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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媛媛 | 云贵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农业进程探究——以植物考古材料为中心

花匠小妙招
2024-08-20 02:54

摘要：云贵地区是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多样性造就了先民多元的生业策略。本文系统梳理了目前云贵地区出土的植物考古材料，对区域内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农作物结构以及农业种植发展历程、区域特点等问题进行探究。现有材料表明，云贵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就经营稻粟混合型农业，随着青铜时代麦类作物的传入，滇西北、滇东等地开始流行稻粟麦混合型农业。除农作物外，野生植物资源在云贵地区先民的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探究云贵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多样化的植物资源利用策略，对理解西南地区早期文明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植物资源的选择既是先民对山地环境的适应与探索方式，也是区域间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云贵高原位于我国西南地区，是我国四大高原之一，平均海拔1800~1900米。区域内大部分地区拥有保存良好的高原面，湖泊盆地众多，是西南地区相对独立的地形单元之一。《礼记·王制》记载，“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1]《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也多次提到巴蜀以外的“夷”“蛮夷”，都是其时对西南地区族群的称谓。虽然身居西南内陆，但云贵地区沟谷纵横、河流众多，形成了诸多天然通道，联结着周边各区域，其文化面貌既保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与来自周边各地区的不同文化相互借鉴与融合。

在这样的自然和社会背景之下，人们对植物资源的利用不仅受制于自然环境，也受到人为因素的干预。人口的增长和迁移带来的种植、烹饪偏好，政府的政策引导、技术支持等都会导致农业形态和种植结构的转变。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云贵地区考古遗址中陆续发现稻谷遗存，引发了学者对云贵地区稻作起源问题的热议，云贵地区一度被认为是稻作起源中心之一[2]。该阶段关于植物遗存的讨论多从农学、历史学、生物学、语言学等方面开展，对植物遗存及其出土背景关注较少，对农业起源、传播等问题的讨论大多停留在推测层面。

21世纪初浮选法逐渐推广，云贵地区的植物考古逐渐拉开帷幕。大墩子遗址[3]、海门口遗址[4]、白羊村遗址[5]等新石器至青铜时代遗址开展的植物考古研究，为我们了解遗址内植物资源利用、农业结构变化以及区域间的农业传播等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既有研究对云贵地区不同小区域内的生业经济有了初步阐释，但对这一大范围内农作物格局的共时性以及在新石器至青铜时代这一较长时段内的农作物组合以及其他植物资源利用方式的演变讨论较少。本文将系统整合区域内发现的植物考古材料，包括农作物、根茎作物、杂草等，讨论云贵地区早期农业的演进历程与特点。

一、农作物遗存

云贵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遗址中共有31处发现植物大遗存或微体遗存，其中已有大植物遗存数据者共19处，其他遗址仅发现植物遗存但未量化研究或材料暂未公布（图一）。

图一云贵地区出土植物遗存遗址位置图

本研究衡量作物组合中不同作物重要性的指标有四种：作物在全部植物遗存中的百分比、作物在全部农作物中的百分比、出土概率和作物的千粒重产量比例。考虑到本文讨论的遗址大部分属于混合型作物结构，作物组合包括大粒型的稻、麦，也有小粒的粟和黍等，仅用百分比不足以客观评价不同种类农作物的重要性，因此还计算了千粒重产量比例，以确保数据的可对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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