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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凡：时间中的普鲁弗洛克｜细读T.S.艾略特《J.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

花匠小妙招
2024-11-12 07:43

10月31日下午，清华大学“英美文学经典的人文理解”系列讲座第十四讲在文南楼 204 会议室举行。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许小凡以“时间中的普鲁弗洛克：细读T. S.艾略特《J.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 （“Prufrock in Time” :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Revisited）为题进行演讲。来自校内外约300名师生聆听了讲座并参与讨论。讲座由清华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曹莉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刘微担任与谈人。

本次讲座以“时间”为线索，结合多篇文本和史料的互文性研究，从创作源起、文学传统、文学形式三个维度对《J.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以下简称《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进行了深度剖析。许小凡教授从艾略特（T. S. Eliot）的个人经历、文章，以及其他评论家的文本入手，分析了《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风格与内涵，并挖掘其与《神曲》《哈姆雷特》等经典作品的关联，为文学作品的解读提供了新颖的角度，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生动的范例。

在追溯文本起源时，许小凡特别提到艾略特在文学创作上受到了法国诗人拉弗格（Jules Laforgue）的影响。艾略特于1910-1911年间写成《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据哈佛大学图书馆记载，他曾在1908年借阅《象征主义文学运动》（The Symbolist Movement in Literature）一书，书中就提到了拉弗格的诗篇。次年，艾略特订购了拉弗格的诗集。他也曾在“What Dante Means to Me”一文中明确指出自己的创作受到拉弗格的影响颇深，并称拉弗格为“an admired elder brother”。艾略特的作品常被认为是在探索诗与散文的边界，而这点与拉弗格改编的散文版《哈姆雷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甚至于普鲁弗洛克与拉弗格笔下的哈姆雷特形象也十分相似，都表现出一种“安静的绝望感”。

艾略特与拉弗格的联系一直延续到讲座对文学传统的讨论中。许小凡在此引入英国学者戈登（Lyndall Gordon）的阐释，介绍了拉弗格式的两种形象：“评论家”（mocking commentator）和“受难者”（droll sufferer）。由此引出“受苦的自我”与“创造的心智”的分离，与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理论（Impersonal Theory）及创作产生联系。讲座还探讨了文学序列中“旧”与“新”的辩证关系。正如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中论述的，在作为整体的文学序列中，新事物与旧事物相互联系、相互适应。

《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主人公与《神曲》中的“先知”圭多（Guido）有着重叠之处。同时，“No, I am not Prince Hamlet”一句（可能是以反讽的形式）点出了普鲁弗洛克与哈姆雷特之间的联系。艾略特在对《哈姆雷特》的批判中提出了“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的概念，认为这位王子被一种文本事实无法表明的情感所支配。这与普鲁弗洛克的所经历的一系列压倒性提问以及情感冲击形成了某种呼应。

讲座继续讨论了《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在诗歌形式上的特征。艾略特并没有遵循传统的形式和韵律，反而体现了多种文学形式的变体，以此表达对诗歌传统的挑战。英国学者克劳福德（Robert Crawford）在《青年艾略特》（Young Eliot）书中提到，艾略特认同将“非诗歌材料”（non-poetic material）用于重塑诗歌语言的做法。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我们可以读到戏剧独白（dramatic monologue）、斯宾塞体（Spenserian stanza）、荷马式环形结构（Homeric ring structure）等多种文学形式的痕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若干诗节也体现出三行诗（terza rima）和十四行诗（sonnet）的一些特征，例如循环使用的韵脚和未完成的十四行诗结构。

在与谈环节中，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刘微从民族主义和跨文化的角度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写作进行了点评，提到了不同场域对艾略特的诗歌创作的重要影响。对于文学传统中新事物与旧事物的博弈，刘微指出这是一个“建立传统”的过程，新鲜事物加入文学序列、书写并改变序列。因此从单一时间的维度思考文学形式，获得的永远不是全部，正如庞德所经历的“令人动容的失败”。那些在时间中被搁置、被遗忘的元素，是现代主义诗学留下的必然的印记。刘微还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写作风格做出点评，认为诗中充斥着犹豫、踌躇（indecision and hesitancy），以及悬而未决的提问，表现了深层的自我质疑与否定。在此意义上，这首诗也反映出现代主义的特征。

参会师生就艾略特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进行了精彩的讨论。在艾略特提出的诗学理论中，诗人往往需要将自我感知与个人经验分离（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强调在创作中“无意识”的部分。而他的诗却体现了鲜明的个人经验的风格（personality）。这可以解释为诗学表达上的自我延伸（extension of personality），即诗人对自我的展开。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赵元指出，艾略特有着用文学理论来印证创作的习惯，其创作风格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有着显著不同。艾略特“非个人化”文学理论的提出，以及颠覆浪漫主义的意图，可以联系到布鲁姆（Harold Bloom）提出的“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即文学家们试图在历史中获得独特的位置，在文学序列中占有一席之位。辩证地看，布鲁姆本人在评价艾略特时也难以免除这种焦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