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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编排到北宋皇帝身上的美食

花匠小妙招
2024-08-22 17:02

（本文是我的作物起源系列文章中最早写成的一篇，首发十五言社区，也曾在微博上发过。现在这个版本做了较大修改，因此删除原文重发。）

一个微博话题引出的科学问题

　　2014年7月10日上午10时57分，当安徽日报报业集团旗下《新安晚报》的官方微博号在发布那条介绍安徽特产六安徐集花生糖（六安是安徽西部的一个地级市，徐集是六安市裕安区的一个镇）的微博时，恐怕小编主要只是把这条微博的发布当成工作任务的一部分。这条微博链接到《新安晚报》上发表的一篇报道的电子版[ 1]，那报道说：

　　作为一名专业的美食达人，六安烹饪协会副会长彭剑坤对徐集花生糖的历史非常了解。“相传北宋时期，宋徽宗在汴梁微服私访时，吃到一种糖觉得特别好，一问才知是六安徐集花生糖，之后就传开了。到明代，徐集花生糖已被钦点为贡品。”彭剑坤说，花生糖已有近千年的历史。

《新安晚报》官方微博号所发“六安徐集花生糖”微博的截图

　　只要对各种地方美食的由来传说稍有了解，便会觉得这个故事似曾相识。这也难怪，作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地方美食传说的套路（人类学术语叫“母题”motive）不外乎那么几个：其一，弄拙成巧型——因为制作其他食品时出现了失误，歪打正着创造了新美食；其二，鸡犬升天型——因为某人卑微的时候很喜欢某美食，他在发迹之后这种美食也便随之闻名；其三，达人垂顾型——这又可以分成两个母题：一，某达人周游全国时偶然碰上了某美食；二，某达人暂时失意或出逃时偶然碰上了某美食。常用来附会美食传说的达人，也不外乎苏轼、朱元璋、乾隆、慈禧等寥寥数个而已[ 2]。相比之下，这个六安徐集花生糖的故事附会到了宋徽宗身上，已经算是比较有新意了。

　　《新安晚报》这条微博发布之后，当天转载了30次左右。7月20日又由“六安聚焦”转载1次，之后就理所当然地沉寂下去。然而，11月18日凌晨0时42分，一个叫“镭射A”的人突然又转发了它，同时评论说：“做个广告，汉族传统美食——花生糖！”并圈给了4个人，其中之一是微博认证为“学者，专栏作家”的梅新育。“镭射A”的评论很显然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而梅新育在8时18分转发时加的按语就更赤裸裸了：“广而告之。对于买主而言，其最大优势是人身安全。”只要翻上几页梅新育的微博，其针对某人群的话外之音不言而喻。

《新安晚报》“六安徐集花生糖”微博的早期转发链

　　梅新育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反宗教的基础之上，因此他和微博上另一位以无神论者自居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太蔟”常有互动。但是太蔟同时又属于网络科普阵营，因此他在8时33分转发梅新育微博时，就讽刺地评论道：“要是我编，就编宋太祖。徽宗吃完花生糖，就被掳到我们这嘎达写诗来了。”就这样，经过民族主义、无神论、科普阵营的接力传播，9时55分，《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科普作家“土摩托”直接转发了《新安晚报》的原微博，评论道：“花生起源于美洲，明代才传入中国。”到这时，这条微博终于被“引爆”了。截止至下午15时15分，转发已达1821条，大多数人都在嘲笑这则花生糖传说的荒诞不经。可怜的花生，就这样被牵涉到网络上的政治观点冲突之中。

　　也有人在争论花生可能原产中国，并非起源于美洲。奇幻文学作家江南在转发时就说：“那么多转发这微博的人，却没有人去查证花生的起源……其实确实有人认为中国也是花生的起源国之一，这个争论似乎并未有完全的结论。”更有很多人在网上现搜出了种种考古、文献证据，试图支持花生的本土起源说（或至少是旧大陆起源说）。和那些民族主义、地域歧视的喧嚣相比，有人愿意关注花生起源这样一个科学问题，已经算是难能可贵了。然而归根结底，花生是否原产中国的问题之所以至今还能引发争论，仍然和上世纪60–70年代的某种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分不开的干系。

分子生物学证据表明花生原产南美洲无疑

　　花生（学名Arachis hypogaea）的汉语正名是落花生（对这个名字的由来，下面会有解释），为豆科落花生属一年生草本植物。落花生属原有20多种，但在1994年，毕生研究花生的阿根廷农学家克拉波维卡斯（A. Krapovickas）与他的合作者一气发表了好几十个新种，此后又有新种发表，这样就使全属的种数增加到今天的80余种。

落花生属在豆科中的分类地位

　　让我们从大到小来逐步考察花生的起源。在世界第3大科豆科里面，落花生属属于“黄檀族”（Dalbergieae）。黄檀族可以分成3支，其中两支是紫檀支（Pterocarpus clade）和黄檀支（Dalbergia clade），花生属于紫檀支。紫檀支又可以进一步分成5小支，分到这一步，包含了多种红木树种的紫檀属（Pterocarpus）就和落花生属分开了[ 3]。在落花生属所在的那个小支里，除了笔花豆属（Stylosanthes）分布到非洲和亚洲的热带地区（但中国仍然没有）之外，其余的属都局限于新大陆，而且绝大多数都只分布在南美洲。这已经给我们一个印象：花生不太可能是中国原产。

　　就目前已经发现的80多种落花生属植物来说，它们无一例外，全部产于南美洲以巴西西南部为中心的地区。这一地区气候比较干旱，风力较强，落花生属因而演化出一系列适应性状，包括植株低矮匍匐，喜生于沙地，以及最为人熟知的花后子房柄伸长把幼果插入土壤中、令其在地下成熟的奇异习性（生态学称之为“地下结实性”geocarpy）。这样的性状组合，在中国南方或东南亚的潮湿生境下恐怕是很难演化出来的。

　　当然，最有决定性的证据在于，2014年4月国际学界对花生基因组完成了全测序，最终证明花生这个种本身的确是个杂交起源的种；它的两个亲本，一个是现在园艺上经常用的蔓花生（学名Arachisduranensis），另一个是塔里哈花生（Arachis ipaensis），原产地均在玻利维亚、巴拉圭到阿根廷北部一带。大约4000年到6000年前，这两个种在阿根廷北部发生了自然杂交，便形成了今天栽培的花生的祖先[ 4]。这就意味着假如花生起源于其他地方，那么那个地方也必须同时有它的两个祖先种分布才行，可以想象这种可能性基本就是零。对于栽培花生内部的分子生物学分析也表明，最古老的花生品种分布于玻利维亚、巴拉圭一带。这些分子生物学证据和考古学证据大体也相符合（当然，以前在秘鲁发现的定年为7600年前的花生残遗，现在看来更可能是某种野生落花生属植物的籽粒）。

花生的祖先种之一蔓花生（Arachis duranensis），现已开发为地被植物（来源见水印）

　　上述种种证据都表明，花生原产南美洲，这在生物学界可以说是不必置疑的铁的结论。这样一来，花生传入中国的时间就只能是15世纪末欧洲航海家重新发现美洲之后。

中国古代的“花生”证据可靠吗？

　　当然，在分子生物学技术广泛应用于解决作物起源之类问题之前，在中国以至世界农史学界的确有人怀疑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中国就已经有花生存在。他们从文献和考古发现中找到了几条证据，主要的有：

　　一，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中有“千岁子”，其记载为：“千岁子，有藤蔓出土，子在根下。须绿色，交加如织。其子一苞恒二百余颗，皮壳青黄色，壳中有肉如栗，味亦如之。干者壳肉相离，撼之有声，似肉豆蔻。出交趾。”其中描述的植物很像花生。

　　二，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曾记载：“又有一种形如香芋，蔓生，艺者架小棚使蔓之，花开亦落土，结子如香芋，亦名花生。”

　　三，元代贾铭的《饮食须知》中也提到了花生，原文为：“落花生：味甘微苦，性平。形如香芋。小儿多食，滞气难消。近出一种落花生，诡名长生果，味辛苦甘，性冷，形似豆荚，子如莲肉，同生黄瓜及鸭蛋食，往往杀人。多食令精寒阳痿。”

　　四，20世纪50年代在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和江西修水山背遗址（定年均为约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先后出土了炭化植物籽粒，被鉴定为花生；

　　五，1981年广西宾阳双桥村邹圩公社亦出土了“花生化石”，相关照片还在《农业考古》当年第2期上刊载；

　　六，1990年陕西咸阳汉阳陵曾经出土有一些种子，到2007年被鉴定为花生。

　　正是靠这些证据，“花生原产中国”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农史学界竟然成为了一种很有影响力的观点。受此影响，直到80–90年代还有不少农史相关书刊咬定中国是花生的原产地（或至少是原产地之一）。经过各种专业非专业文章的辗转相抄，如今的中文网络上自然也充斥了类似的说法，对不熟悉相关领域的人产生了很大的误导。

　　然而，在花生全基因组都已经测定完毕的今天再来审视这些穷搜极讨几十年才搞到的寥寥数条“证据”，我不得不说，它们的说服力未免太弱了一些。著名农史专家游修龄就不怎么相信这些证据。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对花生起源于中国的论调表示质疑，除了花生资源以南美洲最为多样的事实之外，他还提出了几个反驳意见，其中最有力的一点是，如果花生从史前时代经汉朝、西晋、唐朝一直绵绵不绝地栽培到元朝，说明它一定是一种很受欢迎的作物，理应早已在全国广泛传播并渗透进民间文化之中（下面会讲到花生在清代受到了怎样隆重的礼遇）。但何以像《齐民要术》之类农书都绝口不提，在其他古籍中也再找不出证明它存在的更有力证据？[ 5]

　　即使不做这种泛泛的逻辑驳难，这些“证据”本身也都不怎么能经受推敲。首先，文献记录具有模糊性、多义性，因此文献证据经常是不靠谱的。《南方草木状》中“千岁子”的形态就颇有不合于花生之处，“其子一苞恒二百余颗”就是最大的漏洞。《酉阳杂俎》的表义更模糊，关键在于其中所谓“结子”未必一定是说结果实，也可以是指地下部分结出块根、块茎。根据今天别名为“香芋”的植物来看，《酉阳杂俎》所说的“花生”更可能是豆科的土圞儿（学名Apios fortunei）或薯蓣科的黄独（学名Dioscorea bulbifera）。至于《饮食须知》，今人已有考证，认为它很可能是清朝人托名元人的伪书，其中内容几乎全抄清初朱本中（朱泰来）的同名著作，而这时真正的花生当然已经传入中国了。

《酉阳杂俎》中的“花生”可能是黄独（Dioscorea bulbifera）（来源：BioLib.cz）

　　虽然从古至今就很难判断前代文献用简陋语言所描述的那些植物究竟是什么，但这不妨碍“千岁子”“（落）花生”之类名字被后人重新起用，从而造成日常语言生物名称中极为常见的同名异物现象。毕竟，“落花生”的意思不过是“花一落就（在土里）生（子）”，是人们对其地下可食部分挖掘时机的总结，至于这“子”究竟是果实还是块根、块茎，在古人看来是无关紧要的。最有趣的一个例子是清人陈淏子在《花镜》中的记载：“落花生一名香芋，引藤蔓而生。叶桠开小白花，花落于地，根即生实。连丝牵引土中，累累不断，冬尽掘取煮食。香甜可口，南浙多产之。”这里描述的植物很可能是茄科的马铃薯（土豆）。既然连马铃薯都符合“落花生”一名的定义，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认为古籍中的“（落）花生”一定是指今天的花生呢？

　　文献不足为据，那么考古证据总归可靠了吧？也不尽然。在上面列举的考古证据中，江西和浙江的证据公布之后，当时就遭到了植物学界和考古学界的质疑。广西的证据更是在第二年就被发现者自己推翻，因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所谓“花生化石”实际上是陶制工艺品。这样一来，唯一没怎么受到质疑的陕西标本就成为孤证。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对已经炭化的植物籽粒进行鉴定时，其结果的可靠程度高度依赖于鉴定者对现生植物籽粒形态的认识广度。如果一个鉴定者认识1000种豆科植物的种子，他恐怕未必敢言之凿凿地说一粒历经千年又小又黑的豆子一定是花生；但如果他只认识10种，那反倒可能怯胆变勇，斩钉截铁下结论了。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种意见：一种从分子生物学的真正“铁证”出发，确定花生原产南美洲，明代才传入中国；一种把两三个疑点重重的考古证据和更不足征的文献证据奉若至宝，咬定花生要么原产中国或周边地区，要么在史前时代就已经从南美洲传入。你愿意相信哪个？

　　请在充分尊重你自己的智力水平的前提下回答这个问题。

承认花生晚近才传入中国本不该是件困难事

　　分子生物学不光可以解决一个物种的起源地问题，还可以解决一个物种内部各个品系、种群（居群）之间的亲缘关系问题，从而建构出这个种的迁徙、传播路线。理论上用分子生物学方法也可以构建出花生传入中国和在国内传播的路线，但因为全球对花生资源的研究都比较滞后，加上花生的遗传多样性比较低，不同品系在常规分析之下不易区分，所以现在主要还是只能从可靠的文献入手，研究花生在中国的传播。

花生果实成熟时的植株形态　　

和很多美洲农作物一样，花生传入中国不止一次，传入途径也不尽相同。比较可靠的一条途径，是葡萄牙人先在15世纪末把花生引种到南洋群岛，华侨再在16世纪中期前后把它引种到福建、两广等地。另外，16世纪长三角地区的《常熟县志》《上海县志》和其他该地区学者的著作中也有对“（落）花生”的记载，有学者认为这表明花生有另一条传入中国的途径。

　　这些早期的花生都是小粒品种。它们以南方沿海省份为起点，不断向北方和西部的内陆传播，到19世纪已经引种到河南、山东、直隶（今河北）。19世纪60-70年代，多名美国传教士又先后多次把今天更常见的大粒品种引入山东，随后即以山东为中心向北、西、南三面做扇形扩散。直到今天，山东仍然是中国花生产量最高的省份。正因为花生在中国栽培如此广泛，短短几百年功夫，中国就出现了许多地方性花生品种——其中包括很多由匍匐生长的品种“掰直”而成的直立型品种。

　　作为一种新的豆类和油料作物，花生对中国的农业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花生天然是一种商品作物，种植花生加快了晚清以来中国小农经济的解体，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成分。由于用花生榨油获利颇丰，为了大面积种植花生，旧有的作物（特别是棉花之类老商品作物）就不得不遭到排挤（在山东为小麦，在直隶、河南为高粱及小麦，在湖南、湖北为稻、棉花和番薯）。然而农民们通过不断摸索，很快找到了把花生和其他作物进行轮作的方法，这增加了轮作的复杂性，也因此提升了农民们的职业技能。花生又是一种耐干旱、耐瘠薄的作物，不仅在不易丰收的干旱贫瘠山区也能连年种植，而且可以把荒废的土地充分利用起来，对于农民熬过灾年更有重要意义[ 6]。更不用说，花生味道甘美，极对中国吃货的胃口。各地人民纷纷开动智慧，开发了很多美味的花生食品——六安徐集花生糖自然也是其一。

　　不必否认，中华民族是优秀的农业民族，在作物种植方面的能力可以居于世界前列，在烹饪植物性食材方面的能力更足以傲视全球。这和许多农作物并非原产中国的科学事实并非不能调和。今天的中国人完全可以构建一种合宜的爱国主义叙事，认为一种作物是不是原产中国其实很多时候无关紧要，反正中国人就是有本事把它种好、吃好，结果熟悉得好像它自古以来就在这片土地上存在一样。然而，如果有人非要把作物起源问题和政治牵涉在一起，而且在某种格调颇低的民族主义狂热之下非要把花生、番茄、葫芦等作物归为中国原产不可，那就不过是重蹈20世纪60–70年代的覆辙，让21世纪的人觉得可笑可厌。

　　毕竟，不管什么观点、什么主义，只有尊重科学事实才是体面的。否则，和中世纪的宗教徒又有什么区别？

参考文献

[ 1] 该报道涉及这种花生糖起源传说的第三部分见http://www./hefei/20140710/1378365_3.shtml.

[ 2] 著名作家马伯庸曾经风趣地分析过附会到朱元璋、乾隆、慈禧三人身上的美食传说的各自特点，见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4-05/09/c_133321642.htm.

[ 3] Lavin,M., Pennington, R.T., Klitgaard, B.B., etal. (2001). The dalbergioid legumes (Fabaceae): delimitation of apantropical monophyletic clade. AmericanJournal of Botany, 88(3): 503–533.

[ 4] 相关中文报道见：http://www./newsf/2014-4/201443173550418.htm.

[ 5] 游修龄. (1997) 说不清的花生问题. 中国农史, 16(4): 102–105.

[ 6] 王宝卿, 王思明. (2005) 花生的传入、传播及其影响研究. 中国农史, 24(1): 3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