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彩陶与史前中国的文化融合
彩陶与史前中国的文化融合
王炜林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5000 多年前，兴盛于渭河流域的庙底沟文化，以彩陶为标识，在东到大海，西达甘青， 南至长江，北抵阴山的广大区域，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浪潮，庙底沟文化统一而规范的花卉纹彩陶在这些区域的不同考古学文化中的传播，标志着这些文化先民对庙底沟文化人文观念和精神信仰的认同。伴随着这种传播，不同文化相互作用、互相影响，在不断碰撞、融合下，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共同体，也勾勒出了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雏形。庙底沟先民这种文化上的融合和疆域上的扩展及寓礼意于彩陶，器以藏礼的特征，为其后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庙底沟文化 花瓣纹 彩陶 文明共同体 早期中国
一、彩陶及其起源
彩陶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的一项重要发明。距今 5000 年前，从渭河流域发展起来的庙底沟文化，以其独具特征的花瓣纹彩陶为标识，在史前中国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浪潮，其波及范围北抵阴山，南至长江，东到大海，西达甘青。庙底沟时期达成的这种“文化共识”，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化整合，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共同体——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彩陶是着色陶器的一种，特指在焙烧前绘彩的陶器。它不仅是史前人类的实用器具，更是史前时代卓越的艺术创造，凝结着先民们高超的智慧和非凡的想象力。作为一种原始艺术，彩陶纹饰以其鲜明的色彩、巧妙的构图和丰富的内涵，生动形象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生活场景、审美情趣和精神世界。
从世界范围看，彩陶出现时间最早、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大多位于气候适宜、季节变化明显、黄土与河流发育较好的中纬度地区。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优越，最适合发展农业和定居村落，为彩陶的制作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区的黄色黏土制作的浅色陶器，非常适合着色绘彩。考古发现表明，大约在距今 8000 年前后，亚洲大陆东西两端的史前先民率先开始制作彩陶。中国彩陶作为世界彩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沿着自己的脉络发展，延续时间长达 5000 余年 [1]。
距今 8000 年左右，在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长江中游洞庭湖附近的皂市下层文化及钱塘江流域杭州湾附近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等考古学文化中都发现了彩陶[2]。其中渭河流域的彩陶不仅出现时间早、延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发展脉络完整， 而且对周围地区造成的影响最大，因而学界将渭河流域早期彩陶——老官台文化彩陶视为中国彩陶文化的根。严文明先生提出，彩陶最初以关中地区为中心，一期一期地向周围扩展的规律 [3]。王仁湘先生也同意中国彩陶起源于渭河流域的观点，不过他将目光投向了渭河上游地区，认为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彩陶文化的源头在渭河上游的陇山地区 [4]。
彩陶的产生和发展与史前先民的精神需求相关。世界各地的彩陶可能都是独立起源的，但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中国黄土高原的彩陶与东南欧彩陶中的某些器形与纹饰几乎完全相同。西方学者曾对此进行过比较，并提出过“中国彩陶西来说”的观点 [5]。当然，这些观点很快就被修正了，中国彩陶本土起源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尽管如此，世界各地彩陶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仍值得学术界关注 [6]。
二、渭河流域彩陶
渭河流域不仅是中国彩陶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世界彩陶重要的分布区。从老官台文化至泉护二期文化，彩陶的发展经历了大约 3000 多年的历程，成为中华大地上独特的文化景观。渭河流域彩陶的发展大致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繁荣期和衰落期四个阶段。
（一）萌芽期
距今约 8000 ～ 7000 年，渭河流域老官台文化出现了中原地区最早的彩陶。老官台文化因首先发现于陕西华县老官台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渭河流域、汉江上游及丹江的上游等地区。作为中国彩陶文化的根，老官台文化的彩陶不论是造型还是纹饰都相对简单朴实。彩陶图案以施于三足钵、圜底钵等陶器口沿外侧的红色宽带纹为代表。这一时期的彩陶虽然简单，但其意义重大，它的发明为其后仰韶时代彩陶的大繁荣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期
相对于老官台文化，半坡文化时期的彩陶有了很大的发展。半坡文化因 1953 年发现于西安东郊浐河东岸的半坡村遗址而得名，距今约 7000 ～ 6000 年，主要分布于渭河流域及汉江上游地区，其晚期波及到晋南、豫西及河套等地区。半坡文化的陶器以红陶为主，主要器形有瓶、盆、钵、罐等，杯形口尖底瓶和彩陶是其陶器中最具标志性的器物。
半坡文化的彩陶以盆、钵、罐、细颈壶等器物为主，图案多绘于器物的外壁上部或口沿外侧，器内壁施彩的现象也很常见。多见黑彩，还有少量红彩。由直线构成的几何图形是其彩陶纹饰的基本特色，如三角纹、方格纹、编织纹等。半坡文化彩陶中最有代表性的象生图案当是鱼纹，数量最多，并贯穿于半坡文化的始终。半坡早期彩陶上鱼纹的形象较写实，常见的是单独的鱼纹，多为侧面形象， 以直线勾画，比例虽较准确，然图案略显呆板。到了半坡文化的中晚期，彩陶上的鱼纹多以直线与弧线描绘，圆点、弧线和弧边三角穿插运用，显得活泼灵动。纹样格式除平展式外，还出现了回旋、跳跃等姿态。甘肃王家阴洼出土的一件彩陶瓶，环绕腹部画着数条不同姿态的游鱼，动静结合，构图活泼，堪称这一时期绘画的杰作 [7]。晚期彩陶上的单独鱼纹，采取了夸张变形的艺术处理，鱼纹变成上下对称的式样，趋于几何化。
鱼与人面相结合的形象是半坡文化彩陶独有的图案，如著名的人面鱼纹，另外还有在鱼纹头部填入人面纹的图案等。这种鱼与人面相结合的形象， 表现了人和鱼互相寄寓，又相互转借，意味着人和鱼是交融的共同体，被人格化了的鱼类图像和各式鱼纹可能具有半坡氏族保护神的性质。
（三）繁荣期
庙底沟文化彩陶空前发展，成为中国史前彩陶艺术的高峰。庙底沟文化因 1956 年对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的发掘而得名，距今约 6000 ～ 5500 年，主要分布于渭河流域及豫西、晋中南等地区，但其彩陶的影响范围非常大。庙底沟文化的陶器以红陶为主， 主要器形亦是瓶、盆、钵、罐等，新出现釜灶等。尖底瓶多为双唇口是其文化特征之一。
庙底沟文化彩陶极其发达，所绘图案的位置与颜色基本与半坡文化一致，但内彩罕见，彩绘新出现了复彩或者白衣彩等。彩陶纹饰基本以弧线构成， 主要有花瓣纹、旋涡纹、网纹和圆点纹等，亦有象生的动物纹饰，主要是各种姿态的鸟纹。鸟很可能是庙底沟人的保护神，在华县泉护村遗址还发现了陶制的鹰鼎，体积感很强，整个造型充满桀骜猛厉的气势 [8]。
（四）衰落期
仰韶时代晚期，彩陶的发展走向衰落，不仅数量大幅减少，纹饰也趋于简化。1955 年发掘半坡遗址时，在该遗址发现了一种叠压在庙底沟文化遗存之上的考古学文化，学界一般将其称作仰韶晚期文化，也有人称之为半坡四期或者半坡晚期文化。半坡四期文化解决了庙底沟文化的去向问题，它的年代大约在距今 5500 年，分布范围接近于半坡文化， 其彩陶图案在构图上似乎又回到半坡文化时的直线几何特征，有复古之感。
仰韶时代在关中的结束是以泉护二期文化为标志的 [9]，此时的尖底瓶，口变成了喇叭形，彩陶罕见。其后，红陶不再是陶器的主流，尖底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距今约 4500 年前后，空三足器兴起 [10]， 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龙山时代。
三、中华文明最初的摇篮
庙底沟文化时期，中华大地上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大一统格局，在东到大海、北及河套、南抵长江、西至青海的广阔区域内的考古发现中，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一些具有庙底沟文化特征的彩陶。此时，以彩陶为媒介在中国史前掀起的这次艺术浪潮 [11] 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 [12]。庙底沟时代初现的中国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为后来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13]。
那么，强势的庙底沟文化到底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如前所述，关中地区彩陶文化的第一次浪潮来自于其土生土长的半坡文化。在半坡文化晚期，一股新的文化因素渗透进来，被称为半坡文化史家期或者史家类型的考古学文化。目前的考古资料证明，史家类型的基本面貌虽然仍延续半坡文化的主要特征——如陶系及大部分陶器的组合等， 但也有区别于半坡文化之处——如埋葬方式不再采用多人二次堆骨葬，以及新出现了彩陶葫芦瓶等特殊陶器 [14]，显示其有更复杂的文化背景。其中彩陶图案中新出现的鸟纹及鱼鸟共体图案引人注目。因此，有专家提出了鱼鸟大战与融合的观点，认为这是仰韶时代鱼、鸟两个不同社会集团间相互关系的一种反映 [15]。仰韶时代这两个关系密切而复杂的社会集团的融合，直接导致了庙底沟文化入主半坡文化的腹地——关中平原。
随着庙底沟文化的发展，关中平原呈现出比半坡文化时期更加繁荣的景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经济空前发展
庙底沟文化时期的关中，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农具不再如半坡时期以圆形陶刀为主，而流行长方形陶刀 [16]。这种改变是否和作物种类的变化有关尚不清楚，但从这一时期农业考古的成果看，关中地区庙底沟先民不仅经营传统的粟作农业，还发展出了繁荣的稻作农业 [17]。专门用于储存粮食的大口小底瓮就是这一时期粮食结余的见证 [18]。种植水稻不仅丰富了关中先民的粮食结构，也反映了经营粟作农业人群与经营稻作农业人群之间的互动与融合。
庙底沟文化时期的生业除农业外，畜牧业也占重要地位，尤其是家猪的饲养数量空前，说明庙底沟先民不仅有足够的粮食来源，还有相当数量的猪肉等作为食物补充 [19]。在杨官寨西门址祭祀堆积中发现了大量的家猪骨骼，显示出家猪还在大型祭祀活动中发挥着作用 [20]。
庙底沟文化先民还开启了中国养蚕、制丝的历史。考古学家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现了这一时期的蚕茧，在河南荥阳汪沟、青台遗址发现了仰韶晚期的丝织品，巩义双槐树遗址还发现仰韶晚期的牙雕蚕等 [21]。双槐树的牙雕蚕做吐丝状，可见当时人们对桑蚕的生长规律已有较多了解，养蚕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蚕丝。
（二）人口迅猛增长和社会进一步分化
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人口的增长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庙底沟文化时期，关中地区稍大的聚落人口可达二、三百人，有的大型聚落甚至达到两、三千人 [22]；与之相应，聚落的数量与规模较半坡文化时期也有变化。据统计，关中地区仰韶时代遗址约 1300 处，其中庙底沟文化遗址占了大部分 [23]，分布十分密集，聚落规模从数万平方米到十几万平方米不等，有些甚至达到几十万平方米，如华县泉护村遗址总面积达 93.5 万平方米 [24]，扶风案板等遗址总面积可达 60 万平方米以上 [25]，高陵杨官寨遗址总面积甚至达 100 万平方米 [26]。关中附近的河南灵宝铸鼎塬及其周围地区，自然环境与渭河流域非常接近。经对该区域的系统调查，发现仰韶时代中期（庙底沟文化时期）聚落 18处。其中，西坡遗址面积超过 40 万平方米，规模最大的北阳平迹址面积达 90 万平方米，但大部分聚落规模仅有 5 ～ 10 万平方米 [27]。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与关中地区关系密切的运城盆地。庙底沟时期，运城盆地东部的聚落数量达 66 处，比仰韶时代早期增加了近两倍，发展出 6 个聚落群，每个聚落群内都有一个大型中心聚落，面积从数万到百余万平方米不等 [28]。
（三）特大型聚落已具有都邑的性质
《史记·五帝本纪》：“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29]。都邑是人类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标志，也是反映社会组织进化的一项重要指标。庙底沟时期，一些特大型中心聚落可能已经具备了都邑的某些特征，位于泾河与渭河交汇处的杨官寨遗址就是其中的代表。杨官寨遗址的“都邑性”体现在其规模、规划布局以及祭祀性遗存三个方面。
1. 杨官寨聚落规模巨大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杨官寨遗址总面积超过一百万平方米，其中环壕所围区域面积达 24.5 万平方米，环壕周长约 1945 米，壕宽约 8 ～ 13 米，深约3～ 4.6米 [30]。据估算，仅挖这样规模的环壕所形成的土方量就达 11 万立方米。显然，这等规模的工程单靠杨官寨一个聚落的居民是难以完成的。这与之前的半坡文化 2 万多平方米的姜寨环壕聚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等级分化， 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
杨官寨遗址庙底沟墓地的面积达 9 万平方米， 它不仅是目前所知唯一的庙底沟文化时期墓地，也是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墓地 [31]。在目前发掘的 600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 500 多处墓葬。据此密度估算，整个墓地至少有千座墓葬。这样的规模在史前时期是非常罕见的，显示了杨官寨聚落的繁荣及特殊的性质。
2. 杨官寨聚落在布局上蕴含规划意识
从整体布局看，杨官寨聚落包含了平面形状大致呈梯形、面积达 24.5 万平方米的环壕聚落，以及聚落东部的成人墓地。聚落环壕南北平行，东西对称。在西环壕中部发现门址一处，这是目前可以确认出入杨官寨聚落的唯一通道。门址由其两侧的环壕、门道、排水设施、“门房”等构成。由于该门址位于西环壕中部，其东部延长线基本可以将聚落分成南北两部分，因此可以推测与其对应的东环壕中部也可能设有门；加上聚落南北平行、东西对称的平面布局，其南北环壕中部可能也设有门。如是，杨官寨整个聚落至少应该有四个门，并且可能存在相应的四条道路。另外，在聚落中部有一个大型储水设施，平面不甚规则，面积达 292 平方米，最深处约 3.8 米，据估算储水量为 1000 立方米左右。在储水池的西南侧附带有近百米长的水渠，水池和水渠都经过了至少三次改扩建，说明它在聚落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杨官寨聚落这种大致围绕着中央水池，可能向东南西北四方布设道路，以及基本对称的四周环壕布局，开启了中国古代城市在规划上强调中轴对称、重视水源等理念的先河。
杨官寨聚落的规划不仅体现在居址上，其庙底沟文化的墓地也经过了周密的规划，墓地整体规划在聚落东部环壕外围，已经发掘的近400 座墓葬均未发现叠压打破关系，墓葬头向一致，排列整齐，井然有序。杨官寨聚落的整体规划，展现了庙底沟文化时期最先进的理念，体现出它在同期聚落中的特殊地位。
3. 杨官寨遗址发现祭祀遗存及特殊器物
由于考古工作的局限，杨官寨遗址目前还没有发现庙底沟时期可能与祭祀等公共活动相关的五边形大型房子，但在遗址西门址两侧发现了成层分布的完整器物堆积层，陶器的数量达千余件，这是庙底沟文化目前所知最大的祭祀场所，这种情况很可能与聚落进行的重大祭祀活动有关。另外，杨官寨遗址还出土一些同期其他聚落罕见的特殊器物，如镂空人面器座、陶祖、釜灶形陶器、玉璧纹彩陶盘、龙纹彩陶钵（盆）、石璧、石琮等。
这些与祭天礼地、祖先崇拜等祭祀活动相关的独特器物，以及与古代礼制相关的遗存决定了杨官寨很可能就是庙底沟时期带有都邑性质的超大型聚落。
关中地区庙底沟文化时期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增长为当时社会向更高一级发展奠定了基础。高等级都邑性聚落的出现是庙底沟社会发展的标志，表明当时社会已经拥有相对复杂的政治组织，并且有能力维持这些统治阶层和精英阶层的存在。庙底沟文化的精英们升华了当时建立在血缘纽带关系下祭天礼地和祖先崇拜的形式，将蕴含着庙底沟文化精神的特定纹饰绘制在陶器上，给彩陶赋予了“礼器” 的功用。这种藏礼于器的作法，体现的是形而上的礼制内容。有了礼，人们的行为才能有所遵循，社会秩序才可能纳入常轨。接受了庙底沟文化的彩陶， 就意味着接受了他们的行为规则。以渭河流域为中心，一场范围更大、涉及不同区域文化的融合与一统格局即将形成。
四、彩陶语境下的融合与统一
庙底沟文化与周边不同考古学文化的融合，意味着其在某些事物上认知的趋同。许倬云先生指出， 人类族群的分野，往往并不是以血统为基本要素，而是以生活方式当做认同的文化基因 [32]。原本以旱作农业为主的庙底沟文化接纳其它文化的生产形态， 本身就是它主动与其他文化融合的体现。
当然，强势的庙底沟文化在接纳其他文化的同时，更多的是向外渗透。苏秉琦先生很早就注意到这种渗透 [33]。严文明先生认为，庙底沟文化的繁盛， “一方面表现在它内部各地方类型融合和一体化的趋势加强，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外部文化影响的加强。”[34]
庙底沟文化对周边的影响，最直观的体现为：在周边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中，发现了庙底沟文化风格的彩陶。笔者无意将庙底沟文化与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中的某位帝王相关联，但如果依《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 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35] 的征伐管理区域为参照，则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分布范围几乎与这个区域高度契合。因此， 不妨借用司马迁有关黄帝的“四至”来表述庙底沟文化的分野。
（一）东至于海
河洛地区因地缘关系，是受到庙底沟文化影响最大的地区。而其东部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彩陶一般也被认为是受庙底沟文化影响的产物。
典型庙底沟文化的前沿已经抵达了豫东地区[36]。事实上，早在半坡文化时期，东庄类型的彩陶即已到达郑州平原 [37]，至庙底沟文化时期或稍晚阶段， 彩陶纹饰的许多特征已经基本上与庙底沟文化核心区无太大区别。郑州大河村彩陶盆 W189:2，其纹饰的构图与布局都与庙底沟文化核心区的彩陶几乎完全一致 [38]（图一，9）。在庙底沟文化东进的同时， 大汶口文化也向西扩张，并对河洛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大河村彩陶盆 W189:2 在装饰上使用白衣和红、白、黑相间的复彩形式就有可能来自北辛—— 大汶口文化系统 [39]。但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以庙底沟文化的输出为主流 [40]。
考古资料显示，庙底沟文化彩陶最东的影响范围，不仅“至于海”，而且还跨海抵达一些岛屿。辽宁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址等发现的双旋纹彩陶，很可能是庙底沟文化通过山东大汶口文化对其产生的影响 [41]。在近海的广饶五村、傅家，蓬莱紫荆山等遗址，都发现了类似风格的彩陶 [42]。而这种彩陶应该是接受了山东泰安大汶口、江苏邳县大墩子一类大汶口文化彩陶影响的产物[43]。一般认为，大汶口文化彩陶并没有独立起源的证据，其彩陶纹饰中的叶片纹、花瓣纹和旋纹，均显示出它可能是受庙底沟文化彩陶影响发展起来的 [44]（图一，1 ～ 3、8）。
（二）西至空桐
“空桐”或作崆峒，在甘肃平凉西北 [45]。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崆峒附近发现了非常典型的庙底沟文化遗存，如宁夏隆德周家咀头遗址近年新发现的彩陶，不论从器形还是纹饰看都属于典型的庙底沟文化遗存 [46]。但崆峒并不是庙底沟文化分布的西界，在青海东部的民和阳洼坡遗址 [47]（图一，6）、甘肃岷县山那树扎遗址 [48] 均发现了典型庙底沟文化的彩陶。这些陶器不论从器形还是从纹饰上看，都与庙底沟文化核心区的彩陶无甚区别，是庙底沟文化向西及西南地区扩张的物证。另外，更靠西南的宗日文化尽管与马家窑文化关系密切 [49]，但其中一些彩陶，如饰弧线三角纹的彩陶罐、饰变形鸟纹的瓮等均带有明显的庙底沟文化遗风。庙底沟文化强大的文化张力在西北地区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庙底沟文化向西传播的最重要事件是直接导致了马家窑文化的形成。大地湾遗址第三期遗存是比较典型的庙底沟文化遗存，第四期遗存整体与马家窑文化关系密切，而第四期Ⅰ段不论从重唇口尖底瓶的演变情况，还是弧线三角和圆点构成的彩陶图案来看，都是三期文化的继续 [50]。因此，很可能是建立在大地湾三期即庙底沟文化基础上的大地湾四期文化成就了深刻影响中国西部的马家窑文化。
图一 同期外围文化彩陶中的庙底沟文化因素
1 花瓣纹彩陶盆（邳县大墩子 M30:8） 2. 花卉纹彩陶钵（邳县大墩子 M30:9） 3. 彩陶钵（邳县大墩子 M33:8）
4. 彩陶盆（清水河县白泥窑子 BAF2:2） 5. 花卉纹彩陶盆（商都县章毛勿素 F1:4） 6. 花瓣纹彩陶盆（民和阳洼坡）
7. 彩陶罐（黄冈螺蛳山） 8. 花瓣纹彩陶壶（泰安大汶口 M1014:30） 9. 花卉纹彩陶盆（郑州大河村 消防池W189:2 2014）
（三）南至于江
与东向、西向传播的情形一样，庙底沟文化对南方地区产生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它分别与峡江地区的大溪文化、中游的油子岭文化及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等建立了联系。在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出土的一件陶钵上，饰有庙底沟风格的弧连三角纹（西阴纹）[51]，这件器物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均与典型庙底沟文化彩陶没有多少区别。枝江关庙山遗址出土的四瓣式花瓣纹彩陶豆、多瓣复合式花瓣纹彩陶罐及旋纹彩陶片等均与庙底沟文化关系密切 [52]。另外， 浙江海盐仙坛庙遗址发现的崧泽文化彩陶钵 [53]，沿面上饰几组二方连续的弧纹（西阴纹），其间由三个短线分割，这种布局及风格很可能受到了庙底沟文化的影响。如此，这将是庙底沟文化彩陶影响范围的南界。
庙底沟文化向南影响最明显的地区应该是长江中游地区。由于长江最大支流是汉江，因此其上游地区原本即庙底沟文化势力范围。汉江是庙底沟文化向南传播的重要通道，沿江而下的淅川、郧县、枣阳一带分布有许多庙底沟文化遗址，如淅川下王岗、郧县大寺、枣阳雕龙碑等，这些遗址都发现了典型的庙底沟文化彩陶 [54]。
值得注意的是，地处随枣走廊地带的雕龙碑遗址，其庙底沟文化时期彩陶明显呈现出两种风格，一是长江中游的油子岭彩陶风格，另一是黄河中游庙底沟文化风格。这说明至少在庙底沟文化时期，随枣走廊已经成为连接中原与江汉平原交往的重要通道。雕龙碑彩陶浓郁的庙底沟文化特征表明：在庙底沟文化时期，这里不仅是南北文化交融的重地， 而且还很可能是中原文化向南渗透的桥头堡。事实上，在江汉平原以东的地区，依然可以看到典型的庙底沟文化彩陶，在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 1 号墓葬中，共出土各类陶容器 11 件，主要特征与薛家岗文化一致，但其中的彩陶罐“唇上涂黑彩，肩上有宽带状涡旋形彩纹”[55]（图一，7），为比较典型的庙底沟文化陶器，反映了庙底沟文化的高等级器物已经被长江下游其他同期文化接受的事实。
（四）北逐荤粥
“荤粥”是匈奴等北方古代民族的别名。考古资料显示，大约与半坡文化同时期的后岗一期文化最早抵达“荤粥”腹地的内蒙古中南部，随后是半坡文化 [56]。此后的庙底沟文化似乎对这一地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其影响范围已不限于鄂尔多斯地区 , 而是扩展至从河套到集宁——丰镇丘陵地带的原后岗一期文化分布的所有区域 [57]。最新研究认为，大约相当于庙底沟文化时期，这一地区的白泥窑文化很可能是在后冈一期、半坡文化及庙底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 [58]，但其主要特征应该与庙底沟文化关系更为密切，清水河白泥窑子 A 点发现的深腹彩陶罐、J 点的彩陶盆（图一，4）及商都章毛勿素的彩陶罐
（图一，5）等不论器形还是纹饰布局，都与典型庙底沟文化彩陶极其相似 [59]。
庙底沟文化向河套地区传播的路线主要是沿汾河和南流黄河两岸的谷地高原推进的。晋中地区汾阳段家庄等遗址的陶器基本属于典型的庙底沟文化，即使是更北的娄烦童子崖遗址也显示出很强的庙底沟文化特色 [60]。庙底沟文化的影响力在抵达晋北地区的大同盆地时 , 势头有所减弱。大同马家小村遗址的发掘表明，这里的庙底沟文化已极富地方特色 [61]。在陕西也发现许多庙底沟文化沿黄河两岸北上的重要线索 [62]，因考古工作开展不足，目前缺乏系统资料。
庙底沟文化在向内蒙古河曲地区传播的同时， 也经桑干河抵达河北西北部，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麟纹）图案彩陶和压印纹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与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红山文化坛、庙、冢就是它们相遇后迸发出的‘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耀发展的迹象。”[63]
5000 多年前，庙底沟文化用独具特色的花卉纹彩陶勾勒出早期中国的雏形，“在偌大的区域里， 在众多的文化中，庙底沟文化的彩陶图案始终那么统一、那么规范，如同旗帜一样，使人们一望即知其文化属性和功能”[64]。庙底沟文化彩陶能在这些区域传播，是文化认同的一种标志 [65]。伴随着花卉纹彩陶的传播，庙底沟文化的人文观念和精神信仰被不同区域的先民所接受，庙底沟文化与周边同期文化不断碰撞、融合，从而形成了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史前中国多元一体格局。
五、彩陶与华夏之根
在仰韶时代彩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发生在渭水流域的半坡文化晚期或称“史家类型”阶段的彩陶特别值得关注。这个时期的彩陶图案常常由直线、圆点及弧线等共同构成，在象生图案中可见到鱼鸟共体的形象。如果鱼和鸟分别代表一种信仰，那么这两种图案呈现在同一件器物上，反映的就是某种融合（图二，3）。当然，这种融合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鱼鸟共融”题材的彩陶外，关中地区的一些遗址中还发现了“鸟吃鱼”或者“鱼吃鸟”的彩陶 [66]（图二，1、2）。渭河流域演绎的这场鱼鸟之战，无疑反映的是中原古代文化核心区不同文化融合的历史。在华夏集团的形成时期，这些画面很可能记录了传说时代居于豫西一带的黄帝部落和居于渭河流域的炎帝部落间的整合。
半坡文化彩陶的鱼纹及人面鱼纹可能与炎帝部落有关。据《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互（氐）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氐）人，是能上下于天。”[67]《山海经·海内南经》称：“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68] 而庙底沟文化彩陶的鸟纹或许和黄帝有关。《列子·黄帝》：“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鶡、鹰、鸢为旗帜。”[69] 泉护村的鹰鼎、庙底沟文化彩陶上的鸟纹与黄帝部落以猛禽为旗帜的情况吻合。
图二 彩陶纹饰中的“鱼鸟共体”形象
1. 鸟衔鱼纹彩陶壶（宝鸡北首岭 M52:1） 2. 鱼衔鸟纹彩陶壶（武功游凤）
3. 鱼鸟纹彩陶瓶（临潼姜寨 H467:1）
半坡文化彩陶的鱼纹与庙底沟文化彩陶的鸟纹都经历了由具象到抽象的发展过程，并且最终发展成两种花卉纹饰（图三）。一种是相对具象的四瓣式花朵纹，一种是比较抽象的花卉，苏秉琦先生将后者称为菊科花卉和蔷薇科花卉。两种文化彩陶纹饰最终的趋同，“分明显示出各部族文化的支流汇合为华夏文化的历史的痕迹。闻一多《伏羲考》中指出：‘图腾的合并, 是图腾式的社会发展必循的途经’, 这一过程中当出现‘因部落的兼并而产生的混合的图腾’‘由许多不同的图腾揉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庄子·逍遥游》记有著名的鲲鹏神话 , 起初为‘有鱼焉……其名为鲲 , 有鸟焉 , 其名为鹏’两种形象。后来则演变为‘北溟有鱼 , 其名为鲲……化而为鸟 , 其名为鹏 ,’鲲鹏一身, 鱼鸟合一, 揉合成‘一种综合体了’”[70]。彩陶鱼纹和鸟纹的“合体”是炎黄两集团实现融合的标志。
炎黄集团整合后，形成了以黄帝集团为核心的部落联盟，并且迅速将势力向更大范围扩展，因此在中原以外的区域也常常可以看到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影子。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最显赫的事迹是伐蚩尤而赢得天下诸侯的拥戴。“天下有不顺者， 黄帝从而征之”，赢得和迫使“诸侯咸来宾从”[71]， 三代之君征伐不臣诸侯与之颇相类似。此外，黄帝时代已有初具规模的统治机构，如“置左右大监， 监于万国”，又“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72]。从这些记载来看，黄帝之部落无疑就是“万国”之中的“中国”[73]。
黄帝集团要治理这么大的疆土，只靠征伐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还需要统一思想的“祀”，而彩陶或许就是实现这种思想的载体。从彩陶的发展与流布情况看，半坡文化时期的彩陶显然已经开始作为祭器使用了，但普及程度不高，还不足以冲破血缘和文化的束缚。如果说半坡文化彩陶代表一种约束性“礼俗”，只在比较小的社会集体中得到认可的话，那么在较大范围和不同文化中流行的庙底沟文化彩陶所代表的则已成为一种“礼制”。庙底沟文化彩陶以全新的面貌登上古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从而宣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古礼完成了由祭器向礼器的转变 [74]。这种转变，标志着管理复杂社会古礼的初成，相同纹饰的彩陶应该就是这种礼制的体现。古礼的形成与黄帝时代的统治模式不无关系，从彩陶的规范化程度看，当时社会的管理应该是基于由近及远的血缘关系，并且充分尊重各地区不同文化特点。黄帝时代发明的许多古礼不仅有助于当时的社会管理，还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庙底沟文化璧、琮的发明便是例证 [75]。
图三 鱼、鸟纹向花纹演变推测（引自《中国彩陶图谱》第 154、158、159 页）
1. 鱼纹向花纹演变推测 2. 鸟纹向花纹演变推测
依靠这些明显带有象征性标识的、以彩陶为代表的“关键少数”器物，黄帝时代的中国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共同体，这种文化上的融合和疆域上的扩展及寓礼意于彩陶、器以藏礼的模式，为夏商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
仰韶时代的彩陶物化了中国五千年前先民们的心灵，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精神，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功绩，也为今天的人们与祖先对话搭建起了桥梁， 从中可感知中国人崇拜龙凤、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的情由。
注释：
[1] 吴耀利：《我国最早的彩陶在世界早期彩陶中的位置—— 再论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起源》，《史前研究》1988 年辑刊。
[2]a. 同[1]；b.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石门县皂市下层新石器遗存》，《考古》1986 年第 1 期；c. 蒋乐平：《钱塘江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时代及文化谱系研究》，《东南文化》2013 年第 6 期；d.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
《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 年。
[3] 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 年第 10 期。
[4] 王仁湘：《中国彩陶文化起源新论》，《四川文物》2017 年第 3 期。
[5][ 瑞典] 安特生著，袁复礼节译：《中华远古之文化》第212~214 页，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1923 年。
[6] 李新伟：《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彩陶与中国史前彩陶的相似性》，《中原文物》2019 年第 10 期。
[7] 甘肃省博物馆大地湾发掘小组：《甘肃秦安王家阴洼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4 年第 2 期。
[8]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县泉护村》第 74、75 页，科学出版社，2003 年。
[9] 王炜林：《试论泉护二期文化》，《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6 期。
[10]a. 卜工：《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90 年第 2 期；b. 张忠培：《黄河流域空三足器的兴起》，《华夏考古》1997 年第 1 期。
[11] 王仁湘：《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庙底沟文化彩陶研究》, 文物出版社，2011 年。
[12]a. 张致政、程鹏飞、褚旭等：《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学术研讨会纪要》，《南方文物》2011 年第4 期；
b. 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012 年第 3 期。
[13] 陈星灿：《庙底沟时代：早期中国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中国文物报》2013 年 6 月 21 日。
[14] 西安半坡博物馆、渭南县文化馆：《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 年第 1 期。
[15] 赵春青：《从鱼鸟相战到鱼鸟相融——仰韶文化鱼鸟彩陶图试析》，《中原文物》2000 年第 2 期。
[16] 王炜林、王占奎：《试论半坡文化“圆陶片”之功用》，
《考古》1999 年第 12 期。
[17]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旅游局、华县文物旅游局：
《华县泉护村——1997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671、672 页， 文物出版社，2014 年。
[18] 王炜林：《猫、鼠与人类的定居生活——从泉护村遗址出土的猫骨谈起》，《考古与文物》2010 年第 1 期。
[19]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旅游局、华县文物旅游局：
《华县泉护村——1997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672、673 页， 文物出版社，2014 年。
[20] 胡松梅、王炜林、郭小宁等：《陕西高陵杨官寨环壕西门址动物遗存分析》，《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 6 期。
[22] 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
[23]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以及近年来开展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均表明，仰韶时代尤其是庙底沟文化遗址在关中地区的分布数量与密度可能三倍于第二次文物普查的数量。参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上）》第 52、53 页，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 年。
[2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旅游局、华县文物旅游局：
《华县泉护村——1997 年发掘报告》第 4 页，文物出版社， 2013 年。
[25]2013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扶风案板遗址进行系统调查，
确认案板遗址总面积约 60 余万平方米。
[26] 高陵杨官寨遗址周边被居民区、村庄、厂房占压及破坏， 加之近年来新发现的东区墓地达 10 多万平方米，据调查遗址实际总面积或可达 120 多万平方米。参a.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高陵县杨官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9 年第 7 期；b.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 6 期。
[2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等：《河南灵宝铸鼎塬及其周围考古调查报告》，《华夏考古》1999 年第 3 期。
[28] 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运城盆地东部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第 454 页，文物出版社，2011 年。
[29][ 汉]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34 页，中华书局， 1963 年。
[3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 6 期。
[3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高陵区文体广电旅游局：《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8 年第 4 期。
[32] 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第22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
[33] 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 年第 1 期。
[34] 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第158 页，文物出版社，1989 年。[35][ 汉]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6 页，中华书局，
1963 年。
[36] 巩启明：《仰韶文化》第206、207 页，文物出版社，2002 年。[37]a.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
2001 年；b. 孙祖初：《秦王寨文化研究》，《华夏考古》
1991 年第 3 期；c. 朱雪菲：《大河村遗址秦王寨文化彩陶再研究》，《中原文物》2015 年第 2 期。
[38] 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 2014— 2015 年考古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6 年第 3 期。
[39] 吴汝祚、牟永抗：《略论大汶口文化的彩陶》，《史前研究》2000 年辑刊。
[40] 靳松安：《试论河洛与海岱地区史前文化交流的格局、途径与历史背景》，《中州学刊》2010 年第 3 期。
[41] 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长海县文化馆：《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 年第 1 期。
[42]a.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饶县博物馆：《广饶县五村
遗址发掘报告》，《海岱考古》1989 年辑刊；b. 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东营市博物馆：《广饶县傅家遗址的发掘》，
《考古》2002 年第 9 期；c.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蓬莱紫荆山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3 年第 1 期。
[43]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
《考古学报》1964 年第 2 期。
[44] 王仁湘：《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庙底沟文化彩陶研究》第 141 页，文物出版社，2111 年。
[45] 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一）》第 2 页，三秦出版社， 1988 年。
[46]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
[47]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试掘简报》，
《考古》1984 年第 1 期。
[4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
[49] 陈洪海：《宗日遗存研究中的几点思考》，《西部考古》2006 年辑刊。
[5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第 692 页，文物出版社，2006 年。
[5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第 424、425 页， 文物出版社，2007 年。
[52]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3 年第 1 期；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关庙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 年第 4 期。
[5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
[54]a.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第145 页，文物出版社，1989 年；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第169~173 页， 科学出版社，1991 年；c.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湖北郧县大寺遗址 2006 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 年第 4 期；d.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枣阳雕龙碑》第 124~131 页， 科学出版社，2006 年。
[55]a.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的探掘》，《考古》1962 年第 7 期；b. 罗运兵：《薛家岗文化研究》，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年。
[56] 张忠培、乔梁：《后岗一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2 年第 3 期。
[57] 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变》，《考古学报》1998 年第 4 期。
[58] 魏坚、冯宝：《试论白泥窑文化》，《考古学报》2019 年第 1 期。
[59]a. 崔璿、斯琴：《内蒙古清水河白泥窑子C、J 点发掘简报》，
《考古》1988 年第 2 期；b. 王仁湘：《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庙底沟文化彩陶研究》第 141~146 页，文物出版社，2111 年。
[60] 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晋中考古》第 31~42 页，文物出版社，1998 年。
[61] 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变》，《考古学报》1998 年第 4 期。
[62]a. 黄龙县文物管理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黄龙县古遗址调查》，《考古与文物》1989 年第 1 期；b.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黄陵县黄帝陵扩建工程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 6 期。
[63]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22 页，三联书店，1999 年。
[64] 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第 56 页，科学出版社， 2007 年。
[65] 王仁湘：《史前彩陶解读的路径》，载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华夏之花——庙底沟彩陶选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66]a. 西安半坡博物馆等：《陕西武功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1975 年第 2 期；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宝鸡北首岭》第 102~105 页，文物出版社，1983 年；c.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 241~248 页，文物出版社，1988 年。
[67] 陈成译注：《山海经译注》第 29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68] 陈成译注：《山海经译注》第 23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69] 严北溟、严婕译注：《列子译注》第4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
[70] 王子今：《文明初期的部族融合与龙凤崇拜的形成》，《文博》1986 年第 1 期。
[71][ 汉]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3 页，中华书局，
1963 年。
[72][ 汉]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6 页，中华书局，
1963 年。
[73] 孙庆伟：《“最早的中国”新解》，《中原文物》2019 年第 5 期。
[74] 同 [64]。
[75] 王炜林：《庙底沟文化与璧的起源》，《考古与文物》201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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