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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草药志到植物学：历史转变的切口

花匠小妙招
2024-11-08 20:28

在人与外在世界接触的历史中，植物和动物长期以来都是两个重要的对象。无论是哲学化的叙述，还是实用化的归纳，它们地位的变迁和被认识的程度往往和人本身的观念有关。从最开始的口舌之欲到理性下的主宰，从他者到共存，危险与满足，外在与内在，各类范畴总会在这里显现。但相较于总会处于“什么是人”映照下的动物，植物似乎总是黯淡。从第一位可称为博物学家的亚里士多德那里，植物就已经被定下了末等的基调：植物的灵魂仅仅具有营养性，因为这种灵魂没有动物的运动和感知，更没有人类的逻各斯。而在关于人的定义中，希腊思想同时开出的三大定义——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可死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无一不是动物视角下的。如果说中世纪对于动物更多是将动物绝对性的确立为对象性存在（因为动物在“灵魂”上最接近于人），在人与动物之间完成一种彻底的区隔，让人可以安然的享受主体性的部落，那么植物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个范畴。因此，关于植物的哲学判断具有稳定的终局地位，它只能在实用领域发挥作用，即一种通过“营养性”判断的草药志编纂。《植物学前史》勾勒的正是这一体系下的历史：在十八世纪林奈分类法出现前，草药志曾经占据了欧洲人对于非粮食类植物的所有想象，并蕴含了人类迈向现代的知识转型线索。

由于草药志系统和欧洲古典医学之间无法分割的关联，早期的植物研究实际上就是医学研究，不免被原始医学所左右。从希波克拉底时代开始，用以解释世界构成的“四元素说”不仅成了解释人体各类状态的学说，也成了一种底层的药理。这种认识世界的方法源于我们对世界最为直观的感知和最常见事物的不断接触，在水、土、气、火四种元素的基础上，又同时具有对应的四种特性：湿、干、冷、热。罗马帝国灭亡后由于蛮族入侵，这一亚里士多德开创的植物学传统一度中断。千禧年前后，阿拉伯世界开创的百年翻译运动复兴了亚里士多德植物学，回传于欧洲。依托亚氏和其学生泰奥弗拉斯特作品编纂，和罗马医学家盖伦的四体液说，中世纪的草药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四元素说也成为了一种主流。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中国历史上的阴阳五行学说，植物的构成也是基于四元素基础上的，而能否成为草药，可以治疗什么疾病，就是根据其构成展现的不同特性所决定。既然植物的构成与我们的直观感受有关，与医学深度绑定的草药志也就成为了一幅感官体验的合集，这个合集除了实践经验还有想象世界：在植物旁边画上动物，来表明作为草药的植物可以治理谁造成的伤；给曼德拉草加上人体的四肢，以符合其致幻麻醉性带来的巫术传说……正如《植物学前史》书中本身绘出的大量植物图像一样，草药志传统也追求的是感官与直接。通过梳理整个草药志的历史，我们发现其中与现代方法的距离。那是一个相似思维的世界。我们把对物体呈现的现象进行直观感知和想象，将其和世界的本质、人的构成产生联系。最终植物被纳入一套“相似”之中，哪些植物最需要水，它们就代表了湿或冷；哪些植物适应夏天，或者在味觉上有辛辣的感觉，就代表了火。在这样的安排下，植物在草药志时代的任何分类或者功效展现，都已经在实践产物中融入了人将自己投射到植物上的拟制行为。便利、仿效、类比甚至是感应，在书中对草药志的早期追溯中，都有各自不同的体现。虽然神学家大阿尔伯特在十三世纪对植物的分类方法贴近于后来林奈所创建的科学方式，但并不代表植物学开始从医学——草药学的范式中存在某种“逃逸”的可能。改变植物学的草药医学命运的，是更多潜藏的或偶然的因素。《植物学前史》的副标题“欧洲草药志的起源与演变1470-1670”中，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草药志就是在印刷时代真正确立的，即起源，而这种井喷也带来了草药志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变化，各类元素的混合最终促成了1670年之后植物学与医学的分离，以及现代的出现。

三重因素：草药学的巅峰与植物学转型

最早的印刷草药志出现在1470年前后，相比以前的手抄本形式，印制在文字和图像上不仅具有更好的精确性，同时还能大量传播，在数量上井喷。印刷术的发展不仅仅推动了诸如宗教改革这样的历史事件，也进入了更为细枝末节的领域。书中第二章开头直接将印刷术和草药志的历史联系起来，到第四章论述整个十六、十七世纪植物学的复兴，用词的转变（即“草药志”到“植物学”）也暗示了这一时期的重要性。从德意志地区的普朗坦开始，印刷术不仅仅成为赎罪券或马丁·路德的论纲助力，也不仅仅被用于人文主义作品的传播，还成为了“自然科学”的助力。从德意志到低地国家，意大利，以及殖民先驱伊比利亚、不列颠，得益于印刷和对亚里士多德植物学的学习和发展，植物-草药志都进入了勃兴状态。同时各类不再以草药志命名的作品也纷纷出现，如福克斯的《植物志论》，申茨的《植物知识指南》等等。可以说，印刷是植物学发展史上出现转折的第一重元素。

如果说印刷带来的变化是技术性因素，那么1470年作为书写时间起点还蕴含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空间因素——地理大发现，从葡萄牙的亨利王子派出人员勘察非洲西海岸到1488年迪亚士到达好望角，印刷业下崛起的草药志很快就要遭遇一场重大挑战。人类天生对纷繁复杂的事物具有一种规范化的原始冲动，不论这种规范化是前文所述亚里士多德式的感受性分类还是带有想象色彩的宗教性分类，面对数量庞大的植物门类种类，各类草药志对具有“营养性”的植物进行分类编码和对其进行条目化无疑是必然的，如老普林尼的分类则是仪式性的，如桃金娘和月桂都代表了欢迎或者胜利的意思，但这种分类在大航海时代人类与世界的空前接触中变得难以维系。来自东方的、美洲的种类远超旧大陆的植物类型的涌入，让草药体系必然面临崩溃与重组。在书中描述的200年历史中，雕版、木质和纸质印刷都开始更为注重图像而非文字，博物学家在草药——植物著作出版中的地位开始让位于画家，因为文字对于植物分类的描述已经是空前乏力的状态。只有避开文字，真切的展现自然，才能在旧体系不相适应，新体系尚未诞生的情况下展现植物。在这个维度上我们观察这一时期丢勒、达芬奇等人和版画上的植物作品，才能发现一个更大时代变革下的影响切面。在书P231页所引的富克斯《植物志论》序言中，那一批植物著作的作者直言不讳的表达了一种反草药志的倾向：

我们竭尽所能确保每一种植物的根、茎、叶、花、种子和果实都被描绘出来。

这种空间扩大带来的影响除了物种增加后对草药志传统的挑战，还有思想空间的转化。西班牙医生奥尔塔的《印度的单味药、麻醉药和药用之物对谈录》就是在印度出版，这是一本以对话为核心的古典体著作，融入了阿拉伯医学传统(这也和西班牙特殊的历史有关，在整个15世纪西班牙仍旧在通过“收复失地运动”驱逐阿拉伯势力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存在，大量阿拉伯文化影响了西班牙文化)。他强调“我在西班牙的时候不敢说任何有违盖伦或希腊人的话”，正是这种崭新的空间让一种非医疗化的植物认知得以完全展现。奥尔塔的书里还展现了大量东方物产，如香料。如果想把这些从来没有见过的植物们纳入到旧体系中，必然会出现大量无法适应的例外，那些旧有的草药志思维者为了将新种类纳入体系，也特别强调“本地病只有本地草药能治”，以将一些新种类强行排除在书本之外，抵抗出现的独立植物学苗头。诚然，这一观点与当时交通不便有关，远方的草药尤其是新大陆送到患者那里时往往药效已失。但当我们把视野放在本书时间结点的1670年之后，在18-19世纪，随着航行技术的发展和工业技术的改进，远方的草药已经可以正常治疗欧洲的疾病，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地理大发现成为了植物学发展史转折的第二重元素。

当然，《植物学前史》中对于宗教与草药志的关系的背景书写几乎贯穿全书。对于草药研究者和编纂者而言，万物都是上帝的标识，研究草药实际上就是去了解上帝。在12世纪到13世纪，大阿尔伯特和其弟子圣托马斯·阿奎那已经为理性神学完成了至高的奠基。草药作为上帝的馈赠，完全可以被理性神学的研究所纳入，这是认识上帝的组成部分，可以说神学推动了植物研究。在现代科学史研究中，神学已经是重要的源头，理性神学带来的科学起源几乎是一个共识。比如中世纪的亚里土多德主义者曾经引入了实体形式这一概念来解释复合实体如何可能拥有其各个组分所缺乏的性质。例如，火药的成分一一硫黄和硝石并不具备它们复合起来之后的爆炸力。为了解释火药和其他复合实体（在17世纪被称为“混合物”）如何拥有这样的附加属性，亚里土多德主义哲学家引了实体形式的概念，是实体形式赋予了该复合物以特殊属性。机械论哲学家们从体系中消除了真实性质和实体形式，通过微观物质微粒的运动和位形及其对我们感觉器官的影响来解释所有性质。草药也是如此，草药研究者在中世纪后期不再单一沉迷于实践知识，而是会探寻草药的内在机理，这里面既有人体解剖学的帮助，也有像占星学等理论的帮助。中世纪的神学逻辑主要关心事物是如何被描述的，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这些描述为真，那么在这个程度上，草药学——医学本身需要走向一种类似于现代科学的模式，这也让草药学和植物学本身存在一个必然的分离：前者回归医学科学，后者则回归自然科学。在《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这一经典科学史著作中，爱德华·格兰特曾这样总结道（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245页）：

中世纪自然哲学在17世纪发生了彻底转变。然而，中世纪的经院遗产仍然以自由探索的精神、对理性的强调、研究自然的各种方式以及一些核心问题的形式保留下来。新科学还从中世纪继承了一种深刻的感受，即试图发现世界的运作方式是一项值得赞美的事业。

中世纪的理性神学，也成为了植物学发展史转折的第三层因素。

表征时代：植物学的出现

1966年，米歇尔·福柯完成了一部令世人震惊的哲学作品《词与物：人文知识的考古学》，他将整个欧洲知识形态分为了三个历史形态，文艺复兴时期的“相似”型（联系《植物学前史》论述时间点之前的时代和论述时期的相似性遗留）、17-18世纪的“表征”型和18世纪末以后的现代型。在福柯看来，17-18世纪作为古典时期，不再将相似作为知识的核心。相反，相似导致幻觉和骗局。古典时代的思想家培根和笛卡尔对相似作为知识的源泉作了有力的批判，他们抛弃了相似而转向确定性，保证确定性的关键是比较。上一时期，可以看成是感性大于理性的时代，宗教、文学、绘画、艺术等成果辉煌，这时知识背后的知识型是以相似为主导。而到了古典时期，张扬理性，以这种确定性为主导，数学、分类学等一系列理性知识影响社会，因而福柯说这时候知识型变了，寻求确定性，成了表征型。可以说深入理解世界成为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的欲望。结合第二部分的叙述，我们很容易把前草药志时代和草药志时代前期到草药志后期发生的变化纳入福柯两种知识型转变的过程。无独有偶，福柯在论述“表征”时代时也举出了现代植物学鼻祖林奈的例子，只不过福柯叙述的是在植物学之上的自然史。在福柯看来，自然史学科不再对意义进行深度的发掘，不在追寻植物——草药背后的上帝特征，而是发现并命名，通过表征符号确立来构建秩序。比如，发现了新物种就命名，然后放到纲目属种的框架里。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把动植物看成某种神秘的上帝寓言，需要被破译和评论。动物也经常出现在寓言和传说里，而古典时代则把动植物单纯视为某种需要被展示在一个空间的东西。人们对动植物一向有兴趣，但古典时期发生变化的是一个空间，要在一个空间内，看到这些动植物，同时也透过这个空间去描述它们。让我们联系第二部分富克斯在其著作序言的表述，在草药志时代的末期，一种展示已经开始走上了历史的前台。在本书145页，英国的草药志学家也开始批判相似思维的迷信，如对曼德拉草的祛魅那样，这种把物和目光和话语联结在一起的新方式，是一种福柯笔下的“表征”型塑造历史的新方式。人们对这个空间，并不是以评论的方式去评论，而是以一种被人们视作确实的、客观的、属于自然史的方式去谈论。所有分类体系都是非自然化的，只是一种方便认识的标签，即表征，背后往往蕴含着词与物的深刻分离。林奈严谨工整的自然史分类体系，创造的就是一种秩序的强加。正是在这里，植物学走出了前史。

值得一提的是，在草药志时代的末尾，我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极为重要的新的研究方法（不止于植物学），认识世界的需要改变了一种知识形态。联系本书302、303页的内容，十七世纪后半叶已经确立的对植物进行分类——田野的方式，它取代形而上思维对植物的把握。这并不是孤例，在微观史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边缘女人：十七世纪的三则人生故事》中，我们已经找到作为女性昆虫学家的梅里安，亲自前往苏里南调研的例子。这种具体方法变化的体现背后，也是关于人的“田野”初现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