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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富兴：环境美学的必由之路——卡利科特对“大地审美”之阐释

花匠小妙招
2024-08-20 09:50

摘要

卡利科特从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中发掘出“大地审美”，认为利奥波德以进化论与生态学为利器，使其自然审美经验从本质上超越了西方传统自然审美的画意形式趣味，探测到自然界内部的生态机理，将自然美学从艺术哲学的庇护下独立出来。利奥波德的大地审美同时也实现了审美感性与认知理论的完善融合，提供了环境审美经验之最佳范例。“大地审美”案例昭示了当代环境美学以生态学奠基之必由之路，超越了审美感性与认知理性之对立。

环境美学的必由之路——卡利科特对“大地审美”之阐释撰文｜薛富兴

薛富兴，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依西方学者的研究，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欣赏在西方发展甚晚。在漫长的中世纪，西方人倾向于将山川理解为地球之疣皱，毫无生命气息之荒原废地，毫无审美欣赏价值，只可成为人类面对上帝所犯原罪之证。在中世纪，人物画中即使出现山川或动植物形象，也仅仅作为宗教人物之背景，或是《圣经》特定教义之象征性隐喻，比如以羔羊象征信众。可是在中国，其情形则刚好相反。《诗经》中即充斥了对山川事物的大量细腻、积极性描绘，庄子更是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魏晋时代，山水之乐普遍自觉。此后，山水之乐延伸进艺术，成就了山水诗文与山水、花鸟画科，不绝如缕。当代西方环境美学代表性人物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认真地反思了西方自然审美传统，认为即使是自18世纪后，随着地质学、生物学等现代自然科学对自然世界认识的深入，西方人实现了自然审美的自觉，开始欣赏天地自然之美，但仍然存在重大的自然审美误区，这突出表现在形式主义、对象模式与景观模式三个方面。卡尔松认为，这些都是“不恰当”的自然审美。与之相反，“恰当的”自然审美应当是一种“环境模式”，应当把自然当自然对待，在自然科学知识的帮助下欣赏自然。他说：“就像严肃、恰当的艺术审美欣赏要求有关艺术史和艺术批评方面的知识一样，对于自然的此类欣赏也要求关于自然史的知识——由自然科学，特别是诸如地质学、生物学和生态学之类的科学所提供的知识。核心的观念是，关于自然的科学知识能够揭示自然对象和环境真实的审美特性。”“对于恰当的自然审美欣赏而言，科学知识是最基本的。没有了它，我们将不知道如何恰当地欣赏自然，也将失去有关自然的审美特性与价值。”正因如此，卡尔松在当代西方环境美学中独树一帜，成就了一种个性卓然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scientificcognitivism theory），与强调全感官参与性的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的“参与美学”（aestheticsof engagement）形成鲜明对照。然而进一步研究会发现，卡尔松其实并非最早强调自然科学知识对于自然审美重要性的学者，环境伦理学家J.贝尔德·卡利科特（J. Baird Callicott）对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阐释也别有趣味。

一、利奥波德的“大地审美”

奥尔多·利奥波德在环境哲学界早已被公认为环境伦理学先驱，他所倡导的“大地伦理”（land ethic）已成为当代环境伦理之核心观念。然而，卡利科特却敏感地从利奥波德那里发现了另一种气质的文字：“三月的鹅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虽然在冬天的大多数日子里，它们要经受猎枪的考验，这一点为猎枪声所证明；可它们知道：现在正是春天休战的有效期。它们划过弯曲的河流，低掠过无枪之虞的景致和小岛，与每一处沙洲喋喋不休，像久违了的朋友。它们盘旋于沼泽与草地，向每一处刚融化的池沼致意。最后，对我们的泽国作了一些形式上的巡回之后，它们收缩双翼，悄悄地划翔、朝向水地，黑色降落翼放低，白色尾翼指向远山。一旦触及水面，我们这群新到的客人便高兴地放唱振翼，这样便逐走冬尾，唤醒春花。我们的鹅再次返乡！”“四月的夜晚，当天气温暖到适于户外纳凉时，我们喜欢听沼泽地里所进行的例会。总会有一段长时间的寂静，那时，人们只能听到鹬的声音。远处传来猫头鹰的叫声，或者是黑鸭的一些带有鼻音的咯咯情话。然后突然，响起一阵刺耳的回音，接着，便是一阵喧嚣的合奏。水上出现一片响亮的击水声，黑色之舰为击水声所搅动，一群旁观者的激烈争吵也加入进来，最后，一些深沉之声一锤定音，原来的噪音转为介于听到与听不到之间的小声谈论，可是，这种谈话在鹅群间很难彻底停下来。我又一次真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只麝鼠！”这是利奥波德为人们呈现的大地之美，他如此深情地欣赏春天大地复苏、万象更新的生命气象，如此同情式地感受各类鸟兽们在春天所特有的欣喜。这是一种真正的大地诗情、自然审美，卡利科特称之为“大地审美”（Land Aesthetic）。利奥波德不仅用其生动、细腻的笔触为我们留下丰富、珍贵的自然审美经验，同时，对于环境伦理与环境审美，他也实现了观念层面的理性自觉：“一物趋于促进生物共同体之有机性、多样性与美时为是；当它趋于相反时则为非。”据此，环境审美乃利奥波德环境哲学之重要因素。依利奥波德的设想，环境伦理与环境审美二者当相随而行、相互发明。正因如此，利奥波德才将“美”与“有机性”“多样性”并置，把它们视为生物共同体健康之基础性标准，环境伦理之“金规则”。1982年，卡利科特即撰文（《利奥波德的大地审美与耕地使用价值》）推举利奥波德的“大地审美”观念。次年，卡利科特又分别在其《大地审美》与《利奥波德的大地审美》二文中重申之。他如斯理解利奥波德“大地伦理”与“大地审美”之关系：“大地审美在环境价值论方面补充了大地伦理，大地审美与大地伦理均同样地内涵于进化论与生态理论中。此二者一起，代表了一种自洽的环境价值论。”卡利科特的上述研究也许是环境伦理学界最早系统地整理利奥波德环境伦理学思想中之美学因素，并从美学角度阐释利奥波德环境伦理学思想的文献。他发现：“从历史上说，我们的自然资源与野生物种保护决定中的更多部分乃为美，而非责任所推动。”这样的认识直接启发了尤金·哈格罗夫（Eugene
C. Hargrove）强调审美意识对早期环境保护运动积极作用的思路，也促使罗尔斯顿以美学反观伦理学，提出以环境美学促进环境伦理学的理念。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卡利科特发掘利奥波德环境伦理学思想中之美学因素，有利于学界更完善地理解利奥波德的环境伦理学思想成果，有利于环境伦理学界以更广阔的学术视野看待环境伦理，开辟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双向互动、共同繁荣之局面。其意义尚不止于此。因为卡利科特从利奥波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新的审美观念：“一种同样原创性与革命性的‘大地审美’存在于《沙乡年鉴》。若将《沙乡年鉴》视为一个整体，对于此著之作者而言，一种对自然的恰当审美反应与对自然的恰当伦理态度似乎同样重要。”“总而言之，在《沙乡年鉴》《圆河》与《上帝之母的河》中所断续拓展的大地审美，是一种新的自然审美。”卡利科特认为，《沙乡年鉴》不仅是环境哲学、具体的环境伦理学的开创性经典文献，他同时也从其中发现了一种关于“自然美与自然欣赏之系统理论”。

二、新自然美学何以可能？

那么，以“大地审美”这一核心观念为代表的利奥波德的新自然审美观念及新自然美学到底有怎样的特性，到底如何成为一种新的自然美学呢？为回答这一问题，卡利科特同样地回顾了西方自然审美传统。如上文所言，受基督教宗教观念影响，中世纪以来，西方人长期对天地自然有消极印象，未能发现其审美价值，自然山水在人们的审美意识中均一片朦胧，未见其光彩。但是，通过深入的专题性研究，卡利科特发现对此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在其《湿地之隐，湿地之显》（“Wetland Gloom,Wetland Glory”，2003）一文中，他提出：19世纪始，山峰进入风景画家的审美视野，西方人开始欣赏山峰之美。然而，对于湿地或沼泽，西方人的态度则始终是消极的，难以欣赏其美。卡利科特回顾了北美环境史上三位代表性人物——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密尔（JohnMuir）与利奥波德的自然审美经验，从中发现了重要的历史信息：与当时的社会大众不同，这三位环境保护先驱人物都共同很早地表现出对于湿地的审美兴趣，都留下对湿地进行审美欣赏的经验。然而，与后者相比，梭罗和密尔对湿地的审美欣赏还是外在的：其一，他们只是将湿地作野生自然之代表，与人类所居住的城市景观相区别，使之成为原生自然、心灵自由之象征；其二，他们对湿地中自然对象的审美兴趣，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植物学兴趣——对众多树木、花草独特造型、鲜艳色彩之关注，如此而已。只有到了利奥波德这里，对湿地的审美欣赏才是一种真正有深度、系统与生态学意义上的欣赏，将湿地欣赏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牧草地的岁月是沼泽地居民的田园牧歌式的时代。人和动物、植物以及土壤，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在相互的宽容和谅解中生活和相处着。沼泽可能会永远不断地产生牧草和草原松鸡、鹿和麝鼠，以及鹤的音乐，蔓越橘。”显然，利奥波德不仅能从积极的审美眼光看待普通人视之为荒乱、危险之地的沼泽地，他更是从一种自然关系学——生态学的眼光看待沼泽，他着重强调的是这片深水乱草中各式动物、植物间复杂的互依共生关系，是这种丰富、复杂的生命信息赋予湿地不可替代的自然美感——自然之生机、自然之智慧、自然之诗情。普通人以沼泽为荒地、乱地、危险之地，艺术家以及稍有植物学知识的人们也许可以从中发现一些以造型或色泽取胜的形式之美，可是，惟有利奥波德从湿地中发现了深度、复杂的生态之美，从而将整个自然审美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何以如此？“丹尼尔·布恩（DanielBoone）的反应不仅依赖于他所观之物之特性，也依赖于他用以观物的心灵之眼（mental eye）。生态科学已改变了人类的心灵之眼。它已发现了对布恩而言仅只是些事实背后的起源与功能，发现了对布恩而言仅只是属性背后之机制。我们尚无评估此变化之标尺，但可以放心地说：与今天胜任的生态学家相比，布恩只看到事物之表面。植物与动物共同体那不可思议的复杂性——被称之为美洲的机体内在之美，其女性本质之如花盛开——对丹尼尔·布恩而言，就如同对芭比一样，是不可见、不可理解的。美洲（审美）资源唯一真实的拓展乃是北美居民们感知能力之拓展。”利奥波德清醒地意识到，正是现代生态学为人们深度、精细地认识自然万物间的复杂联系与内部运行机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高效利器。对于这一点，卡利科特作了很好的总结：“对利奥波德而言，与其建筑设计中的同行一样，形式服从功能。换言之，比之见于其外在的色彩、形态，或其景观拓展与画意比例，田园的审美魅力与其进化遗产与生态进程更为相关。”“对于什么使自然为美，利奥波德提供了许多意见。正如其大地伦理，利奥波德也将其大地审美奠定在进化论与生态生物学，而非有关景观画的幻想之上。”依卡利科特的理解，近代社会以来，西方人的自然审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世纪占主导的集中欣赏自然对象与景观之外在突出形、色特征的画意趣味阶段，二是利奥波德的“大地审美”，它代表着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念——深度理解与感知自然界生物共同体互依共存生态机制。这样的分析也为卡尔松的研究所证实。湿地欣赏可谓自然审美难点，它可以集中测试一时代、一民族之审美趣味与层次。卡尔松认为，长期以来，西方世界很难欣赏湿地之美，以之为凌乱、丑陋，甚至神秘、恐怖、危险之域，故而形成欣赏困难问题，因为湿地乃有一种“艰深之美”（the difficult beauty）。“何为湿地坏印象的特性？当然有无数的关于湿地的神话、传说，以及文学和艺术表达的事例。在这些表述中，湿地总是被表达为成问题的。”那么，如何破解此湿地审美欣赏难题，得以成功地欣赏湿地的“艰深之美”呢？通过系统反思，卡尔松发现，西方美学史上已然出现的关于湿地欣赏之神学论证、非审美论证乃至形式主义论证，均不成功，唯有他所主张的科学认知主义方案方可有效地解决此问题：“认知主义者乐于承认湿地在保持更大生态系统中所发挥的关键性生态作用。”换言之，由于科学认知主义自觉借鉴以生态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的帮助，能深入地理解湿地自然环境内部所存在的丰富的生命信息、复杂的生态机制，所以才有能力使欣赏者真切地理解和感受到湿地神秘、可怕外表下的“艰深之美”。这样的研究结论正可成为卡利科特对利奥波德“大地审美”观念阐释之有力佐证。卡利科特最后如此总结“大地审美”之所以能超越19世纪以来西方自然审美画意趣味之根本内在原因：“总而言之，……大地审美，是一种新的自然审美。就我所知，此乃第一种由生态学、进化论自然史所武装的自然审美，因此亦乃西方哲学文献中唯一真正自治的自然审美。它并不把自然美视为艺术美之随从或派生物。”“大地审美精微而有认知性，并非无知与享乐，它在自然环境中塑造一种精致趣味，培育对自然的敏感性。这种精致与敏感之基础乃自然史，更具体而言，乃进化论与生态生物学。”这就是说，正是进化论与生态学，成为利奥波德“大地审美”超越前贤之核心利器。一种新的自然美学何以可能，如何真正实现自治？依西方自然美学传统，自然审美趣味乃艺术审美趣味之反映，因此，美学家对自然审美趣味之阐释，必须参照传统的艺术趣味而解释之、发扬之。这样的做法虽然方便有效，可是在卡利科特看来，这对于一种真正的自然美学正可谓得不偿失，因为它会使自然美学失去自主性，永远成为艺术趣味、艺术美学之附庸。那么，自然美学何以独立？依利奥波德“大地审美”所提供的杰出案例便会得出如下结论：当且仅当自然审美自觉地超越画意趣味所代表的艺术审美趣味，美学家们在阐释自然审美经验时，自觉地摆脱与艺术进行类比的传统惯性，转而诉诸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进化论与生态学的帮助时，这样的自然美学才是真正崭新的，因为它是一种实现了真正自治的自然美学。这样的意见可谓与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不谋而合。卡尔松说：“在欣赏自然环境的情形中，相关的知识是我们已然具有的对于既定自然环境的常识和科学知识。这种知识能够为我们提供欣赏既定自然环境审美价值的恰当角度和适合边界。”卡尔松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种能够使自然美学实现真正独立的新理论——“科学认识主义理论”。然而显然，这并不是一种完善的环境美学理论，因为它并未进一步深入讨论自然审美欣赏中审美感性与认知理性间的复杂关系。确实，在环境美学理论中，仅强调自然科学知识以及认知理性的作用是不够的，因为毕竟，总体而言，审美乃是一种感性事实。卡利科特对此反倒思之尤深：“利奥波德的大地审美与其大地伦理一样，自觉地为进化论与生态生物学所武装，它涉及到观念框架与感知经验间之微妙的相互关系。如英国经验主义者所主张，经验教育思想，这对每个人都明显而又真实。并非如此直接明白的是，思想同样回馈性地惠泽经验。‘词语’，就正如我们自身所感觉，首先为观念性框架或认知系统所渗透、结构与安排，我们预先、虽非必然地将这些词语带入所有意识到的经验。”“最后一项，从实践上讲也更为重要者，大地审美并不偏爱某些自然共同体或某些地方，而对其他对象或区域不感兴趣……一个人无论住在何处，其环境都会潜在地成就其自然审美经验，自然美普遍存在，然而你不得不与之相遇于途中，自然强化我们的感官，可是它通过科学将我们的感性经验转化为一种审美敏感性。”这就是说，对于成熟完善的自然审美经验而言，一方面，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进化论与生物学，还有卡尔松所提及之地质学，对于严肃、深入的自然审美欣赏而言，乃极重要利器；然而另一方面，包括各种感官知觉在内的直接感性经验仍然是基础性要素，没有了它，审美便失去自身心理特征，也就不再是审美了。那么，在自然审美经验中，以自然科学知识所代表的认知理性到底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卡尔松的理解还极初步，他仅在知识及关于自然对象正确信息的层面上理解它，卡利科特则又深入一层，真正从认知理性的角度理解之。他认为，在自然审美经验中，认知理性与审美感知并非对立、分离的关系，而是以“词语”、科学概念为代表的认知理解内在地建构、规范着我们的生理感官、审美经验，因此，此二者当是一种内在的深度交融与合作关系。这样的阐释，显然比卡尔松的描述更为完善、深入。

三、“大地审美”对于当代环境美学的意义

诚然，极力强调自然科学知识对于自然审美积极作用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个性卓然，然而，根据卡利科特对利奥波德“大地审美”的阐释，我们不得不得出如此结论——并非艾伦·卡尔松，而是奥尔多·利奥波德，才是“科学认知主义”这一当代环境美学重要流派之真正创始人，卡尔松只是这一理论的当代维护者。卡利科特对利奥波德“大地审美”之阐释对于当代环境美学的建立与发展，意义有三。第一，从环境伦理学中寻找环境美学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开辟了日后这两个环境哲学分支学科相互启发、共同发展之良好学术互动模式。第二，卡利科特敏感地意识到：自然美学（环境美学）要想独立，必须与传统的肤浅自然审美趣味——画意趣味相脱离，必须从艺术哲学的庇护下走出来，寻找新的哲学根据。根据卡利科特的研究，利奥波德以进化论、生态学为基础揭示自然界复杂互依生态机理的“大地审美”便不只是一种深化自然审美经验的独特、有效方式，而且是当代环境美学本质上区别于传统自然审美观念之必由之路和惟一有效途径，是当代环境美学建构的必然选择。这样的哲学思路便为科学认知主义理论作了更为强有力的证明，使得它不只成为当代环境美学的独特流派，而且成为环境美学几乎惟一有效的理论选择，从逻辑上摆脱了与强调多感官动态参与的“参与美学”分立的局面，在理论上更为彻底，实现了当代环境美学逻辑思路上的统一。第三，卡利科特不仅从利奥波德那里发现了现代科学——进化论与生态学对于新自然美学（环境美学）的重要性，而且通过利奥波德个人的自然审美经验，发现了完善自然审美欣赏、理想环境审美经验的典范模式——将直接、当下的自然感知与进化论、生态学等自然科学所代表的认知理论相互融合、促进的案例。卡利科特认为，利奥波德本人的“大地审美”经验成果有效地证明：有深度的，能充分感知、理解与体验自然内部生态机理的自然审美，不仅同时由当下、直接的诸感官自然感知与清醒的理性认知两种要素构成，而且，这两种要素可以相互融合、促进。这就意味着，利奥波德本人的“大地审美”案例已然成功地实现了感性与理性的融合，证成了这种融合的实现性，已然为当代环境美学提供了比分别立足于感性体验与理性认知更为合理、完善的理论与现实模式，这便使当代环境美学中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与伯林特的“参与美学”的相互理论对立成为多余。虽然这两位学者都在其论著中称引过利奥波德的文字，然而都是从有利于自己的立场阐释与利用利奥波德的思想资源，都发现了自己理论的合理性。唯有卡利科特不仅发现了“大地审美”所代表的新自然美学独立自治的根本依据——对进化论与生态学之倚重，同时也意识到科学认知与审美感知二者相互融合、促进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利奥波德本人已然提供了这种完善融合之绝佳范例。虽然利奥波德“大地审美”在20世纪前期即已为新自然美学的自治与发展提供了较为完善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可是，20世纪后期的环境美学依然出现了认知理性与审美感知的对立，虽然学者们已然普遍地意识到自然审美欣赏中画意趣味的肤浅性。有意思的是，并非环境美学家，而是对自然审美偶有兴趣的环境伦理学家卡利科特（除本文所称引的讨论利奥波德“大地审美”的数篇文章外，卡利科特并未写过其他有关美学的文章）最早从利奥波德的环境伦理中发现了“大地审美”，意识到“大地审美”区别于传统自然审美画意趣味的关键所在——现代科学对于当代自然审美意识的巨大意义，使自然美学（环境美学）自治独立，且同时又将利奥波德的“大地审美”确立为融审美感性与认知理论为一体的完善自然审美的最佳范例。作为一个环境伦理学家，他对环境美学问题的跨界关注与讨论表现得十分精彩，引人深思。需补充者，卡利科特不仅认为以进化论与生态学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对于新自然美学的自治独立至关重要，它同时也是环境伦理学区别于传统伦理学，切实解决当代环境问题之必要观念基础。于是，当代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便找到了共同的思想资源——现代科学，均自觉于引真入美、引真入善，这便从根本上超越了近代哲学真善两立、美真分离的思路。面对当代世界迫切的环境危机，美学家与伦理学家做出了共同的选择——融真、善、美于一体，合力建构当代世界生态文明之核心理念，使环境伦理与环境审美趣味成为一种共享最基本核心观念的有机精神世界，斯为至妙。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19年第2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