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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的埃及古珠研究及其中所见上古亚非文明之间的物质交往

花匠小妙招
2024-11-09 17:00

本文发表于《文汇报》2021年4月17日第7版“文汇读书周报”，标题为《一颗珠子上的考古延长线》（发表时有删改）。这里发布的是删改前的原文。如需转载，请联系《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

自1946年夏鼐先生的博士论文《埃及古珠考》（Ancient Egyptian Beads）通过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审核，至今已过去了70余年。70多年来，随着埃及考古发掘范围的扩大、发掘技术的进步和对出土文献材料的进一步掌握，我们对于埃及古代珠饰的了解也大大增加。但是，诚如现任伦敦大学学院埃及考古学教授斯蒂芬·夸克（Stephen Quirke）所言：“夏鼐的博士论文太成功，让伦敦其他学者望而却步，他们不想花一生经历重复这项工作。”因此，时隔70年正式付梓的中英文版《埃及古珠考》依然是富有参考价值的。当代学者对于埃及古代珠饰的研究，依然处于夏鼐先生博士论文的延长线上。

在夏鼐博士论文选题时，对于埃及古代珠饰的研究极具挑战。近代以来西方对于埃及出土古物的追捧使得埃及本土盗墓、盗掘行为越发猖獗。即便是由官方机构和学者主持的考古活动，往往也缺乏详细和完整的绘图与文字记录。古代珠饰更因其物理性质特殊而难以追踪——因为它们大多数尺寸很小，十分容易进入更早的地层，而即便地层学证据是可靠的，我们也很难确认珠子本身是在地层所对应时代制造的，还是从更早的时期沿用至当时的。因此，夏鼐先生博士论文的研究在开始之时便面临着重大考验。为了尽可能规避不准确或不完整记录造成的统计误差，夏鼐选择了伦敦大学皮特里发掘文物中的珠饰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为当时皮特里（Flinders Petrie）和布伦顿（Guy Brunton）等伦敦大学考古学家在埃及发掘过程中建立了完整的墓地记录方法，所有出土文物信息详实、可靠，这一方法后来也为其他埃及考古学工作者所借鉴。在皮特里发掘记录的基础之上，夏鼐完成了伦敦大学当时所藏所有罗马时期之前上下埃及和西奈半岛地区出土的珠饰藏品的卡片，共1760套。这些卡片为他在后来的博士论文中所建立的成熟的分类系统和类型学研究稳固了根基。

在出土的数以万计的埃及古珠之中，有一颗蚀花肉红石髓珠引起了夏鼐特别的注意。在提交了博士论文后，夏鼐在1944年的《驻孟加拉王家亚洲协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上发表了专文《埃及所见蚀花肉红石髓珠》（Some Etched Carnelian Beads from Egypt）。这篇论文所探讨的珠子之一出土于阿拜多斯第197号墓，是皮特里在1922年的田野发掘过程中发现的。根据同一处出土的碑铭可知，这一墓葬年代为埃及中王国时期第11王朝。当时的阿拜多斯虽然不是王国的首都，但是依然因它在宗教信仰方面的重要地位而兴盛。在博士论文中，夏鼐将这颗珠子编号为1055，现在它在伦敦大学学院的编号为UC30334。这颗珠子引起夏鼐特别注意的原因是，它并非来自于埃及本土，因其形状和纹样与在两河流域大量出现、同时在印度河流域也有发现的一类珠子相同。因此，夏鼐认为“这颗珠子无疑是从美索不达米亚进口的”，并且列举了同时期西亚北非物质文化交流的其他证据，如刻画着楔形文字王名的埃及雪花石膏瓶、刻有埃及象形文字的滚印和在埃及广泛出现的许多青金石制品以及一些青金石制品上所刻写的楔形文字铭文等。但在夏鼐撰写博士论文的时期，即上世纪40年代，关于两河流域和埃及早期断代的研究尚不完备，因此，他当时没有余地再对这些文化交流的证据做进一步的分析。

夏鼐所注意到的阿拜多斯出土蚀花肉红石髓珠（编号：UC30334），另一纸条上的铅笔编号“1055”为夏鼐当年手书，也是《埃及古珠考》中所使用的标号。

回顾皮特里对阿拜多斯第197号墓的记录可以得知，这一墓葬中的主要物品是石器和珠饰，后者之中就包括这颗蚀花肉红石髓珠。珠子长约14毫米，直径约8毫米，其表面是人工处理后形成的相连的眼状纹。所谓“蚀花”，其实是在加工过程中用碱性物质在石头的表面勾画出纹路，加热后石头表面被碱性物质腐蚀，白色的碱性物质留存在腐蚀掉的沟槽中，形成的色彩相间的纹样和图案。经过数千年的埋藏，出土珠子的沟槽中的白色碱性物质已经磨损消失，表面只留下了被蚀刻过的沟槽。通过对比吴雷（Leonard Woolley）在两河流域的乌尔（Ur）、基什（Kish）等遗址和马歇尔（John Marshall）在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发现的同类珠子，夏鼐认为，阿拜多斯出土这颗珠子是从西亚传来而非埃及本土制造的，这一结论在当时非常准确。如今，基于二战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在夏鼐的结论之上更进一步。

大英博物馆藏两河流域乌尔王陵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约公元前2600-2500年）

虽然这类蚀花珠饰在两河流域的南北各地都有发现，但它可能并非源于两河流域本土，更可能来自于夏鼐所注意到的、同样发现了此类珠子的印度河流域。在印度河流域，这类珠子出现的时间最早至公元前4000年代中晚期，在公元前4000年代末至前3000年代中晚期从印度河流域传入两河流域。不过，两河流域出土的大部分此类珠子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代中晚期，这与当时两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之间商路的畅通息息相关。在当时，从波斯湾经由印度洋到达印度河流域沿岸地区的海上贸易十分兴盛。到了公元前3000年代末至前2000年代早期，海路贸易逐渐衰落，耗时更长、路途艰难的陆路贸易取而代之。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沿岸的阿拉伯半岛东北部地区，同样发现了这类珠子。这一发现进一步验证了海路贸易在珠饰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这一时期印度河流域的旃胡达罗（Chanhu Daro）等地，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制造这类珠子的工坊。即便如此，我们尚不能确认这类珠子是否产自于印度河流域。因为如同青金石一样，印度河流域可能只是红石髓原料的产地，而非饰品的实际制造地。即便阿拜多斯所出土的蚀花珠饰的石料原料来自于印度河流域，但珠饰本身有可能是由两河流域本土的工匠利用进口材料、模仿印度河流域的蚀刻技术加工制造的。

Ernest Mackey在印度河流域旃胡达罗遗址发现的不同类型的蚀花肉红石髓珠

埃及和两河流域之间在公元前4000年代晚期就开始有频繁的物质文化往来。从埃及古王国时期开始，埃及与西亚地区的贸易交往通过海路和陆路两种方式进行，前者的航线将比布鲁斯（Byblos）、推罗（Tyre）等地中海西岸的港口城市和尼罗河三角洲地区联系起来，后者则沿着亚非大陆连接处的平原地带通行。夏鼐先生所关注的这颗出土于埃及中王国墓葬中的珠子，应当就是通过二种方式之一从两河流域流传至埃及的。相似的珠子，在埃及与两河流域之间的地区也有发现，例如在现叙利亚地区的马里（Mari）。夏鼐先生在博士论文的第一章中引用了皮特里的话：“珠子和陶器是考古学研究的字母表”。如今看来，珠子除了在埃及考古学的断代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之外，还是一条能够串通上古亚非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线索。近年来在新疆发现的同类、时期相近的蚀花红石髓珠，进一步将这条长路延伸到了中国的土地上。

诚如前文所言，虽然现在我们对于这颗蚀花肉红石髓珠的来龙去脉有了更透彻的了解，但这是在夏鼐先生《埃及古珠考》所奠定的牢固基础之上才能实现的。在1936年，在致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信函中，夏鼐先生这样写道：“盖生今年所学者，多为田野工作之技术。但发掘后如何整理，采集标本后如何研究，尚未暇顾及。故进一步观其如何就各种古物，依其形制，以探求其发展过程，如何探求其相邻文化交互影响之迹，由古物以证古史，以建设一科学的考古学。凡此种种研究方法，并非听讲空论原则，即可学得，而必须有具体之实物及实例，始能领悟，然后始能以其方法，返国后应用于搜集及整理中国之古物。故欲达此目的，必须先对于其历史，宗教、文字，一切皆有相当知识。”今朝回望，这篇博士论文正是夏鼐先生对求学长路中所思所想的身体力行。夏鼐的埃及古珠研究不仅对埃及考古学研究有着重要价值，亦是他在中国考古学领域数十年开拓、耕耘的理论与方法渊源。近年来，古代研究领域内“回归语文学”“回归考古学”等呼声不绝于耳，而不论取何种门径、治何种学问，我们都不妨首先回归到夏鼐先生的延长线上。

近20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再次有机会走出国门。由中国考古机构和学者主导和参与的考古发掘项目遍及世界，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而这其中大多数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的联合考古工作。随着国际考察机会的与日俱增和外国考古人才培养的开花结果，中国的考古学将真正做到“上穷碧落下黄泉”，并且能够将考古学的中国经验介绍给世界。从事了中国考古学近五十年的夏鼐先生，在他的研究中始终保持着科学态度和世界眼光，而这与他所接受的外国古文献学与考古学训练是离不开的，这便是我们如今重新捧起《埃及古珠考》的意义。

参考文献：1.夏鼐著，颜海英、田天、刘子信译：《埃及古珠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2.Tsoming N. Shiah, ‘Some Etched Carnelian Beads from Egypt,’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Letters: Vol. X, 1944, pp. 57-59.3.Julian Reade, Early Etched Beads and the Indus-Mesopotamia Trade,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79.4.Ernest J. H. Machay, Chanhu-Daro, Excavations 1935-36,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43.5.Jonathan Mark Kenoyer, ‘Bead Technologies at Harappa, 3300-1900 BC: A comparative summary,’ in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2001, edited by C. Jarrige and V. Lefèvre, Paris: Editions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 ADPF, pp. 157-170.6.An De Waele and Ernie Haerinck, ‘Etched (carnelian) beads from northeast and southeast Arabia,’ Arabian Archaeology and Epigraphy 17, 2006, pp. 31-40.7.Gérard Nicolini, Les ors de Mari, Presses de l’Ifpo, 2011.8.巫新华：《浅析新疆吉尔赞喀勒墓群出土蚀花红玉髓珠、天珠的制作工艺与次生变化》，《四川文物》2016年第3期，第3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