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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上的异乡者》试读：欧洲人在传统和自然中悠闲

花匠小妙招
2024-08-17 21:27

欧洲人在传统和自然中悠闲我和森都是来去自由的人，我们最不耐烦的是为当下生活着想。手头有些钱，除了买房子、买汽车、买保险外，剩余的就得过且过。我们四处漫游，毫无目的，是沉落在功利之外的两个逍遥者。有人看不惯我们这种无根无据的漂泊生活，其实我们的内心深处是有渊源的，那就是文化，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森说，当年他就是看中欧洲古典文化、欧洲人个性自由而去欧洲留学的，后来又因为喜欢中国古代文物而回国。我呢，骨子里喜欢柔软的中国传统文化，表面上却喜欢西方逻辑的明确表达。所以，我们不在乎自己的满脸风尘，因为我们沧桑的凝望中有坚实的精神根基。那几个月，我们漫游在欧洲大地上。不赶车，不赶吃，累了就坐，吃了再走。森本来就是个慢性子，这种走走停停的“自游人”生活最合他的意。他说，真正的欧洲生活是悠闲恬淡的，在欧洲如作“赶驴”似的紧促旅行，就体会不到欧洲精神。我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深度旅行”。这种沉浸式的慢悠悠旅行在中国江南也是，都是因为那种浓得化不开的传统文化。就像萨特的哲学是从咖啡馆里谈出来的，我们的对话也从喝咖啡开始。那个漂亮的咖啡馆设在一座雕花的古建筑里面，石质外墙苍老得斑斑驳驳，进到里面却新颖又别致。棕色木板装饰出一种典雅氛围，板壁上有美丽的古典油画。古式的吧台上有各个国家的咖啡，店主是个和气的光头。但是里面光线比较幽暗，我们点了意大利咖啡和糕点，在一张小桌边坐下。我抬头看看高高的天花板，上面的吊灯挂下串串晶莹的坠子。西方古建筑里面有别样的旷朗，一种向上舒展的旷朗。我：“我们都喜欢古董，但我们却无法收藏古建筑。古建筑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物。” 森：“是的。它除了外面的墙体是古老的，里面的时空也是古老的。” 我：“建筑是一门特殊的艺术。雕塑、绘画、工艺品等其他艺术，都是隔着一定距离去欣赏的；建筑却要进到里面去欣赏。它有内部空间，置身里面，有一种逃脱不了的心理场。” 森：“也因此建筑更能统摄人心。” 我：“居住在古建筑里面，好像隐遁于外面的现实生活，有点轻飘，也比较虚幻。” 森把阴暗的脸转过来，看向窗外明亮的街景：“你看，这样看出去，就像从古代看到现代。” 我：“对一座城市来说，生态的主要元素不是空气、水和花草，而是文化，特别是建筑张扬的文化。” 森：“是的。建筑是跟日常生活最密切相关的文化。欧洲保存得最好的就是这种建筑文化，满大街都是这些古老建筑散发出来的文化空气。” 我：“欧洲人就生活在古典文化的延长线上，他们的恬淡从此而来。” 森：“传统能使人悠闲，因为传统是经过岁月检验的。” 我：“但传统也会使人不思进取。欧洲人可能认为没有哪一种文明能超越他们如今正在享受的完美生活。” 咖啡馆里面上部空间过大，光线过于阴暗，我们感到有点阴冷，就移到外面露天的阳伞下。外面暖和多了，我们继续边喝边谈。我心旷神怡，看着旁边这个家家户户窗口缀满鲜花的小广场，突然有所领悟。我：“保存相沿已久的建筑文化，在户外的阳光下喝咖啡。既维护传统，又亲近自然。也许正是这两个因素相辅相成，使欧洲文明日臻完美。” 森：“灰色的建筑、明媚的阳光、现代形态的物质生活。这就是奇妙的欧洲，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浑然一体的欧洲。在欧洲生活，人，非常富有历史的厚重感。” 我：“嗯。一种现代生活如果摆出与古老文明相决裂的态势，那么它必定是轻薄的，也是速朽的。” 森欣喜地表示赞同，他滔滔不绝：“是的是的。欧洲人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叛逆，不冒进，不力求骤改昔日风貌。老房子不超过三层，不拆除，街道狭窄就狭窄。接近大地就是接近自然，接近自然就是接近文明。他们的现代文明在旧文明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发展过来，这才是一种有根基的成熟的生态文明。” 我听了有点酸溜溜：“在中华文明中，传统和自然这两方面却呈现一定的分裂。维护传统是儒家的事，亲近自然却是道家的事。” 森：“看广场上那些晒太阳的悠闲人们，他们并不都是富裕的。他们可能把前一段工作挣来的钱都花在度假上。什么是社会文明？依我的理解，就是尽量使人们没有生活之忧，就像欧洲的高福利生活。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但他们即使稍稍麻痹自己也要沉浸在自然之美的享受中。” 我：“这倒像中国的道家风范。一些注重养生的潇洒先生每天太极气功，养花弄鸟，不问鼎仕途，事业心更是渺渺荡荡。” 森：“我想在任何社会形态中，亲近自然都是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是的。可是亲近自然也是东西方有别的。西方人亲近自然是他们独立开放的性格使然，是他们文化中正面的体现。而在东方的中国，亲近自然带有消极隐逸的味道，是他们文化中负面的体现。” 喝完咖啡，我们穿过广场，沿着一条小巷走下去。拐一个弯，再拐一个弯，赫然看见大街旁矗立着一座大教堂，里面正传来高亢嘹亮的赞美诗歌。这是一座哥特式的古老教堂，外墙雕塑繁复富丽，高高的尖顶明显超过了周围所有的建筑。我和森轻轻走进拱门，站在最后一排静静听歌。我远远地望过去，祭坛映在一排彩色竖窗前，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再仰脸看看头顶上方高高的空间，我的心底升起一股向上祈望的宗教激情。祭坛前的弟兄姊妹拿着歌本，在集体唱诵赞美诗歌。没有钢琴伴奏，没有复杂的和声，这单一洪亮的赞美歌声背后，仿佛就是空空渺渺的天堂。然后，由牧师引领大家做祷告。我和森都低头静听，最后说了“阿门”，走出了教堂。我有点疑惑：“中国人讲究集体意志，日本人讲究团队精神，那是出了名的。以前我认为只有东方民族才会这样。刚才听了教堂里的集体唱诵，才发觉西方音乐（包括交响乐）也能很好表现西方人的团队精神。可我怎么又觉得他们每个人仍是独立的？” 森：“我想他们看中的目标不是乐队指挥，也不是团队本身，而是一种基督教般的形而上的精神。” 我：“基督教般的形而上的精神？哦，对啊，有一种思想境界把他们统一到天堂里去。怪不得他们的歌声高亢而奔放，在团体契合之中仍有个人的追求。” 森：“他们不是理智地同一，而是陶醉地同一。这跟东方人的集体精神还是不同的。” 我：“还有，西方的宗教跟中国的宗教就是不一样。欧洲的教堂建在城市中心，中国的佛寺大都建在荒山野岭。” 森：“这是因为基督教在欧洲是主流文化，佛教在中国不是主流文化。” 我：“对。佛教是印度传过来的，传入中国之后有不同形式的改观，比如魏晋南北朝的佛像清瘦，唐朝的佛像丰腴。” 森：“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都希望佛陀的形象更符合自己文化的审美情趣，仿佛这样可以帮助他们更便捷地通向佛国。” 我哀叹一声：“上帝，我是愿意信的；佛主，我也是愿意信的。但如果上帝穿着古罗马人的衣服，佛主长着印度人的脸孔，我就不情愿信他们。如果他们穿着孔子的衣服，长着庄子的脸孔，我对他们就信仰有加。” 森“呵呵”地笑了起来：“基督教是没有这种偶像分别的，它甚至不立偶像。上帝永远虚无缥缈，耶稣也面目不清。这样抽象的终极指向或许更有利于人们在空幻的心念中抵达天堂。” 我：“中国有灿烂的历史文化，遗憾的是它的本土宗教并不发达。道教应该算宗教，但是它被正统的儒教压下去了。” 森：“宗教真能影响一个地域的文化。像《圣经》其实就是希伯莱民族的流浪记，在流离失所的不断迁徙中经历生命的大悲大难，从而产生一种希望被救赎的宗教情感。《圣经》中的流动意识赋予西方民族不断迁徙的生态习惯。” 我：“中华民族就很不一样。他们不喜欢流动，而是像泥土一样固定在自己落草的故乡，光宗耀祖。即使有些人离土离乡，外出谋生或问鼎仕途，他们最终的心理成就依然是衣锦还乡的时刻。生离死别对他们是忌讳的事。” 森：“你看街上这些欧洲人走路的样子，几乎个个都特立独行，目不斜视，而且疾步行走的居多。” 我：“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中国人走路的另一种样子，慢踱方步，左顾右盼，喜欢窥视。” 森：“除了对生态有影响外，宗教对艺术也有很大的影响。” 我：“对，最明显的就是建筑。你看刚才这教堂，高高地耸起，向上天指示，强调的是高度空间。中国古典建筑却不是这样，它们前院连后院，在一个平面上铺展开来，互相衔接，结构复杂，整体上是体现一种天人合一的平实情怀。” 森：“看来建筑对民族性格也有影响。西方教堂建筑以高耸为主，东方寺院建筑以平铺为主。也因此，西方人的目光崇高而神秘，东方人的目光平和而宁远。” 我：“呵呵，宗教、艺术都归于文化，文化是一体的，它有内在的统一规律。” 下午三四点钟，我们搭车到郊外找旅馆。透过车窗，看见一大片一大片规划的草地，我惊讶它们像高尔夫球场那样平整。夕阳斜照，光韵在这些草地上像音乐旋律那样参差不齐地流动着。终于，我看见一座漂亮的木板农舍，坐落在一个斜坡上。它有着“人”字形的屋顶，屋顶有烟囱。二层楼，玻璃窗，木走廊，每个窗口前都簇拥着五颜六色的鲜花。车子在这里停下来，森对我说这就是我们今晚要投宿的旅舍。走进旅舍，办了住宿手续，登上木楼梯，来到二楼的房间。房间里铺着一张大木床，对着屋顶的气窗，简洁而明亮。房间里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卫生间里连毛巾和牙刷都没有，真正的环保。打开窗户，外面就是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夕阳红彤彤的，空气特别清鲜。离晚餐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下了楼到外面的草坡上逛逛。草地上摆着沙发和茶几，几个旅客在那里惬意地聊天。我：“旅舍孤零零地建在草坡上，沙发、茶几搬到光天化日之下的草地上，我总觉得这里有点不自然。” 森：“这是中国人的看法。对欧洲人来说，亲近自然，一切都显得自然。” 我：“中国人是走到什么样的地方变成什么样子。户外草地上就是石凳石桌。沙发茶几适宜于在室内窃窃私语。” 森：“休闲方式也可以看出民族性格的不同啊？” 我：“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蹦极，这是西方人在大自然中寻找人体刺激。中国人却遵循道家的‘与自然和谐’，自然是怎么样的，我就怎么样。自然变化缓慢，我就打太极，练气功；自然之水潺流动，我就‘顺其自然’。” 森：“嗯。西方人的休闲是嚣张的，东方人的休闲是隐晦的。比如中国人的按摩推拿，在私密的空间内跟你亲密接触。呵呵。” 我：“西方人追求的是高亢的心态，一种上下激荡的力，比如登山、滑雪，是向外在的大自然折腾。中国人追求的是博大的心态，一种左右舒展的力，比如太极、坐禅，是向自我内心折腾。” 森：“呵呵。不但是休闲运动，欧洲的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都是开放和共享的。像城市里的街头绘画、街头音乐、露天咖啡座，都是。” 我：“这是他们自由独立的性格造成的。西方宏大的狂欢是热情奔放的，也是具体的，具体到用赤裸的身体来表达；东方宏大的仪式是含蓄涵盖的，也是抽象的，抽象到用恢宏的语言来表达。” 森：“多么不一样！有意思。” 我们一路聊着，在草地上渐走渐远。回过头，看见旅舍孤单地坐落在一片不见人迹的草坡上，四周被绿草和野花簇拥着，夕阳把它的影子长长地投射在草地上。那么纯净，那么安宁，美得令我疼痛，仿佛有一种精神的乡愁被尖锐地勾起。我们流浪、奔波，无数次魂牵梦萦的，不就是想居住在这么一座雅舍里过简单清净的生活吗？它对我不仅是一座房子，还是一种人生观。我的凝望里有一丝沧桑。森：“怎么啦你？” 我：“有一点伤感，不知为什么。” 森：“那房子不是很美吗？” 我：“正因为太美了，所以才……” 我转过来看着森：“我们也找到这么一座房子，住下来再也不走了，一生一世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好吗？” 森：“这样的人居环境在欧洲不是普遍可见吗？可是亲爱的，你知道桃花源是不存在的，香格里拉也是不存在的。你只是想居住到自己的梦里。” 我只是瞬间的激动。听森这么一说，便恢复了理性，回到了现实。我：“是啊，我们在慕尼黑的乡间就看见这样的生活，鲜花、绿色和宁静是那里的主调。慕尼黑这么现代化，那里的乡村却那么悠闲。” 森：“欧洲的许多富人都住在城市郊外。生活品质不在于有多少高档家什，而在于最适合自己的悠闲的生活节奏。这是物质富裕到相当程度时的去繁就简，亲近自然。” 我：“这是欧洲文明经历了高度精致的城市文明，向着自然生态的发展吗？” 森：“如果人类的整体文明都是向着这种‘抛物线式’的轨迹行走，那么人类的未来将是非常可观的。” 我：“其实中国文化中就有这样的智慧，物极必反，绚烂至极归于平淡。中国古人早就知道宇宙能量守恒原理，只是……” 森：“只是什么？” 我：“中国目前的经济建设还没富裕到使人们返璞归真的地步，人们还在一个劲儿往城市里挤，城市房价飞涨。” 一个星期后，我和森穿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伦敦非常干净，行人即使要吐痰，也是小心翼翼地吐在纸巾里捂好，然后找到垃圾桶放进去。行为规范和文明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这个国度唤醒我最深刻的文化记忆也就是绅士和淑女。绅士曾风度翩翩地行走在伦敦的浓雾中，使整个大街都感受到温馨安适的气息。可是这只是个不大的岛国，外面就是汹涌的大海。我：“这个被海洋包围的岛国，传统文化为什么会孕育出这样一种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而不是敢于冒险的海盗精神呢？” 森：“海盗精神也有啊，英国在历史上的殖民扩张还不厉害吗？” 我：“海洋岛国都具有侵略性？” 森：“那倒不至于。不过我知道东方岛国日本侵略别国也挺残酷。” 我：“哦，对啊，日本跟英国真的挺像。日本也有繁文缛节的礼仪，人际程式严密有序。它的外面，竟是咆哮的大洋。” 森：“也许压抑越大，攻击也越强，呵呵。” 我：“海洋对他们的绅士风度和君子风度都是一种无理性的挑衅。” 森：“不过，无论英国或日本，女人给人的感觉都挺温柔，这两个国家的传统文化给人的感觉也挺暖和。” 我和森来到乡间，看见英国乡间的花草也长得特别纤细。这也许是以往读的书给我们埋下的潜在幻觉。我们来到一片幽静的湖区，碧水悠悠，两岸长着细长而丰美的野草，非常纯净。森望着渺远的湖面，眼神像出世。我怕惊扰他，轻声问：“你想起什么啦？” 森：“‘这里离新英格兰也像离亚洲和非洲一样遥远……我仿佛是人类中的第一个人或最后一个人。’” 我：“美国的梭罗？瓦尔登湖？” 森：“是的。自然风景是散朴的，似乎没有国界，它纯粹的诗性会使所有人为的规则模糊化。站在这里，我忘了时间、世俗和国家对于人类的界定，仿佛这湖是属于全世界的，属于上帝的创造。” 我：“自然之美是全世界共通的，人类的心灵深处都有跟自然和谐的原始愿望。” 森流露出一脸虔诚：“那是一种生命从自然来、向自然去的神秘诉求，是与生俱来的神性。” 我：“可是站在这湖边，我更多想起的是华兹华斯。” 森：“那个英国十八世纪‘湖畔派’的隐逸诗人？” 我：“是的。如果你事先知道了这是哪个国家的自然风景，你对它的凝视中必然带有这个国家文化中某种深层的情愫，朦朦胧胧的，说不清，道不明，但它分明就是这个国家的特色风景。” 森换了我的视角再次望着湖面：“照你这么说，自然风景也像乐曲，它有乐谱形式，但没有具体歌词，可以有无数解读的可能性？” 我：“是的。难道你不觉得看到英国的湖光山色就会想起华兹华斯？看到英国荒原就会想起简·爱与罗道尔夫凄厉的爱情？看到英国寒冬的田野就会想起德伯家的苔丝？” 森接着我的思绪：“看到西伯利亚严寒的旷野就会想起《复活》中玛丝洛娃的苦涩？看到中东金灿灿的沙漠就会想起纪伯伦？看到意大利的岛屿和海涛就会想起夸西莫多？看到美国南方的庄园风景就会想起《乱世佳人》？” 我也接着他的思绪：“对呀，看到日本的海岛风景就会想起川端康成的小说，看到南美风景就会想起聂鲁达的诗。我们总会把头脑中已经形成的对于一个地域的文化印象投射到它的自然风景上，就像赋予一首抽象的乐曲以具体的歌词一样。” 森：“但这种自然风景中地域文化的区别是难以言说的，似乎只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中。” 我：“潜意识的直觉有时是非常准确的。我一看见这片湖水，就自然而然想起华兹华斯那些清丽的诗句，想起他诗中的露茜。他曾在诗中写道：‘我曾在陌生人中间做客，/在那遥远的海外；/英格兰！那时，我才懂得/我对你多么挚爱……’” 我望着湖水念着华兹华斯的诗句，泪水渐渐蒙上了眼睛。森：“你又来了。” 我：“我思念东方，思念遥远的家乡！” 森：“前几天你还说要在欧洲住下来，怎么这会儿又思乡起来了？” 我：“其实都是同一种感情，就是人生的疏离，漂泊的无根。我需要回到一个固定的点上安居。在家乡时我从来没有这种感情，是出来后才有的。” 森上来温情地搂住我，捋了捋我的后背：“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我理解你，是有一些情感，在离开它的时候才会发现。” 历史的终端必然拴在现实生活中历史的终端必然拴在现实生活中从欧洲回到家，我和森进入了昏昏沉沉的睡眠，不知身在何处，也不知白天与黑夜是怎么交接的。旅馆里的房间是那样模糊抽象，好像每一张床都是一样的，每一张床又都充满梦幻的意味。多少人在那张床上恍惚做爱，跟自己的情侣，或偷得一夜情。我们家里的那张床却是明确的、独特的、唯一的。它的大小、软硬、冷暖，我们何等熟悉于心。它只跟我俩有关，也许一生一世。有好几个星期，我们不能适应外面的生活。而呆在家里，我们慢慢地飘坠和沉沦了，吃饭、睡觉，读书、讨论，一步也懒得离开家门，最后就变成了幽居。这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方式要么不出门，一出门便走得很远。换句话说，无论幽居或远行，我们都在逃避现实生活。冰箱里积满了冷冻品，水表电表正常走动——我们仅满足于此。每天吃过简单的饭菜后，我们要么各自沉思默想，要么海阔天空瞎聊，幽闭之中有极大的丰饶。特别是阴天、雨天或黑夜，我们便遁入历史。天南地北地游走，使我觉得生命有一种本质的不安，仿佛人生就是不断流逝的风景。即使回到家安坐静室，我仍感到自我在潺潺流逝。有一天，我坐在沙发上，出神地盯着前方，仿佛灵魂出窍。森奇怪地看着我，又看了看前方我盯着的地方，那里空无一物。森：“你在看什么？” 我：“你没看见时间像一条河流从我们眼前流过吗？” 森：“天啊，这怎么看得见？” 我：“只要你静下心、沉下气来认真看，就能看得见。” 森真的屏息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 我：“对，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时间的真实样态。” 森：“哦，你别捉弄我了。” 我：“我没捉弄你啊。想想看，我们时时刻刻处在时间中，我们又对无处不在的时间无以寻觅。这不是很奇怪吗？” 森听了我的话也傻傻发愣：“是啊，这确实很奇怪。我们看不见时间，我们看见的只是日历上一个个走过去的数字、一张张发黄的旧照片、房间里脱落的墙纸、落满尘垢的被更新换代所淘汰的老式电脑、人长胖了再也穿不进去的小衣服，以及所爱的人渐渐老去的眼角皱纹……”森说着还怜惜地摸了摸我憔悴的脸庞。我：“过去的岁月杳然无痕，它到哪儿去了？谁都知道它曾经存在过，但谁都找不回它。” 森：“未来的岁月渺然无状，它将往何处去？谁都知道它必定会来临，但谁都捏拿不定它确实的轨迹。” 我：“我们像两颗浮尘，在前后空茫的情形下只能活在当下。” 森：“而当下其实不存在，我们说当下的时候，它早已遁入过去或滑向未来。” 我：“那么，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是悬空无着的？” 关于时间的伤感谈话使我们在自己家中互相搂抱。突然，我看见窗外对面楼幢屋顶上的阳光：“哦，我抓住了时间的形状。” 森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什么？” 我：“看那阳光，它在红色琉璃瓦上每时每刻都变幻着光亮。早晨是清新的鲜红，中午是灿烂的金黄，傍晚是苍凉的暗红。这不就是时间的形状吗？” 森：“确切地说，这不叫时间，这叫光阴。” 我：“光阴？” 森：“是的。时间是人类抽象的意识形态，光阴却是时间的原始样态，它可感可触，由光亮和阴暗构成。那屋顶的阳光在一天中的不同变化，就是由光亮与阴暗的参差对比造成的。” 我：“我每天在家里走来走去，经常看见那屋顶的阳光，心里总会暗暗一惊，可我没把它当回事。现在我想起来了，看见阳光的那瞬间，仿佛脱离现实的琐碎，过去和未来一齐涌来。” 森：“是的，我也有这种感觉。世事沧桑，今非昔比，社会的无常变化把我们的生活颠覆得面目全非，只有阳光纯粹得跟往昔没有两样。看着这阳光，恍惚中好似还在纯洁的童年。” 我：“也许没有大人像我们这样认真地看阳光了，在阳光下生活好像只是童年的记忆。” 森：“但即使像我们这样认真地看阳光，这阳光也不是童年时那种绝对纯净的感觉。童年的阳光，已一去不复返了！” 森有点惆怅，我也有同感：“是啊。阳光年复一年地照耀，万年恒常。客观地说，现在这阳光跟童年的阳光没有两样。但是长大成人后，为什么我们总感到自己云里雾里地活在阴天？” 森：“因为长大成人后，我们大都在家室或办公室里活动，头脑里充斥着五花八门的事务。生存的压力使我们的心灵渐渐远离阳光，遁入灰暗。” 我：“嗯。还有一个原因。童年时无忧无虑，在阳光下活蹦乱跳的欢乐是‘活在现世’的确据。长大成人后，我们的心灵里沉淀着过去的知识、记忆和经验，使我们活在对自我生命不够明晰的混沌状态。所以阳光也变成灰暗了。” 森：“这么说来，所有过去的东西都是灰暗而模糊的？” 我：“对。不管一个人现在活得怎么多姿多彩，过去生活的记忆总是灰蒙蒙的。看着旧照片上依然明媚的阳光，我总会一阵惊愕：我曾经这样逼真地活着？旧照片上的阳光跟现在周身的阳光一模一样，过去仿佛现在……我看着看着就混淆了现在和过去，那瞬间恍惚不能自已。” 森：“嗯，我读历史书也有这种感觉。书本上的历史总是灰暗的，我沉迷于其中。读完后，我从幽深的自我内心走出来，走到艳丽的阳光下，就仿佛从前世走到今生……” 我：“是的。阳光是最具现世感的东西，我简直无法想像苏东坡、李清照等古人沐浴在阳光下的情景，但他们肯定跟我们一样在阳光下生活过。” 森：“在我们的遐想中，古人仿佛都置身于灰蒙蒙的阴天，他们在阳光下逼真的形象是我们所不能想像的。” 我：“对啊，苏东坡苍老的皱纹、李清照白皙的肌肤——在阳光的照耀下显现？谁能想像这样的情形？” 森：“呵呵。也许历史的本质就是灰暗和模糊。” 我：“正是。我看电视里的古装片，怎么看怎么都觉得它们是假的，因为高清晰度的摄像使每个人物都纤毫毕现。” 森：“也许在心理上无法认同他们是真的，所以他们怎么演都无法感动我们。” 我：“是是。历史从本质上是无法复原的，历史只能用来回忆——在灰暗和混沌中回忆。” 过了几天，天色阴沉下来。我一起床就揉揉惺忪的睡眼，对森说：“咦，今天怎么一醒来就觉得自己在古代？是不是我还在做梦啊？” 森伸过一只手：“哪儿啊，你捏捏我的手，是真实的，不是在做梦。” 我：“那怎么……” 森：“是今天天色特别阴沉，所以你觉得自己在古代。你在哪个朝代啊？呵呵。” 我：“在宋朝，对，就是宋朝。” 森：“怎么不是唐朝或者其他什么朝代呢？” 我：“唐朝阳光普照——当然是那种苍古的太阳。宋朝忧郁，整个儿都灰蒙蒙的。连《清明上河图》那样热闹的场面也是在阴天。” 森：“呵呵，这是历史知识留给我们的感性记忆。其实我更喜欢这样的阴天。” 我：“对。阴天深沉，深刻，有深度，易于沉思，易于遁入浩渺的历史，易于遁入古人的意境。” 森：“那我们今天就谈谈宋朝的历史吧。” 早餐我们吃西点，喝咖啡。坐在窗边的餐桌边，窗外的花园也笼罩着一片阴霾，花花草草都黯然失色。我：“这样灰暗的天色，使我想起了宋瓷的釉色。” 森：“宋瓷的釉色中有一种就叫‘天青釉’。” 我：“宋朝是个挺矛盾的王朝，它其实比唐朝还富裕，可宋朝的情调却那么忧郁病愁，真叫人想不通。” 森：“我打个比喻，你就很好理解。” 我：“什么？” 森：“就像现代的小资情调，那是物质丰富时代的产物。全社会都充盈着花花绿绿的商品，小资却强调衣食住行的生活细节，还听什么忧郁的‘蓝调’，实在是作秀。” 我：“那么宋朝也是……” 森：“宋朝是文人统治的王朝，富于人文关怀，政治环境相当宽松，商业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鼓励和发展，举国上下一片繁荣。繁荣到什么程度？从艺术的角度看，就是繁荣到生出虚幻的病愁。” 我：“这么比喻我就懂了。苏东坡的豪放像现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自由取向，李清照的婉约像现代社会小资情调的细节作秀。” 森：“嗯。严酷的王朝不允许这样梦幻无度的豪放，贫困的王朝也不允许这样无病呻吟的忧伤。只有宋朝高度发达的文明生态——像现代消费过剩的物质社会——才有这样漂浮于现实生活之上的思想优雅。” 我：“从纵向的历史演绎和横向的地域版图来看，宋朝宿命的灰调或许也有着深刻内涵。” 森：“是的。它是大唐鼎盛之后走向另一个轮回的起始，自身文明的巅峰又在北方蛮夷的践踏下化为零的起始。前方有盛唐华丽的烟花，邻近又有蛮族凶残的铁蹄，自身眼前的繁华岂不短暂而幻灭？！” 我：“这么看来，宋人的忧郁是瞻前顾后的忧郁，是文明脆弱易逝的忧郁，也是生命转瞬短暂的本体忧郁。它在繁华之中就瞥见了苍凉，在鼎盛之际就预见了幻灭。” 森：“当然了，一个王朝的文明生态还跟它的思想纲领有关。宋朝提倡道教。” 我：“哦，对了，道教！宋朝的文人政治提倡道家的无为而治。” 森：“对。正是在这种思想意识的统摄下，宋朝的世俗社会才以灰淡的忧郁作为消遣的蓝调。” 我：“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宋朝把道教提升到这么显要的地位呢？一直以来儒教不是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吗？” 森：“这个说来就比较复杂了，要从儒道消长的历史演变来看。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教就成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构筑着社会框架。道教也有政治理想，那是‘无为而治’，不现实，几乎是乌托邦梦想，它只能作为儒教的补充。汉代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稍稍放开，稍稍宽容，这就算是政治家的道教情怀了。” 我：“哦。” 森：“但是儒教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它对社会秩序的整合作用在一个王朝文明发轫时期发挥得最好。但当文明发展到一定时候，特别是国强民富时，儒教的整合功能就会削弱，它一丝不苟的理性秩序更会构成某种障碍。此时道教地位就会上升。” 我：“其实道教在唐朝就已经受到尊崇，李氏王朝就把道教鼻祖老子李耳尊为自己的祖先。” 森：“对。到了宋朝，道教进一步受到尊崇，宋朝社会也更加开放，更加昌盛。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竟然有三项是在宋朝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也是在宋朝诞生的。宋朝还出现了银行信贷，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在这个朝代萌芽。”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道教到了宋朝才真正显示出淡泊出世、逍遥自在的本色，那既是看尽了前面唐朝繁华富丽之后的自然回落，也是文明发展到超脱之际自由民主意识的自然豁亮？” 森：“是这样的。无论经济生活状况或文化思想环境，宋朝都具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 我：“有人甚至这样设想，如果没有受到北方蛮夷的侵害，中国历史很有可能在宋朝向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 森：“完全有可能。但是很遗憾，宋朝崇尚道家灰淡的消极思想，并因此造成实际行为的懦弱，后世的人们才把宋朝视为败落的王朝。” 我：“北宋先联合金灭掉辽，后来北宋又被金所灭。南宋偏安一隅，最后被蒙元所灭。金、辽、蒙元都是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文明程度远远低于宋朝。但宋朝是文人统治，有文弱的缺憾。可以这么说，宋朝之亡，亡于‘秀才遇兵’。” 森：“正是，秀才遇兵！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崇尚文化艺术的王朝，诗词、书画方面有着丰硕的成果。这跟崇尚道教也密切相关。” 我：“是的。一个社会崇尚道教就会崇尚艺术，一个王朝崇尚道教就会出现宋朝这样上下两种生态的奇异交错：生机勃勃与超然出世，蠢蠢欲动与淡泊无为。” 森：“说到宋朝道教，不能不说到北宋最后一位皇帝，那位自称教主道君皇帝的宋徽宗。” 我：“这位皇帝可是个大艺术家哦！书画、诗词方面相当有成就。” 说到宋徽宗我就激动，站起来匆匆结束了桌子上的早餐，到书橱里搬出好几部大部头的画册。森也离开餐桌，把咖啡端到茶几上。我们就坐在茶几上聊宋徽宗。森：“可他也是一位亡国皇帝。” 我：“相比于历史上庄严而抽象的皇帝形象，这位跳着轻盈舞步治理王朝的宝贝皇帝确实独特。他当皇帝是一种历史的错位。” 森：“可以这么说。这位名曰‘赵佶’者本没有当皇帝的心理准备。他是北宋第六位皇帝宋神宗赵顼的第十一子，第七位皇帝宋哲宗赵煦之弟。宋哲宗在位时，赵佶当个亲王，骑马射箭，挥毫泼墨，日子过得潇潇洒洒。从迷恋文墨到迷恋声色，他微服游幸青楼歌馆，寻花问柳，日子过得靡靡醉醉。” 我：“不料宋哲宗二十五岁就驾崩了，没有留下子嗣。新皇帝只能从哲宗的兄弟中选取。神宗共有十四子，赵佶又非嫡出，胜出的可能性极小。” 森：“又不料，向太后垂帘听政时提议由赵佶继任。原来赵佶孝顺，每天到太后住处请安。” 我：“宰相章惇当即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可太后心意已定，朝廷又有人附和，章惇就放弃了争议。” 森：“就这样，赵佶撩开墨香的萦绕，撇开声色的缠绕，胡乱整了整衣冠，几乎是踏着浪荡的步伐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我：“可是章惇的话不幸成了一代王朝的谶语。赵佶登上皇位后本性难移，他疏忽朝政，轻佻治国，肆意敛财，大兴土木，声色犬马，荒淫无度。二十五年后，北宋真的败在了宋徽宗的手里。赵佶也被金兵俘虏，九年后客死异国。” 森：“细细想来，赵佶当皇帝也是一种人格的错位。” 我：“人格的错位？你是指他的艺术性情吗？” 森：“是的。历史上有不少诗人词家既热衷仕途经济，又带着高度理想主义的文人诗情，结果碰得头破血流，失意消沉。首先是战国时的屈原，一位唏唏嘘嘘、满腹委屈、又洁身自好的文官。后来嘛……” 我：“后来的陶渊明、苏东坡、范仲淹，也都是一个个流放边地或自我隐遁的渺远孤影。” 森：“国君也不例外。先有陶醉歌舞音律的唐玄宗，后有迷恋书法诗词的李后主，他们都曾几度‘春花秋月’，最终都以‘往事知多少’的祭奠背影，兀立在历史的台榭上，供后世万民瞩目。” 我：“艺术人格掺入政治，因过于个性化，不合官场的套路，总给历史涂上鲜亮的一抹，鲜血似的，往往是悲剧。” 森：“丹青皇帝宋徽宗更因轻佻糜烂而被历史所不齿，但他却留下了艺术功力颇深的书画瑰宝。” 我：“我总是疑惑，儒教统帅下礼制严谨的封建国度里，何以能允许赵佶这样荒谬的艺术人格胡闹着一个强盛的帝国？” 森：“这其中的原因我前面已经说过，还是儒教和道教的力量消长。经过战国的金戈铁马、秦汉的艰辛初创、魏晋南北朝的分裂过渡、隋朝的奢侈淫荡，到了繁荣昌盛的唐宋时期，约束社会秩序的儒教渐渐失去了整合的功能，自由潇洒的道教上升了地位。” 我：“哦，是这样。光看唐朝安禄山的戎装骑兵逼死唐玄宗的爱妃杨玉环，就可见儒教的礼制秩序遭到颠覆。这个王朝太过注重军事实力，内耗太大，最终亡于藩镇割据。接下来……” 森：“接下来的五代十国其实是唐朝藩镇割据的余孽。经过这个分裂过渡，宋朝从一开始就以文雅的风度徐徐开启帝国的豪门。” 我：“是的。‘陈桥兵变’几乎听不到枪声，见不到血腥。赵匡胤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以分赐财富换得集权。有哪个王朝还没搞建设就分赐财富的？这财富又是从哪儿来的？它间接就来自唐朝。” 森：“面对盛唐留下的一大堆华丽遗产，宋人从一开始就以飘飘欲仙的享乐姿态从历史的帷幕后走出来。” 我：“宋人的历史责任既然不是搞建设，当权者也就搞搞变法玩玩花样。被削弱了权力的文官悠闲度日，自然就弘扬道教，放任不管，逍遥无为。” 森：“不料这‘不管’、‘无为’反而使帝国经济闹得更猛了。统治者不再抑商重农，物质的充沛自然使市场经济得到发育，商业经济大为发展，熙熙攘攘的《清明上河图》简直就像现代都市的商业步行街。” 我：“要说宋人的历史责任，那就是‘守住繁华’！” 森：“守住繁华？嗯，对，也许是这样。物质生活的富裕使他们自然注重感官享乐和艺术创作，自然提升思想境界，于是道教上升到极其重要的地位。” 我：“这样，崇尚道教在北宋末代皇帝宋徽宗身上就达到了癫狂状态。他注疏《老子》，为自己庞大的统治设立理论依据。” 森：“他前所未有地把道教提升到跟正统儒教相并立的地位上，硬生生把道教嫁接到儒教上，仿佛艺术对伦理的强奸！” 我：“呵呵。无论老子还是庄子，先哲的思想是发乎心而止乎情的，就像现在一个人跟朋友谈自己的生活情况和人生态度一样。可先哲没想到千百年后自己的思想被无限放大，对社会文化发生N次方的巨大效应。道教对宋朝社会的影响就是这样。” 森：“没错。老庄的道教是未分化的原始思维，集哲学、宗教、政治、艺术为一体。一千多年后，道教的精致思辨被引入儒教，产生了宋朝理学。道教的无为逍遥成了当朝者偷懒甚至偷欢的理由。” 我：“依宋徽宗浪荡轻佻的性情，他更崇尚道教的艺术精神。” 森：“嗯，宋徽宗发明了一种书法叫‘瘦金书’，那是他留给历史的一块招牌。” 我翻开画册，暗黄的纸面上出现了宋徽宗的《秾芳诗帖》。图下还注明清代陈邦彦对此帖的评价：“此卷以画法作书，脱去笔墨畦径，行间如幽兰丛竹，泠泠作风雨声。” 我：“书法是无声的，可陈邦彦把这瘦金书比喻成幽兰丛竹，还能听得见风雨打在上面的声响，确实别致。” 森：“我倒觉得这瘦金书笔法清瘦劲挺，外枯内刚，内收外放，就像宋人的骨架和风范。” 我：“宋人的骨架和风范？哦，也对啊，所谓的衣宽人瘦嘛！” 森：“是啊，宋人就是那么一种‘衣宽人瘦’的清秀模样，跟唐人不一样。” 我：“最是那‘瘦’字，颇耐人寻味，使我自然联想起李清照词章中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周邦彦词章中的‘恐花也、如人瘦’，还有……” 森：“还有宋朝山水画中的‘剩水残山’。” 我：“花瘦，鸟瘦，山瘦，水瘦，字也瘦，人更瘦！可见‘瘦’并非宋徽宗的个人专利，而是宋朝社会的整体时尚。” 森：“宋朝富得流油，这‘瘦’绝非贫穷枯槁吧？” 我：“对，不是贫穷枯槁。宋徽宗穷奢极侈，想必早已满脸横肉。李清照安逸悠闲，料她也瘦不到哪里去。” 森：“再看看那‘金’字，挺拔，犀利，刚劲，充满锐意的进取。这种‘瘦’与‘金’构成的书法充满了奇异的悖论，也反映了宋徽宗性格中的两面性。” 我：“应该说，‘瘦’只是表面的，它由内在的强劲支撑着，这强劲就是宋朝的富裕。那么这‘瘦’又象征着什么呢？” 森：“依我看，如果相对于唐朝世俗艳丽的丰肥，宋朝的清瘦则是一种消极的超脱。” 我：“哦，对啊。宋人总是孤零零的清丽脱俗，宋朝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隐晦。” 森：“‘瘦’应该是抽象精神的形象化，仿佛道家风范。” 我：“说了书法，再说宋徽宗的绘画吧。” 我又翻开宋徽宗的几幅画，《芙蓉锦鸡图》、《五色鹦鹉图》、《桃鸠图》等。看着这几幅暗黄而精致的花鸟画，我仿佛看见了宋朝社会的生活氛围。森：“审美是宋徽宗凝视世界的基本样态，这惹得他的王朝到处莺歌燕舞，又紊乱骚然。宋徽宗的绘画技艺既精细又高超，精细到花鸟画，高超到山水画。” 我：“是的。看他这几幅花鸟画，描摹逼真，纤毫毕现，但仍抽象而空灵。” 森：“这抽象而空灵就来自道家的‘道’，那是最纯粹的中国艺术精神。” 我：“嗯。是宋朝的花鸟画和山水画使先哲那莫名其妙的‘道’第一次得以具象化，花鸟画中那寓意无限的空白背景，就是老庄与自然和谐的天道。” 森：“这样看来，花非花，鸟非鸟，而是以一花来感知季节轮回，以一鸟来映现天宇律动。” 我：“看宋徽宗这幅《桃鸠图》，这栖息于花叶之间的鸟，深沉得犹如哲学家……” 森：“我们在欧洲看见的西方古典艺术显得生机勃勃，热情四溢。相比之下，中国古典艺术大都是寂寞的。花鸟画、山水画、古典诗词，都是追求一种形而上的艺术境界，没有生命本能的热情。” 我：“生命本能的热情被宋徽宗留在后宫了，呵呵。但他却赋予一只鸟以人的灵魂。” 森：“把人的灵魂赋予一只鸟，这绘画功力得非常深厚，想必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一笔一画中去了。” 我：“是的。史书记载，宋徽宗关注孔雀起飞时先提左脚还是先提右脚，关注月季花蕊叶之于四时朝暮的不同形态。那是非常严谨的创作态度哦。” 森：“但是反过来说，如此熟稔书画的细枝末节，家国大事还能明晰如镜吗？他可是个皇帝啊。” 我：“想必他在艺术的化境中运墨抹彩，然后撩开梦幻的轻纱，恍恍惚惚踱上皇帝宝座，云里雾里地开始处理朝政。” 森：“呵呵。庄子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他喜欢的就是那种混混茫茫的审美醉态，他倾向于把一切现实事件的阅历都转化成诗情画意的阅历。” 我：“朝政繁复、朝纲严酷、民生疾苦、草莽起义、蛮夷入侵，他一听到这些就头痛，就害怕。他宁愿这些事件像梦幻一样过去，而把真正的梦幻当做人生的真实。” 森：“他讨厌太过真实的东西，又喜欢能体现真实自我的东西。他觉得只有躲在艺术的梦幻中才能做最最真实的自我……” 我又翻开宋徽宗的《秋景山水图》和《祥龙石图》。我：“看这幅《秋景山水图》，这就是你说的宋朝山水画中的‘剩水残山’。山只是一角，见不到全貌；水只是渐远渐渺的一条河，流向前方的不可知。画中更多的是漠漠渺渺的空白。” 森：“山崖边坐着一个道士模样的人物，面对空茫的山水。这使我想起一个词。” 我：“什么词？” 森：“静能致远。” 我：“‘静’跟‘远’好像是一对反义词。” 森：“怎么是反义词？” 我：“你想啊，画出这么空灵的意境，肯定得把心思凝注在绢纸的方寸之内，而不顾及旁余。” 森：“没错啊。” 我：“书画审美是静态的，静能致远，审美的人格总会在现实生活中干出极端的事情来。” 森：“哦，你这样理解啊？” 我：“是的呀。从宋徽宗这些清秀雅逸的书画中怎么能看到他生活中奢侈糜烂的另一面？那‘秾芳’的瘦金书骨格清奇，好像兰竹沐风浴雨般淅淅沥沥的高洁，谁知现实生活中他竟以同样高超的书法亲手书写元祐党人碑，以惩治他不喜欢的文坛领袖。” 森：“说的也是。看他这幅《秋景山水图》，仙风道骨十足，可现实生活中他竟淫荡到储备数以万计的后宫处女，每隔几天他就跟一个处女交合，童贞的价值竟以批量价算计。” 我：“呵呵。还有呢。看这幅《祥龙石图》，他把一块花石画得玲珑剔透，匠心独运；可就为了酷爱石头这一偏好，他竟然发动了全国范围搜索奇花异石——也就是‘花石纲’——这一长达二十多年大耗人力物力财力的暴政！” 森：“艺术的人格往往两极分化，因为审美的醉态往往消弭了道德的中庸界限。宋徽宗把道教的消极隐逸演变成积极主流的艺术行为，把道教的淡泊冲虚演变成浓烈奢华的声色享乐。” 我：“在北宋的几位帝王中，只有宋徽宗只信道而不信佛，可能因为佛教太恪守道德的准则。” 森：“宋徽宗长着一张腐败的脸，却匪夷所思地创作出高尚雅逸的书画作品。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他那独一无二的瘦金书就是枯弱与锐利的二元悖论，是他把淡泊自在的道教演变成浓烈的逍遥和恣肆的奢华。” 森：“所以啊，梦醒之后的他不能像道家那样灵魂提升，反而坠入更罪恶的渊潭。” 再翻开宋徽宗那幅著名的《听琴图》。画中一位道士在拨弄琴弦，宋徽宗和他的心腹大臣蔡京正相对而坐，一个低头领略，一个仰脸遐想。森：“这可真是一幅好画，我在好多地方见过这幅画的复制品。每次看着看着，仿佛都听见优雅的琴声从画中悠悠扬出。” 我：“但一段丑恶的历史也正是从这幅画卷中被慢慢呼唤出来……正是这听琴的君臣两人构成的奇异组合，在历史上演绎了一幕荒唐无耻的喜剧、闹剧和悲剧！” 森：“是的。撇开艺术的角度看，正是这位蔡京启蒙刚当上皇帝不久的宋徽宗别太节俭，应放开手脚纵情享受帝王生活。” 我：“又是这位蔡京怂恿宋徽宗大兴土木，修建仙境般的华丽宫殿。” 森：“这幅无上高雅的《听琴图》其实蕴含了一个宿命的谜语。” 我：“什么宿命的谜语？” 森：“光‘听琴’两字，就已颠覆了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听琴，高山流水遇知音啊，宋徽宗在这里渴求的是艺术的理解，一种朋友关系。” 我：“那又怎么样？” 森：“政治讲究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程度，艺术讲究人与人之间的融合程度。政治使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看得过分严重，比如自己的上级，自己上级的上级，自己上级的上级的上级。更何况在三纲五常界限分明的封建时代，君臣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森严等级。但宋徽宗是……” 我：“宋徽宗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艺术人格，他像个孩子只要有人陪他舞文弄墨他就高兴。” 森：“对了。他不是按是否有利于江山社稷，而是按个人的审美眼光选用大臣的。他重用的奸臣都是能来点文墨的才子：善于投机的蔡京、王黼，善于弄权的童贯，善于搜刮的李彦、梁师成，以及主持‘花石纲’的朱勔，时称‘六贼’。这些人上下勾结，党羽遍布朝野，公开卖官索利，把大宋王朝搞得一塌糊涂。” 我：“臣对君表面上忠心耿耿，实则互为壁垒。历代王朝中都有这么一种奸臣，希望皇上有空子可钻。一旦国君是位性情中人，奸臣可就乐了。从挑逗皇上中窃喜，从阿谀奉承中获利。” 森：“更何况，宋徽宗是这么一个艺术的天才，政治的白痴！” 我：“蔡京不啻为一道屏风，更是一扇厚实的大门。他把朝野所有的意见和实情都挡在了门外，而让皇上独个儿在深邈的高处沉湎于书画的虚梦。” 森：“政治的人格渴望全局的广度把持，艺术的人格渴望个别的深度理解。当同样具有才艺的蔡京谄媚赞美宋徽宗时，宋徽宗就以为全世界都理解他了！于是从他的笔下就出现了这幅无限优雅的《听琴图》。” 我：“可宋徽宗哪里知道，在这风清高洁的《听琴图》之外，朝野正天变民怨？他又哪里知道，正是对面坐着的这位知心重臣使他和他的王朝一步一步走向覆没的深渊？” 森：“艺术的目光往往不能直视事物的本质。宋徽宗到被俘至死，都不曾意识到自己跟他的王朝一直是脱节的。依照他对道教的理解，万事万物都有先验的规律，王朝像旋转椅那样自为运转，不需要他煞费心思去治理。他沉湎于气韵贯流的书画境界，也是他自个儿的事。” 我：“他不知道自己在挥洒狂草《千字文》时，文武百官正党争激烈；自己在画一片轻盈花叶时，庶民有重疾，路有冻死骨；自己在画淡泊宁远的山河时，宋江、方腊正在同样遥远的山河揭竿而起。” 森：“可北宋毕竟有一百五六十年的积淀，叛逆的宋江最终成了投降派。” 我：“但北方域外的辽金蛮夷可不是能随便开玩笑的。即使高度文明的北宋是泥土烧造的精致宋瓷，游牧民族的辽金仍能作为野蛮的石头来砸碎这宋瓷的优雅。” 森：“宋徽宗本想联金攻辽夺回燕云十六州，不料辽探得宋金盟约。” 我：“宋徽宗怕辽报复，便私下违约。金向辽长驱直入，抵达燕京时不见宋军如约前来，就洗劫一番把几座空城归还给宋。” 森：“金见宋违约也就背弃前盟，灭辽后大举进攻，南侵宋朝，活捉宋徽宗。” 我：“这么看来，宋徽宗所以亡国，还是因他的轻佻善变。” 最后我翻到宋徽宗的山水画杰作《雪江归棹图》。我：“看这幅《雪江归棹图》，渺远灵逸，超凡脱俗，充满道家风范。” 森：“哎，当这位丹青皇帝成了亡国奴，沦落到荒芜的北国他乡，真正面对渺远灵逸的山水时，他却一点也道家不起来，一点也风范不起来。” 我：“呵呵。这位笃信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者曾能无中生有看见上天的神灵，但在他魂断气绝时，在他最需要神灵抚慰时，神灵却一个也不出现，什么天道都看不见了。” 天阴沉了几天，终于下起雨来。刷刷刷的大雨垂下浩瀚的天幕，把外面的世界隔得很远。远处的楼幢和街市被烟水迷糊了，隐隐的市井之声也被雨声淹没了。我和森更加不想出门了，只吃冰箱里的冷冻品。然后就是漫无天日地喝咖啡、谈历史。我走到窗边，听着雨滴撞击窗玻璃的咚咚声，瞬间有一种绝妙的“处境感”，孤单、静寂、自我，莫名的心绪悠悠荡荡，从体内漫溢到体外，及至浩浩渺渺的烟雨中。森跟了过来：“嗨，你在看什么？” 我：“嘘——安静！” 森压低了声音：“怎么啦？我们静静地听了一会儿雨声。我：“你有没有觉得这雨唤醒了你的一种‘处境感’？” 森：“‘处境感’？” 我：“啊。漫天的雨幕阻隔了别人、城市和社会，所有纷纭聒噪的信息也都在恢阔的雨声中销声匿迹。剩下的，只有一个澄明的自我。” 森：“澄明的自我？” 我：“我感到自己和房子像一叶扁舟，在烟水漫漫的汪洋中漂荡，于是‘处境’涌现了。我闪电似的回忆起过去的自我，审视当下的自我，又预测未来的自我。当然了，这些都只是瞬间的意绪，甚至没有具体内容。” 森：“就像哈姆莱特的自问：我从何而来？又向何处去？” 我：“对对，是对自我形而上的内视。” 森：“其实你说的‘处境’每时每刻都隐藏在自我内心，只是平时我们被太多的外在纷扰所蒙蔽。到了某个时候……就像现在下着漫天大雨，隐去了外部世界，心底里那个‘处境’就会瞬间豁亮。” 我：“你一定看过影视剧中的某些镜头，人物随情节的发展渐渐有了某种‘处境’。观众怎么能看见人物内心隐藏的‘处境’呢？这时导演就把他单独安排在一间房内，让他静静地踱到一扇窗前。他对窗外凝视着，凝视着，雨就下了起来。” 森：“呵呵，这雨可是为他而下的啊。” 我：“是的。雨水模糊了窗玻璃，也模糊了外面的世界，却使人物内心的处境明晰地呈现出来。他的眼神是凄苦的，那雨就是凄苦的；他的眼神是孤绝的，那雨就是孤绝的；他的眼神是迷惘的，那雨就是迷惘的。” 森：“你颠倒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我：“这就叫‘意境’，叫‘借景抒情’。” 森：“好了，别‘处境’、‘意境’了。我们再来杯咖啡吧。你看这雨隔绝了外面的世界，正是我们谈历史的绝好时刻。” 天气有点阴冷，森去把壁炉里的火点上。这个欧式的壁炉是假的，房子装潢时做做样子的，里面放着一个电暖器。我端来咖啡在沙发上坐下来：“谈什么好呢？” 森：“随便，想到什么说什么。” 我：“据说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时代还没有时间的概念，那就相当于现在没有上班签到的时间，没有火车始发的时间和飞机起飞的时间，没有必须起床、必须干活、必须用餐的时间，人们满大街地悠游着，多好！” 森：“神秘的夏商，史载材料稀少而晦涩，我无法想像先人们的日常起居生活是怎样的，他们是否端着陶罐在阴暗中幽幽往来？他们也有爱恨情仇吗？” 我：“两千年前的《诗经》中就描绘过一个男子追求一个女子夜不能寐，辗转反侧，这是多么切身的体会，现代人完全能够理解。古人的情商跟现代人是一样的吗？” 森：“我们习惯性地以为古人比今人愚笨、落后，但是看看埃及金字塔、四川乐山大佛，我就觉得古人的智慧不可思议。也许只是他们的科技水平和生活条件比今人落后，他们的智商并不比今人低。” 我：“唐人的气韵、宋人的丘壑、明清的性灵，朝代的渐次衰落，人们的心态也从外在形象渐渐回归内心灵性，从入世渐渐走向出世。这就像一个人长大成熟时渐渐少了行动而多了思考一样。” 森：“古人传承着更远古的历史，但在我看来他们都是短暂的一生。” 我：“我们经常到他们那儿神游，朝代的远近就好比旅程的远近，朝代的不同就好比地域的不同，人生色彩也不同。” 森：“你喜欢什么朝代？” 我：“我喜欢商周、春秋战国、宋朝，以及古希腊。” 森：“如果只能选一个呢？” 我：“宋朝。” 森：“又是宋朝。” 我呷了一口咖啡：“我喜欢宋朝那种灰蒙蒙的感觉，真正的历史就应该像咖啡那样的灰糊糊，喝了余味悠长。” 森：“呵呵。我在想，历史的灰暗模糊是不是跟史书记载的粗略、隐约有关？” 我：“有一定的关系。一般的通史对事件的叙述都只是片言只语，留着太多黑暗的空白。” 森：“这是史学家们找不到具体细致的史实，就以自己的‘思想’来概括当时的世界。” 我：“是的。虽然历史的本质是灰暗模糊的，但读史的人最喜欢读到的是一些逼真的细节。” 森：“逼真的细节？比如呢？” 我：“比如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用香料洗澡，然后把洗澡水卖掉。这样的细节会使模糊的古人形象跃然纸上，真正碰触到我的神经。” 森：“呵呵，有意思。这样的细节会穿越遥远的时空，使古人一下子贴近我们的现代生活。” 我：“这就叫做‘栩栩如生’。” 森：“从理性的角度说，我喜欢读西方历史名人那种有轮有廓的表述，荷马、柏拉图、叔本华、莎士比亚、里尔克、劳伦斯，他们通过鲜明而极端的表达把自己镌刻在文化史上。” 我：“哦，是的。我是读中文的，我却不喜欢古汉语。因为古汉语中有太多的意呀、韵呀、神呀、境呀，都是中庸、直观而神秘的表述，读了老半天还云里雾里。” 森：“但是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唐宋诗词中，那些细腻入微的感性表达，却能提供一些幽僻的蹊径，使我们一下子身临其境。” 我：“是是，我正想跟你说宋朝女词人李清照。历史上就是孔子、老子、李世民、成吉思汗这样显赫的人物，给后世人们的印象也是面目不清的；就像古代人物画中简淡的写意手法，人们看见的只是他们大致的神韵。但是历史上却有李清照这么一个小女子，她的闺房、她的香炉，她的海棠、她的黄花，她的玉枕、她的花钿，就像现代电视广告中那被无限放大的细节，给历史投去鲜亮的一抹。相隔千年，人们至今仍能明晰地看见她的优雅风姿。” 森：“她的明晰来自她感性的私人书写。” 我：“对。宋词的意境不在马上，而在闺房。国家的内忧外患使人们的情感转向内敛，闺房正是情感内敛的极致所在。” 森：“嗯，外在生存环境压力的增强，使人们隐遁到自我内心深处，发掘一些幽微而深邃的情感。这似乎是一个文学规律。” 我：“是的。宋词就是这样的情感隐逸，细腻、委婉而深致，李清照就是这样一个整日守着床褥、香炉、窗棂和黄花的深闺女子。” 森：“我猜想她是个很有自我‘处境感’的才女。” 我：“而且，她随时把‘处境’变为‘意境’。” 森：“她取材于狭窄的自身生活，却把自己抛给了整个时代；她挖掘着自身最琐碎最隐潜的情感，却使自己豁亮于历史的长河。” 我：“当然了，李清照只是个典型。唐宋诗词中还有许多这样微处见真的细腻描写。比如‘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残荷听雨声’、‘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 森：“还有‘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我：“从这些诗句中我仿佛读到了秘密的自传，可它们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存在了千百年。” 森：“我倒觉得这些诗句在我出生时就埋入了我的内心，等我长大后读到它们，觉得前世就曾相识。” 我：“这种超越千百年跟古人的感官相通正是通过‘处境感’来实现的，这是否也是史实呢？” 森：“我以为，尽管历史学一再强调真实，反对艺术修饰，但人性的恒定和情感的相通在特定情形下也能填补史料的不足。” 我：“是啊，谁能说古典诗词表达的优雅情感不是真实的历史呢？” 森：“生硬的史实有时是无谓的，反而是这种超越千百年跟古人的情感相通，使我们切身体会到古人的生存处境，使我们真正遁入历史。” 我：“是的。我们跟古人之间只是文化氛围的不同，而生命伦理却是相同的。杜甫的沉实、欧阳修的逍遥、柳永的缠绵，以及马可·奥勒留高贵的忧郁、帕斯卡尔神秘的颤栗、莎士比亚恢宏的激情、福尔摩斯时代诡秘的残酷……正是凭借相通的情感，现代的我们才能看清古人的一举一动，感受古人的微妙心绪，体察古人的隐秘动机，喜怒哀乐着他们的喜怒哀乐。” 森：“嗯。他们的意志、心境、动机、性情、哀乐已圆寂成为不可更改的永恒样态，亡故性正是我们能任意接近他们和揣摸他们的原因。” 我：“他们人生的大门对我们永远是关闭的敞开，不招呼我们，不跟我们说话，但从不拒绝我们，任我们进进出出。” 森：“而在现实生活中，现代人心机的复杂、处境的多变，都使我们无法接近。” 我：“深沉地遁入历史，古人甚至比现代人更接近我们的心。” 森：“这么想来，我们喜欢历史是不是跟逃避现实生活的倾向有关？” 我：“是有这种关系。我总觉得，一个人没有历史文化知识，那么他/她在现实世界之外就没有一个可以隐遁的处所。这不是很可怕吗？” 森：“是的。遁入历史能看淡现实功利，对古人一生全景式的观照能使我们顿悟眼前现实的虚妄。就比如我们刚才说到情感，古人也像我们这样曾经真实地痛苦和快乐过，但到头来还不是化灰化烟？” 我：“对呀。我们对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追求感到很正常，但读史时我们会好奇古人怎么这么执着一些转瞬即逝的事物？” 森：“所以说，正是历史使我们获得超以象外、观照人生的视角。” 我：“喜欢历史还是喜欢跟已经静止不动的事物打交道，那有一种莫名的安全。” 森：“是啊。坠入历史总是安全的，它不会坠入无底的深渊，因为历史的终端必然拴在现实生活中。” 我：“赛车、足球、劲歌、热舞、枪击片、动作片……现代社会在不断怂恿人们忘却历史和经验，去实现心灵的飞奔，把激情逼向前方的未可知。而我们却要飘坠……” 森：“向着历史飘坠，向着已知的传统飘坠。” 我：“十九世纪的阿克顿说：‘反抗你的时代——须得找到它之外的立足点。’哲学太抽象，宗教太虚渺，正是遁入历史，使我们找到了克服时代性的立足点。” 森：“我们活在一种时态的错位中，目光洞穿幽邃的往昔，手脚依然忙于当下琐碎的生计。” 我从沙发边站起来，收拾杯子：“是的。我的目光洞穿历史，但我的手脚现在得去厨房洗碗刷杯子了。” 森微笑着看我离开的背影。又有一天，我们在家里安静地读了一天的书，读到天昏地暗。到了晚上，想休闲一下，我打开电视机。里面正在播放一部清宫片，人物对白正“格格”啊“格格”的叫得欢。森一脸不屑：“电视里日夜上演的历史古装片，乱哄哄的，不过是现代人一手策划的闹剧。” 我：“看这些古装片里的人物，穿上古装，站在古色古香的道具间，却用现代人的语言和神态演戏。真正的历史却成为演戏的载体，被借用、被歪曲、被篡改、被节外生枝。” 森：“古人要是看到现代人这样演绎他们，可能会笑掉牙。” 我：“真正的历史大都是荒寂和零散的，少有巧遇的激情，也没有太多戏剧性的冲突。” 森：“而且，历史的本质是模糊的，用高清晰视像还原的历史总像赝品。” 我：“你说中国历史漫长，为什么清宫片会在电视中泛滥成灾？” 森：“因为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呀。离我们越近，史实记载也越详细，编起剧来越有说头呗。” 我：“你看这电视剧里的丫头们，这么大胆活泼，姿彩鲜艳。其实清朝宫廷是非常死板沉闷的。我在网络上见过一些清朝宫女的照片，一副神情麻木的样子，又瘦又弱，好像个个都是吃白粉的病鬼。” 森：“那些旗装和高脚鞋也刻板古怪至极，哪儿比得上我们汉族服饰的清秀飘逸？但是有个角色倒比较耐人寻味。” 我：“哪个角色？” 森：“就是那个身体会发出香气的香妃。” 我：“那是杜撰的。历史上到底是否真有这么一个香妃还搞不清楚。” 森：“我觉得不好理解，清朝离我们也不远，清朝皇帝是否真有一位香妃？史书上怎么就没记载呢？” 我：“那是封建社会嘛，皇帝被包装得像哲学概念一样抽象，动作迟缓，面无表情，目光宁远，那冲虚的威严好像涵盖了世间万物；而他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则被隐蔽在神秘的身后。” 森：“说来也是。帝王生活最感性的一面就是后宫的嫔妃，她们从来都是影影绰绰，不示世人的。可如果真有一位妃子身体会发香，那肯定是挺轰动的事。” 我：“挺轰动的事？你以为是传媒时代啊？清朝乾隆帝确实有一位维吾尔族妃子，历史上关于她的传说扑朔迷离。” 森：“从流传下来的《香妃戎装像》、《威弧获鹿》手卷看，这位香妃以男性装扮或策马持箭的形象示人，不禁令人眼前一亮。在普遍阴冷萎靡的清宫女子中，她那蓬勃的生机显得特立独行。她那抑制不住的天然野性，即使隔着重重宫闱，仍给世人透露出一丝生气。” 我：“但据说《香妃戎装像》也是后人给那幅画起的名称。而《威弧获鹿》中画的是乾隆帝和容妃和卓氏一起狩猎，至于容妃是否就是传说中的香妃，史学家还说法不一。” 森：“不管史学考证如何，光这个话题就令人着迷。先当香妃是真实存在的吧，这个夜晚我们来一出戏剧性的对话怎么样？” 我被森吊起味来：“好啊，我们一定比电视剧演得好。” 我把电视机设为静音，端来一瓶红酒。我们就坐在沙发上，喝了几口红酒，浑身轻飘起来。再拿来书上的文字作脚本，我们边看着电视里的清宫片，边开始疯狂地想像。一出话剧就此拉开帷幕。森：“香妃原名叫买木热·艾孜姆，1734年生于新疆喀什，自幼身体就散发着沙枣花香。” 我：“莫非她的前生曾是风姿绰约的花木？” 森：“买木热·艾孜姆长大后被维吾尔人称为‘伊帕尔汗’，也就是香妞、香姑娘。她长得丰满光鲜，英姿飒爽，浑身散发着奇芳异馥。” 我：“比之于动物易受人类驯化，花木是更野性的东西。它们矜持固执，秉性难移，挑剔环境，宁愿遭人类攀折枯死，也不愿在异土他乡舒展开花。” 森：“进入清宫的伊帕尔汗也倔强执拗，无视世故，不近人情。” 我：“据说她初次进宫见乾隆，玉容未近，芳气先袭，沁人心脾，令乾隆心驰神迷。” 森：“但她却不肯向皇上行礼，只因别离故土而泪眼盈盈。” 我：“以她粗犷的西域背景和野性人格，她一时的违拗都是很自然的。” 森：“她漠视朝纲，不服帝命，甚至袖藏白刃，对前来亲近她的乾隆拔刀行刺。她真是做好了殉身的思想准备，足见她的刚烈难犯。” 我：“但私底下她却思念故土，凄然流泪。由于心系故里，肉身所栖居的宫殿反而成了荒凉之境。皇宫里豪华斑斓的仪式，对她而言都是苍苍茫茫的虚幻视像。” 森：“也许是降生广袤无垠的西域，体附大自然的芳香，这个异族香女的性情格外真笃，绝不因荣华富贵而委曲求全。” 我：“自愿濒死是心灵的本真样态，把心灵嵌入纲常秩序和富贵谋求是人的自我欺骗。她以异样的风姿孑然穿梭于恢弘的皇宫，成为活着的行尸走肉，已死的香魂玉身。” 森：“但对于乾隆她又是怎样一种诱惑？！乾隆从一开始就倾心于她体香的奇异，原谅她行为的奇异。” 我：“为了照顾她的生活习惯，乾隆特遣回族厨师为她做家乡风味的饭菜，初入宫就封她为和贵人。据说还建造宝月楼供她居住，并常亲临探视，希望她顺服。” 森：“但这一切都无法打动她的芳心。乾隆无可奈何，又不忍割舍。” 我：“作为帝王，乾隆太习惯于后宫那些被严格程式化过的女人，她们言行矜持，神色木然，俨然一个个失去血色的苍白符号。” 森：“可伊帕尔汗却不然，她与生俱来的体香使她具有不被宫廷秩序格式化的独特魅力，她还保持着某种天然的本色。隔着距离，皇上思念着她……” 我：“她深居华丽的寝宫，身着繁复的锦衣，容貌鲜美，姿态优雅，俨然皇帝的妃子。可她身上悠悠散发出来的香气分明属于遥远的大自然，流经她身上的时光也不以分秒算计，而像流经原野的时光，流经域外花木枝枝叶叶间的时光，广漠而悠长……” 森：“她的周身萦绕着一种如烟似雾的神秘气氛，使皇上可望而不可即。” 我：“但宫廷从来忌恨一切不被格式化的事物。天然的东西因为游离于程式之外，往往导致两极化的解读。香妃那被视为仙灵附体的香气，在太后和其他嫔妃看来却成了邪气、妖气和巫气。” 森停顿下来：“你到底想说什么？这样编下去香妃不就被太后处死了吗？那美妙的爱情故事也接续不下去了啊。” 我：“哦，那我调整一下思路。最合理的猜测，应是香妃违拗了一段时间，也可能是相当长的时间，最后终于被乾隆的真情所打动，跟他结为夫妻之好。” 森点了点头：“嗯，乾隆确实喜欢她，也许并不仅仅是她的姿色和体香，或困囿于民族和睦政策，还有她的性情志向，以及超越这一切之上的某种精神的因素。” 我：“疆土、财富、兵力、美女……帝王都本能地捕捉事物的实存，并归己所有。” 森：“可香妃的体香却不然，它使人闻得到，却无以形状，没有质地；既具体，又抽象；既实在可感，又不着痕迹。无论香妃缥缈的体香或是她不屈的意志，都撩起皇上微妙的心绪：明知它确切存在，又无法化归己有。” 我：“嫔妃是梦，能使皇上短暂入眠。但皇上知道自己不能失衡于温柔乡，他必须以更鲜明的理智构筑着有轮有廓的真实江山。所以皇上在嫔妃的梦中是清醒地入眠，平稳地飘坠，梦醒之后不会缱绻。” 森：“但香妃使皇上一塌糊涂地飘坠了，那股神秘的香气使皇上浑然复归人之原初，复归天地万物的原初。” 我：“相对于阳光下江山社稷的真实，皇上一定在消魂于香妃的当儿瞥见了另一种更明晰的真实，那是关于生命自身的真实。” 森：“都说太过感性的人不宜做君主，像唐玄宗、宋徽宗，太易于流失自我。君主被置于政治权力的顶端，他必比常人付出更多的理智才能保持集权构筑的稳定。” 我：“历史上的臣相对君王的苦口婆心大致都是劝其收敛沉迷色情的感性心理，以稳固江山大局。” 森：“但臣相哪里知道，一个男人如果想获得统治江山的超常能力，必须在女人身上得到确证。” 我：“哈哈！”我笑场了。话剧又一次停顿下来。森：“别笑啊，正进入关键的一幕呢。” 我收敛起笑容：“好吧。性爱本身也许只是件小事，但从性爱中获得的生命的瞬间辉煌，往往超越性爱本身。” 森：“皇宫内的女人，她的一颦一笑，她的每个眼神，她的每寸肌肤，都因跟皇帝建立流体间的亲力而被无数形而上的意义簇拥着。” 我：“香妃来自遥远的西域，她的身体是个仙境，那悠悠散发的体香既是花香，也是性香，它传递着西域大地神秘的脉动。那里虽是大清的疆土，但对乾隆只有版图的虚渺概念。那里的沙枣，那里的雪莲，那里的草原，那里的骏马，于皇上都是影影绰绰的朦胧神秘。” 森：“而一旦闻到香妃的馨韵，触摸她的姿容，进入她的身体，皇上对西域的统治就会变得敏锐起来。极端的深入导致了极端的虚远，皇上觉得世界像涟漪般渐渐扩大，扩大得变成了大自然的概念。” 我侧目看看森，发觉他也想笑。我：“性爱何等激烈地扩大了一个人的自我范围，皇上渴念香妃，是渴念一种生命形而上的提升仪式。” 森：“劳伦斯说‘热血也能思考’，对异性身体的体验，就其极致性而言，也像对自然、哲学和宗教的体验。” 我：“性爱的奇妙，是阴阳力量正反对比的结果。嫔妃之于皇上的绝对顺从，减弱了阴阳之间力量的对比。” 我总是制造一种语气的前提，让森接下去发挥。森：“而这个难以驯服的野性香妃，即使被搂在皇上怀里，被抚摸，被吮吻，被整个儿占据，她仍不完全是他的。她那神奇的体香始终以柔软的违拗、不被任何形式所固定的优美姿态悠悠扬出。” 我：“帝王之所以威慑，是因为一切都固定在他的股掌之间。如帝王有所畏惧，定是某种东西无法落实为固定的形状。当朝者都指望江山永固，那是明知江山无法永固。” 森：“而自然之物，不用人为的指望都会永固，因为它生于自然，归于自然，每一个终点也就是每一个起点……” 我：“香妃早逝于乾隆，乾隆对她的思念绵绵不绝。她那天然的体香，曾使皇上瞬间进入生命的永恒。” 太阳又出来了。我和森像两个遁入历史而发了霉的人，走到阳台上让心灵晒晒太阳。从历史回到现实，我们恍惚不能自已，仿佛从远古回到现代，一切都由晦暗变得明晰，由悠悠渺渺变得生动活泼。我们仿佛经历了万水千山，时空转换。而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自我内心走了一遭。此时我们靠在阳台的墙梁上晒太阳，身心倍感舒畅。森：“阳光到底是好的。” 我：“阳光是真实存在的确据。在明媚的阳光下，我最能感受到自己‘活着’。” 森：“难道‘活着’还要感受吗？我们不是每时每刻都‘活着’吗？” 我：“不。生活像蜂窝一样密密麻麻，追求功利使人们穷于应付眼前的现实，只记得昨天遗留下来的事情，只记得与自己利益有关的人事，只记得刚刚涌现的时尚潮流。他们不知道在追波逐流中逝去的是他们自己……” 森叹了一口气：“唉，是啊，人所珍惜的其实是逝去的自我，当下的自我总是由于忙碌而被淡忘。” 我：“而阳光是超越世相之上的纯粹，它没有质地，却可以感触，它既具体，又形而上，它会使陷于现实中浑浑噩噩的心灵瞬间反省自我，意识到自己‘活着’。” 森：“原来‘活着’也是不容易意识到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我知道森是引用诗人臧克家的话。我伸展视线，望着远处的街景：“阳光下的事物最逼真。看那条大街，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商场炫耀，写字楼高耸。这一切都在阳光的照耀下充满强烈的现世感。” 森眯起眼睛，也望了过去：“但绝对地说，这千姿百态的生动世相也是丝毫未受史学家粉饰的真实‘历史’啊——每一瞬间过去，它们就成为历史。” 森的敏锐触动了我的神经，诱发了我表述的激情：“哦，是啊！彩电、音响、时装、家具、汽车，这些人造的无机物品稳定、坚固、精致、耐用，难以分解，永久绵延，它们在时间的流逝中构筑起一个相对稳固的世界，被物品围绕的人们因此获得一种短视的错觉，仿佛一个劲儿奔波忙碌，大肆攫取金钱和财物，就可以克服心灵内在的空虚和惶惑。可是自然界的阳光却警示我们，一切都是短暂易逝的，物品给予人心的稳固也是假象；我们的生命，生机勃勃或安然无恙，无一不是指向一个渐次狭窄、渐次边缘、渐次消亡的未来……” 森：“所以说，中国古人把‘光’和‘阴’连在一起称为‘光阴’，这是极为辩证的。‘光’和‘阴’是对立的统一，‘稳定’的反面就是‘流逝’，‘拥有’的反面就是‘失去’。” 我：“这是不是古人的思维受了太极阴阳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反面的东西来表达正面东西的极致？” 森：“是的。对阳光的热爱其实是对现世生命的热爱，但古人却把这种积极的情怀变为消极的感叹，用‘光阴荏苒’之类的灰色慨叹来表达对生命的深挚热爱。” 我：“这么说来，我们喜欢阴天，喜欢黑夜，喜欢遁入历史，就是以阴沉的方式来表达对生命异于别人的挚爱？” 森：“可以这么说，相对于活泼、外向、追波逐流、周旋人际等热烈的情感，安静、内向、离群索居、沉湎历史，也许是更深沉的热爱生命的方式。” 我：“说来说去，我们还是回到了历史。” 森：“呵呵，不好吗？如果没有历史，我们每一刻的现在都将变得十分轻薄。正是历史，使我们扎实地站在了眼前的每一瞬。” 我：“是的。没有历史感的人只活在当下，摆出一副轻慢万物和玩世不恭的姿态，没有心灵的内在秩序和对血脉相承的敬畏。” 森：“历史的喧哗闹腾已尘埃落定，但历史往往不能就此安息。那些早已亡故的古人，有可能在现代人装腔作势的评述中被第二次杀死，或者被供上高高的祭台，成为复活的偶像。” 我：“而且，有些人在古人精神的覆盖下总以为是自己有品位，他们评述古人时喜欢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公正姿态。” 森：“其实对古人的评述往往暗含阴谋，把隐匿的自我不露声色地藏进对古人的评述中，他们确信古人不会醒过来盘查他们说过的话。” 我：“所以，尊重历史，最好还历史以安静，沉落在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之外的无以分辨的安静。” 森：“随着光阴日复一日的流逝，古人离我们是越来越远了。” 我：“但古人在我们的记忆中却永远定格在远古的某一瞬。回想起来，屈原仿佛永远伫立在汨罗江岸边，苏东坡仿佛永远徘徊在赤壁前……” 森：“梭罗仿佛永远在瓦尔登湖垂钓，艾米莉·狄金森仿佛永远安坐在马萨诸塞州安贺斯特的豪宅里……” 我：“总有一天，我们也会被别人定格在过去的某一瞬，那就是当我们死亡的时候。” 森：“历史的向前发展有着无穷的可能性，站在历史的深处向前观望，就会发觉存在于现代世界的我和你——而且此时此刻站在这阳台上——是由无数种因缘交织、承接而成的。” 我：“这么想来，我们难道不应该对自己生命的偶然在世感激之至吗？” 我和森深深对视着，虚化了远处的滚滚红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