵花香树大的新种乔木，经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镛教授鉴定为木兰科科属，为表彰钟观光的这一发现，命名其为“观光木”。

同年8月，钟观光到云南鸡头山采集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当时他们在山中几次登峰又几次下壑，终于在峡谷中发现一棵冬虫夏草。钟观光高兴地说:“不登峰穷采，何能取异在手。”他仔细地把它藏在箱子里，途中又时时开箱查看，结果引来了山下强盗的猜疑，以为定有贵重之物，暗中尾随，待走到峡涧无人处，突然冲出将钟观光等人捆绑起来，并翻开箱子查看，结果连一枚铜钱都没有，只有几根草，弄得哭笑不得，骂了几句愤愤离去。事后钟观光与同行之人都哈哈大笑。

1930年5月15日，钟观光到普陀佛顶山采集到一棵被称为“地球独子”的我国特有珍稀濒危树种，经林业学家郑万钧教授鉴定，定名为“普陀鹅耳枥”，后评为国家一级保护树种。“鹅耳枥”当地群众称它为“夫妻树”(因雌、雄花蕊生在一起)，凡是去普陀山的年轻夫妇都要去那里看一看、拜一拜，据说能白发到老。

潜心研究呕心沥血

1930年，钟观光被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聘为教授，并任中国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负责植物名称的修订工作。1933年任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专事古籍的植物研究分类学考证，并将“来远楼”分配给他办公。他在那里先后著有《近代毛诗植物释》《山海经植物》《名实图考核录》《北山画谱序》《物工纪略》《植物古籍释例注解》等近百卷，14卷2700页的《植物中名考证》及180多万字毛笔手稿。他还对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54科、199种的药物做了修改和考证。同时致力于23卷巨著的《本草疏证》编纂，美国植物研究机构决定用巨款购买该书的出版权，被钟观光拒绝了。

钟观光经过多年的考察，认为中国虽然有许多有经济价值的林木，但也不能盲目砍伐和开垦，必须注意保护植被，正确地加以开采。1936年，年近古稀的钟观光赴湖南山区考察经济林木，并从植物和环境的关系，林种结构和布局等方面写出了综合性论文《湖南林木调查报告》，提出：“惟保育林地之幼苗，使与诸种常绿阔叶树湿交成林，限制滥伐，庶有增厚材积之希望。”

“七七事变”日军侵入北平，许多单位相继疏散，人们纷纷离去。钟老无奈，含泪携带部分资料、标本、图书匆匆离开北平研究所，经过艰难奔波回到故里。在战争中许多重要书籍、著作、手稿、日记本、标本皆丢失，特别是他晚年用全部心血编著的《本草疏证》遗失，令他极为悲痛。

回到故里后，钟观光继续研究植物分类和著书。因缺乏必要的资料，研究极为困难，只得“以浅见所及，臆为论断，聊存端绪备遗忘而已，致尽致详，非俟难平之后不能为力也”。但钟老仍夜以继日地工作。当他写到重要部分时，因缺乏资料作依据，悲恨叫绝，本来身体已不是很好的钟老病情逐渐加重。

1940年9月30日，这位为科学事业奋斗终身的老人，拿着毛笔驾鹤而逝，享年71岁，墓葬于陈华山上。新中国成立后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将钟老办公遗址“来远楼”改称为“观光楼”，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亲自为钟老题写墓碑，大书法家钱罕写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