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姜洪，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从业新闻30余年。迄已在海内外数百家媒体刊发以新闻为主的各类稿件近2000篇，其中，《从私人文献中追寻历史》(《光明日报》，1997）、《心中的宋朝》（《文汇报》“笔会”，1999），《1959：“看上去很美”》（《南方周末》，1999），《轻轻的欣悦——对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喜爱》（《国外文学》，2000）、《历史的十字路口》（《人民海军报》，2000），《思想史上还有多少失踪者》、《对史料的敬意》（均《山西文学》，2005）、《在最后一节车厢里》（《读书》，2011)，《风景与祖国》（《湖北日报》，2011）、《行走在千秋家国》（《中华读书报》，2012）等散文随笔受到好评。获奖多次。曾任新闻媒体负责人。现居赤壁，主要从事近代史及茶文化等研究与写作。
屈原遭谗被放逐江南，踟蹰湖湘间，出没风波里。
据当代学者考证，两千多年前这位伟大爱国诗人流放曾经过赤壁。
俄罗斯汉学家曾注意到“屈原笔下的祖国面貌”：屈原一直生活在花草之间。他的长诗中有很多花草植物的名称。百花盛开的草原，是激发他的创作想象力的主要因素。他以满腔热忱观察植物、枝桠、绿野、飘浮的花朵、散发着熟悉气息的香草与晶莹的露珠。
从环境考古学角度看，那是植物在屈原诗中的映射投影。这位素食爱好者喜欢进食植物，如“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屈原可能在无意中勾勒出包括赤壁在内的古云梦泽地区上古环境史：植物丰茂，百草丛生，原始的茶也可能厕身其中。
从赤壁茶叶生产、边贸角度讲，唐、明、清三代，至为关键。
唐代，“蕲州茶、鄂州茶、至德茶，以上三处出者，并方斤厚片，自陈、蔡以北，幽、并以南，人皆尚之。”成书于856年的《膳夫经手录》让我们得知，晚唐时，鄂州等地茶在中国北方今河南、河北、山西一带地区广受欢迎，饮者甚众。
当时的鄂州，辖武昌、蒲圻等七县，其中产茶则有蒲圻、唐年、江夏。上文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方斤厚片”一语，似是指茶的形状，既“方”且“厚”，与今天的砖茶何其相似。12年后，867年问世的《茶谱》则有“鄂州之东山、蒲圻、唐年县皆产茶，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治头疼”的叙述。什么样的茶会“黑色如韭叶”呢？恐怕只能是采摘制作后。这里，既有疑似砖茶的形状，又有疑似砖茶的色泽，综合种种线索，我们有理由猜测，早期形态的砖茶，可能在9世纪逐渐出现。
唐代自陆羽著《茶经》后，“天下益知饮茶矣”。《新唐书》陆羽传还提到，“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中国内地和边疆的茶马交易，由此开始。
唐代中期，中央政府派官员出使吐蕃即今天的西藏，不料闹了一个笑话，这也可以解读成内地包括湖北茶在边地存在的侧证。
出使期间，这个名叫常鲁的官员“烹茶帐中”，吐蕃赞普问：此为何物？常鲁以为人家是个“刘姥姥”，没见过此等人间妙物，不由得好为人师起来：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这就是茶啊。没想到人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听罢马上说：这我也有。当即命手下搬出花花绿绿一堆，以手相指一一介绍：这是寿州的，这是舒州的，这是顾渚的，这是蕲门的，这是昌明的，这是邕湖的，原来均来自内地著名茶产区。
常鲁故事发生在781年，差点颠覆大唐王朝的安史之乱平息十几年之后。提到的六个茶产区，今安徽二处，浙江、湖北、四川、湖南各一处，其中蕲门当是鄂东南一带，邕湖即今湖南岳阳县东南，赤壁正处其间，距两地都不远。内地包括湖北这么多名茶出现在青藏高原有可能是遭受重创，盛极而衰的唐王朝，对强大的吐蕃政权的一种绥靖与赎买。
黑茶的制造始于明代中期。据《明史》、《明会典》等记载，由于茶马互市发展，湖北、湖南一带黑茶生产逐年增多。嘉靖年间，有人记载当时的黑茶产销情况：“商茶低伪，悉征黑茶，产地有限，……每十斤蒸晒一篦，送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給卖。”
今人研究认为，羊楼洞青砖茶的历史正可追溯到明中叶。其时，制茶业已相当发达，为了使边销茶降低运费，减少损耗，便于长途运输，人们改进加工工艺，将过去茶叶用米浆粘合成饼状，改为将茶叶筛捡干净，蒸汽加热，然后用脚踩制成圆柱形，是谓“帽盒茶”，即青砖茶的前身。
当时的茶叶，在中国边疆治理中已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明代中叶一位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将茶提到极高地位：“至细之物，而寓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轻视之者，茶是也”。他指出，“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茶可制诸蕃之命也”。茶已成为中国西北、西南民族地区须臾不可离开之物与命脉。这个名叫王廷相的人的结论是：茶“关系国家政理之大经”。
也是在嘉靖年间，禁止私人经营茶叶，而官营茶叶只销往各边疆地区，“内地皆不得行”——由于悉数用于茶马交易，內地难得见到茶，而“茶盐皆所日用而不可缺者”，已是民生必需品。这就是说，包括赤壁在内所产的茶叶，为中国边疆治理作出了贡献，内地人民也为民族关系和谐稳定付出了牺牲。
19世纪前期的某一天，蒲圻金叠山——唐代、明代，这里都是学宫、书院即学校所在地，有人在潜心著书。他叫周顺倜，字玮斋，嘉庆乙亥（1815年）贡生，从他为乡人一部诗集作序的时间看，他至少活到了道光三年即1823年。
他所写的是一部随笔集，从今天能看到的少量篇章看，题材是多样的，如涉及蒲圻县考略等。其中也保存了两首竹枝词。
从考证赤壁砖茶生产、贸易史的角度看，《莼川竹枝词》之二尤其值得注意：“茶乡生计即茶庄，压作方砖白纸封。另有红箋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后注：“每岁（山）西客于羊楼司、羊楼洞买菜，其砖茶用白纸缄封，外粘红纸，有本号监制、仙山名茶等语。”
莼川即蒲圻。在周顺倜，这可能只是随手一笔，到今天，却成为关于赤壁砖茶史及晋商在赤壁经营茶叶史的稀见史料。
从中，我们知道，至少在19世纪前期，“西商”——晋商已在“芙蓉”：羊楼洞一带收购茶叶，压制砖茶。也知道当时的砖茶外部样貌：白纸包装，上贴红色笺纸，写有监制者名号及广告语。还知道茶庄、砖茶产销关系到“茶乡生计”，已是非同小可的支柱产业。
根据湖北省志中的贸易志，羊楼洞在清初便成为鄂南湘北茶叶集散中心。清初开放蒙汉民族间的民间贸易，使茶叶边销贸易迅速发展，清乾隆年间，山西帮茶商三玉川、巨盛川到羊楼洞设庄购茶加工，运销西北，”川“字号茶砖驰名边疆。
清代，全国范围内形成以茶类为中心的6个栽培区域，即红茶、绿茶、乌龙茶、砖茶、边茶、珠兰茶生产中心。茶文化研究专家姚国坤指出，湖北蒲圻等地，正是砖茶生产中心。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一书近年译介到中国，颇受关注。它的作者美国学者罗威廉以对近代湖北（汉口、麻城等）的研究而闻名。该书主要考察1796——1889年间的史实，其中谈到，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汉口在全国茶叶流通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其时全部国内茶贸易额增加了三倍，“这种需求的主要受益者是华中的产茶区——湖南省和湖北省南部地区”。又指出，第二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是19世纪初期，起因是俄国茶叶需求突然加大，而中国输俄茶叶总量的95%是经过汉口运送。
罗威廉提到的“湖北省南部地区”，肯定离不开以羊楼洞为中心的茶产区，成为“主要受益者”之一，则说明产出交易量之大，是茶叶主要供应地。“中国输俄茶叶总量的95%是经过汉口运送”，作为主产区的羊楼洞茶区自然功不可设。而在这一时期成为洞茶贸易主力军的，不言而喻，自然是晋商。
笔者近年曾在黄土高原上的晋中盆地跋涉，平遥、祁县、太谷、榆次、太原……寻找昔日在赤壁营茶的晋商的足迹。可以肯定地说，赤壁植茶不自晋商始，但晋商营茶也不是一些晋商史料所说的自太平军兴始，而是更早，可能要早半个世纪或更长。应当承认，晋商确为赤壁茶业作出过无可替代的贡献，在赤壁直至中国近代茶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我们推测，素有经商传统和眼光，及接进北方游客牧区地缘优势的晋商，手里不乏销售渠道、市场，剩下的就简单了：找到产地、货源，再将茶叶产品按边销、外销要求，加工成所需样式，经由他们开辟的茶叶之路，输运至中国边疆地区蒙古和俄罗斯。
晋商的这条茶叶之路，一路经过山西右玉杀虎口。18世纪晚期，蒲圻人张开东曾见证过。
那是1772年，自费旅行家张开东赴山西旅游，览古出雁门，十月十五日宿广武，夜梦明妃——湖北籍美女、汉代出塞的王昭君，“惊而起视，月白霜清，声息犹闻”，遂驱马往祭。张开东出茶叶之路所通过的杀虎口，“沿路晤商贾往来之通晓古迹者，”终于到达距归化（今呼和浩特）不远的青冢并拜祭。“沿路晤商贾”，证明这是一条贸易之路，“通晓古迹”，则说明商贾们在这条路上频繁来往，故对情况了然于心。
这段漫长的历史，是赤壁茶叶走向世界的前史。机会从来只垂青有准备者。赤壁悠久而高度发达的茶叶生产及边贸、外贸史，为它后来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重要角色，承接万里茶路源头的转移，奠定了雄厚基础，准备了充分条件。19世纪，“洞茶”，突然在亚、欧两大洲广阔的地域，迸发出璀璨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