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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的文化精神分析

花匠小妙招
2024-11-22 03:26

一、从深山到宫苑

深山里的牡丹，从未打听过通往洛阳的道路。

这是我10多年读过的两行诗歌，它来源于河南诗人马合省一本薄薄的诗集《老墙》。

牡丹从深山走向宫苑完全是身不由已，并经历了漫漫的长途。这一点如同民间甄选美女入宫是一样的，需要经历一系列复杂的顺序与过程。“人挪活，树挪死”的逻辑在此被轻易推翻。原本自由生长在民间的牡丹，到宫中竟然可能轻易地活下来，并因为艳丽而成为“国色”。

牡丹作为一种古老的植物，一度广泛分布在中国的大江南北，甚至连苦寒的藏区与潮湿的四川盆地都能够生存。和其它物种一样，牡丹作为野生的物种，在成为牡丹的之前，也有着早先人类给予的名字。“鼠姑”、“鹿韭”这一类名字无论是听起来还是看上去怎么都不像是花名，完全是一种蔬菜甚至野草的名字。牡丹的首次“上报”是在《诗经》的时代，那个时代“牡丹”之名是不存在的，只能以芍药的名号进入《诗经》，并被动地成为一个男子调戏一名怀春女子的道具。

秦汉以后，牡丹的药用价值被发现，以药材的身份挤身于《神农本草经》之中——根皮均可入药，有活血化瘀的疗效。牡丹为毛茛科芍药属植物，牡丹的根皮，含牡丹酚，牡丹酚甙，挥发油和植物甾醇等。现代中医认为：其性凉，味苦、辛，功能清热、凉血、和血、清瘀，适用于热人血分、发斑、惊痛、吐血、痈疡，跌打损伤等症。

《广群芳谱》之中有非常明确的记载：牡丹生于汉中、剑南，苗似羊桃，根似芍药。现今在陕、甘、青、鲁、藏等1500米左右的山间林地都有自由生长的牡丹。作为药用的牡丹走入人们的视野之后，牡丹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引种和栽植，牡丹由野生变家养。经过多年精心培养后，牡丹的花朵越来越大，色泽日渐鲜艳丰富——于是，作为药物的另一个附加效用出现了：牡丹的花朵很好看，具备很强的观赏的价值。

这是一个从内容到形式的隐喻，牡丹从实用药物转化成不以实用为目的观赏植物，从治疗病痛转换成取悦人的眼睛，以至于后来牡丹的药用价值被她鲜艳华美的外貌所掩盖……今天，恐怕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显然，作为药用的牡丹，只会有极少数的使用，只能以干枯死亡的形态，出现在药房的抽屉里或处方单上。只有作为审美的对象存在，牡丹才可以走入更多人的视野。(这一点与人的命运何其相似。)

南北朝之后，牡丹终于进入文人与艺术家的视野，在没有“传媒机构”的时代，这是牡丹可以快速成名和入世的关键。据说，北齐的画家杨子华曾经为特丹画过写真，这有可能是最早的特丹艺术品。南朝诗人谢灵运对牡丹的出身给以了精确的描述：“竹间水际多牡丹”点出牡丹最先作为“民间自由花朵”的身份。

从谢灵运的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牡丹原本只是一种自生自灭野生植物，在某些审美与微妙的需求产生之前，它不可能进入主流人群的视野。此时牡丹的身份，正如她土得掉渣的名字“鼠姑”、“鹿韭”一样，只是以一种闲花野草方式存在着。

牡丹大约在隋朝的时候进入宫苑。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历史上最好玩最具有娱乐精神最喜新厌旧的皇帝杨广。在那个时候，他也许看腻已成定势，毫无新意的宫廷花朵，于是在修建洛阳西苑的时候下了一道诏书，让天下的臣子进献奇花异草（请注意是奇花异草，说明那时候的牡丹并不广为人知），以装点美化他淫乱娱乐的宫室——这一点与选美入宫在本质上何其相似。相传诏书下后，河北易州进献牡丹20箱，并植于洛阳西苑，这是牡丹进入皇家的最早记载。其后，玩物丧志者竟以国家的名号命名牡丹，“隋花”的名称产生了，牡丹首次博得的了“国花”的称谓。

短命的大隋王朝消失之后，花开花落几春秋的牡丹继续在宫中生长。直至盛唐时期，渐渐获得了宫女与嫔妃们的喜爱，从此，牡丹与丰腴性感、尺度开放的大唐美女相互映衬，成为那个时代最明丽的景观，衍生出一系列香艳的故事。

随着唐帝国的强盛，宫廷开始盛行奢糜的风气。天宝之后，炫富摆阔成为全国人民最乐此不疲的事，对于奢华的崇尚几乎到了极点。宛如被称盛世的今天，一些有既有钱也有闲的阶层更加乐于显摆他们是如何善于玩，且玩得极有品位的技能。一种近乎病态的“牡丹热潮”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随后，宫廷的宠物被受到民间的追捧，在长安、亳州、曹州……等一、二、三级城市纷纷落户。

帝国的诗人争先恐后地赶来，唐诗里处处充满牡丹的浓烈的体香。刘禹锡在《赏牡丹》中说：庭前芍药妖无格，渠上芙蓉少精神。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白居易说：“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值看花数……

从名不经传的闲花野草，到数十千钱买一根，抵得上十家人的赋税，牡丹终于彻底脱胎换骨，笑傲成名已久的梅荷兰桂，并与同宗的姐妹芍药拉开了距离，丢掉了“鼠姑”、“鹿韭”等俗气的名字，从一岁一枯荣的草本变成木本，并冠上了与性别、色彩等等相关，并容易产生联想的艺名：牡——丹。

当然，这一切与牡丹无关。

深山里的牡丹，毕竟没有打听过通往洛阳的道路。

二、唐诗里的芳香

继《诗经》、《楚辞》之后，咏物诗成为诗中一个庞大的种群，对于香草名花，桂桨兰舟，诗人们不但有着敏锐的感觉，而且有着用之不绝的激情。

唐代的诗人传承了《诗经》与《楚辞》的咏物传统，他们对于牡丹狂热的喜欢和倾力的歌咏，使整个大唐帝国诗坛的上空飘满浓烈的花香。

隋代以后，牡丹的培育与种植在唐代日渐繁盛。在身为万民之主大唐皇帝的带头之下，唐人大规模地种植牡丹、崇奉牡丹，并给以牡丹至高无上的地位。牡丹成为花中独一无二的明星，以牡丹为主题的游赏活动也变得非常频繁。牡丹逐渐从宫苑从向地方园林，最散落民间，形成在当时看起来非常时尚的“牡丹潮”。牡丹因此成为唐诗吟咏的最佳对象，并一度流行成为诗坛最重要的符号。如同上世纪90年之初以爱情为主题港台恋歌——男人们老是《花心》，女人们只能《哭砂》，最后的结果是《吻别》，这种庸俗的爱情三段论，也曾经出现在吟咏牡丹的诗歌之中。

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唐诗中收录了50多位诗人的100多首“牡丹花诗”。从含苞待放，到零落成泥，整个过程都可以在相应的诗中找到。

最先赏玩牡丹的是当时的权贵与文人士大夫——“长安豪富惜春残，争习街西紫牡丹。别有玉盘承露冷，何人起就月中看”（裴磷《白牡丹》；“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庳车轻辇贵公子，香衫细马豪家郎”（白居易《牡丹芳》）。这种“爱花潮”发展到最后，以至人人喜欢牡丹，个个抢先参与，成为大唐帝国全民欢乐总动员的娱乐活动，最后出现了“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徐凝《牡丹》) 的空前全盛况。

牡丹成为那时候诗歌中“出镜率”最高的花中明星，如同上世纪80年代的麦地与庄稼。那时候的诗人们,似乎不整出一两首关于牡丹的诗歌，就是一个落伍者，就会有被时代遗弃的感觉，根本就不配做大唐的诗人——王维、李白、韩愈、刘禹锡、李贺、元稹、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等，凡是有点名气诗人，几乎都有佳篇妙想问世。李白首次把牡丹与大唐帝国的头号美女相互比衬，将牡丹的地位提升到无法逾越的高度。

依靠吸取唐代诗人们的灵气，牡丹终于在大唐帝国修炼成精，具备了勾魂摄魄的魔力——牡丹妖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王叡《牡丹》)；“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白居易《牡丹芳》……

我们可以随意对那个牡丹诗进行一个扫描：

红白牡丹

——吴融

不必繁弦不必歌，情中相对更情多。
殷鲜一半霞分绮，洁澈傍边月飐波。
看久愿成庄叟梦，惜留须待鲁阳戈。
重来应共今来别，风堕香残衬绿莎。

杭州开元寺牡丹

——张祜

浓艳初开小药栏，人人惆怅出长安。
风流郤是钱塘寺，不踏红尘见牡丹。

咏牡丹赠从兄正封

——唐　李益
紫蕊丛开未到家，却教游客赏繁华。
始知年少求名处，满眼空中别有花。

牡丹

——李商隐
锦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
垂手乱翻雕玉佩，招腰争舞郁金裙。
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可待熏。
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

牡丹花

——唐　罗隐
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
若教解语解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
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
可怜朝令功成后，辜负秾华过此身。

牡丹毫无争议地成为大唐最流行时尚元素，并一度花样翻新，衍生出非常多的意义。“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的句子，赋予牡丹“国色天香”的地位。相似的说法还有李山甫的“一片异香天上来”；吴融《红白牡丹》诗说：“殷鲜一半霞分绮，洁彻旁边月飐波。”《僧舍白牡丹二首》说：“腻若裁云薄缀霜，月魄照来空见影”。徐夤《牡丹花二首》说：“剪云披雪蘸丹砂，浅霞青朵嫩银瓯””等等。

红牡丹在诗中变成了红日、鲜血、彩霞、烛光、火焰、丹砂和涂抹胭脂的女腮……映红了附近的地面，染红赏花者的衣服。牡丹的芳香超过了其它所有的花草，到达一种人言难以表述的境界。

也许是牡丹触动了僧者的凡心，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微妙的心补偿，僧家与寺院对于牡丹的培养与育植，远比世俗中人更为用心与爱惜。以至唐宋以来，寺院一度成为牡丹重要的培育基地，名品辈出。

吴融在《和附僧咏牡丹诗》中写道：万缘销尽本无心，何事看花恨却深？都是支郎足情调，坠香残蕊亦成吟；以此相似，还有很多人用佛家的观点看牡丹，杜荀鹤《中山临上人院观牡丹寄诸从事》诗说：开当韶景何妨好，落向僧家即是空；张蠙《观江南牡丹》诗说：举世只将花胜赏，真禅元喻色为空……色也罢，空也罢，过多的禅理似乎都与牡丹无关。我宁可一厢情地认为：牡丹的色、香及某些特性，微妙地填补了僧者的某些心理空缺，这也许才是最为关键的原因。

还有人从全新的角度来写。比如雨中赏花：待到天晴花已老，不如携手月中看；高低深浅一栏红，把火殷勤绕露丛……最变态最狂热的要数温庭筠《夜看牡丹》：只欲栏边安枕席，夜间闲共说相思——简直心甘情愿当牡丹的三陪，24小时全天候相守。

随后岁月变故，牡丹渐渐成为大唐帝都的形象标识，以家园和故土的身份介入诗歌，成为漂泊者寄托乡愁的对象。

如令狐楚在《赴东都别牡丹》说：十年不见小庭花，紫萼临开又别家。上马出门回首望，何时更得到京华；刘禹锡在《和令狐楚公别牡丹》：平章宅里一栏花，临到开时不在家。莫道西就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

牡丹在唐诗中，从皇家的宠儿，美人的饰品，到炫富夸奢的道具，最后成为家园与故土的象征，成为流浪者寄托感情的花朵，完成了又一个从具象到抽象，从实体到精神的轮回。

香胜烧兰红胜霞，城中最数令公家。

人人散后君须看，归到江南无此花。

花是牡丹，酒为送别，一睹芳容之后，“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着实让人伤感感……

三、情与欲的代言

在唐代诗坛的大事记中，李太白以花喻人，把牡丹花与当时头牌美女杨贵妃混为一谈，遂使得牡丹成为女色的代言物与情爱的象征。吟咏牡丹的关键词是色、香、形……这些也基本上可以成为审美一个女人的主要指标。

唐人的审美情趣让雍容形态的牡丹身价百倍。唐诗中的牡丹几乎可以和美女划上等号，牡丹不但是情色的代言物，同时也是情色活动的实际载体与实施道具。白居易直到晚年时期，面对着艳冠群芳的牡丹，依旧兴趣不减，把牡丹与西施相指并论：

绝代只西子，众芳惟牡丹。

月中虚有桂，天上漫夸兰。

夜濯金波满，朝倾玉器残。

性应轻菡萏，根本是琅玕。

夺目霞千片，凌风绮一端。

罗隐的诗直接就把牡丹写成杨贵妃娇倚栏杆的慵懒态。在当时，携酒赏花成为一种风雅，其光景大约与当代男人趁着酒兴去搭讪美女的动机差不多。相传李白携酒赏牡丹，半醉之时竟然用笔醮满酒，涂抹在花上，以至于第二早晨花枝上还留有酒香。这是一个极为色情的动作：醉中的李白把牡丹当成了美女，所谓以笔醮酒涂花，无异于酒中调戏美女，想用酒把美女灌醉，以图不轧。更色情故事还在后面——唐明皇时期，有人进献一种叫杨家红的牡丹，妆洗后的杨贵妃用手摸了一下，第二年开花的时候，花瓣上居然还保存杨贵妃的指印——如同激情过后的吻痕。由是产生一个极为香艳的牡丹品种——一捻红。

从众多对牡丹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挑出几个关键词，那就是：花大，形美，色艳，香浓……如果把这些词移到人的身上，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个丰腴美丽，风情十足的少妇。牡丹的美不是少女的美，而是一种成熟少妇的，有着熟透了肉体的美。读到这里，我们不妨再去体会林忆莲当年的那首老歌，歌里唱道：男人久不见莲花，开始觉得牡丹美……换句话说，牡丹是一种富用风月经验的少妇气质。杨玉环就是典型的“牡丹女郎”，她先后侍候过两代君王，如果没有过人的风月手段，很难想她能够驾驭唐明皇，并得到“长恨歌”的情爱。

与牡丹相关的另一个女人是武则天，牡丹在唐代能够繁盛与她有着莫大的关系。在《镜花缘》中写有这样的事件：武则天于某个隆冬时日在上苑赏花，醉中趁着酒兴，下诏命百花开放以助酒兴。后来百花皆放，唯有牡丹拒命不从，不奉诏令。于是牡丹被贬洛阳，受炮烙极刑，成为“焦骨牡丹”。

显然这也是一个关于醉酒的故事。不过，主角从男性变成了女性，另一个主角牡丹并没有改变。这个故事把武则天说成了一个恣意胡为，逆天而行的暴君。但事实的背后却不是这样。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可以对花饮酒吟诗的雅人，突然之间竟然会煮鹤焚琴，大煞风景……

武则天喜欢牡丹才是故事的真相，如同李白一样，醉中的牡丹成为另一个异性。类似的解读并非我一家之言。台湾学者李树桐考证《唐史新论》，牡丹的名称正是来源于武则本人，喜欢改革的女皇帝把木芍药的“木”字改成“牡”字，去掉“芍”字，而把“药”字改成了“丹”字（仙药又被称为仙丹，丹与药在很多时候是可以互用的），于是便有“牡丹”之名。“牡”为雄性的意思，指男子，而“丹”则是红色的意思，可以引申为赤诚与忠心。武则此举的意思，是希望天下的男人都对她忠心耿耿。这个看是八卦的无稽之谈，却可以在很多野史之中找到佐证：相传武则天为帝之后，曾专门养有数名男宠，直到退位前不久……

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解读醉酒催花的故事了。这个故事显然并不能成就牡丹刚直不阿的形象。事实上，武则天命令牡丹开放，基本上等同于在需要时召唤男宠一样——招之既来，挥之即去。一切以解决欲望为目的，需要什么时开就什么时候开。这种看似不可能行为，其实并不如现代人想象中的那么困难。据可靠记载，温室育花的技术在汉代就已经存在：“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

晋代王嘉《拾遗记》还说：“汉兴至哀、平、元、成，尚宫室，崇苑囿，孝哀广四时之房”，这种“四时之房”就应该是温室设施。言火其下，使土气蒸发，郁暖而养之，强使先时成熟也……

既然汉代就可以使用大棚养植反季节蔬菜，唐代让牡丹在隆冬时间开放，就不是没有可能。于是我们猜测，上苑催花异象，无非是一个小小政治阴谋，武则有意装醉并下旨催花，然后让人把温室中开好的牡丹搬到上苑，上演了一出天子之威的闹剧，显示她作为真命天子的合理性，让自己显摆一把。武则与牡丹看上去天衣无缝合谋，类似于我们这个时代邀请美女明星列队迎接上级检查，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关于牡丹作为情色代言者的故事，在元代到达一个高峰。比如那个描写“梦中情人”“梦想成真”的故事，汤显祖就用心良苦地将其命名为“牡丹亭”——美丽的女主角从园中归来之后，在昏睡中梦见有书生前来求爱，两人在牡丹亭畔幽会，在精神臆想中完成了一次肉体狂欢。堪称古代版的“死了都要爱”。

如今在西北广大地区流传的民歌小调“花儿”之中，牡丹直接就是最心爱的女子：

青石头青来蓝石头蓝，花石头跟里的牡丹；

阿哥是孔雀虚空里旋，尕妹是才开的牡丹。

尕妹是牡丹石崖上长，阿哥是虚空的凤凰；

千戏吧万戏的戏不上，碰死在牡丹的树上。

上山的老虎下山来，清泉里吃一趟水来；

我好比蜜蜂采花来，你好比牡丹者展开。

上去高山望平川，平川里有一朵牡丹；

琵琶三弦着没心肠弹，一心儿跟上了你转。

杨柳的绿叶儿尖对尖，花儿里俊不过牡丹；

年轻的时节都一般，阿一个五荤里没贪。

……

翻过了银白的宝石山，跑出了，一马三箭的平川；

跳过了万丈的水峡湾，望见了，白牡丹根里的清泉。

踩了高山踏平川，好龙马，躺子里没打过前站；

马奔清泉图稀罕，脚踏的欢，口亲了泉眼的牡丹。

水凌凌的牡丹清亮亮的泉，吸住了看花的少年；

马踏千山出一身汗，端为了才开的牡丹。

马吃清泉回头转，转回头，高卧在水峡的崖边；

人马一缓乏气散，好少年，巧摘了千层的牡丹。

洞宾爷三戏白牡丹，梁红尘，仙气再驾不起雾了；

不是伤风头没有疼，奇怪得很，身乏着再走不动路了。

这些花儿里关于性爱的描述，有时则十分含蓄，有时非常直露，可以很直接就能看明其中所方之事。这些民歌里我们不难发现，女性与牡丹是一体的，牡丹实际上就是指女性，而且常常作为性爱的主动方与发起者……并隐喻一次成功的性爱。

牡丹作为情色代言的证据，还来源另一个意味深长的传言：相传牡丹花开之前，用手摸过的花苞是不会开放的。我在牡丹将开时候结识的一个女子，我让她摸了一下牡丹的花苞，相约待花开的时候再去看那个朵牡丹是否开放。后来她没有去，那朵牡丹也没有开放。这个过程的隐喻是：把调情的某个动作提前了，结果没有到达最后的目标，调情变成了败兴的前提。

按照生物学与生殖常识的理解——花朵是草木的生殖器。牡丹正是一种色情的，享乐主义的花朵。她成名于崇尚肉体的大唐也就绝非偶然，某种程度而言，她堪称唐代风情的代言物。这种奢华的、享乐主义花朵．它既不同于西方象征爱情的玫瑰，玫瑰除了肉体之处，还有着象征精神的因素，也不像中国的菊花代表着高洁的精神，牡丹只能够代表肉体，至少，牡丹更多的成份只能代表肉体。正因为如此，在短暂的花期之后，牡丹就基本上消失了，如同肉体带来的快乐虽然强烈，但却是非常短暂的，牡丹花在开前和谢后并不存在。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是对牡丹作为情色代言物的最佳注解，这已经无需多言。

四、万能的装饰符

从北齐杨子华画牡丹开始，牡丹就进入了艺术的领域，牡丹作为独立艺术形象被历代画家喜欢，成为文人画家们抒情怡情的理想对象。晋代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之中，牡丹与美女洛神同在，临波蹈水，风姿绰约。唐宋以后，牡丹成为最广泛的装饰符号。成为中国人审美心理沉积中最重要的结构之一。以牡丹为主题的图案，广泛用于建筑、家具、器皿、织品、装潢等领域。

牡丹的装饰图案在形式与内涵上，与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以及工艺技术息息相关，形成那个时代独特的精神风貌。其中唐宋两代的牡丹装饰图案最具鲜明的特征。唐代的牡丹被称为“国花”，象征着权力与某种恒久的富贵。在《簪画仕女》图中，牡丹不但是庭前观赏的植物，而且成为当时仕女们头上的发饰与衣服上的装饰图案。这个时期的牡丹图案在外形特点和象征意义上通常与唐人对于仕途与前程的期待相关，造型上显得张扬和外向，契合了那个时代极积进取的精神；宋代的装饰图案则简练概括，造型丰富，并融入了很多寓意，设计样式上去除了花样繁多的装饰，体现出一种质朴、含蓄的自然美学倾向。

常见的牡丹图案有花苞式、初绽式、盛开式等。在一些瓷器的装饰上，纯粹意义上的牡丹纹有对枝牡丹、交枝牡丹、折枝牡丹、缠枝牡丹等。尤其缠枝牡丹的装饰手法最富装饰效果，缠枝牡丹以花为主体，以灵活多变、起伏有致的枝、茎穿缠其间，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富丽精致感觉；对枝牡丹则以中心对称的构图形式，展现出一种繁茂与向上的生机。除此之外，牡丹还与莲花、菊花甚至动物和人物搭配，根据被装饰对象的方向、大小和长短来设计调整相应的装饰图案。设计者通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对于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愿望融入图案之中，使得装饰图案富于个性色彩。

元代青花瓷的牡丹纹饰在装饰上是最有特色的一种。随着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等馆藏的大量青花瓷进入人们的视野，牡丹纹饰的美感得以充分呈现。从元代的青花牡丹凤凰纹梅瓶、青花缠枝牡丹梅纹瓶，青花牡丹走兽双耳大罐等上面，均可得到大量的牡丹纹装饰信息。这些纹饰已经走出汉文化的领域，并受到波斯湾沿岸、西亚地区文化的重大影响。其原因在于：元代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使原来的西、北部边境门户自然开放，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大批东迁，伊斯兰文化与中原文化得以广泛结合。

随后的牡丹纹饰逐渐走向成熟，其风格已不再是写实性的描绘，而是进行了非常高效精准的图案化处理，纹饰在装饰器物上层层叠加，出现了独特的波斯装饰风格，甚至出现牡丹与来自西域的植物石榴、葡萄等相结合的纹饰，成为元代装饰图案中的另一个典型特征。

相比之下，牡丹纹饰最适宜用来装饰大型器物，比如青花双鱼莲池折沿大盘，它并不是中国旧有的器物，而是专业门为出口西方生产制作，很多流行于宋代的梅瓶也被大型化处理。元代的梅瓶多为宽肩、大腹，具有丰腴女性某些典型的体态特征，使得牡丹纹饰的装饰更加适合，梅瓶也因此显得更加雄壮而大气……

20世纪70年代开始，牡丹纹样以比较具象的折技、朵花为主，艺术形式上有了明显的更新与突破，色调素雅，表现手法也自由多样，形式上多以散点构图，布局上灵活多变，大小随意，聚散自主。尤须一提的是，现代旗袍上的牡丹经由写实的手法，转变成夸张变形的图样，似是而非的形象富有创意，充满想象力。大小不等的面，鲜艳丰富的色彩，高对比度的色差等，呈现出一种浓郁厚重，时尚现代的倾向。曾经一度流行的“汉唐风格”丝织服饰风潮，装饰着唐宋时期极为盛行的牡丹图案。

作为广爱喜爱的织品纹样，牡丹华丽的外形扣合了唐代崇尚雍容的审美倾向，它所谓的国色天香的内蕴，使其成为广大女性极力追捧的装饰符号。在随后的织品纹样中，牡丹多以折枝式与穿花式出现。明清以后，织绣印染品之中，牡丹的纹样越发普遍，渐渐成为民间服饰借以显示富态的通配标识。

作为中国所有器物万能的装饰符号，牡丹已经成为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近、现代的设计领域之中频繁现身。

五、永不过时的奢想

远在东晋时期，顾恺之的《列女图》画册里。就已经出现庭院栽植牡丹的画境，古时的大厦与府邸亦经常出现牡丹的装饰物。由民间而入宫室的牡丹，在隋唐时期变成了国花，在崇尚奢侈的大唐时代，牡丹一度成为炫富的道具，宋代以后，牡丹的角色被固定下来，成为“花之富贵者”。

鉴于牡丹等同于富贵的原因，花事的变故与世事的变迁，政权的动荡等形成某种隐秘的关联。《青琐高议》载：

“明皇宫中牡丹品最上者御衣黄，次曰甘草黄，次曰建安黄，次皆红紫，各有佳名，终不出三花之上。他日宫中有贡一尺黄，乃山下民王文仲所接也，花面几一尺，高数寸，只开一朵，绛帏笼护之，帝未及赏会，为鹿衔去，帝以为不祥。有佞人奏云：‘释氏(佛祖释迦牟尼)有鹿，衔花以献金仙。’

帝私日：‘野鹿游宫中非佳兆也。’殊不知应安禄山之乱也。”

野鹿游宫，衔走牡丹，成为国家动荡的前兆，与其说是一场毫无根据、想当然预测，不如说是对于牡丹作为富贵之花的形象注解——野鹿正是造反者安禄山本身，而牡丹在这里，既是代表富的金钱，也是代表贵的政权。(也许还代表美女的色)。

在一个动荡与多灾的国度，国家的繁荣昌盛不仅仅是普通百姓的奢想，同是也是历代当政的愿望。自唐床以来，牡丹成为幸福吉祥，繁荣昌盛的象征迄今已经1000多年。这种品性得以如此漫长地延续下来，其根本的原因是牡丹寄寓了中国人永不过时的奢想——对于长期生活在贫困中的中国人民来说，富与贵几乎是永久的追求理想。当大家把这种理想与追求寄寓在一种触手可及的花朵的上，特丹就自然而然地为中国人的吉祥物。

从外形上看，牡丹姹紫嫣红，显得富丽堂皇，在气质上呈现出一种富贵之态。但这并不足以使其成为“花之富贵者”。大多数百姓对富裕生活的往与追求，是成就牡丹作为“富贵之花”的本质原因。明朝著名画家徐渭在题墨牡丹诗写道：

五十八年贫贱身，何曾妄念洛阳春?

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

这正是一个贫困终生的老人，面对作为富贵之花牡丹，发出的自怜自怨与自嘲。观富贵之花、画富贵花儿……但却与富贵无缘。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对富贵的追求以向往，他也不会因此迁怒于牡丹，怀疑其不能或不可以代表富贵，乃至于说出类似于“牡丹花好空富贵”之类的话。

牡丹作为富贵之花的意义并非无中生有，牡丹在成为富贵之花之前，直接就是富贵者装点门面，炫富摆阔的重要道具。从而造成牡丹的价格猛涨。长安城中以花斗富成为常事。很多人在冬天开始高价收花，植于庭院，等开春的时候斗花比富。估计当时富豪对于牡丹的态度，与如今的权贵们对小蜜和二奶的拥有量是一样的。等同于一项财富多少、性能力高下、手段高超与权力大小的综合测试指标。

通常情况下的富贵是指上层人物拥有财富和地位，在某种意上而言，富贵二字不应该与剥削有关，牡丹被赋予了富贵的内涵，是其赢得所有人喜欢的原因。富裕几乎是中国人永远的奢想。数千年以来，富裕的永远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中国人永远只能走在追求富裕的路上，幻想着获得某个神秘转机，从而一夜致富。

这正是作为富之花的牡丹最为广泛爱到喜爱的群众基础。显然，如果所有的人都富裕了，我们就不会再需要一种用来象征富贵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