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至明初景德镇地区制瓷技术及其源流考察（之二）

• 花匠小妙招
• 2024-11-12 00:54

二、关于釉里红与青花釉里红

釉里红是以铜为着色元素，即用铜红料在坯胎上描绘纹样，尔后施一层透明釉，在还原焰1300℃左右高温中烧成，釉下呈红色纹饰。景德镇元代湖田窑、落马桥、（图005、006）曾家弄元代窑业堆积中有釉里红残片出土。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有釉里红器出土，纪年器有江西省博物馆藏“大元至元戊寅六月壬寅吉置”铭青花釉里红四灵塔式盖罐，17出土遗物有江西高安元代窑藏釉里红开光花鸟纹罐，釉里红螭龙纹高足杯，釉里红菊纹高足杯，釉里红芦雁纹匜等。18传世品有玉壶春、罐、梅瓶等。根据传世与出土的遗物来看，釉里红的烧造当比元青花要早。铜在高温还原焰气氛下呈色很难掌握，它对窑内温度和气氛的变化十分敏感，元代至洪武釉里红呈色多偏灰，（图006）直到永乐时釉里红呈色才渐正常，宣德釉里红最负盛名。从有关资料看，我国唐代长沙窑已使用铜红，始有釉下红彩的制品。宋元钧瓷中也有质量较好红釉器，元代钧窑还有红斑装饰，但不如宋代红紫，所谓玫瑰紫和海棠红十分精美，这类器物都是用铜为作色剂而烧造的。钧红瓷器对中国制瓷工艺最大的突破是铜红釉稳定的烧成技术，它是艳丽绝伦的窑变釉的基础，改变了以往我国陶瓷生产中只有高温青釉和黑、白釉的单色釉格调，在中国陶瓷工艺史上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景德镇元代釉里红瓷，其技术当来源长沙窑、钧窑，更多是受钧窑影响。釉里红瓷，明、清以来一直烧造不辍，成为与青花齐名的一个品种。景德镇清代早期所创烧的“炉钧”釉，就是受钧窑影响而生产的，钧窑到清代便彻底衰落了。

以钴为着色剂的青花与以铜为着色剂的釉里红工艺结合，称青花釉里红，这一工艺始于元代景德镇窑。上述江西省博物馆藏“大元至元戊寅六月壬寅吉置”铭青花釉里红四灵塔式盖罐，是目前所见最早采用青花釉里红装饰的纪年器。由于钴料与铜红发色温度要求不一致，将二者成功地装饰于同一器上，实属不易，具有很高的工艺科技价值。元代至洪武青花釉里红制品极少，利用青花釉里红同时装饰一个器物，工艺似乎还不很成熟。从明御窑厂遗址出土永乐青花釉里红海水龙纹梅瓶看，（图007）其采用青花与釉里红彩绘的制品较精，宣德以后开始大量采用青花釉里红装饰瓷器，其工艺已较为成熟。宣德以后其产品一度停烧，明代早中期才再度出现，到清代雍正时期这一工艺达到炉火纯青地步。

三、关于蓝釉（祭蓝）、蓝地白花瓷

篮釉，又称宝石蓝釉，祭蓝，是一种色调深艳的高温蓝釉，这类釉是在石灰釉中掺入适量的钴料（青花料），在1300℃左右高温中烧成。其特点是色调浓淡均匀一致，釉面不流不裂，光亮，呈色较稳定。元代蓝釉器见有保定窖藏出土有蓝釉金彩梅纹杯，传世有匜，梅瓶等。从其篮釉的配制工艺看，由于釉中掺有适量的钴料（青花料），所以元代篮釉器显然出现于元青花之后，这一制瓷工艺是元代景德镇工匠的独创。（图008）

蓝地白花瓷是以蓝釉作地，在蓝地预留的空白处填白釉，白釉作成花纹，白花纹在蓝釉衬托下，显得非常醒目，具有独特的装饰效果。从传世的蓝地白花瓷来看，装饰效果有两种：有的蓝地白花瓷，白花明显凸起，如1988年景德镇珠山北麓风景路出土元官窑宝石蓝地波涛文砚盒，该器之白花纹明显凸起19；（009）有的蓝地白花瓷，白花下锥刻细纹，与白花一道作成图案，如日本大版市立东洋陶瓷馆藏蓝地白龙纹盘，其龙纹的轮廊、龙鳞、须、眼、爪均锥刻细纹，明显增强了白花装饰的生动性。

元代蓝地白花瓷似受高丽“镶嵌青瓷”影响，（图010）从最早的标本看，似源自元代湖田窑青白釉下白花装饰技艺。湖田窑出土青白釉下贴花纹碗残片，残长9.9厘米， 20该器白花装饰，方法为在涩胎上剔出花纹，再用白胎泥薄片贴于涩胎花纹之上，修整后罩青白釉，这样凸起的纹样上釉较薄，纹样泛白，而胎地部份积釉厚，显出浅绿色，使白色花纹产生浅浮雕的效果。这种装饰效果与高丽镶嵌青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显然是受镶嵌青瓷技艺影响而烧造的制品。因为宋元时期，中国人对高丽镶嵌青瓷并不陌生，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曹昭《格古要论》卷之三，高丽窑条：“古高丽器皿，色粉青与龙泉窑相类，上有白花朵见者，不甚值钱” 。21所谓白花者，显然是指镶嵌青瓷，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类瓷器是元代或明初社会人们习见的产品。那么，元代湖田窑仿“镶嵌青瓷”之作，也就毫不奇怪了。元代出现篮釉地白花纹装饰，其装饰方法与湖田窑青白釉下白花装饰技艺一致。明永宣官窑此类产品十分盛行，据观察其篮地白花纹是在兰地釉上剔出涩胎花纹，再在涩胎处填上白泥釉，其技法显然是受“镶嵌青瓷”启示而创制的。22

四、关于孔雀绿釉瓷

孔雀绿釉瓷其釉色翠绿透亮，似孔雀羽毛色泽而得名。该釉的配制为石英、铜灰、牙硝等组成，在中温900℃—1000℃烧成。景德镇元代的孔雀绿釉是在白瓷胎上施一层化妆土，然后挂孔雀绿釉烧成，故元代孔雀绿易脱落，此工艺似受伊斯兰陶瓷装饰影响。伊斯兰孔雀绿陶器，坯胎呈灰褐色，故外表要施一层化妆土，然后挂孔雀釉烧成，元代至宣德一直采用这种方法烧制，直至成化以后，胎表面才不施一层化妆土，直接施孔雀釉烧成。从出土与传世的孔雀釉瓷来看，元代景德镇亦步亦趋学习伊斯蓝陶瓷工艺，也在白坯上施化妆土，造成釉面易脱落，显然这是伊斯兰工艺的直接传承。（图012）文献记载元代曾有阿拉伯人（阿里哥）来镇督陶，23所以，孔雀绿技艺当直接受伊斯兰陶瓷自然的。景德镇御窑厂出土有明宣德孔雀绿标本和台湾故宫博物馆藏有传世品，说明宣德官窑有孔雀绿釉器烧造，（图013）其工艺仍沿习元代作法。清代《南窑笔记》记载：“法蓝、法翠二色，旧惟成窑有翡翠最佳。”24可见成化朝的翡翠釉色是著名的，传世与出土成化孔雀绿器釉色亮丽。明正德以后孔雀绿釉改变了施化妆土的作法，工艺有所革新，其釉不会脱落，釉色艳丽，制品成熟，故有“正德孔雀绿”之专称。清康熙曾大量烧造，盛极一时。宣德时期烧造的孔雀绿青花器质地较佳。（图013）

元代有单纯施孔雀釉烧制的产品，还有孔雀绿青花器和孔雀绿釉金彩瓷。孔雀绿青花器，如孔雀绿青花砚盒，1988年珠山北麓风景路元代地层出土，该器在涩胎上绘青花五爪龙纹，再施一层化妆土，然后挂孔雀釉烧成，此装饰工艺为元代官窑首创。孔雀绿釉金彩，1988年珠山北麓风景路出土一元代孔雀绿釉金彩砚盒，25该器通体施孔雀绿釉，器盖上饰金龙纹。孔雀绿青花器和孔雀绿釉金彩瓷，均为元代景德镇工匠在汲取伊斯兰陶瓷技艺基础上创新产品。宣德时烧造的孔雀绿青花器质地较佳。

五、关于元代卵白釉

卵白釉是元代景德镇窑始烧的产品，其釉粘度大，显失透状，色白面带灰白，宛如鹅卵色泽，故称卵白釉。这种釉色的气泡和折光率与同时期的青白瓷差异较大，而与定窑白釉相似，似受定窑白瓷影响。其产品以折腰碗多见，碗内壁常印有“枢府”或“太禧”字样，因而又称枢府器，这种器物一般认为是元代官方一种用瓷。关于卵白釉的烧造年代，有以下资料值得关注：北京大德九年（1305年）张弘纲夫妇墓出土卵白釉炉，新安沉船有卵白釉瓷出土，卵白釉“太禧”铭盘定为元天历元年（1328年）以前之物，26在落马桥南宋地层之上的元早期地层中出土“枢府”或“太禧”铭卵白釉碗、盘。由此可见，笔者以为卵白釉瓷烧造年代确定在不晚于元代大德九年（1305年）当没有问题。（图014、015、016）

元蒙统治时期“国俗尚白”，《元史·祭祀一，郊礼上》，“元兴朔漠，代有拜天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27祭礼用器尚“纯”，那么质地纯白的卵白釉瓷肯定是元廷追求的。这一时期的景德镇制瓷开始使用二元配方（瓷石﹢高岭土的方法），瓷器的烧造温度提高，瓷器的白度提高，这种白瓷了迎合元蒙统治者的需要，元廷在景德镇设置官窑——浮梁磁局，这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元代开始大量烧造卵白瓷当与浮梁磁局有关。

卵白瓷是元代大量流行的产品，其制品多以“枢府”铭折腰碗为代表，高足杯也是该期流行的产品。大部分卵白瓷虽然没有“枢府”等字样，但其装饰风格与枢府碗相似，当属同一时期的产品。上世纪80年代以来，景德镇湖田窑、落马桥、戴家弄等老城区元代窑业堆积出土大量卵白釉瓷，除了发现上述“枢府”、“太禧”铭外，还有“福寿”、“福禄”、“东卫”、“江夏”、“玉”、“由”、“良”铭等，其中有的铭文有待作深入解读。     

六、元代至明初的黑釉瓷。

根据出土资料来看，景德镇五代已出现使用铁料装饰的黑褐色花纹瓷器，北宋中后期，景德镇南河和小南河一带以烧造青白瓷为主的窑场开始烧造黑黄色釉瓷，这类黑釉瓷内外满挂黑釉，釉色一般显黄黑色。人元以后，景德镇烧造的黑釉瓷量多且器类丰富。

上世纪80年代初，景德镇考古工作者在湖田窑刘家坞窑业遗存发现大量黑釉瓷，从调查资料来看，黑釉瓷堆积叠压在“枢府”瓷堆积之上，故可知这类黑釉瓷的烧造约在元代中晚期。产品有仿宋建窑黑釉、仿吉州窑黑釉以及有湖田窑独自风格的黑釉器，产品器型有：黑釉高足杯、黑釉浅盏、黑釉敛口钵，黑釉芒口盏、黑釉白唇盏、黑釉小足盏等。刘家坞出土的黑釉瓷制品最佳，其釉色晶莹润泽，黑釉呈色较为纯正。元代湖田窑黑釉瓷受到吉州窑影响，这类黑釉瓷釉面有洒斑、鹧鸪斑、玳瑁斑、铁锈花及窑变花釉等。湖田窑多数黑釉瓷釉色呈黄褐色，虽然吸收了建窑、吉州窑的某些特点，但制作比较粗糙，釉色也不及建窑、吉州窑的水平。28

根据调查资料显示，湖田刘家坞窑址黑釉瓷堆积面积较大，厚度达4米以上，产品主要是高足靶杯，碗、盏等。湖田窑南河沿岸堆积的黑釉瓷，产品为饼足类碗、盏和高足杯，其产品黑釉釉层较薄，釉色较淡，釉面木涩无光，胎质有的瓷化程度高，有的则近陶质，差别较大，胎色也不一，从白色到灰色再到黑色，各种颜色都有。釉面大多光素无饰，只有少量的盏类有灰白色的油滴形成梅花点装饰，根据产品形制特征看，为元代时期产品。另外，湖田窑出土仿建窑产品，器形为盏类，该类产品黑釉釉层较厚，釉的流动性大，从口沿到底越往下釉越厚，外壁垂流，在下腹形成一周唇边。其玻璃质感强，口沿往往呈酱色。除釉的特征外，其胎为黑色，胎中含铁量高，瓷化好，独具一格。器物制作精细，造形规整，外底露胎处旋削仔细。小圈足，圈足较矮，釉面多见兔毫，这类盏与建窑有一定差异，当属湖田窑烧制的仿建窑产品。湖田窑还出土有仿吉州窑黑釉器，器形仅见盏。该类产品黑釉较建盏薄，没有垂釉现象。盏外壁有的施半釉，有的则施釉近底。胎为黄褐色或灰褐色，有的呈灰白色， 瓷化程度不及仿建盏产品。制作工艺较粗糙，外壁露胎往往留有旋削不一的痕迹，尤其是其底足制作粗糙，不专门做出底足，只是在盏外壁近底约5毫米处向里多旋一周，出现一个“足”，然后再在外底旋去差不多厚度的坯泥，形成圈足。装饰釉色有兔毫、鹧鸪班、剪纸贴花、油滴、木叶贴花等，这类盏与吉州窑有一定差异，属湖田窑烧制的仿吉州窑产品。

明代洪武、永乐、宣德时期官窑均有黑釉瓷的烧造。1、明洪武官窑黑釉瓷，1984年在明御厂珠山中路出土一黑釉小盘残件，该器侈口弧壁，圈足，足内无釉，内外壁施黑釉，黑釉呈半木光，底涩胎较为光洁，釉薄处呈酱褐色。291994年在明御厂遗址珠山东门头明初地层出土一块黑釉瓷瓦，30（图017）该瓦凹面一端无釉，下端施黑褐色釉，上端用黑褐色料书监造，监工、作头、甲首、浇釉等官职与人匠姓名。其中“监工浮梁县丞赵万初”铭，与《浮梁县志》卷五‘官制’载：“二年（洪武）复为县，县丞赵万初、陈登……”因陈登有传，谓其出任县丞在洪武末期，那么，位列陈登之前的赵万初显然是在洪武二年或洪武末年之前任职，由此推知该瓦当是洪武二年之后，洪武末年之前的遗物。2004年，明御厂遗址北麓洪武地层，发掘出土一件黑釉底白釉如意纹建筑饰件，该器黑釉与洪武黑釉瓦釉色相同，亦当为洪武官窑烧制的黑釉器。2、永乐官窑黑釉瓷。1984年，在明御厂珠山南门永乐地层出土一件黑釉四方盖盒，该器作子母口，盖顶微隆起，四角微下塌，造型大方饱满。盒与盖内均施黑釉，器棱角呈褐色，方框形浅足，足内无釉。311999年，在明御厂遗址珠山南门永乐地层，出土一黑釉双耳炉，该器折沿，鼓腹，双鱼形耳，三足。外壁通体施黑釉，釉呈亚木光，内壁涩胎，腹刻白文“永乐二十一年岁次癸卯……吉日喜舍湖坑大桥求……”从该铭内容与器形来看，当为祭祀用器。32（图018）2002年，在明御窑厂北麓出土有黑釉刻花鼎式双耳三足炉、（图019）黑釉靶盏、黑釉碗，以上三器均出土于明御厂永乐地层，当为永乐官窑烧造的黑釉器。333、宣德官窑黑釉瓷。1994年在明御厂遗址东侧宣德地层出土有一件黑釉碗，该器撇口，弧壁，圈足较浅，器内外壁施黑釉，釉色呈半木光，涩底无款。在同一地层还出土有仿龙泉釉、紫定釉瓷器，该器当属宣德仿建窑黑釉制品。34从以上出土资料来看，明洪武、永乐、宣德官窑黑釉瓷的烧造一直没有间断，明初烧造黑釉瓷可能与元代大量流行黑釉瓷风气有关，且产品质地也较佳，故清人篮浦谓：“洪武土骨细腻，体薄，有青黑二色，以纯素为佳……若颜色器中，惟青黑戗金壶琖甚好”。35

七、元代与明初的釉上彩

釉上彩是在已烧成的瓷器釉面上用色料彩饰纹样的品种，它要二次烧成；第一次经高温烧成瓷器，再经彩绘入红炉约750-900℃左右二次烤烧而成，釉上彩最早见于宋金时代定窑、磁州窑。

根据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元代景德镇釉上彩有：1、红绿彩，所见实物资料有：香港东方陶瓷学会藏红绿彩菊纹杯，36该器内壁印缠枝菊纹，外壁以矾红勾描菊枝和螺弦形花朵，以黄、绿二彩拓抹菊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红绿彩菊纹高足杯，该器内壁矾红书“长命富贵”铭，外壁以矾红勾描菊枝、螺弦形花朵，以绿彩直接拓抹菊叶，据该馆馆长林业强介绍，此器出土于菲律宾。另见有李铧在1995年《文物》第4期介绍的桂林出土红绿彩高足杯，37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刊出的北京、浙江出土的红绿彩碗、高足杯残片等，38据说我国学者冯先铭生前收藏一件内壁饰矾红书“太白酒中仙”铭红绿彩花卉纹高足杯。景德镇落马桥元代后期灰坑出土两块红绿彩瓷片；一为矾红绘莲纹碗残片，其莲纹花头的绘法有元青花意味；一为红绿彩菊纹碗残片，其采用矾红描线、绿彩绘叶之手法与磁州窑“画红点绿”的风格一致。39（图020）景德镇中渡口（今珠山区政府大院）基建工地元代地层出土一块菊纹高足杯残片，该器外壁以矾红勾描菊枝、花瓣，以绿彩绘叶，内壁口沿矾红绘卷草纹。其外壁的菊纹构图形式、彩饰手法与前述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菊纹高足杯一致，内壁卷草纹则与元青花卷草纹相同。近闻菲律宾陶瓷专家庄良有介绍，该地区有大量红绿彩出土。近年内蒙集宁、赤峰、北京、南京等地亦有元景德镇红绿彩出土，上海博物馆藏有元代饰金彩的红绿彩玉壶春等遗物。2、金彩，有前述明清御窑遗址出土孔雀绿釉地金彩、宝石蓝釉地金彩盖盒。40二器造型相同，器外施孔雀绿釉，釉上饰金彩双角五爪龙纹。据考证该器为砚盒，是元文宗时代官窑制品。41除以上金彩器之外，还有高安元代窖藏出土卵白釉金彩缠身龙纹玉壶春瓶，42同时出土有一荷叶口贴金小盏。河北保定元代窖藏出土宝石蓝釉金彩折枝梅纹杯，43宝石蓝金彩宝相花纹匜。印证《元典章》、44《通制条格》等文献,45可知上述金彩器当属元代帝王才能享用的官窑瓷器。以上金彩器，高安和景德镇出土物上的金彩是直接用金箔贴出，故剥落严重。保定出土物上的金彩是用箔金加铅粉研成粉末，再调大蒜汁描绘在瓷器上，经焙烧之后用玛瑙打磨而成。前一种金彩方法在永乐、宣德、成化官窑中继续使用，后一种方法流传至今。单一金彩最早见于宋代定窑，据宋·周密《志雅堂杂抄》、《癸辛杂识》两书记载：“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后入窑烧之，永不复脱。”46文中虽没有金粉中加铅粉的记录，但关于大蒜汁调金的记载却是真实可信的，因为景德镇陶工至今还在使用蒜汁调金彩瓷，可见元代景德镇金彩技术是直接受定窑影响的。

红绿彩在元代景德镇的产生似乎与磁州窑关系最为密切，人们讨论元青花在景德镇产生的背景时，不少学者认为元青花吸取了磁州黑彩或吉州黑彩的技法，与磁州窑工匠南迁景德镇有关。47从近年湖田出土的磁州窑黑花瓷片来看，磁州窑工匠南迁景德镇的推断是可信的。如果我们把金磁州窑红绿彩与元代景德镇窑红绿彩作一比较便让人一目了然。釉上颜料：磁州窑为巩红、绿、黄三色；景德镇窑亦为巩红、绿、黄三色；彩饰手法：磁州、景德镇均采用矾红勾描图案，绿、黄二色填抹花叶之类——即“画红点绿（黄）”的技法。这种“画红”特征和手法在景德镇影响深远，“画红”一词竟成了景德镇称从事釉上彩工种的专有名词，民国时期人们仍将从事釉上彩绘与经营的作坊称为“红店”，烤烧釉上彩瓷的炉称之为“红炉”。显而易见，元代景德镇红绿彩是继承磁州窑红绿彩技术而产生的。

关于红绿彩在景德镇的兴造年代，根据红绿彩与元青花的彩饰风格、构图形式及窑址出土资料推断，红绿彩的烧造之年当在元青花出现之后的14世纪中后期左右。48红绿彩在元代才出现于景德镇，其中主要原因恐怕与元代景德镇瓷器的胎釉有关。元以前景德镇瓷器为单一瓷石烧制而成的软质瓷，理化性能差，影青釉经800℃烤烧后釉面易开裂乏黄，不适合釉上彩。元代采用高岭土加入瓷石的制胎方法（所谓二元配方），使瓷器的烧成温度提高，瓷釉中的氧化钙量减少和钾、钠成分的增加，使瓷釉烧成温度和白度均有提高，49元代这种优质白瓷的产生为红绿彩瓷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明初釉上彩在继承元代技术上有所创新，根据有关资料看，洪武时代的釉上彩有红绿彩和单纯红彩品种。目前公认的洪武红绿彩有：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红绿彩牡丹狮子纹玉壶春瓶。50日·藤冈了一《明代赤绘》一书刊明初红绿彩缠枝宝相花纹玉壶春瓶，51其造型和彩绘风格与上述牡丹狮子瓶相似，腹部所绘正、侧宝相花朵纹样与1994年珠山明御厂故址出土洪武釉里红缠枝宝相花纹大碗纹样极为相似。景德镇陶瓷馆藏有明初窑址遗存采集的红绿彩菊纹碗残片。52南京市出土元红绿彩舞蹈人物纹高足杯残器， 1964年南京明故宫出土一件洪武白釉矾红彩云龙纹盘残器，该器上的龙纹、“品”字折带云与1988年明御厂故址出土洪武红釉侈口碗上的云龙纹相同。53由于该器龙纹为双角五爪，同时又出土于明故宫，所以该盘当为洪武官窑烧造的专供帝王使用的瓷器。从上述资料来看，洪武釉上彩的彩饰手法与元代相同，是元代技术的延续。值得一提的是，在白瓷上单一用红彩装饰，为景德镇明初罕见的制品，而首先用于官窑，其意义就尤为重大了；因为釉上彩技术引进洪武官窑，为永宣官窑将此类技术进一步完善和发挥打下了基础。

永乐釉上彩瓷，过去人们一直未见实物传世。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明御厂故址一带清理发掘，发现不少鲜为人知的永乐官窑釉上彩遗物，兹举例介绍如下： 1、矾红云凤纹直壁碗。54该器外壁以单一矾红绘一展翅云凤纹，底部矾红绘变形莲瓣一周，其彩饰风格似洪武器。2、绿彩灵芝竹叶纹器托。55该器扳沿上绘摘技小朵花一周，外壁绘灵芝竹叶纹。该纹样采用单一绿彩摺抹，其颜色浅淡，构图缺乏层次而略显紊乱。这可能是永乐官窑工匠运用釉上彩技术的试验之作，不见有传世品。同时与该器出土的还有一件绿彩渣斗。3、绿地酱彩龙纹小碗，56该器外壁酱彩云龙纹留白处填以绿彩，这种集高、低温彩饰于一器的装饰方法，为永乐官窑创新之作。4、锥花红地绿龙纹盘，该器外壁锥刻云龙纹，经高温烧成后，在锥刻的纹饰线内填绿彩，隙地则填矾红。在锥刻纹上填色是永乐官窑的首创，它对宣德斗彩采用锥刻线上填色以及成化斗彩采用青花描线的廊填方法有重要启示。5、刻花黄彩龙纹靶杯，该器外壁刻出龙，龙纹填绘黄彩。

宣德时期的釉上彩有，单色釉上彩，1、矾红彩：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矾红三鱼靶盏，57明御厂出土矾红龙纹高足杯等。（图021）2、黄彩：实物有黄彩花卉纹盘残片。58（图022）该器出土于珠山明御厂故址宣德地层，内外壁均绘黄彩缠枝花卉。这种单一黄彩装饰手法首见于宣德，并为成化官窑继承。3、青花填（绘）红、青花填黄彩：代表性的遗物：上海博物馆藏填（绘）红器有青花海水矾红海怪纹靶盏59，台北故宫博物馆院藏青花矾红花卉纹高足杯，601998年明御厂故址宣德地层出土青花填红花口钵和青花填红八边形花钵61；填黄器有出土于明御青花牡丹纹填黄盘，青花萱草纹填黄盘，青花葡萄纹填黄盘等62。其制作工艺过程：先在坯胎上用青花描绘纹饰（或预留空白）挂白釉后经高温烧成，再在成品瓷釉上空白处填（绘）矾红或黄彩料，然后入炉经700—800℃烤烧而成。4、斗彩：宣德斗彩文献早有记载，但过去因未见实物，1984年摄影记者王露在西藏萨迦寺拍摄到一件宣德款斗彩鸳鸯莲池纹碗，631985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明御厂故址前院宣德地层发现斗彩鸳鸯莲池纹碗残器（未填彩的半成品），1988年，又在明御厂西墙一巷道中的宣德地层发现二件斗彩鸳鸯莲池纹盘，64（图023）根据以上传世与出土资料，人们开始认识宣德斗彩。目前所知的宣德斗彩有斗彩碗、靶杯与盘三种，其纹饰相同，似出自同一粉本或工匠之手。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盘心中央为矾红绘的三朵夸张的莲花占据主要空间，花下以绿彩绘三组荷叶衬托，上下空间各绘一只飞翔的鸳鸯，这类构图源于元青花鸳鸯莲池纹，但二者又有所不同：元代的鸳鸯均游嬉于水中，而宣德的则飞翔于空中。宣德斗彩色彩看似丰富，实则仅比以往的釉上彩颜色多蓝（青花）、紫二色，如用色最丰富的鸳鸯纹，其头、翅青花绘出，身上羽毛用红、紫、黄诸色合绘而成。用青花在图案中充当蓝色，这是宣德工匠巧妙的运用，其紫色则为宣德工匠的发明。如果我们把宣德紫与成化紫作一对比观察，便能看出：宣德紫不透明，（宣德紫可能未渗入石末粉，故不透明）成化紫透明（可能渗入石末粉）；宣德紫仅一种色调，而成化紫有两种色阶——即茄花紫和丁香紫。因此宣德紫看起来就比成化紫色调显得沉暗凝重，难怪明人有“宣窑五彩，堆填深厚，而成窑用色浅淡”之评语。65青花的巧妙运用和紫色发明，成就了宣德斗彩，才有后来成熟的成化斗彩出现（因为成化斗彩只将釉上紫（茄花紫、丁香紫）和绿彩[大绿（深绿）、苦绿（草绿）、水绿（淡绿）]色域加予扩大，其工艺则完全继承前代），宣德斗彩烧造成功标志着釉上彩技术的成熟，意示中国将进入彩瓷时代。

八、关于明初高温色釉瓷与低温色釉瓷

明初的高温色釉瓷有永宣鲜红釉、永乐甜白、酱釉器。1、永宣鲜红釉瓷，（图024、025、026）该产品始见于明永乐官窑，其色釉艳丽，红色鲜明匀调，釉层莹润透亮，如初凝鸡血，故称“鲜红”。该红釉改变了过去红釉中的红中泛黑或偏灰的色调，永乐鲜红烧制成功，对宣德以后红釉器生产有重大影响，宣德祭红（鲜红）是此基础上的发挥。宣德鲜红器，又称“霁红”、“祭红”，是明初官窑中最为著名产品。宣德红釉器可能是文献记载中的“朝日坛”之祭器，因日坛用红釉，月坛用白釉器，故宣德红釉有祭红之称。红釉器又有宝石红、鸡红、积红等称，永、宣红釉瓷是明初制瓷技艺中值得一提的工艺成就。永宣红釉瓷器比较，永乐光泽度强，宣德光泽度弱，永乐釉薄而红鲜，宣德釉层厚发色深沉，（图027）口沿上自然形成的一道洁白的灯草边使其红釉器显得特别含蓄和温润。据研究宣德红釉器很可能使用了寒水石作溶剂。据景德镇陶瓷研究所测试，寒水石中钙含量高达55 %以上，而氧化铁的含量又是景德镇使用的钙质材料中最低的一种，铁含量在0.02 %，使用寒水石作助溶剂有利于敏感的铜红釉呈色纯正。66纯正的铜红釉烧制成功这是永宣官窑一大工艺成就，明中期铜红釉一度停烧，改用矾红。清康熙得于恢复，有郎窑红、豇豆红等制品。2、永乐甜白始烧于永乐官窑，（图028、029）是在元代卵白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元代卵白釉显乳浊状，而甜白则柔和洁白，瓷釉呈半木光，色泽温润，似棉白糖色，给人感觉棉甜，故称甜白。此名称似与当时白糖有关，甜白瓷胎料精细洁白，胎壁较薄，器型规整。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永乐甜白瓷进行过物理测试，认为永乐甜白瓷特有的“光莹如玉”的质感，是因为“釉中含有多量的微细的残留石英颗粒和一定量的云母残骸而形成的”，其釉的组成，结构和外观既不同于元代，又不同于明代其他时期的白瓷，从而形成真正的“一代绝品”，67永乐甜白器型有靶盏碗，僧帽壶、铺首长颈瓶、梨形壶、扁肚方大执壶，长腹大壶、三壶连通器等，另有一批仿伊斯兰金属器皿的八方烛台，环底双耳扁壶，单把小罐，豆形盖杯，环底钵，简状盘座等充满异国风情的瓷器。常见装饰有刻花或印花，纹饰为花果，花卉和龙，凤纹及藏文等。永乐帝似乎对瓷器，尤其是白甜瓷甚为青睐。据《明大祖实录》永乐四年（1406年）十月丁末条纪：“回回结牙思进玉碗，上不受，命礼部赐钞遣还，谓尚书郑赐曰：朕朝夕所用中国瓷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库亦有之。”68也许是朱棣早年长居在北平的“故元大内”，受到蒙古人“国俗尚白”遗风的影响，永乐甜白似与当时“尚白”遗风和永乐帝本人的审美情趣有关。69甜白瓷明代宣德、成化、弘治嘉靖及万历官窑均有烧制，清代康雍、乾也有仿制品，但较之永乐均稍逊一些。3、酱釉瓷，又称“紫金釉”，是一种以铁为着色剂的高温釉，氧化铁和氧化亚铁的总量高达5%以上。宋代北方窑口有烧造，以定窑最著名。景德镇窑明洪武官窑开始烧制，永乐官窑有烧造，宣德官窑酱釉瓷质量最佳。

低温色釉瓷有洒蓝、黄釉瓷。1、洒蓝，又名“雪花蓝”、“青金蓝”。 洒蓝釉是一种以钴着色的低温铅釉，蓝中夹以白色小斑块，分布自然，有似雪花片挥洒在蓝釉之上，故名洒蓝，又称雪花蓝，在1000℃以下烧成，这类瓷釉以铅作溶剂，这种利用低温熔块铅质釉作成洒蓝釉显然是仿宋钧窑之窑变花釉，清乾隆时期演变为炉钧花釉。洒蓝创烧于明宣德官窑，其方法是在烧成的白釉器上，用竹管醮蓝釉料，吹在釉表，形成厚薄不均，深浅不同的班片，有的仿佛与飘落的雪花于蓝釉之中，故称“雪花蓝”。《南窑笔记》称洒蓝为“吹青”，这是从生产工艺角度上称谓，民间称“鱼子蓝”。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明宣德仿宋钧釉盘，底涩胎，内外壁均施玫瑰紫釉，为典型仿钧窑器。70近年在明御厂宣德地层发现一批仿钧洒蓝釉瓷片，经修复有洒蓝龙纹钵，洒蓝釉碗，洒蓝釉水仙盆，洒蓝釉刻龙纹梅瓶，洒蓝釉靶盏、洒蓝釉刻龙纹大罐，洒蓝釉刻花纹金钟碗，（图030、031、032）洒蓝釉刻龙纹碗，洒蓝釉刻花纹小碗，洒蓝釉刻花纹盘，洒蓝釉刻龙纹碟。712、黄釉，又称娇黄，是一种在850-900℃间烧成的低温铅釉。黄釉是以铁为着色元素，其氧化铁在釉中的含量影响黄色调。该釉创烧于宣德官窑，成化、弘治、正德均盛行，但以宣德名垂一时。其工艺过程：黄釉是在已烧造好的白釉器上再浇一层低温黄釉二次烧成，釉面肥厚，色调娇嫩，故谓“浇黄”、“娇黄”或“鸡油黄”。宣德白釉有桔皮纹，挂黄釉后，桔皮明显，为时代特征之一，其色调较后代黄釉器沉暗，成化黄釉比宣德器釉显单薄，色调鲜亮；弘治、正德黄釉比前代均显光亮，淡雅悦目，釉面细腻，传世弘治，正德黄釉器数量较多，其中弘治黄釉器最具娇黄魅力。黄釉在宣德时，不仅作为单色釉装饰瓷器，还常作地色起衬托花纹的作用，如宣德青花牡丹、萱草、葡萄纹盘，均以黄釉作地色，以映衬青花的幽雅，这种装饰工艺为宣德首创，后世历有追仿。

九、宣德官窑对宋代名窑的继承

从出土与传世资料看，宣德官窑善于继承传统文化，对宋代各大名窑均有仿制。

仿汝器：1984年，景德镇陶瓷考古所在珠山明清御厂仪门前进行抢救性发掘，在宣德地层发掘出土一件仿汝青釉敛口小底水盂，口径11.6，高7.2厘米。该器敛口平足，白砂底，口沿饰凸起的浅边一道，通体施淡青釉，釉色绿中微微泛蓝有细小纹片，与宋汝窑青釉相近，但不如汝釉柔和，该器无款。根据出土资料和相关文献推断，该器约烧造于宣德后期。721993年，为配合基建,景德镇陶瓷考古所在明清御厂东院进行抢救性发掘，在宣德地层发现一批仿汝天青釉瓷残片，经整理复原有：1、天青釉青花四字篆款靶盏，（图033）高11.5，口径16.7厘米。通体施淡青釉，内壁隐约可见印莲托八宝纹，盏心青花书四字“宣德年制”篆书双圈款，款圈外亦印有莲瓣纹。此器款式为宣德官窑中罕见，不见有传世品。2、天青釉靶盏，高10.4，口径15厘米，器型相同，但口径略小。该器无款，釉面有细裂纹。3、天青釉侈口碗，高8.4，口径19厘米，该器釉面有细小纹片，口沿及足底涂有一层紫金釉，深圈足，底书青花“大明宣德年制”双圈六字款。4、天青釉斗笠碗，高7.4，口径17.8厘米，该器仿自宋影青斗笠碗，底书青花“大明宣德年制” 双圈六字款。5、天青釉标本有：天青釉蟋蟀罐盖残片，残长9厘米。天青釉过笼残片，残长3.8厘米。天青釉折腰盘残片，残长3.2厘米。该类残片，釉面均有开片。7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二件宣德仿汝天青釉器：1、天青釉斗笠碗，高7，口径17.5厘米，侈口，斜直壁，通体天青釉，釉面布满细碎纹片，釉里气泡细小乳浊，釉色天蓝偏灰，底足露胎，胎釉间呈橘黄色，底书青花“大明宣德年制” 双圈六字款。器型仿宋斗笠碗，为宣德刻意仿宋汝官之作，该器与上述明御厂出土天青釉斗笠碗相似。2、天青釉撇口碗，高9，口径20.7厘米，撇口，深孤壁，无款，但隐约可见青花双圈，该器胎、釉与前件天青釉碗相似。74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宣德仿汝天青釉盘，高4.2，口径17.6厘米，侈口，弧壁内外施天青釉，釉面布满细碎纹片，底书青花“大明宣德年制” 双圈六字款。75以上天青釉是以钴为著色剂的高温色釉，而汝窑天青釉以铁为着色剂，因宣德天青釉着色剂为钴，故色调较深蓝，不及汝窑柔和含蓄，且宣德仿汝器多数书写年款。过去一直以为天青釉创烧于清初官窑，如清·唐英《陶成纪事碑记》载，“仿铜骨鱼子纹汝釉，仿内发宋器色泽”，76而该器则证实早在宣德时天青釉已经发明。从以上宣德仿汝窑器来看，其釉色有二种：一种淡蓝，如仿汝青釉敛口小底水盂，该器是以铁为着色剂的高温色釉；一种深蓝，如1993年明御厂出土的一批天青釉器，该类天青釉器是以钴为著色剂的高温色釉。宣德仿汝窑天青釉，采用的是钴料（青花料）着色，这是宣德官窑的一大发明，它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无形中为后世创烧了一个新品种。清·佚名《南窑笔记》记谓：“北宋出汝州……今景德仿做，用里乐釉入青料（青花料）少许，以不（音dūn）泥为骨，多鱼子纹者，略得遗意矣。”77可见，清初仿汝窑器亦采用宣窑仿汝法。正如乾隆帝在一件汝窑圆洗题诗谓：“赵宋青窑见汝洲，传闻玛脑末为釉，而今景德无斯法，亦自出蓝宝色浮。”78因此可知，以钴为作色剂烧成的天青釉器，当是明、清人眼中的仿汝窑产品。

仿哥釉：上世纪80年代初明御窑厂遗址出土一件仿哥釉三足炉。1993年又出土一批仿哥釉瓷片，计有：仿哥釉梨形壶、圆形花钵、折角花钵、蟋蟀罐和过笼等。79出2002年又出土有瓜棱、四方形小罐、（图034）六方形小罐，方形菱口盆，大盘、卧足碗和靶盏等。80以上出土遗物，胎为灰色，釉呈淡灰色，釉面有细小纹片，明显具有哥窑器特征。传世景德镇官窑仿哥釉瓷，以明宣德、成化和清雍正朝有名。宣德始仿哥窑釉器，这时的釉面光洁度不高，有桔皮纹和油腻感，色淡青或灰白，开片纹路微闪黑红。成化仿哥釉器物以小件居多，如碗、盘、洗之类，釉面平整光亮，釉质肥润，开片比较规整。清代雍正朝仿哥釉胜过明代，唐英《陶成纪事碑》有“仿铁骨哥釉”条，《景德镇陶录》也有：“哥窑，镇无专仿者，惟碎器户兼造，遂充称哥窑户”的记载。雍正仿哥釉，釉色、纹片皆佳，釉面平整，与传世哥窑比，色泽尚欠温润肥厚，器形显拘谨。

仿紫定、黑定：宋代北方著名的定窑以烧白瓷闻名，同时也生产少量高质量的紫色、黑色釉瓷，定窑生产的黑瓷即称黑定。明《格古要论》说定窑“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具白，其价高于白定。”81从传世的黑定瓷器看，特征与文献记载相符，釉色漆黑而胎骨细腻白净。黑定也被称“兔毛花”，黑釉与青釉一样，以氧化铁为主要色剂，当釉中含铁量高达8-10%时，烧成的釉色即呈纯黑了，黑釉瓷一般可分为黑釉与花色釉两大类，前者光素漆黑。景德镇明御厂宣德地层出土黑釉瓷碗，其器釉色呈半木光，光素漆黑，胎体也较薄，有定窑的风格，这类制品属宣德仿宋代名窑的一种产品之一。

1994年在明御厂遗址东侧宣德地层出土有一件紫定釉瓷碗、黑定釉碗，（图035）在同一地层还出土有仿龙泉釉制品。宋代北方著名的定窑以烧白瓷闻名，同时也生产少量高质量的紫色、黑色釉瓷，定窑生产的紫釉瓷即称紫定。从出土的紫定、黑瓷器看，特征与文献记载相符。仿紫定，系指宋代定窑烧制的酱色釉瓷，而非纯紫色，仍以铁为发色剂，上述宣德地层出土紫定釉碗，其釉色光亮均匀，恰似紫定。

仿龙泉窑：目前考古资料有：1、明御厂遗址出土一批仿龙泉釉器。上世纪80年代初至2003年，考古人员对明御厂进行过十余次发掘，经整理发现，最早仿龙泉釉瓷始于永乐官窑，产品有仿龙泉釉净瓶。宣德出土较多，有带座梅瓶、（图036）碗、碟、洗、花钵、花盆托、六发花盆等。822、明初民窑也发现仿龙泉釉器。2005年景德镇丽阳明代窑址的发掘，在明早期地层（约正统时期）出土有大量仿龙泉青釉靶盏、碗、碟等器物，其仿制的釉色与龙泉窑较相近，只是瓷胎与龙泉窑产品差别较大，景德镇胎较白细，而龙泉胎则为黑褐色，但釉色与龙泉窑极为接近。宣德时代景德镇大量烧造仿龙泉窑瓷器，似乎标志着龙泉窑开始衰落。

十、明宣德铁绘花瓷

景德镇明代宣德官窑开始烧造铁绣花制品，明御窑厂遗址宣德地层出土有铁绘三鱼、三果靶盏，折枝牡丹、（图037）石榴纹盘等。83铁绣花，是铁元素结晶釉色的一种，它的特色是在黑釉层里呈现紫红色的褐色花纹，宋代磁州窑黑釉有此装饰。宣德官窑汲取了宋代此类装饰技术，但有创新。如宣德铁红釉三鱼纹装饰，若仔细观察，在铁红釉下可见刻划的鱼鳍细部，故知此器是先在坯体上刻划纹饰，再绘以铁红鱼纹，其装饰技艺为宣德首创。铁绣花作为一种单独的装饰品种，流行几个世纪。清代雍正，乾隆也有铁锈花瓷烧造，其色调呈褐色。

十一、关于元代、明初制瓷原料与彩绘原料

一、关于制瓷原料

景德镇制瓷原料的使用经历了两个阶段，元代以前仅用一种原料制胎，所以早期瓷胎中铝氧低。从元代开始使用了瓷土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制胎，故元代和元代以后瓷器瓷胎中的铝氧有显著提高。元代时期官府垄断了优质瓷土，所谓“御土”、“官土”，就是高岭土，是一种氧化铝含量很高的瓷土，该土色白或浅灰，无光泽，硬度1比2.6，有滑腻感，易手捏成粉末。干燥时有吸水性，潮湿时可塑性良好，是长石和各种结晶经过完全风化后，生成高岭土。高岭土出自景德镇高岭山，已成为国际通用的矿物学高岭（KaoLin）名称。，高岭土引进瓷胎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扩大了瓷石使用面。高岭土引进瓷胎之后，提高了瓷胎的耐火度，使过去无法利用的中下层瓷石得以使用。2、减少了制品的变形。高岭土含氧化铝约35﹪,掺进瓷石制胎,能提高瓷胎中的氧铝,使制品的烧成范围增宽,减少变形,从而提高了成品率.3、降低了瓷器的成本。4、改善了瓷器的物理性能，掺以高岭土制胎，使瓷器的热稳定性提高，景德镇瓷器从此开始由底火度的软质瓷逐渐变成高火度的硬质瓷。84明清时期的御窑厂控制了这类最好的制瓷原料，从文献记载来看，景德镇瓷用原料被朝廷独占并宣布为“御土”始于元，明清以来把这类瓷土作为官业---“官土”来对待，是从元代继承而来。

景德镇元、明以来的白瓷釉均属石灰碱釉。以氧化钙（CaO）为主要助熔剂的石灰釉，增加碱金属氧化物的氧化钾（K2O）和氧化纳（Na2O）含量，降低氧化钙含量，使其成为氧化钙和氧化钾、氧化纳为助熔剂的釉料，这就成了石灰碱釉。景德镇制瓷工匠又称其为釉灰，是将煅烧后的石灰石溶水干燥后，与凤尾草相间堆叠，经陈腐后即成釉灰，其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一些石英、钾、钠等化合物。釉灰主要在釉中起助熔作用。凡经粉碎、过筛、淘洗的称头灰；陈腐一至二个月再研磨淘漂的称二灰，二者用途相同。石灰釉是以氧化钙为主的一种釉料，氧化钙含量在16-20%之间，在1250℃左右的窑温下烧成。釉的特点是高温粘度小，易于釉的流动，玻璃质感强，硬度高。它是我国瓷器的传统釉之一，早在商代就已出现，六朝以来越窑及南北各地的青瓷，北宋龙泉窑、耀州窑青瓷等都由石灰釉制成。

二、关于青花料

1、学术界普遍认为元代青花料使用的是进口青料，即所谓“苏麻离青”、“苏泥勃青”，相传由波斯一带传入。这种钴与中国产钴料相比，含铁量高，含锰量低。明初洪武时期使用似使用了国产料，明永乐、宣德的官窑青花主要用进口青料，也曾用国产料。851993年明御窑厂东院宣德地层出土一块白釉盘，盘子上绘有呈色不同的小花朵，花旁用青料书写“乐一、乐二”等汉字，（图038）这显然是工匠们用于验证青料情况的试料盘。 根据这一线索，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将御窑厂历年出土的元青花和永乐、宣德、成化青花瓷片，提供给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进行物理和化学测试，测试结果“元官窑及明洪武、永乐窑的青花包括篮釉所用色料都含有较高的Fe2O3和较低的MnO，应是进口波斯料；宣德青花（包括篮釉）所用色料含有较低的Fe2O3和较高的MnO，应是国产钴土矿”。86 这一测试结果表明宣德时期青花已开始使用国产钴土矿的所谓“乐平陂塘青”，使青花瓷的生产不再依赖进口青料。87

三、关于釉上彩料

红绿彩料。最早记载釉上彩颜料情况的文献为明嘉靖·王宗沐《江西大志·陶书》，88以后清·佚名《南窑笔记》，89唐英《陶冶图说》，90朱琰《陶说》，91蓝浦《景德镇陶录》等陶瓷专著亦有相关记载，92但内容多辗转抄袭《陶书》。清康熙间有一来华的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莱（Lepère d’Entrecolles，汉名殷宏绪），在写给法国教会的两封有关景德镇陶瓷生产情况的信中，有釉上彩颜料情况的详细记录。93近年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张福康在《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一书第十六章《中国传统低温釉和釉上彩》中介绍了几种传统釉上彩颜料的化学组成和测试结果。94李国祯等著《中国名瓷工艺基础》亦对釉上彩几种颜料作了研究介绍，95根据以上文献和资料显示。我国传统釉上彩颜料化学组分、配制工艺，在清康熙以前——外国材料未引进中国之前，几乎一直未变，所以可采用以上资料来认识早期红绿彩料情况。1、红彩：又称矾红彩，矾红一词最早见于《大明会典》：“嘉靖二年，令江西烧造瓷器，内鲜红改为深矾红”。96矾红着色元素为氧化铁，主要由青矾（FeSo4、7H2O）配制而成，据明嘉靖·王宗沐《陶书》载：“用青矾炼红，每一两用铅粉五两，用广缪合成”。（明·王宗沐《江西大志·陶书》颜色条，嘉靖三十五年刻本，北京图馆藏。）据清康熙间法国来华的传教士殷宏绪信中说：“往一两铅料中添加二钱红料，二者过筛后，以干爆状态进行混合，然后掺以带少量牛胶的水”，97二文关于红料与铅的配制比率均为1:5。 据研究，铅粉在800℃左右温度下会溶化，铅粉的作用是把作色元素颗粒粘结在釉面上。在体视显微镜下观察，矾红对底釉的润湿性很差，有凝集倾向。在岩相显微镜下看到，氧化铁超细颗粒并没有熔于铅玻璃基体中，而是悬浮于基体之上，所以矾红外观上显不透明状。98笔者曾作过实践，将其它颜料涂于矾红之上，经烧烤之后矾红便被“吃”掉——即被涂于它之上的颜料所替代。由于矾红不透明（盖遮力强，色彩鲜明）和易被其它颜料“吃掉”的特性，所以我们就能明白古代工匠在绘红绿彩时为什么大都采用红料来勾描纹样了。2、 绿彩：着色元素主要是铜（Cu），殷宏绪信中说，配制绿料“一两铅料中添加三线二分卵石粉和大约八分至一钱铜花片研磨而成”。99卵石粉是一种硅类物质，低温焙烧后呈玻璃质状。绿彩加入卵石粉，烧成后颜色中有一层透明状玻璃质物质罩在釉面上，这样绿彩大块地填绘或摺抹，在白釉的衬托下不会显得沉暗吊滞，而会有一种清澈明亮之感。故元及明初红绿彩中多以此色作地色或填绘花叶之类。3、黄彩：康熙以前我国釉上黄彩为以氧化铁作着色剂的铁黄，殷宏绪信中说：“制备黄料，就往一两铅料中调入三钱三分卵石粉末和一分八厘不含铅粉的纯质红料”。（100）据同时代的著作《南窑笔记》记载得知，其“纯质红料”即为“矾红”。 （101）可见黄料是在矾红基础上产生的，由于该料中渗入了卵石末，颜料也是透明的，特性与绿彩相似，因此红绿彩多以此色填绘花瓣和花叶，或作地色。 以上三种颜料早期彩绘时是如何调料（稀释颜料）的呢？据唐英《陶冶图说》谓：“（颜料）调色之法有三：一用芸香油；一用胶水；一用清水。盖油色便于渲染，胶水所调便于拓抹，而清水之色便于堆填也”。 （102）由于元及明初红绿彩不见渲染，根据以上记载，可推知宋、金时彩料使用胶水或清水调料（景德镇艺人谓之“水颜色”）。 

釉上紫色料。紫色为宣德工匠的发明。据《陶书》记载：“紫色，用黑铅末一斤，石子青一两，石末六两合成。”（103）石子青即青料，可见，紫是随青花之后出现的。比较宣德紫与成化紫便能看出：（104）宣德紫不透明，（宣德紫可能未渗入石末粉，故不透明）成化紫透明（可能渗入石末粉）；（105）宣德紫仅一种色调，而成化紫有两种色阶——即茄花紫和丁香紫。因此宣德紫看起来就比成化紫色调显得沉暗凝重，难怪明人有“宣窑五彩，堆填深厚，而成窑用色浅淡”之评语。（106）

十二、关于元代至明初装烧工艺

一、元至明初装烧法

装烧是使用某种窑具，把坯体间隔堆叠起来，然后放进窑炉以待焙烧，这一工序称装烧。元至明时期仰烧法基本采用宋代一器一匣装烧，但仰烧时器物采用垫饼减少，逐渐以垫砂代替垫饼，而琢器类也少见有支钉装烧，采用垫砂装烧，这与节约烧造成本有关。其仰烧（一器一匣）法：在烧碗时将垫饼放入已经烧过的匣钵内，然后再将碗坯放入匣钵内，把碗的圈足置于垫饼上，将匣钵堆迭起来，进行焙烧，这种方法称之为“仰烧”。明初采用涩圈迭烧法，但正统之后民窑多采用单件一器一匣仰烧，其内部装烧瓷件与宋元不同：明中期采用垫砂装烧或匣钵质的垫饼装烧，这种垫饼质地为匣钵土，但掺入一定量的高铝质土，以提高垫饼的耐火度，有的采用在匣钵土垫饼刷上一层高岭土，以减少瓷器与垫饼发生粘连。明初以后开始采用瓷质垫饼，即在匣钵内先放一层垫砂，尔后在垫砂上放置瓷质饼，瓷坯则置于垫饼上，此类垫饼涩胎一般大于圈足。琢器类基本采用垫砂装烧，这类垫砂主要由糠灰和部分高岭土组成，烧成后瓷器底部一般较为光洁。

二、官窑独特装烧法（套钵法）（图039）

明初官窑最早约在永乐朝开始使用匣钵内套装瓷质钵装烧瓷器。此方法是在普通匣钵内再装一瓷质钵，瓷钵内装烧瓷胚，瓷钵内装烧方法是将一瓷质垫饼放置一垫砂层上，再在瓷垫饼上放置瓷坯，尔后用盖钵盖合置于匣钵内烧造。（107）

采用该法减少的瓷器焙烧时的落渣现象，在保证重功彩饰的青花瓷成功率起了一定作用，但同时提高了瓷器的烧造成本，据研究该类套钵只能使用一次。此方法明正德官窑仍在使用，嘉靖以后则少见有套钵装烧瓷器。这种瓷套钵装烧法在中国窑业史上也是罕见的。

三、元明时期窑炉

窑炉是焙烧陶瓷制品的一种设施，一般建筑于山坡或平地。窑炉主要是由窑门、火膛、炉床、烟囟（烟道）四大部分组成。景德镇晚唐—元代均采用龙窑。龙窑呈长方形倾斜砌筑，由于龙窑需要一定的倾斜度，所以一般多依山坡或土堆倾斜建造成一长隧道形窑炉，约与地平线构成10-20°角，窑头有的坡度较大，约20°，中部约15°，后部约11°，窑头有预热室，窑尾一般不设烟囱，因龙窑本身就起着烟囱的作用。窑长约20-80米，宽约1.5—2.5米，高约1.6-2米，横断面以窑头最小，中部最大，窑尾大于窑头而小于中部。顶部有投燃料的孔。龙窑的最大优点是升温快，降温也快；可以快烧，也可以维持烧造青瓷的还原焰，故有龙窑是青瓷的摇蓝，影青、黑釉瓷等也大都是在龙窑烧成的。这种窑炉景德镇元代非常流行，明初也在使用。

明代初期开始使用葫芦窑，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图像记载，其状似卧地葫芦。景德镇珠山明御窑厂遗址北麓出土一明初葫芦窑，该窑由窑前工作面、窑门、火膛、前室、后室、护窑墙等组成，用楔形砖砌成。（图040）窑床前低向后渐高，倾斜度8-10度，整体斜长10余米，前室宽3.2-3.78，后室宽1.8-2.5米。窑门呈八字，火膛平面呈半园形。（108）这种窑炉明代早期官民两窑都在使用，明中后期官窑不再使用，民窑则一直使用到明晚期。明初同时使用马蹄窑，马蹄窑（半倒焰式）：窑膛形似马蹄故称，是景德镇汲取北方技术的一种窑炉，该窑为倒焰式窑，其排烟孔虽然仍在靠近窑的侧墙上，但在窑底用垫柱和砖砌了吸火孔和支烟道，火焰自窑顶全部倾向窑底，这就是为什么叫倒焰窑的原因。湖田窑有此类窑炉出土，是景德镇明代民窑常用的一种窑炉。

关于明初官窑使用的窑炉，根据考古资料和有关文献记载，可知有以下几种：葫芦窑：已如前述。缸窑：又称龙缸窑，因烧造大缸，缸上又多绘龙，故又称龙缸窑或大龙缸窑，缸窑为明代官窑使用的窑炉之一。该窑炉原形为北方馒头窑形制，半倒焰式，窑底有六孔烟道，明御厂遗址发掘出土这类窑炉，窑炉由窑前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室、烟道、排烟孔、烟囱、护窑墙等组成，全长4米，窑室宽2-2.2米。 据文献记载，明初御窑厂共有龙缸窑三十二座，后因青窑数量少，龙缸窑空闲，就将其中十六座改为青窑。龙缸窑以烧青花双云龙宝相花缸、青花双云龙缸、青花双云龙莲瓣大缸、青花白瓷缸、青龙四龙戏潮水大缸、青花鱼缸品类出名。龙缸的烧制工艺比较特殊，烧时先要溜火七昼夜，溜火时火力缓小，起初缓缓起火，随着水气的渐干渐热，再以紧火烧二昼夜，待缸匣红而复白，前后明亮时，方可止火，封门冷却后开窑。1988年珠山明御厂故址西墙正统地层出土一批青花云龙纹大缸，其型体巨大，最大腹径达88厘米，缸体厚重，该缸为这种缸窑烧造。缸窑一次只烧一件或二件大缸。青窑：以瓷器成色“上品为青”而名，为明代景德镇官窑窑炉之一。据载它比缸窑略小，前宽五尺，后五尺五寸，人身四尺五寸，御窑厂每窑烧三百件，直入窑起火至火止封门前后须五天。明代御器厂官窑分六种，即风火窑、色窑、大小爁黄窑、大龙缸窑、匣窑、青窑。匣窑是烧匣钵的。真正烧瓷器的只有龙缸窑和青窑。而龙缸窑又只限烧造龙缸。青窑就是官窑中烧造除龙缸以外的各种瓷器的瓷窑。爁黄窑：为明代景德镇烘烤釉上彩的低温炉。

红炉：又称明炉或暗炉。这种炉主要是烘烧彩绘瓷用的炉，一般称“红炉”。炉膛径、高各一米左右，有底，圆筒，四周砌砖，筒和砖之间留有一圈空隙，为木炭燃烧的地方。烘烧时，将彩绘的瓷件装入炉膛内，点着炉子四周的木炭由缓而急，至温度达到700-900度时停火。待炉子冷却后，取出瓷器，便完成了彩瓷烧制的最后一道工序。这类炉明代时期开始流行，一直到清代和近现代都在使用。

四、窑  具

1、匣钵：置放坯体的窑具。可使瓷器在焙烧时减少窑火对它的直接影响，减少落渣现象。单件匣钵只放一件碗，因碗坯不承受任何重量，因此碗底、碗身在修坯时可尽量修薄，这是采用匣钵装烧使瓷器造型产生的一些影响。直捅式匣钵，直桶形较深，平底，一般装烧瓶罐之类小件瓷，一匣可装3-5件。漏斗式匣钵，又称大器匣钵，上半部为直壁，下半部为漏斗形，一般一匣装烧一件。平底式匣钵,又称小器匣钵，直桶壁较矮，平底，一般装烧小件瓷，一匣可装3-5件。

窑官瓷质套钵，瓷质，作用如前述。

2、垫具：支钉：景德镇晚唐开始流行，明代时期支钉采用高岭土作成细条，一般支烧汤匙或仿宋官色釉器。垫饼：用瓷坯制成，形状各异，如浅盘形、盏形、碗形、臼形和环形，使用时，只要将垫饼的托面托住器物的圈足，这样，器物可以满釉。垫环：是在采用覆烧法时，支垫在器物口边的用具。环为正圆形，断面为磬折形。烧成的瓷器，口边无釉。垫托：放在器底和匣钵之间垫烧的窑具称垫托，其形有灯状、环状、圈饼式、浅碟式等。垫沙：用糠灰作为垫烧物，垫于瓷器的底部使之不与装烧的匣钵底部粘连。上述垫具，明代以后均有采用。

五、照 子

1、火照：又称“试片”，是用来测量窑内温度的。火照是利用碗坯改做的，上平下尖，尖端插入盛满砂粒的匣钵内，匣置于火膛正中，在观火也内可以看到。当窑工需要测定窑内温度时，只要将铁钩伸入观火孔，将火照从匣钵内钩出。每烧一窑要验火照数次，每次钩出一个火照，火照只能使用一次。

2、釉照：在瓷器制作时，先将釉料作一试验，以了解釉料的性质，方法是将釉浆施在一坯胎上，尔后与瓷器一道焙造，烧成后取出，以验釉色情况。宋代青白瓷有此类釉照，元代作成一块釉料在窑中焙烧，珠山、湖田有此类釉照出土。这种釉照明清以来一直沿用，直至近代。

3、胎照：又称泥照，宋代有刻“邱小六泥”铭照子出土，（109）以此瓷片检验瓷坯性质，（图041）泥照历代均使用。宋元以后景德镇已有专门从事制瓷土的作坊。

4、青花料照：最早出现于元代，落马桥窑址曾出土有书写“头青”、“二青”（图042）青花料靶盏足。（110）珠山也见有明初层出土书写青花“李”字的青花料照子。落马桥窑址出土标本说明元代已有专门从事青花料的制作坊和分色标准，而“李”姓照子，则说明明初也有专业的青花料作坊。明、清以来窑址出土测验青花料照子常见，这是景德镇陶瓷业分工极细的标志。

六、制匣工艺

1、原料。匣钵和窑具是瓷器在烧造时作为承烧物的耐火材料制品，一般比瓷器的耐火度高。匣钵与窑具制造工艺从原料方面来说有许多共同处。其原料包括有耐火度较高的粘土、结合性能好的粘土、碳化硅、滑石、高铝耐火原料，还有制成的粘土熟料和废旧匣钵等。粘土，熟料质匣钵所使用的主要原料为耐火土，这种粘土一般要求其中Al2O3含量在锻烧以后不得小于30%，耐火度不得低于1580℃，Fe2O3的含量应小于1-3%，起熔剂作用的杂质氧化物，如CaO、MgO、K2O等，必须控制在5-7%以下，作为结合用的粘土，首先要求在可塑状态下具有结合瘠性原料的能力，其次是烧结性，即在匣钵等制品的烧成温度下，能获得气孔率低而强度高的制品。据南宋蒋祈《陶记》载，景德镇制匣粘土在南宋时已采用近郊马鞍山的“老土”，这种粘土一致沿用到近代。滑石，只是作为一种制匣原料中的添加剂，作用是促进堇青石的合成，以改进制匣原料中的热臌胀性质，以提高热稳定性能的目的。熟料，是匣钵原料中的一种熟化原料，也就是指块状粘土经高温煅烧使其烧结，成为致密而不再收缩的一种熟化原料，在制匣原料中，熟料必不可少，一般要求熟料应充分烧结，物理化学性质稳定，气孔率低，吸水率在5%以下，煅烧温度要高于制品的烧成温度。用粘土砖或废匣钵作熟料，在清代制匣中有采用这类熟料成本较低，气孔率大，不宜烧制优质瓷器，因而，一般民窑多使用此类匣钵。

2、匣坯料配制。匣钵坯料的制配是采用生料与熟料两部分组成，其中生料约40-55%，熟料约占45-60%。应用熟料的目的，是减少制品的干燥与烧成收缩，保证尺寸与外型的正确性。生料中有耐火粘土和为满足成型高塑性粘土，添加料，如滑石等。生料起到结合剂作用，熟料在坯料制配中要粉碎，粉碎后的颗粒一般分为大颗料、中、小颗料，各种颗料的配置有一定的颗粒配比，颗粒的大小决定制品器壁的厚薄，一般经验取最大颗料为器壁厚度的七分之一。坯料制配工艺对匣钵质量有决定性影响，专门的匣料制造工匠十分重视原料配制工艺。

3、制匣过程。景德镇烧瓷匣钵形制大小有多种：按形状可分为圆桶式、漏斗式；按用途分有：大器、小器匣钵。（图043）大器匣是烧造单件用的匣钵，其形制有大小之分，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半部作为圈直壁的桶状，下半部作成斜壁窝状，上、下部交接部位有肩挟（斜壁与直壁交接处有一微凹起的沿）。清·唐英《陶治图说》谓：“造法用轮车，与拉坯（瓷坯成形）之车相似，泥不用过细，俟匣坯微平略旋，和窑空烧一次方堪应用，名曰镀匣”，小器匣是装烧多件瓷器的匣钵，由匣底和匣壁两部分组成，其制作方法如下：1、大器匣：是装单件瓷器的匣钵，为漏斗式，小器匣钵为直壁平底式匣钵，装烧多件小件瓷器的匣钵。2、泥塘：是调拌匣钵土的场地，先将生料、熟料调匀。3、装匣工在调好的匣钵泥塘中用多脚踩泥，匣匠沿周踩踏，使匣泥踩成“莲花瓣，菊花心”。目的是使匣土充分调合。4、将匣土作成长方形体的泥坨。5、码坨，对泥坨作进一步修整，使之符合作匣壁的要求。6、用铁铲修坨。7、用比子将泥坨按一定规格切线，切割成长方形状。8、制匣匠用桐油浸的布鞋底，按圆箍踩成圆匣饼，作匣底用。9、匣匠用比子切割的方条匣泥，沿着木制匣圆盘筑匣壁，作成匣钵圈子。10、匣匠用一木制板拍，内托一凹起木板，拍打整匣壁，使之成圆形圈。11、将匣壁和匣底用泥粘连，小器匣钵便作成了。12、将作好的匣钵重匣，重一手（拾只）整好，作好记录。景德镇传统手工制匣全过程就此完成，这种方法在晚清民国时期一直使用，在此以前其制匣工艺亦大体如此。我们近期曾采访老匣工，其制匣工艺亦大体如此。

十三、小结

以上从十二个方面考察了景德镇元至明初的制瓷技术及源流：1、元代中后期出现的青花瓷，笔者以为元青花出现于元代至治三年（1323年）以后，1336年以前，其产品深受伊斯兰制瓷技术影响，其绘青花的钴料便来源于伊斯兰地区。元青花是伊斯兰文化、蒙元文化、汉民族文化交相熔融的产物。2、元代烧造的釉里红瓷器，其技术当来源长沙窑、钧窑，更多是受钧窑影响，元明以后成为与青花齐名的一个品种。从明御窑厂遗址出土永乐青花釉里红海水龙纹梅瓶看，其采用青花与釉里红彩绘的制品较精，宣德以后开始大量采用青花釉里红装饰瓷器，其工艺已较为成熟。3、元代蓝釉，以及蓝地白花瓷，具有独特的装饰效果，这类产品的篮釉是在青花钴料基础上配制的，属景德镇元代工匠吸收外来技术而创新的产品。而元代青白釉下白花和兰釉地白花装饰与高丽“镶嵌青瓷”在工艺上有密切关系，似受高丽“镶嵌青瓷”影响。4、孔雀绿青花器和孔雀绿釉金彩瓷，均为元代景德镇工匠在汲取伊斯兰陶瓷技艺基础上创新产品。5、卵白釉瓷出现在元代早期，该产品釉色的气泡和折光率与同时期的青白瓷差异较大，而与定窑白釉相似，似受定窑白瓷影响。元代开始大量烧造卵白瓷当与浮梁磁局有关。

6、元代景德镇烧造的黑釉瓷量多且器类丰富，产品有仿宋建窑黑釉、仿吉州窑黑釉以及有景德镇窑独自风格的黑釉器，明永乐、宣德官窑黑釉瓷产品有独特风格。7、元代红绿彩瓷是在已烧成的瓷器釉面上用红、黄、绿色料彩饰纹样的品种，当受金代磁州窑红绿彩技术的影响,明代洪武继承元代釉上彩技术，并首先将釉上红彩引人官窑，永乐官窑对此工艺有诸多革新，宣德官窑在此基本上创烧了斗彩瓷，这标志了中国釉上彩技术的成熟。元至明初烧造的贴金彩瓷器当是继承了宋金定窑技术。8、明初的高温色釉瓷有永宣鲜红釉、永乐甜白、酱釉器，纯正的铜红釉烧制成功这是永宣官窑一大工艺成就。永乐甜白是在元代卵白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釉的组成结构和外观既不同于元代，又不同于明代其他时期的白瓷，从而形成真正的“一代绝品”。 低温色釉瓷有洒蓝、黄釉瓷，洒蓝釉是一种以钴着色的低温铅釉，创烧于明宣德官窑。黄釉是以铁为着色元素，创烧于宣德官窑，宣德青花以黄釉作地色，这种装饰工艺为宣德首创。9、 宣德官窑继承宋代名窑技术，烧造了大量仿汝、哥、定、龙泉窑产品。宣德仿汝瓷，是在釉中加适量钴料配制而成，其配料工艺与宋代汝器不同，宋汝釉着色元素是铁，宣德仿汝釉色滋润幽雅，毫不逊色宋汝窑器。仿龙泉、哥窑、仿紫定、黑定瓷器，其品质优良。宣德时代仿龙泉窑产品的成功，标志着龙泉窑开始衰落。10景德镇明代宣德官窑开始烧造铁绣花制品、是在汲取了宋代北方窑磁州窑装饰技术基本上发展的产品。11、元代开始使用了瓷土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制胎，故元代和元代以后瓷器瓷胎中的铝氧有显著提高，在我国制瓷工艺史上有划时代意义。元代青花料使用的是进口青料，即所谓“苏麻离青”、“苏泥勃青”，相传由波斯一带传入。这种钴与中国产钴料相比，含铁量高，含锰量低。根据出土资料证实明初洪武、永乐主要用进口青料，宣德时期青花已开始使用国产钴土矿的所谓“乐平陂塘青”。元至明代红绿黄彩料，是继承磁州窑技术，釉上紫色料是宣德官窑的发明。12、元末明初景德镇窑装烧技术有很大改进与变化，当时流行一种涩圈叠烧装烧方法。元后期逐渐以垫砂代替垫饼，而琢器类也少见有支钉装烧，采用垫砂装烧，这与元代器型变得硕大有关。明初官窑，约在永乐朝开始使用匣钵内套装瓷质钵装烧瓷器,此方法是在普通匣钵内再装一瓷质钵，采用该法减少瓷器焙烧时的落渣现象，在保证重工彩饰的青花瓷成功率起了一定作用，这种瓷套钵装烧法在中国窑业史上是罕见的。元代至明初窑炉经历了几次较大变化，元代早中期采用龙窑，与南方越窑的龙窑相似。元代中后期采用馒头窑（马蹄窑炉），当是吸收了北方窑炉技术。明初开始采用葫芦窑，这是在南、北窑炉技术结合基础上创造的一种新窑炉，这对明以后烧造技术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元明以来的制匣工艺也是非常独特的。

总的来看,元代至明初景德镇制瓷技术有了空前进步，当时不仅吸收了国内许多著名窑场的烧制技术，而且也汲取中东地区、韩国等地区的优秀制瓷技艺，同时又将这些产品与技术扩散到这些地区，特别是元至明初时期大量陶瓷销往欧亚大陆，标志着景德镇早期全球化的开始。毫无疑问，当时景德镇制瓷业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制瓷中心。

注释

1《元史·百官四》卷八十八，中华书局排印本，页2227。

2肖梦龙《江苏金坛元代青花云龙纹罐窖藏》，《文物》1980年1期。

3杨后礼等《江西丰城县发现元代纪年青花釉里红》，《文物》1981年11期。

4《陕西西安曲江元代张达夫及其夫人墓》，《中国文物报》2012年2月28日。

5韩国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新安船陶瓷交易》，2006年。

6南京博物院：《杨州唐城遗址1995年考古工作简报》，《文物》1977年9期，页16。

7文化部文物局杨州培训中心：《杨州新发现的唐代青花瓷片概述》、《文物》1985年第10期，页67-71。

8薛炳宽：《杨州又出土一件唐代青花瓷器》；《中国文物报》1988年7月8日第二版。

9陈尧成等：《唐代青花瓷器及其色料来源研究》、《考古》1996年第9期，页81-87转92。

10秦大树、马忠理《论红绿彩瓷器》，《文物》1997年第10期，页55。

11(浙江省博物馆《浙江两个塔基出土宋青花瓷》，《文物》（1980年第七期），

12陈尧成等《历代青花瓷和着色青料》、《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成就》。上海科技出版社，1985年版，李国桢，郭演仪《中国名瓷

工艺基础》，上海科技出版社，1988年版。

13浙江博物馆《浙江两处塔基出土宋青花瓷》。

14刘新园《元文宗—图贴睦尔时代之官窑瓷器考》，《文物》2001年11期。

15陈尧成《历代青花瓷器和青花色料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78年6月号；承焕生等《景德镇元青花的PIXE研究》，《元青花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

16刘新园《元代窑事小考（一）》，《景德镇陶瓷学院》1981年第2卷第1期。

17《中国历代景德镇瓷器。五代宋元卷》1998年，中国摄影出版社，页233。

18刘裕黑、熊琳《江西高安市发现元青花、釉里红等瓷器》，《文物》1982年第4期。

19《光明日报》、《景德镇发现一批元代官窑瓷器》1990年9月14日

第一版。

20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景德镇出土陶瓷》1992年版，版图171。

21明·曹昭《格古要论》卷之七，高丽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学部一七七杂家类，总第八十一册，页200。

22江建新《景德镇宋元时期瓷器外销与新安沉船中的瓷器—兼论高丽青瓷和朝鲜白瓷青花与景德镇窑之关系》，刊韩国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纪念新安沉船发掘30周年及14世纪亚洲贸易瓷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2006年。

23详14.

24清·佚名《南窑笔记》，《美术丛书》第三册，二0五八页。

25同19.

26孙瀛洲《元卵白釉印花云龙八宝盘》，《文物》1963年第1期，页25-26。

27《元史·祭祀一》卷七十二，页1781。

28江建新《略谈景德镇出土的黑釉瓷》，《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页277-288。

29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景德镇出土陶瓷》，1992年版，图190。

30《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台湾鸿禧美术馆，1996年版，图143。

31同30图119.

32赵月汀主编《皇帝的瓷器》永乐卷，中国出版集团，2010年版，图24。

33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出土明代御窑瓷器》，图31、32、33。

34《景德镇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台湾鸿禧美术馆，1998年版，图112-2。

35清·篮浦《景德镇陶录》卷五·景德镇历代窑考，《中国陶瓷名著汇编》中国书店，1991年版，页四二。

36香港艺术馆《东南亚瓷与中国出口瓷》，1979年版，图版138。

37)李铧《也谈岱吉屯墓出土“至正年制”碗的年代》，《文物》1995年4期，页475，图版2。

38昌耿宝《明清瓷器鉴定》紫禁城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93年版，页475，图版2。

39江建新《宋、元、明初釉上瓷考略》，《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1期。

40详《景德镇发现一批元官窑瓷器》，1996年9月14日《光明日报》第一版。

41同14。

42刘裕黑、熊琳《江西高安县发现元青花釉里红瓷器窖藏》，《文物》1982年第4期，页58-69。

43河北省博物馆《保定市发现一批元代瓷器》、《文物》1965年第2期，页17-22。

44沈刻《元典章》“工部一，造作一，杂造”记至元二十三年三月诏第二条谓：“开张铺席人等不得买卖有金锻疋、销金绫罗、金纱绢等物及诸人不得拍金销金、裁捻金线。”中华书局影印本，册18，页14。

45《通志条格》卷八“仪制、器物饰金”条：“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尚书省钦奉圣旨节该：今后诸人但系磁器上不得用描金生活，教省里启遍行榜文禁断者。”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排印本，页132。

46)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册4，页1008，1299。

47冯先铭《有关青花瓷器起源的几个问题》、《文物》1980年第4期。

48同39。

49李国祯、郭演仪《中国名瓷工艺基础》，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页111。另详刘新园等《高岭土史考》，1982年7期《中国陶瓷》。

50（日）小学馆编《世陶陶瓷全集·14集》图片154。

51（日）藤冈了一《明四赤绘》、《陶瓷大系》第43卷，图50。

52曹淦源《“至正制”款彩瓷碗与嘉靖红绿彩瓷》、《文物》1994年第8期，图三。

53《景德镇出土陶瓷》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92年版，图版279-288。

54《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台湾鸿禧美术馆1996年版，图版128。

55同注54,图版70。

56)同注54，图版127。

57 廖宝秀编《明代宣德官窑菁萃物展图录》台湾故宫博物院1998年版，图版82。

58同注54，图版F11.

59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图76。

60廖宝秀编《明代宣德官窑菁萃物展图录》台湾故宫博物院1998年版，图版82。

61同注54，图版34-1。

62同注54，图版82-2,78-2。

63胡昭静《萨迦寺藏明宣德御窑青花五彩碗》、《文物》1985年11期，页72-73，图版8。

64《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宣德官窑瓷器展览》香港艺术馆1989年版，图版50。

65明·王士性《广志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83-84。

66刘新园《明宣宗与宣德官窑》《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台湾鸿禧美术馆，1998年版。

67李家治，从陈士萍《景德镇永乐白瓷的研究》、《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1991年（十二卷）第一期，页27。

68详刘新园《景德镇明御厂故址出土永乐、宣德官窑瓷器之研究》，《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宣德官窑瓷器展览》香港市政局1989年版。

69详刘新园《景德镇明御厂出土永乐宣德官窑瓷器》香港市政局1989年，页35-37。

70北京故宫博物院编《故宫藏传世瓷器真赝对比历代古窑址标本图录》，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版图6。

71详江建新《谈明御厂故址出土的仿宋官窑瓷器及相关问题》，《宋代官窑及官窑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2年。

72《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宣德官瓷器展览》，香港市政局出版，1989年，页34。

73同71.

74廖宝秀《明代宣德官窑菁华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8年版，图版65、66。

75北京故宫博物院编《故宫藏传世瓷器真赝对比历代古窑址标本图录》，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版图4。

76清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物产志》卷之五，陶政篇。

77黄宾虹等编《美术丛书》，清·佚名《南窑笔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页2058。

78转引自孙新民、郭木森《汝窑瓷》，江西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页44。

79《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台湾鸿禧美术馆，1998年，页123

80《景德镇出土明代御窑瓷器》文物出版社，2009年，图082-087。

81明曹昭《格古要论》、北京中国书店重印本，1987年卷七，页22。

82详《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台湾鸿禧美术馆，1998年。

83同82.

84详刘新园《高岭土史考》，《中国陶瓷》1982年第7期（增刊）。

85汪庆正《青花料考》、《文物》1982年第8期。

86李家治等《景德镇元代及明初官窑青花瓷器工艺研究》鸿禧美术馆《鸿禧文物》创刊号1996年，页59。

87详82、86关于宣德试料盘和出土标本的测试。

88明·王宗沐《江西大志·陶书》颜色条，嘉靖三十五年刻本，北京图书馆藏。

89清·佚名《南窑笔记》彩色条，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美术丛书》本，页2044。

90《唐英集·陶冶图编次》圆琢洋彩条，辽沈书社，1991年，沈阳，页958。

91清·朱琰《陶说》卷三·饶州窑造法，桑行之等编《说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彩印本，1993年版，页16。

92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三·陶彩需用色料条，《中国陶瓷名著汇编》中国书店1991出版，页33。

93景德镇陶瓷馆《陶瓷资料》1978年刻字本，殷宏绪《第二封信》。

94李家治等《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1985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页341-348。

95李国祯等《中国名瓷工艺基础》1988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页169-171。

96明·李东阳等《大明会典》卷二0一，江苏广陵古籍刊印社影印刊本。

97同93。

98李家治等《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1985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页341-348。

99同93。

（100）同93。

（101）清·佚名《南窑笔记》彩色条，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美术丛书》本，页2044。

（102）《唐英集·陶冶图编次》圆琢洋彩条，辽沈书社，1991年，页958。

（103）明·王宗沐《江西大志·陶书》颜色条，嘉靖三十五年刻本，北京图馆藏。

（104）明·曹昭《格古要论》卷之七“古饶器”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一七七杂家类，总第八十一册，页200。

a) （105）《中国陶瓷·定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9月版，图版75。

（106）明·王士性《广志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83-84。

（107）同注54，图版F40。

（108）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5期。

（109）江建新《景德镇宋代窑业遗存的考察与相关问题的探讨》，《景德镇出土陶瓷》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92年版。

（110）同53，版图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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