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小寒：牡丹、牡丹谱与晚明亳州社会——以《亳州牡丹史》为中心丨【学术研究】
牡丹、牡丹谱与晚明亳州社会
——以《亳州牡丹史》为中心
文/葛小寒
中国古代花谱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第一种为“技术史”取向，主要关注花谱中的花卉品种分类与栽培方法；第二种为“文化史”取向，主要探讨花谱中所暗含的文化内涵与作者的情感寄托。[①]牡丹，素有“国花”之誉，据李娜娜相对全面的统计，古代中国一共诞生了41种牡丹谱，[②]目前对于这些牡丹谱的研究思路仍受制于以上两种取向。[③]随着“物质文化史”的兴起，不少学者开始质疑以上的研究思路。陈建守就曾批评牡丹谱录研究中“文化史”取向，他认为那样的研究： “忽略了花文化在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密切联系，而流于铺陈花的俗谚、花语和人格化的象征。”他提倡的研究态度是：“牡丹花文化，其实应该说成是人和牡丹的‘交往史’。”[④]实际上，古代的花事活动也是在通过“花”来扩展或维持着自身的交往空间，“观花”、“赏花”、“买花”的活动在明清尤为兴盛。[⑤]那么，这种研究思路又如何返回到作为文本的牡丹谱录研究呢？笔者认为明代南直隶亳州士人薛凤翔所撰的《亳州牡丹史》可以作为典型文本来进行个案分析。[⑥]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亳州牡丹史》的研究检讨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牡丹是如何参与亳州地方士人的社会交往的；第二，作为文本的《亳州牡丹史》又是如何建构这一交往活动的。
一、“更甲洛阳”：亳州牡丹及其文献
牡丹成为观赏植物始于隋朝，到了唐代，时人对于牡丹的喜爱越发兴盛，尤其以唐都长安为中心。进入宋代，洛阳取代了长安成为当时全国牡丹栽培与观赏中心。[⑦] 元明以后，今安徽北部的亳州又取代了洛阳，“今亳州牡丹更甲洛阳，其他不足言也。”[⑧]
亳州，古称“谯”，明代隶属于南直隶凤阳府。该州“境内无广谷峻山”，而“涡河”过境，故多支流沟洫，俨然水乡。[⑨]志书中载亳州“平原旷野，土沃壤饶，水陆四通五达，而无崇山峻谷之险阻”，而生活在这一环境下的百姓则“好尚稼穑”、“惟务农桑”。[⑩]这一客观环境正适合牡丹的种植的，亳人夏之臣有言：“吾亳土脉颇宜花，毋论园丁、地主，但好事者皆能以子种之。”[11]但是，亳州地区牡丹的兴盛却迟至晚明才展开，翻检成化年间《中都志》，其中“土产”条记录了凤阳府所辖各州县的特产，然而该条并无牡丹的记载。[12]相反，入清后所修的康熙《凤阳府志》则在“物产”著录了这一地区“为四方所称异”的品种，其中“亳州”之下仅有芍药与牡丹，且仅牡丹下有小字云：“一名木芍药，以王家佛头青为上品。”[13] 由此可见，亳州地区牡丹的繁荣当在明成化之后。而且，亳州州志的记载也可以确认这一点。现存最早的嘉靖《亳州志》便在“物产”条下记录道：“其花也有芍药、有木芍药（即牡丹）。”[14]其实，迟至万历年间，牡丹在亳州的兴盛程度便远远超过芍药，因此后世大部分州志均将芍药与牡丹的排序颠倒，使得牡丹成为亳州物产的翘楚。[15]
嘉万之际，牡丹在亳州的兴起导致了这一地区牡丹文本的出现。早在薛凤翔的《亳州牡丹史》诞生以前，就有“严郡伯于万历己卯谱亳州牡丹”，[16]而据学者们的考证，“严郡伯”正是万历初年官任亳州知州的严汝麟，而他所谱的亳州牡丹的文本仍以《亳州牡丹志》为题名收录在书商汪士贤所刻的《山居杂志》中。[17]严氏之后，又有一种颇受现代学者关注的文章出现，那就是亳州士人夏之臣的《评亳州牡丹》，全文收录在《广群芳谱》中。清人尝言：“薛凤翔作《亳州牡丹史》，夏之臣作《牡丹评》。”[18]但是学者已经证实该文应当在《亳州牡丹史》刊刻前便已经完成了，而且文中的主要观点，即“忽变”说，也为薛著所继承。[19]
《亳州牡丹史》，明万历年间亳州士人薛凤翔（字公仪）所撰，薛氏虽然《明史》无传，但是乾隆以后的诸种《亳州志》中皆在“文艺”或“艺术”列传下记载了他的相关事迹：
薛凤翔，字公仪，西原嗣孙也。由例贡仕鸿胪寺少卿。工诗尤善书，深得二王笔法，购者珍之，著有《牡丹史》，摭采详备，能以博洽就其体例，焦竑、袁中道为之序。[20]
由此可知，薛凤翔乃是例贡出生，善于书法，曾在鸿胪寺任职，而所谓“西原嗣孙”，乃是指其为明代亳州名臣薛蕙的后人。《亳州牡丹史》的成书时间根据序跋则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是书卷一主要介绍了亳州牡丹的历史、栽培方法与品种，卷二则叙述了当时亳州种植牡丹的园林，卷三、四则采摘旧典中关于牡丹的诗文。 整体来看，该书既有关于亳州牡丹种植的技术性介绍，也有包含了牡丹文化的诗文摘录，因此从技术与文化两个方面还原了明代亳州牡丹的发展场景，具有非常高的成熟度。同时，《亳州牡丹史》在品种介绍层面扩大了严汝麟《亳州牡丹志》中的记载，而在栽培技术层面又借鉴了夏之臣的《评亳州牡丹》，可以说严、夏二人书中的精髓都在《亳州牡丹史》中有着明确的体现。当然，更为详细的介绍见诸上引学者的论文，笔者在此有两点想要强调：第一，四库馆臣对于该书的评价不高，他们认为此书“盖本欧阳修谱而推广之，......明人粉饰之习不及修谱之简质有体矣。”[21]笔者倒不是要否定这一观点，只是作为史学研究来看，《亳州牡丹史》其实在牡丹文化之外提供了相当多当时亳州社会的基本史料；第二，有关《亳州牡丹史》的版本问题，详见王毓瑚的论著，[22]一般认为现存万历刻本即是该书的原刻，但是，该书亦有抄本存世，目前唯一的标点本——李东生点注《亳州牡丹史》——便是以抄本为底本进行标点的，笔者对照刻本与标点本，发现后者碍于时代的限制存在着标点有误、甚至缺漏的问题，而在本文中，一般仍引标点本，但是对其中部分语句的断句进行了修改，此外，对于标点本中缺漏的部分则引刻本。
二、“因名覆实”：《亳州牡丹史》所录亲友小考
《亳州牡丹史》之所以重要，在于切实记录了当时亳州社会与牡丹发生关系的各色人物：“其种养鉴赏之家，俱以姓氏存诸本花之下，即园丁亦与名焉，因名覆实也。”[23]据笔者统计，除去历史人物与薛氏征引诗文的作者， 《亳州牡丹史》中出现了54位与牡丹或牡丹谱发生了关系的人物，下文便将他们按照亲人、士人、百姓三个类别，依次考证他们的身份，由此还原当时的“牡丹交往圈”。
首先来看薛凤翔的“亲人们”。后世学者在很大程度上为《亳州牡丹史》中的内容所误导，以为薛凤翔乃是明代中期名臣薛蕙的“孙子”。当然，薛凤翔确实在书中写到他与薛蕙的关系：“余先大夫西原、东郊二公”，[24]“西原”正是薛蕙的别号。但是略考后人为薛蕙所撰的“行状”与“墓志铭”便发现了问题，王廷在《吏部考功郎中西原薛先生行状》中写道：“（薛蕙）配赵氏，封安人，无后。”又唐顺之《吏部郎中薛西原先生墓志铭》中也写道：“先生配赵氏，无子。”[25]由此可见，薛蕙并无直系的子孙，也未有过继的子孙记载。另考李先芳所撰《薛考功祠堂记》曾提到：“考功弟子，国子生薛衢。”[26]此人又有墓志铭：
国初有彬者，繇河南偃师隶武平戎籍居亳，生子森，森有三子，琇、璎、瑀，琇之孙有蕙，以文名，官吏部考功，今世所称“薛考功”，瑀生镗，镗生蓂，蓂有五男，子长为署丞，君讳衢，字道行，八岁受书，能属文，又谙天官、历数、家语，考功奇之曰：“之子也，吾宗之秀。......子长翘，太学生，......次凤翔，鸿胪寺序班，喜读书，为诗文陈出，......次凤起，......孙男长先春，太学生......次应春，郡诸生，......俱翘子。[27]
以上可见，薛凤翔乃是薛衢之子、薛蓂之孙，其只能说是薛蕙的族孙。而以上这一段也可以进一步解决《亳州牡丹史》中所提到的几个亲人的身份：首先是与“先大夫西原”并列出现的“东郊”公，此人应当就是薛凤翔实际的祖父薛蓂；其次，书中另一处提到的“先府君两泉公”则应是薛凤翔的父亲薛衢；再次，书中又提到“东园”的主人为“兄子先春”，即是上引提到的薛翘之子薛先春；最后，薛凤翔也提到“余伯氏”与其他友人结成了“斗花局”，但是其父薛衢乃是薛蓂的长子，可见直系并无“伯父”，但是如从旁系寻找，薛蕙之兄恰有一子名叫薛存，[28]或长于薛蕙“弟子薛衢”，这里的“余伯氏”可能就是此人。
再来看看《亳州牡丹史》中都记录的士人。从书中的记载来看，约有29位士人曾与亳州牡丹或牡丹谱发生过联系，现略考如下：
第一，《亳州牡丹史》的序跋作者与校勘者，共8位。其中既有焦竑、袁宏道这样的名士，也有4位名气相对较小的士人：其一为“瓠庵李胤华”，《礼部志稿》中有其小传云：“李胤华，瓠庵，河南汝阳县人，丙辰进士，天启二年繇知县，行取回避，升任。”[29]其二为“延陵友弟邓汝舟”，崇祯《江阴县志》载：“字弘载，......升鸿胪寺少卿致仕。”[30]其三为“延陵友弟张嘉孺”，同据崇祯《江阴县志》载：“字元礼，......书学赵文敏，以孝母闻。”[31]其四为“广陵友弟李犹龙”，据嘉庆《如皋县志》载：“李犹龙，字元德，号海岳，......不第，或劝之入选，不应。归构层楼，十数楹，所积书尽贮其中。”[32]而两位校勘者李文帜与李文友，皆与薛凤翔并列志书“例贡”表中，前者官“光禄寺署正”，后者则官“光禄寺署丞”。[33]另《亳州牡丹史》后有“李叔子园”，并载主人为“李叔子仁卿”，而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则有言：“亳州李文友仁卿诗云：......”[34]因此，李文友即李叔子园主人也。
第二，薛凤翔本人的好友，共7位。这里主要指书中提到的与薛氏有过交情的士人，其中同邑好友有6位，其中“李文学伯升”、“李文学培卿”、“任典客”、“彭幼邻文学”无考。还有两人，“杨园”主人“枣强丞杨君”，查《枣强县志》，其中县丞确有亳州人“杨三聘”；[35]而“懒园”主人“王仁子”，则为“王寰洽”，志书小传有载：“王寰洽，字仁子。”[36]它邑友人有1位：即牡丹名品“转枝”的所有者“鄢陵刘水山太守”，按亳州及凤阳府皆无刘姓鄢陵籍的知府或知州，又检《鄢陵县志》在“荫封”条下发现名叫“刘巡”的士人，小字有载：“字豫田，南康太守。”[37]
第三，亳州籍的士人，共8位。他们大多是薛凤翔的前辈，而薛著诞生前的明代亳州共有6名进士，仅洪武年间的秦亨与万历年间中进士的王之屏未见《亳州牡丹史》提及，[38]而正德间中进士的薛蕙已见录于“亲人”。此外，书中所言“宋园”的主人为“贾水部”，而志书“进士表”则记载万历五年（1577）进士贾三策官任“工部主事”，可知即此人；又书中所载“且适园”主人为“李方岳正屏”，而亳州万历五年进士李国士，号“正屏”；[39]另书中所载继薛氏祖父而起种植牡丹的“夏侍御”，便是万历十一年（1583）中进士曾任“湖广监察御史”的夏之臣。没有进士功名的也有4位士人见诸记载：其一为在亳州牡丹界颇有名望的“凉暑园”主人“李典客”，而“典客”乃是称呼鸿胪寺官员的雅称，翻检历代《亳州志》，李姓官任鸿胪寺的有两人，且皆为例贡，一人在排在薛凤翔之前，名“李和冲”，另一人则排薛氏之后，名“李天秩”，[40]按《亳州牡丹史》云：“余伯氏与李典客结斗花局”，故“李典客”不当在薛氏之后为官，因此或为“李冲和”。其二，《亳州牡丹史》记述“大黄”这一牡丹品种时记载：“原里中长老为寿张簿，携归。”[41]故考《寿张县志》，其中确有亳州人为主簿，名叫“杨位”。[42]其三则为“松竹园”主人“王别驾谦夫”，此人“早年从考功游”，“别驾”即“通判”之称，检志书“例贡”条有“王逊之”为“瀓江府通判”，又考《瀓江府志》所载王逊之乃嘉靖十九年担任这一职务，与薛考功（即薛蕙）生活时代接近，故此人当是“松竹园”主人无疑。[43]其四乃是“宋园”的旧主“故将军宋氏”，无考。
第四，官任亳州的官员，共3位。其一为曾任知州的严汝麟，此人正是《亳州牡丹志》的作者。其二则为曾任亳州同知的李先芳，据《亳州牡丹史》所载，薛氏的南园，“往李尚玺伯承谪居吾郡，公暇辄造之。”[44]而根据李先芳墓志铭所载，李氏“字伯承”，嘉靖年间“尚宝司丞”，随后“左迁亳州同知”。[45]其三为“通侯张公”，薛凤翔曾寄“娇容三变”给他，“通侯”即明代州县长官别称，而“娇容三变”则是“万历己卯（七年）”亳州才出现，因此考《亳州志》万历后张姓知州，仅有“张太运”一人，张氏则“陕西延安选贡”出身。[46]
第五，薛凤翔先人薛蕙的友人，共3位。赠给薛蕙牡丹名品“佛头青”的“李子西先生”，便是薛蕙《考公集》的刊刻者李宗枢：“李宗枢，字子西，富平人，嘉靖癸未进士。”[47]另有为薛蕙“常乐园”的亭子题名为“莹心亭”的“乔太宰”，此人即是乔宇，嘉靖间曾为吏部尚书，故称为“乔太宰”；[48]又，薛蕙“常乐园”本称“独乐园”，薛蕙自叙为：“中丞马敬臣先生改曰常乐。”[49]而此人正是马卿，其墓志铭记载：“公讳卿，字敬臣，号柳泉。”[50]
最后再略加介绍《亳州牡丹史》中记录的园丁、花户，他们约有二十人之多，但是绝大部分仅在书中列了姓氏，生平、甚至姓名均不可考，例如亳州地区“颜布衣”、“赵氏”、“蜀僧觉”、“张氏”、“马氏”、“石氏”、“仝氏”、“韩氏”、“沈氏”、“朱氏”、“东郭老叟”、“郭氏”、“单氏”，曹县地区的“邓氏”、“曹州方家”。而记录下姓名的则有“方氏园”主人，薛凤翔曾在“醉玉环”这种牡丹下写道“方显仁所种”，可能即是此人；另有所谓“曹县王氏”者，考光绪《曹县志》中收录了嘉万时期士人邢侗给友人的书信，其中写道：“曹有王五云先生，家多异蓄，于牡丹尤富。”[51]因此这里的“王云五”应就是《亳州牡丹史》中的“曹县王氏”；又有“王薄子”、“李仁”、“王世廉”三人皆为花户、园丁，亦见录完整姓名。
以上对《亳州牡丹史》中所录的54位人物进行了简略的考证，他们与薛凤翔共同构筑的“牡丹交往圈”，初步印象可归纳为如下三点：第一，除了薛凤翔之外，薛氏家族有五人见录于《亳州牡丹史》中，这也就说明，在亳州的花事活动中，薛家的参与程度还是相当高的；第二，由于薛凤翔本身仅是“例贡”出身，因此他的交往圈虽然包括了一些如焦竑这般的名士，但是大部分友人仍是与他相仿的缺少进士、举人功名的例贡与下级官僚；第三，由牡丹构筑的交往活动超过了传统“士农工商”的阶层限制，薛凤翔及亳州地区的士人在面对牡丹之时离不开与下层百姓的交流，尤其是那些园丁、花户。
三、“冬春夏秋”：《亳州牡丹史》所见晚明亳州花事活动
晚明士人张涛在其所修的万历《歙志》中用“冬春夏秋”的四季来形容明代社会的变迁， 而牡丹在明代亳州的发展历史也可用四季来进行概括。
首先是“冬季”。亳州地区并不是“自古以来”的牡丹中心，至少明代中叶以前，该地区的牡丹种植并未得到关注，如前引《中都志》的记载，成化年间，牡丹并不是亳州的特产。而正德以前亳州士人仅中进士一名、举人四名，且均为洪武、永乐年间诞生，换言之，永乐至正德的近百年时间里，亳州文风不振。[52]
毫无疑问，亳州牡丹的“春季”是与薛凤翔的先人“薛蕙”有着很大关联的：
今亳州牡丹更甲洛阳，其他不足言也。独怪永叔尝知亳州，记中无一言及之，岂当时亳无牡丹耶？德靖间，余先大夫西原、东郊二公最嗜此花，偏求他郡善本移植亳州，亳有牡丹自此始也。[53]
略检《明史·薛蕙传》，可知薛蕙因嘉靖三年（1524）“大礼议”上疏而“下镇抚司考讯”，随后“南归”。回到亳州以后，薛蕙自建了“常乐园”，并广植牡丹，《亳州牡丹史》记载如下：“先大夫西原公议礼归田，小筑丘园，去城南可二里，......亳之有牡丹自兹园始。”[54] 同时，他在“大礼议”中刚直不屈的表现得到了当时士林广泛的认同，由此薛蕙及其“常乐园”成为了亳州地区士人交往的中心，而园中的牡丹也顺之成为士人交往中的一个关注点所在。
《亳州牡丹史》中记载了3位薛蕙的友人：乔宇、马卿与李宗枢。其中前两位甚至参与到了“常乐园”建设活动中，乔宇题名“莹心亭”并写下了《莹心亭为薛君采赋》，马卿则是“常乐园”的命名者，故而也留下了两首五言诗。除了这两人外，同时代的王廷相、吴檄、郭维藩、苏佑等士大夫皆在此园留下诗篇。不过查考这一时期薛蕙友人留下的文字，基本均未提到牡丹。[55]但是，薛蕙本人却时常透露出喜爱牡丹之情，例如对于特地赠给他牡丹“佛头青”的李宗枢，薛氏写了一首五言答谢：“故人真好事，为我致名花；书寄夷门道，春来帝子家。”[56]而他也不光是牡丹的接收者，同时也会利用牡丹从事一些社会活动，《考功集》中收录了一首诗题名《牡丹送寺中供佛兼题句》，表明薛氏也曾将所藏牡丹赠给寺院，除此之外，文集中还收录了不少他咏牡丹的古诗，其中《牡丹》写道：“红紫纷纷欠第稀，故留国色殿春晖。”[57]史载薛氏晚年“或对客临文，觞咏自得，暇则曳履田次，荫树临流，与渔叟、农夫相答问。”[58]当时的亳州牡丹种植的能手为“仝氏”：“先考功种花时，独仝氏善种艺，且能远近图之，故多佳种。”[59]当时薛蕙必定也与这位“仝氏”有过不少牡丹答问。
以上可见，由于亳州地方名士薛蕙的介入，牡丹开始在这一地区得到种植，并因为薛蕙个人的喜爱，牡丹开始走进薛氏乃至亳州的社会交往圈中。但是牡丹的全盛（“夏季”）则在薛蕙去世之后到来。清人修志时曾认为薛蕙在时“常乐园之盛传于淮北”，而“厥后考功身故，继嗣修葺不几年遂归寥落。”[60]从牡丹角度而言，这并非事实。薛凤翔的父亲“两泉公”薛衢“继常乐而构”的“南园”在薛蕙生前便已完成，此园亦是牡丹盛地，故《亳州牡丹史》引“郡志”言：“薛氏南园，表里灿如蜀锦，与常乐为肘腋。”[61]而薛蕙晚年的诗歌中也常提到“南园”的牡丹，如《病中对雨忆南园牡丹》、《南园观牡丹时雨霁病亦适愈》。[62]因此，“南园”在很多程度上填补了“常乐园”的寥落，并与李典客的“凉暑园”、夏之臣的“南里园”共同推动了亳州牡丹全盛的到来：“今尽丛聚于南里及凉暑两园，两园如花之武库，吾家南园鼎立其间。”[63]而从薛凤翔概要的论述来看，这一全盛时期大体发端于嘉靖末年，而极盛于万历年间以后：
迨颜氏嗣出，与余伯氏及李典客结斗花局，每以数千钱博一少芽，珍护如珊瑚木难，自是种类繁夥。隆万以来，足称极盛。夏侍御继起，于此花尤所宝爱，辟地城南为园，延袤十余亩，而倡和益众矣。[64]
从上引论述来看，这一时期亳州牡丹兴盛大概可以从花与人两个角度来讨论。从花的角度来说，亳州牡丹之盛在于品种的日益增多，薛凤翔对此自豪的写道：
花史氏曰：永叔记洛中牡丹三十四种，邱道源三十九种，钱思公谱浙江九十余种，陆务观与熙宁中沈杭州牡丹记各不下数十种，往严郡伯于万历己卯谱亳州牡丹多至一百一种矣，今且得二百七十四种。[65]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正是该地区的“人”越来越关注牡丹，甚至越来越依赖牡丹进行社会交往活动。
一方面，亳州地区的士人们大量卷入“牡丹交往圈”中。从前一节的论述可知，仅《亳州牡丹史》中见录的人物来看，明代中后期亳州的有功名的士人几乎全部种植与鉴赏牡丹，而像薛凤翔这样的例贡则更是庞大。他们相互结成“斗花局”，又大肆建造牡丹园林。除了前引四种园林外，还有薛先春的“东园”、王逊之的“松竹园”、贾三策的“宋园”、杨位的“杨园”、李国士的“且适园”等等，而这些园林均以牡丹称盛，如王逊之“深嗜牡丹，凡竹间隙地皆种之。”又如“且适园”，“其中牡丹更饶名品。”这些园林自然也就成为了当地士人交往的产所，他们常在此对花吟诗，相互品评。例如夏之臣的“南里园”，夏氏便“日与山人羽客徜徉其间，时牡丹与凉暑园争胜。”[66]而薛凤翔也恰好记录一则他在该园赏花的经过：“壬子虽于南里园偶见娇容三变，一树数枝，忽一枝出头，红艳绝世，无比类，坐中客皆骇异。客曰：此妖血也。遂因名。”[67]
除了本地士人参与牡丹交往外，外地士人也成为了亳州牡丹园林的座上客，尤其是那些曾任亳州地方官的士人，像是时任亳州同知的李先芳与亳州知州的严汝麟便经常造访薛家的园林。在《亳州牡丹史》中，薛风翔在自家的“南园”条下记载：“往李尚玺伯承谪居吾郡，公暇辄造之。”[68]而查考李先芳本人的文集，其中留有大量在薛家园林所作的诗文，且牡丹也成为了他在薛园欣赏的焦点，在一首名为《同孙对溪使君薛园赏牡丹作》的五言律诗中，李氏赞叹的写道：“千骑下东方，名园胜洛阳。”[69]而严汝麟进入薛氏园林赏花的经过则被记录了下来：“南园于戊寅春，鹤翎红枝上，忽开一花，二色，红白中分，红如脂膏，白如腻粉，时郡大夫严公造，觉呼为太极图。”[70]后来，严氏甚至撰写了《亳州牡丹志》，也是亳州地区最早的牡丹谱录。
同时，亳州士人在州外交往过程中也不断与牡丹发生联系。第一，他们对于其他地区的牡丹有着浓厚的兴趣，其中的一些也被他们想办法引进亳州，例如“大黄”，便是杨位从寿张引进到亳州的，“原里中长老为寿张簿，携归。”[71] 第二，亳州地区的士人也会利用牡丹去扩展或维系亳州之外的交往圈，王寰洽便常发帖子邀请其他地方的名士来他的“懒园”一会，而牡丹正是吸引外地友人的法宝，例如他邀请“鄢陵刘山水”太守的帖子便是《请刘太守赏牡丹启》。[72]而在这一方面做的最突出的，可能就是《亳州牡丹史》的撰者薛凤翔，据他自己所载，他曾寄“娇容三变”给“通侯张公、袁石公过赏”。翻阅该书另一作序人焦竑的文集，发现薛凤翔也曾给焦氏寄过牡丹，且焦竑留有回信云：“承专使远惠手尺并名花珍玩，物意两重，鄙薄何以承之。”不过焦氏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薛凤翔给予他牡丹的原因：“读令器之言，弥生感奋，承命漫为传草，以往札中，直书原语。以令器超诣之言，自足不朽，不佞不欲没其实事。”[73]原来，薛凤翔是想请焦竑为其早逝的儿子薛大春作传，而焦竑收到牡丹之后也确实写了一篇《薛童子传》以答谢。[74]
另一方面，亳州地区的百姓也进入“牡丹交往圈”。薛凤翔曾写道：“吾亳以牡丹相尚，实百恒情，虽人因花而系情，花亦因人而幻出，计一岁中，鲜不以花为事者。”[75]而普通百姓参与牡丹花事活动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纯粹的赏花者，这在亳州为数甚多，同据薛氏的记录，牡丹花期之时，“虽负担之父，村野之氓，辄务来观。”[76]另一种则是参与牡丹栽培、售卖的园丁花户，他们有的受雇于士人园林，例如前一节提到的“李仁”便是“凉暑园”的园丁，据载“仁自有花癖，解趣，故主人不劳心，而绝色自新。”[77]但是这些园丁花户中也有很多自己经营者牡丹园林，在《亳州牡丹史》中有大约有四座园林乃是这些花户所建。例如“颜布衣”的“乐园”，薛氏记载：“主人不涉书，......在隆万间喜觅花，与人斗奇。”[78]又如“韩家园”，主人“结篱种牡丹其中，接花从韩氏方盛，取利亦从韩始。”[79]
这些园丁对于“奇种”与“异种”的关注不亚于士人们。《亳州牡丹史》在收录牡丹品种时有着一定的分类，其中“具品”之前的“神品”、“灵品”等可以算是牡丹的珍贵品种，一共约有96种，而详细标注出处的有33种，其中出自花户之手的有24种。由此可见，这些下层百姓的劳作才是亳州牡丹品种众多的原因，而在薛凤翔的论著完成之后，仍有园丁认为他的论著尚未概括亳州牡丹之全部：
史既行，明年春有东郭老叟谓余为花知友，具壶觞邀余至其家。所艺诸花皆耳目之所未尝闻见者，不下三十余种。问之皆从四方所得。[80]
同时，也正是因为花户园丁在牡丹种植上的特殊才能，他们与当地士人的交往也多了起来。这种士与民的交往有纯粹的技术手段交流，例如薛凤翔便从“颜布衣”那里学会了一种延长花期的方法：“吾乡颜氏花盛开时，花下以土封池，满池注水，花可多延数日。”[81]更多的交流则是牡丹品种的买卖活动：
然一当花期，互相物色，询某家出某花，某可以情求，某可以利得。异种者获一接头，密秘不啻十袭。名园古刹，尤称雅游。若出花户轻儇之客不惜泉布私诸砌上，争相夸耀。[82]
具体而言，这种买卖活动形成了牡丹名品由花户向地方士人流动的趋势，这在薛凤翔所记载的牡丹名品中也有实例，如“娇容三变”，“原出方氏，任典客购藏之。”又如“花红平头”，“王氏田间藏一本，购归凉暑园。”[83]
以上可见，亳州牡丹的“夏季”确实繁盛异常，不仅地方士人与百姓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了花事活动，而且士民之间交往、不同地域士人的交往都在牡丹的影响下进行着，可以说这一时期亳州社会就是“牡丹的社会”，这一时期亳州的交往圈就是“牡丹的交往圈”。
但是，薛凤翔完成《亳州牡丹史》之时，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亳州牡丹“秋季”的来临。在《亳州牡丹史》文本内，薛氏虽然记录了17座牡丹园林，但其中不少都已荒废了，例如王逊之的“松竹园”，“今花竹半残，园亦分裂。”杨位的“杨园”，杨氏在时“诸子或谋以售人。”夏之臣的“南里园”，“自侍御物化，遂尔寥落。”[84]而跳出文本之外，万历末年及其之后的亳州社会也难算安定。从自然灾害来说，万历三十年（1602）之后这一地区灾害不断，更为严重的打击则是崇祯八年（1635）李自成的起义军过境，史载“杀戮士民商贾男妇万余人，焚烧一空。”[85]亳州的牡丹园林自然难逃一劫，故清人修志云：“按以上旧园皆前明薛凤翔《亳州牡丹史》中所记，在隆万天崇间，后经季年兵焚，迁移转易，俱丛残，非旧观矣。”[86]而薛家园林之破败，恰有清人诗为证：“剩水残邱草正肥，断碑荒塚昔人非。”[87]
本节以四季为线索梳理了晚明亳州的“牡丹社会”，通过这种较为立体的论述，前一节得出的相关结论应仍具有意义。 此外，从本节着重描述的“春”、“夏”两季可以看出，牡丹在亳州的兴盛经历了一种从“人”到“物”的变化：在“春季”，名士薛蕙主导了亳州牡丹的交往活动，乃至后世亳州士人对于牡丹的喜爱都是在薛氏的影响下出现的，例如建立“松竹园”的王逊之“早年从考功游，因创园”，夏之臣建“南里园”的原因也是“慕考功为人”，由此可见，在亳州牡丹兴起之初，作为“物”的牡丹是附着在作为“人（名士）”的薛蕙之上的；但是到了“夏季”，随着参与牡丹种植与赏玩的人数增多，牡丹附着于薛蕙的关系也开始解体，尤其是一般百姓的介入，使得牡丹的赏玩不再具有任何“超越”的意义，而纯粹沦为世俗活动，甚至开始出现了不光彩的偷盗行为，“近有花户王世廉，地亩花数与方相当，谈者谓之多得之偷儿。”[88]而这种从“人”到“物”的转变也带来了亳州地方的士民交往的频繁。 那么，对于这种跨阶层的交往活动，亳州士人是如何感知的呢？《亳州牡丹史》也可以作为我们探寻士人当时的“阶层感”的文本。
四、余论：《亳州牡丹史》中的“阶层感”
岸本美绪通过对晚明地方社会中“老爷”、“相公”等称呼名词的研究，窥探了当时社会中较为明显的“阶层感”。[89]从上文讨论的《亳州牡丹史》来看，这本牡丹谱在牡丹品种与种植方法之外，还加入了很多亳州社会“牡丹交往”的记载。 而且，这种社会交往是“跨阶层”的，进一步而言，这种“跨阶层”并不仅仅是“平民”与“士绅”，而且也是“士人集团”内部的上、下层士人的“跨阶层”交往。那么，对于《亳州牡丹史》中所暗含的“阶层感”就有必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分析。
毫无疑问，《亳州牡丹史》的作者薛凤翔乃是较为标准的“下层士人”，仅靠“例贡”长期在鸿胪寺担任下层官吏（“序班”）。但是，从他所构筑的“牡丹交往圈”来看，焦竑、“三袁”等当时名士都与其有着一定的交流。那么，他是如何跻身“上层士人”的交往圈呢？焦竑的《澹园集》中留有一定的线索。在前引焦竑寄给薛凤翔的信中，他除了答谢赠花之外，还对薛氏的先人薛蕙美言了一番：“西原先生镕裁九流，模楷来学。”[90]有意思的是，几乎在焦竑所有关于薛凤翔的文字中都离不开薛蕙的存在，如其给薛凤翔儿子所作的传中写道：“父凤翔，鸿胪寺序班，考功郎中蕙，世称西原先生，其王大夫也。”[91]另有一首《薛公仪鸿胪过访有作赋答》题名下小字云：“鸿胪，西原公后。”[92]而在焦竑给《亳州牡丹史》所作的序中，这一倾向更为明显：“余友薛鸿胪公仪，亳人也，承西原先生遗业，绩学之暇，以莳花学圃自娱。”[93]由此可见，薛蕙在士林间的名声其实是薛凤翔得以受到上层士人瞩目的最大原因。但是，正如前文所考辨的，薛凤翔其实与薛蕙并非直系的祖孙关系， 因此，作为“下层士人”的薛凤翔如何建构与薛蕙的关系便成了他扩大交往圈的关键，而牡丹恰好给了薛凤翔这一机会。在薛凤翔看来，亳州的牡丹是在薛蕙的引领下走向繁荣，而薛凤翔作为薛蕙的继承者，正是在牡丹的种植甚至牡丹谱的撰写上完成的。薛氏在书中也不断强调他与薛蕙的关系，这一点上文已有论述，而这样一种强调也为人们所认可，上引焦竑的序言便说薛凤翔的“种莳”活动是承继了薛蕙的“遗业”，而几乎所有作序、跋者均是这么理解的，袁中道写道：“吾友薛公仪，少世其家。”邓汝舟写道：“公仪兄，海内名家子，......唐人诗云：‘看到子孙能几家’者，公仪簪绅奕映，家园世守。”李犹龙的跋文则更加直接：“亳都薛公仪典客，文而能诗，其大夫西原公，往以正始之音，与李何颉颃，于牡丹尤深嗜，博访名种，植之家园，流传延蔓，迄今百年。”[94]换言之， 对于薛凤翔来说，牡丹不仅仅是作为“物”联系着他与友人，更是作为一种象征——薛蕙继承人的象征——来粉饰着他士人的身份，并由此打通与“上层士人”交往的渠道。[95]
通过之前两节的论述，《亳州牡丹史》始终在强调两个“事实”：第一，亳州牡丹始于薛蕙在“常乐园”中的种植，所谓“亳有牡丹自此始也”；第二，亳州牡丹的名品集中在薛凤翔的“南园”与“李典客”的“凉暑园”、夏之臣的“南里园”。这两个“事实”都在暗示士人才是亳州牡丹兴盛的主要因素。但是细读文本，笔者对以上两个“事实”产生了质疑：从时间来看，薛凤翔在“状元红”的牡丹品种下写道：“弘治间得之曹县。”[96]而薛蕙晚至嘉靖初年才建园种牡丹，如何说他才是亳州牡丹的“始祖”呢？从牡丹名品来看，略检书中所列牡丹品种出于以上士人园林的绝对数量并不多，上文也表明园丁花户才是牡丹名品的真正产出者，又检书中关于牡丹园林的记载，其中薛氏认为“单氏”的“单家庄”所种的牡丹，“即达官贵人以至好事者莫取，故牡丹尤备诸园，凡远近市其花者必先单氏焉。”[97]由此可见，普通百姓的牡丹园完全不亚于以上士人们的牡丹园，为何薛凤翔却认为亳州牡丹名园仍是“南园”、“凉暑园”和“南里园”呢？由此可见，《亳州牡丹史》中想要强调的“事实”都有着明显的漏洞，而这些漏洞可能才是事实：第一，亳州牡丹早在薛蕙种植之前便在民间已有一定的流行了，薛氏及后来的士人只不过是跟随者；第二，亳州牡丹的名品未必都集中在士人们的牡丹园林中，很多花户园丁的牡丹园足以与他们媲美。 但是薛凤翔作为士人，他掌握了书写的文化权力，因此只有牡丹进入士人的视野中才值得被记录下来，也只有牡丹种植在士人的园林中才值得被称赞。依照这一思路，回到《亳州牡丹史》文本中，岸本美绪所在意的“称呼”与“阶层感”的关系也浮现了出来，只不过不是以口语而是以书面语的形式。不妨回顾一下本文第二节的内容，其中对《亳州牡丹史》所录的54位亲友做了简单的介绍，薛凤翔对于其中士与民的区分是非常了然的，在那些可以算作士的人物称呼上，薛氏或称字号（如“西原”、“东郊”），或称官名（如“严郡伯”、“刘水山太守”），无官名的贡生则以“文学”代称（如“李文学伯升”，“彭幼邻文学”），而对于下层园丁花户则以姓氏代之（如“颜氏”、“邓氏”），亦有少部分直呼其名（如“李仁”、“王世廉”）。换言之，这些在牡丹花事活动中“跨阶层”交往的士人与园丁们，在文本中又变成了两个阶层而被书写下来。然而，这样一种区分却未必真的有效。因为花户园丁确实掌握了士人们所不具备的牡丹栽培技术，并由此进一步涉及到牡丹的命名权。薛凤翔在是书“凡例”中警告：“花名之鄙俚有最可厌者，皆起自花户园丁之野谈，而花之受辱于兹为甚。”[98]从具体内容来看，确有花户命名的情况，例如“秋水妆”，薛氏记载：“夏侍御初得之，方氏谓其爽气侵人，如秋水浴洛神，遂命今名。”[99]不过，坦率说来，薛凤翔对这一情况不满有之，但并没有太多改变的办法，他颇为无奈的写道：“欲易之，恐物色不便，仍以原名标其目焉。”
通过以上两个层面的分析， 笔者认为《亳州牡丹史》中所透露出的薛凤翔的“阶层感”大约可以用“紧张”两个字概括。一方面，薛氏利用牡丹构建了与祖上薛蕙的关系，从而消费他所积累下的社交资本，以此强化自己士人的身份；另一方面，薛凤翔也敏感的发觉，园丁花户也开始通过牡丹模糊“下层士人”与他们的界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亳州牡丹史》不仅仅是牡丹品种、栽培与文化的知识，也是亳州地区由牡丹引起的社会交往（尤其是“跨阶层”交往）的记录，而从这种对于社会交往记录的进一步分析中，当时亳州下层士人的“阶层感”也孕育而出。 那么，作为“物”的牡丹，确实在“物的崛起”的时代承担了“观赏植物”以外的意义，它是士人们自身确认的“物”，也是下层试图往上攀爬的“物”。进一步而言，作为牡丹文献的“牡丹谱”也不仅是“自然知识”的汇编，它与牡丹共同陷入了晚明日益复杂的社会网络中。
（感谢匿名评审人所提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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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64-215页。
[②]李娜娜等：《中国古代牡丹谱录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
[③]从“技术史”来看，参见陈平平：《我国宋代的牡丹谱录及其科学成就》，《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中国宋代牡丹谱录种类考略》，《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久保辉幸：《宋代牡丹谱考释》，《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1期。从“文化史”来看，可见陈永生、吴诗华：《中国古牡丹文化研究》，《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路成文：《北宋牡丹审美文化论》，《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李潇云、惠富平：《中国古代牡丹文化史论略》，《古今农业》2016年第3期；等等。
[④]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物质文化》，第135页。
[⑤]相关研究可见邱仲麟：《花园子与花树店——明清江南的花卉种植与园艺市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8本第3分；《明清江浙文人的看花局与访花活动》，《淡江史学》第18期；宋立中：《论明清江南鲜花消费及其社会经济意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闲隐与雅致：明末清初江南士人鲜花鉴赏文化探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⑥]潘法连：《薛凤翔及其<牡丹史>》，《中国农史》1986年第4期；吴诗华：《薛凤翔与亳州牡丹史》，《中国园林》1991年第2期；陈平平：《薛凤翔与牡丹》，《南京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4期。
[⑦]阎双喜：《中国牡丹史考》，《中国农史》1987年第2期。
[⑧]薛凤翔撰，李东生点注：《牡丹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⑨]李先芳纂修：《（嘉靖）亳州志》卷1《建置考》，《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30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第240页。
[⑩]刘泽溥修，高搏九纂：《（顺治）亳州志》卷1《版舆图》，《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第475-477页。
[11]汪灏等：《广群芳谱》卷32《花谱》，《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8页。
[12]柳瑛纂修：《（成化）中都志》卷1《土产》，《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6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128页。
[13]耿继志等修，汤原振等纂：《（康熙）凤阳府志》卷12《物产》，《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697号，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586页。
[14]这里芍药虽然排在牡丹之前，但是随后撰者李先芳进一步介绍亳州名品时却将牡丹列为第一：“最佳者，如牡丹志王家红、佛头青，芍药之莲香白、观音面。”李先芳纂修：《（嘉靖）亳州志》卷1《田赋考》，《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300册，第259-260页。
[15]例如道光《亳州志》即是如此，而且还用小字在“牡丹”条下自豪的写道：“亳产甲于天下”，具体参见任寿世等修，刘开等纂：《（道光）亳州志》卷21《土产》，《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664号，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45页。
[16]薛凤翔：《牡丹史》，第18页。
[17]杨凡：《<亳州牡丹志>作者考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5期。另，《亳州牡丹志》文本可参见严汝麟撰：《亳州牡丹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80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81-385页。
[18]计楠：《牡丹谱》，《丛书集成续编》第79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555页。
[19]姚德昌：《晚明夏之臣及其“忽变”说》，《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金家年：《夏之臣与<评亳州牡丹>》，《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2期。
[20]这里采用相对详细的道光志的记载，但是该志原文以为“薛凤翔字来仪”，有误，特此改正。参见任寿世等修，刘开等纂：《（道光）亳州志》卷31《人物》，《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664号，第1503页。
[2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16《牡丹史》，《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33页。
[22]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72-173页。
[23]薛凤翔：《牡丹史》，第13页。
[24]薛凤翔：《牡丹史》，第18页。
[25]薛蕙：《薛考功集》附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749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9、1161-1162页。
[26]李先芳：《李氏山房集》卷3《薛考功祠堂记》，《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第10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版，第561页。
[27]郭正域：《合并黄离曹》卷24《明敕封徵仕郎光禄寺良醖署署丞薛君墓志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68页。
[28]据上引《薛考功集》附集《吏部考功郎中西原薛先生行状》所言，薛氏“兄弟三人，伯曰蘭，仲即先生，季曰萱，侄一曰存，即蘭之子。”
[29]俞汝楫等：《礼部志稿》卷43《历官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06页。
[30]冯士仁修，徐遵汤、周高起纂：《（崇祯）江阴县志》卷3《选举志》，《无锡文库》第1辑，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页。
[31]冯士仁修，徐遵汤、周高起纂：《（崇祯）江阴县志》卷3《选举志》，《无锡文库》第1辑，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页。
[32]扬受延等修，马汝舟等纂：《（嘉庆）如皋县志》卷17《列传》，《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9号，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297页。
[33]刘泽溥修，高搏九纂：《（顺治）亳州志》卷1《科贡表》，《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1册，第520页。
[34]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16，《续修四库全书》第169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8页。
[35]单作哲纂修：《（乾隆）枣强县志》卷4《职官》，《故宫珍本丛刊》第71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401页。
[36]华度修，蔡必达纂：《（乾隆）亳州志》卷9《人物志》，《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2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37]施诚纂：《（乾隆）鄢陵县志》卷9《选举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南府县志辑第4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
[38]刘泽溥修，高搏九纂：《（顺治）亳州志》卷1《科贡表》，《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1册，第512页。
[39]刘泽溥修，高搏九纂：《（顺治）亳州志》卷3《人物传》，《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1册，第192页。
[40]刘泽溥修，高搏九纂：《（顺治）亳州志》卷1《科贡表》，《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1册，第520页。
[41]薛凤翔：《牡丹史》，第45页。
[42]刘文煃修，王守谦纂：《（光绪）寿张县志》卷5《职官》，《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93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页。
[43]柳正芳修，李应绥纂：《（康熙）瀓江府志》卷8《秩官》，《中国地方志荟萃》西南卷第七辑第9册，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第108页。
[44]薛凤翔：《牡丹史》，第78页。
[45]焦竑：《国朝献征录》卷77《尚宝司少卿北山李公先芳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第52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194页。
[46]刘泽溥修，高搏九纂：《（顺治）亳州志》卷1《秩官表》，《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1册，第506页。
[47]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104《李宗枢》，《续修四库全书》第53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49]薛蕙：《薛考功集》卷3《五言古诗》，《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749册，第1074页。
[50]崔铣：《洹词》卷10《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使马公行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02页。
[51]陈嗣良修，孟广来等纂：《（光绪）曹县志》卷4《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84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
[52]李先芳纂修：《（嘉靖）亳州志》卷1《选举表》，《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300册，第238页。
[53]薛凤翔：《牡丹史》，第18页。
[54]薛凤翔：《牡丹史》，第77页。
[55]这一时期薛蕙友人关于“常乐园”的诗文与薛蕙本人的答谢，俱见刘泽溥修，高搏九纂：《亳州志》卷4《艺文》，《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2册，,第365-372页。
[56]薛蕙：《薛考功集》卷5《五言律诗》，《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749册，第1101页。
[57]薛蕙：《薛考功集》卷7《七言律诗》，《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749册，第1117页。
[58]刘泽溥修，高搏九纂：《（顺治）亳州志》卷3《人物传》，《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2册，第187页。
[59]薛凤翔：《牡丹史》，第64页。
[60]朱筠纂修：《（乾隆）亳州志》卷3《古迹》，《故宫珍本丛刊》第103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61]薛凤翔：《牡丹史》，第78页。
[62]薛蕙：《薛考功集》卷7《七言律诗》，《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749册，第1117页。
[63]薛凤翔：《牡丹史》，第18页。
[64]薛凤翔：《牡丹史》，第18页。
[65]薛凤翔：《牡丹史》，第18页。
[66]薛凤翔：《牡丹史》，第83页。
[67]薛凤翔：《牡丹史》，第62页。
[68]薛凤翔：《牡丹史》，第78页。
[69]李先芳：《东岱山房诗录·五言排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9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76页。
[70]薛凤翔：《牡丹史》，第62页。
[71]薛凤翔：《牡丹史》，第45页。
[72]王寰洽：《懒园漫稿》卷5《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53册，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331页。
[73]焦竑，李剑雄整理：《澹园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56页。
[74]焦竑：《澹园集》，第359-360页。
[75]薛凤翔：《牡丹史》，第86页。
[76]薛凤翔：《牡丹史》，第87页。
[77]薛凤翔：《牡丹史》，第82-83页。
[78]薛凤翔：《牡丹史》，，第82页。
[79]薛凤翔：《亳州牡丹史》卷2《韩家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80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425页。
[80]薛凤翔：《牡丹史》，第73页。
[81]薛凤翔：《牡丹史》，第42页。
[82]薛凤翔：《牡丹史》，第87页。
[83]薛凤翔：《牡丹史》，第44、53页。
[84]薛凤翔：《牡丹史》，第81、83页。
[85]刘泽溥修，高搏九纂：《（顺治）亳州志》卷1《郡代纪》，《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1册，第466页。
[86]朱筠纂修：《（乾隆）亳州志》卷3《古迹》，《故宫珍本丛刊》第103册，第67页。
[87]任寿世等修，刘开等著：《（道光）亳州志》卷39《艺文志六》，《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664号，第2010页。
[88]薛凤翔：《牡丹史》，第86页。
[89]岸本美绪：《“老爷”与“相公”——由称呼所见之地方社会中的阶层感》，常建华主编：《中国日常生活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150页。
[90]焦竑：《澹园集》，第856页。
[91]焦竑：《澹园集》，第358页。
[92]焦竑：《澹园集》，第636页。
[93]薛凤翔：《牡丹史》，第1页。
[94]薛凤翔：《牡丹史》，第5、7、176页。
[95]其实除了《亳州牡丹史》外，亳州薛氏族人对于薛蕙的“消费”还有别的文本可寻。薛凤翔的后辈“薛泰春”曾撰写《议礼述事》一文，专门记述薛蕙在“大礼议”中的表现，由此彰显“吾薛氏以诗礼传家，阅历久远。”该文收录在志书中，与薛凤翔试图依靠薛蕙与上层士人交往相比，这一文本旨在加强薛氏家族的地方权势。参见华度修，蔡必达纂：《（乾隆）亳州志》卷11《艺文志》，《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22册，第179-186页。
[96]薛凤翔：《牡丹史》，第71页。
[97]薛凤翔：《牡丹史》，第86页。
[98]薛凤翔：《牡丹史》，第14页。
[99]薛凤翔：《牡丹史》，第52页。
- 全文完 -
本文发表于《安徽史学》2020年第1期
作者简介
葛小寒（1990-），江苏南京人，理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明清历史文献学、自然知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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