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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这么：彼岸花、雁来红、小津 | 书架

花匠小妙招
2024-11-24 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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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SHELF

《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7期“书架”栏目推荐王这么《不管狗和茶炊怎么闹腾》一书，选载其中《彼岸花、雁来红、小津》一篇。

王这么《不管狗和茶炊怎么闹腾》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

原书责编：欧阳婧怡

作者简介：

王这么，70后，安徽人。著有《簪花的少年郎》《万物皆有伤心处》《大好河山可骑驴：中国之美在宋朝》等。

彼岸花、雁来红、小津

文 | 王这么

小津安二郎参加过侵华战争，这早已不是什么为贤者讳的秘密了。

从小津的战地日记与书信中，我看到，他在华行军时，曾经过了属于我青少年时代的两个小城：桐城与蚌埠。

我是在蚌埠上的高中。蚌埠给我留下了一个粗犷、生活气息浓烈的印象。灰尘大，有许多老的厂区。到黄昏，街头出现许多推小车卖大馍的。还有烙烧饼的，千层油酥烧饼一剖两半，夹上煎熟的猪里脊。姑娘们打扮艳丽，浓妆，和男人一样爆粗口，喜以切块的大青萝卜做零食，边走边大声说笑，啃一口青萝卜。初夏小龙虾上市，赤红的壳堆在街头，初夏人行道边合欢树开花，纷垂的羽状绿叶里，撑起无数粉红的小扇子。

当年小津经过时，他是这样描写蚌埠的：“这里军人泛滥，部队通过。马队通过。炮车通过。坦克通过。沙尘万丈。老百姓在路边卖蒸馒头，而摊车绕过来。又肥又大的菠菜，一把十钱，鸡蛋十钱四个……”

时代不一样了，而蒸大馍永恒。蚌埠的大馍个头大，硬实，有嚼劲儿，实非南方暄白软胖的同类可比。

小津的文学功底非常好，一段简洁文字，兵荒马乱之状跃然纸上，有强烈的节奏感和镜头感。导演、编剧出身的人写文章，往往有这种斩截气象，注重文字视觉效果，用词高效，绝不拖泥带水地抒情。

在入伍之前，他已经是名气日升的青年导演了。

至于桐城，我出生之地——“桐城城外有清澈河流，河滩上彼岸花鲜红。用河水冲身体，清洗兜裆布。避开鲜红的彼岸花，拉野屎。平静的秋日黄昏。”小津提到的那条河，应该是龙眠河。河水从城背后的龙眠山流下来，东西穿城而过。我家就住城西，在河的中下游。

河水从河滩上清浅流过，河水到现在还是清澈着。那片河滩，是小城建筑采沙的地方。多年挖采，留下无数沙丘与沙坑。沙坑里积了河水，生了水藻，便住下了许多活物。这是孩子们的探险乐园。放暑假，大家都会下到河里，摸鱼、捕虾、逮青蛙，被水蛇与蚂蟥吓得尖叫飞奔；在河滩上寻找好看卵石。一个个晒成小黑蛋。

《东京物语》剧照

沙子细滑，以光手赤脚触及，感觉美妙。阳光下，沙粒中有熠熠金光——微若皮屑又有纯粹光泽的金属物质，我们相信是黄金，只恨无从收集，否则必然发大财。我们相信金色沙丘之下，必定埋藏有宝物：玉石、玛瑙、远古的化石、强盗的藏宝图之类，然而经常刨出来的，只是些黑黢黢的铁疙瘩——大炼钢铁时代的遗迹。灰白而质地轻飘的骨头也有，不知道是动物还是人的，赶紧一个抛物线扔了。

河流最上游，传说是处决死刑犯的刑场——八十年代有一段时间，小城中颇有些死刑案件。公安局的外墙上贴着白底黑字的告示，人的名字上用红笔打一个叉。便有胆大而有闲的人，到了日子，三三两两，顺着河堤往上游走，他们压低了声音说话，步履稳健而略匆忙。他们挟裹着一种压抑、惊恐而兴奋的气氛，经过了我家门口，我在屋子里，大气不敢出。我的父母不去参加这种热闹，他们皱了眉头，把但凡家里有人都会打开着的大门给关上了。

我从未去过河的上游。

若逢上阴雨连绵天气，河面上笼罩着水气，人从河堤打着伞走过，书包一下一下拍打着屁股，鞋子吧嗒吧嗒溅起泥水，眼睛望向河里，水流这时候变得湍急了，河滩上草木茂深，杳无人迹，连只忘了归家的麻鸭子都没有。万物俱安静，孩童的心里，也生出了一些寂寞。

从春到秋，河堤两岸与河滩上，都遍生植物。春天蛇莓与委陵菜的纤小黄花，和阿拉伯婆婆纳的天蓝色，织成一片细密花毯。暮春时的野蔷薇，粉白的花簇总能激起少女心——我们在早春折了很多它的嫩枝来嚼吃，它还是开得如此温柔而茂盛。端午过了，鸭跖草以耀眼的姿态出现了，湿漉漉带着晨露的蓝紫蝶形花，令人无法忽视。牵牛花、旋花满地爬，河堤的大石头上垂下开白花的何首乌藤。一年蓬越长越高，顶着一头黄花，比它更高大的是开紫茸茸花朵的小蓟，河滩上，除去油绿肥大的地黄，就是它们的天下了……

多年以后，当我对植物学感起一些兴趣，略识了些草木，记忆中的闲花野草与图谱上的学名陆续对应，便唤起了一种亲切而惆怅的感觉。但小津安二郎在战地日记所说到的“鲜红的彼岸花”，我却没有见过。

彼岸花

实则就是红花石蒜。“彼岸花”，是日本人给起的名字。因为在秋分后三日俗称“秋彼岸”时期开放，又多种在墓地，故常被当作供奉先人之花。又传说成了黄泉路上接引之花。近年来受日本流行文化影响，这种花很受年轻人追捧。实物我在南京植物园见过——大片地生长在林间草地，龙爪虬张般的艳红花朵肆意开放，树林幽深，午后的光影明灭不定，让人感到一种触目惊心之美。

中国人传统上不喜欢这种花，叫它“无义草”。“见花不见叶，见叶不见花”，同根而生，却花叶永不相见的习性，令人感到情感上的不适。

我小时候见过的只有一种白花石蒜。每到夏末秋初，蛙声渐稀，凉风习习，龙眠河的堤岸上，便能零星见到它的身影。并不美。失去了艳红的色泽，那孤挺的花朵，在暮色中呈现出一种惨淡的白，像痉挛的手指。我们从来不去采摘它，互相警告说是“死人花”，有它的地方，必然埋过死人。后来我看到日本园艺家柳宗民写的关于日本花草的书，说在日本，鲜红的彼岸花，也有一个别名叫“死人花”的。而且它们的原产地就是中国。

石蒜还有一种开黄花的品种，我觉得比红与白都更好看，明黄亮眼，只是单纯的鲜丽，并不叫人起或浪漫或讨厌的联想。黄花石蒜，俗名为“忽地笑”。这名字起得妙，本来空无一物的地上，突然灿黄如笑的一朵，像昏暗的舞台重新打着了一盏灯，正萧瑟下去的秋天，瞬间又明亮生动起来。

七十多年前，鬼子来了。在我老家桐城城外，光着屁股边出恭边欣赏着红花石蒜——彼岸花，享受着修罗场上片刻宁静的小津军曹，将来会成为拍出《晚春》《东京物语》的世界级导演。想到这件事，看到自家花盆里正开放着的香石蒜——石蒜的另一个品种，花色绯紫与洁白相间，貌美惊人，难免不起人生如戏之感。

看过一张小津大概是摄于南京玄武湖船上的照片：军帽，白背心，身材壮实，臂肌隆起，肌肤油黑，看不出半点电影人气质。但投身于侵华战场的小津，从来也不曾忘记电影的事：“悲伤的场面衬以轻快的曲调，反而更增加悲怆感。像是卢沟桥事变后的修水河渡河战时，我在战场前线，战壕附近有一棵杏树，开着美丽的白花。中国军队展开攻击，迫击炮弹咻咻飞来，机关枪嗒嗒嗒响着，中间还夹着轰隆的大炮声。在那些声音和风中，白花非常美丽地飘散下来。我看着花，心想，也有这样的战争描述方式啊！”

小津的战地日记中，有许多关于战争中人性善恶矛盾的记载：行进的日军自动分成两列，绕过路上尸体边哭累了兀自游戏的中国婴儿；队长一刀砍死了为被强奸的女儿讨公道的中国老妇人……小津自己曾向媒体说：“看到这样的中国兵，一点也没把他们当敌人。他们是无处不在的虫子，我开始不承认人的价值。他们只不过是傲慢地进行反抗的敌人。不，是个物件，不管怎样射击，都显得心平气和。”

只要把敌人物化、抽象化，不视为人，就可以对他们的肉体为所欲为了。如果能时刻记住，对方是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这世界的残酷大概会少很多。但军人若勤于思考，战斗也就无法继续了。

战场上狭路相逢，留不下思考的余地。美剧《兄弟连》中有一个情节，英勇的Winters上尉在荷兰高地，迎面射杀了一个德军年轻士兵——几乎还是个孩子，脸上挂着天真腼腆的笑容，是新兵，什么都没反应过来，就倒毙在异国的草地上了。Winters上尉在后来的岁月里，在纷沓的记忆深处，始终无法摆脱那张孩子气的敌人的脸。

盟军对纳粹的欧洲反攻，正义之战，面对的是必须要消灭的敌人。可是，那个孩子，他本人，他有着什么在上帝面前不可饶恕的罪？他也许被德意志光荣的热情鼓舞，也许幻想着成为男子汉的自豪，更可能他什么都不懂，只因征兵令无法抗拒。他就这样天真地笑着，来到战场，准备杀敌，立刻被敌所杀。他该死，又不该死。他还只是个孩子，不能指望在举国狂热中他像圣贤一样清醒。可对于Winters上尉，即使如此想，即使再来一次，那迎面射出的一枪也是不可改变的。

只有把敌人物化、抽象化，才可以毫不内疚地去消灭。战争就是这样卑鄙下流的事情。战场上的小津以其艺术家的敏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意识到之后仍然执行着任务——身为日本毒气部队的一员军曹，在中国的土地上施放着杀伤性化学武器。这是一种什么样难解的矛盾啊！

小津安二郎

我小时候，如所有看抗日片长大的国人一般，痛恨日本鬼子。我长大以后，又如许多文艺青年那样，喜欢了小津安二郎的电影。知道小津这段往事，已经是三十岁以后的中年人了，将目光聚焦到历史中的小津身上，并没有如预料那样爆发出愤怒，心中却有一种难言的苦涩。

不论种族，并没有谁生来就是灭绝人性的杀人狂。对吧？都是想安居乐业的普通人，有一天，就向异族、向同胞、向另一群人举起了屠刀。为什么？从来没有高呼着“我们要干坏事”就能发动起来的战争。所有的群体性不义，总是打着正义的旗帜——民族国家的“大义”。作为个体，相信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被为国捐躯的口号振奋着的个体，怎样才能保持清醒独立的头脑，做出“正确”的选择，哪怕这选择被千夫所指？

这样的人很少，也很难被时代所理解，他们是时代的思考者、叛逆者、孤胆英雄。这样的人在尊崇集体主义的亚洲国家尤其少。

很明显，小津安二郎并不是这样的人。小津的战地日记，他本人要求死后绝不可公开，还是被公开了。日本的研究者对小津在战争中的作为进行了翔实披露。而在关于对华战争使用化学武器的调查中，小津的日记也提供了有力佐证。研究者们甚至怀疑，小津年仅六十死于喉癌，或许也正是被化学武器毒害的后果。

战后，小津对于战争闭口不提的沉默，引起本国左派新浪潮导演的不满乃至憎愤。执着于“泥中莲”之洁白的美学亦受到挑战，为此曾与正在其手下打工的未来名导今村昌平起过激烈冲突。

“泥中之莲，泥土是现实的，莲花也是现实的，泥土肮脏，莲花却清丽，可是莲花的根在泥土中。我想可以通过描述泥土和莲藕来衬托莲花，也可以反过来通过描写莲花凸显泥土和莲藕。战后的社会不干净，混乱肮脏，我讨厌这些，但这是现实，与此同时，也有谦虚、美丽而洁净绽放的生命，这也是现实。”在泥土与莲花之间，小津把摄像机顽固地对准了莲花。

还是修水河之战，所知侵华日军最大规模使用毒气的一役。在这天的日记中小津写道：“雨。菜花、莲田，以及满树的杏子都在雨中……进行了特种弹的攻击。”风景如画中发生的暴行，人世残酷与自然诗意，极度的不协和，奏出悲怆交响曲——多么震撼而适合搬上大银幕的战争描述！

虽然在当时与归国后都有着计划，小津终生并未拍过一部战争电影。有一次写成剧本了，又因为“不够英勇”而未获通过。后来就干脆放弃了。

“我是开豆腐店的，做豆腐的人去做咖喱饭或炸猪排，不可能好吃。”小津说，“我总是说因为我是个豆腐匠，所以我只做豆腐。一个人没法儿拍太多种类的片子。即使我的影片看起来似乎都一样，我其实总是在试图在每一部电影中表达一些新的东西。我就好似一个画家，总是不断地画着同样一朵玫瑰。”

在他大半生的创作中，他很少被时代潮流左右过，总是坚持着他的家庭题材，总是那个温和隐忍的父亲，总是那个乖巧懂事的女儿，总是那个聒噪的姑姑，总是那几个演员，总是雷同的布景、动作、对话，还总是长年用着一样的麻布片头。

奇怪的是，这样的雷同产生一种只属于他的魔力。观众不管看多少遍，都感觉不到厌倦。就拿我来说，他的中晚期作品几乎全部看过，然而也说不出什么情节，只有一些人物音容笑貌的片段，不时闪现，一些静凝的空空无人的场景铭刻在心。仅仅是想到的时候，心中就涌起亲切感和眷恋感。这种感觉，就像埋首在旧家的被窝里，闻着那熟悉的味道，耳边传来厨房里炒菜的声音……真的不愿意只是一场梦啊！

正如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的纪录片《寻找小津》中，和小津一起工作过的摄影师厚田回忆的那样：“小津一直希望通过稳定的电影画面传递日常生活的幸福感。”在他之前，在他之后，都没有导演能够做到这种效果。

《寻找小津》剧照

与擅长的家庭伦理剧相比，战争片，是否就属于小津恕不能为的“炸猪排”一类？“泥中莲”式的美学，是否已难以胜任关于战争的残酷与宏大叙事？又或者，不拍战争片，是因为不肯再面对战争中的丑恶，无意处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错综义理？除了逝去的小津，谁也无从回答这些假设之问。

然而，战争是整整一代人的生命背景，无论如何回避不掉。而小津也并没有试图完全回避。在小津战后的电影里，总能不经意中，察觉到战争投下的耐人寻味的阴影。

这些阴影藏得很深。《秋刀鱼之味》是小津的最后一部作品。剧中，父亲在小酒馆里遇到了从前的下属，才知道，一直那么温和谦卑的老人曾经在海军服务过。老板娘放起了《军舰进行曲》。欢快的音乐中，大家互相行起了军礼。

这个必然会令其他亚洲国家观众感到不适的情节，在下文中不动声色地得到了补完。还是在小酒馆里，前军舰长官和前下属闲聊着。

“如果日本战胜了，又会如何？”

“不知道啊。”

“战胜的话，现在你和我就都在纽约。因为战败，如今的年轻人都崇洋，听着唱片，摇着屁股。战胜的话，那些蓝眼珠子的家伙们会变成武士头，边嚼口香糖边弹三味弦，那副狼狈相！”

“可是战败了反而好，不是吗？”

于是两人都心领神会地笑了。“战败了反而好”，这样的话，如果让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听见，也会生气起来的吧？小津就是这样完全无视政治因素地说着他自己的故事。

在《早春》中，战友相聚时的一句“让战争见鬼去吧！”简洁干脆地把人们的日子拉回了正轨。

他把整个这场战争当作一个天灾式的无情无理之物。它从人们的生活中轰隆巨响着经过，带走他们的青春、梦想，一部分亲人与朋友。岁月流逝，青春堪缅，但，借助年轻时代的歌曲，缅怀的也只是青春而已。很欣慰又能回到生活中来了，生活在继续，无论多么艰难……生活本来不就是这样吗？

普通人的平凡一生，出生，成长，恋爱，结婚，育子女，老去，死亡。

打破了，失衡了，丧失了，破裂，重组，新的生命，新的节奏，新的瓦解。

叠被子、晾晒、吃饭、泡茶、下小酒馆子、散步、聊天、争吵、相亲、对付小孩子捣乱，还有出恭、放屁、出席婚礼和葬礼。日复一日，一代又一代。

小津描述的是这样稳定的“人”的生活，是你我大家“生而为人，生老病死，不能解脱”的生命困境，它关系到的是最基本最核心的人性，而不是在战争或政治斗争这样宏大叙事下被放大、扭曲、撕裂的人性。

从战场回来以后，小津的电影风格开始巩固。年轻时激进的一面不见了。没有强烈的社会诉求，没有戏剧化的情节，没有高潮，没有激烈的冲突，没有人物的情绪暴发，一切都静水深流着，水面上几朵诙谐的浪花……人生而为人的本质性痛苦，人生而为人的浮世之悲欢，成为主题。

他也渐次杜绝使用导演们常用的运镜技巧：摇镜、溶镜、淡进淡出、蒙太奇，不希望从镜头运用中，透露出任何导演的主观态度，他还不允许演员们过于发挥演技，宁可让他们处于一种僵硬茫然的姿态——小津的演员们回忆起来，都诉苦说被折腾得半死，还不知道自己在演什么。只能收工后大家默默地坐在一起，企盼小津导演明天会死掉。小津就是这样全面拒绝着对影片的诠释与表态。

所以看小津的电影，是收不到任何鼓动与提示的。你只能一个人坐在那里，动用自己所有的生活体验去看。

《东京物语》我看了很多遍。每一遍都以哭泣告终。笠智众扮演的爷爷，东山千荣子扮演的奶奶，总让我想起我过世的爷爷和奶奶，想起那么多未了的心愿，相处中留下的遗憾。他们也让我想起父亲与母亲日渐衰老的形容，想起他们曾经的年富力强，满怀期望，想起一家人共行的日子，想起终有一天，期望成空，各自分散，在不同的屋檐下，各自被时光与孤独吞噬——这是他们的命运，也是我自己未来的命运。

一想到这个，我就受不了。但小津认为，这就是人生啊。

通过低矮的榻榻米的固定角度，小津的镜头带我们凝视着日本人的家庭生活，不，更确切的说法是——正在崩散的家庭生活。小津的第一部有声片《独生子》，片头字幕上打出：“人生悲剧的第一幕从成为父母子女的关系开始。”这并非流行的“冲突与对抗”的悲剧，而是关于“无常与丧失”的悲剧。

二十岁那年的小津，因服兵役，而去向外祖母告别。这只是一次并不长久的离别，但是——

“25日清晨，我在外祖母的面前行了好久没有行的两手接席的叩礼，然后特别认真地说‘我要走了’。外祖母笑着说，下次再来。我不由得心里难过。三十分钟以后，我倚在从津开往久居的轻便火车的窗边盘算着下星期天再上外祖母那儿去。但见窗外铁轨两旁红色的彼岸花正在怒放。

“我变得Awfullysentimental（十分感伤）。

“咯噔，咯噔……轻便列车行驶在铁轨上，车窗外的彼岸花朝左右两侧退去。

“下次再来，几时重现，盛开的彼岸花。”

外祖母老了，轻松地说着下一次，下一次真的还会到来吗？二十岁时的小津，已经知道了人生无常的含义。在给同学的书信里，以不符年龄的感伤，写下了对生命的忧惧。鲜红的彼岸花，正是无常与丧失的代表。

《彼岸花》剧照

很多年后，小津拍了一部名为《彼岸花》的电影。电影里并未出现彼岸花的镜头，但花朵所代表的意味浸润全剧，给看起来完满的结尾蒙上了阴影。

“今天婚礼，明天葬礼。”剧中人感慨道。

孩子们一转眼间就长大，要成亲，老朋友逐个凋零。难得的聚会中，大家吟唱起旧时代的歌谣，并非追念旧时代，只是光阴似箭，我们的时日已逝，只有一线歌声还承载着一点共同的记忆——在战场上度过的青春记忆。可笑的，又可怜的。

反对子女的婚姻，也并非拒斥新时代，只是岁月如梭，还未做好放手的准备。这是生命本身的无奈。新的盛开，老的死去，亲人之间的深切眷恋，最后的悲欣交集。这虚空与眷恋，是萦绕于小津每部影片的情绪，也是彼岸花那鲜红花朵所凝聚的意蕴。

但人世也并非仅有虚空与眷恋。“人生就是矛盾的总和，没有矛盾的那是菩萨。”《彼岸花》中，为女儿婚事气恼着的父亲，自嘲地说。说完以后，他也就像任何一个意志薄弱心肠不坏的人那样，接受了现实，并且轻松愉快地踏上了探望新婚夫妇的火车——像众多小津电影里的角色一样，他并不如表面上显现的那样轻松，不过，那又能怎么样呢？天气这么好。

小津终生未婚，与母亲相依为命。为母亲送葬的那一天，也是个好天气。小津日记中写道：“上下已是春光浪漫，樱花缭乱。散漫的我却在此处为《秋刀鱼之味》烦恼。樱如虚无僧，令人忧郁，酒如黄连苦，入肠是苦。”

将人生的虚无翻转过来，另一面是饱满鲜活的尘世生活。

小津喜欢用红色，人们所熟知的“小津红”。《彼岸花》是小津的第一部彩色影片，以小津最心水的那把走位飘忽的红色水壶为代表的各种红色道具，点亮了构图清简而严谨的每一幅画面。让人由衷感受到生活本身的魅力。不管人世沧桑，有一种生之力，永远地在勃发着。

小津红，不是彼岸花那种带有强烈感官刺激的鲜红，而是带点橙色调又降低了亮度、柔和的暖红色。有一天，我在阳台上摆弄着花草，忽然想起来，什么嘛！那明明就是雁来红的颜色啊！

前几天重看彩色版的《浮草》，这是小津作品中最具喜剧色彩的一部。世故油滑的草台班子班主，带着各怀异志的成员奔走江湖。谁能想到，在这偏僻小岛上竟有他年轻时代的相好，还有一个只能以叔侄相称的儿子。

江湖艺人本就佻达，加上小津的精妙设计，这部电影很有不少令人爆笑的场景。然而打底仍是家常，仍不外乎人情伦理，聚散离合。当白发萧疏的一对老情人，终于相对而坐在小院里，也无甚多余的话要讲。在他们身后，在那垒得整齐的石墙边，就种着一排雁来红。暮色升上来了，雁来红无声伫立着，带着一抹晦暗而执着的暖意。坐在一起的老人面色平静，无有怨怼，也无有悔恨，多年相好成夫妻，有的只是无言的体谅。

雁来红的颜色，真的很符合人到晚年的心境，不再热烈，却自有一番沉稳，怪不得中国人又叫它“老来红”。其实花形谈不上有多美，植物学上来说和鸡冠花是同类。小时候在桐城老家，雁来红是最常见的花草。人家屋檐下，水井畔，青石板街道的路边上，鸡走狗跳的矮墙边，到处都有它。随便地开，杂哄哄地红，晴天，其上飘扬各家晾晒的衣物。雨天，它昂然披一身雨水，也并不显寂寥。偷花惹草的熊孩子，不爱去采折它——到秋天，遍人家有的是桂花、月季、美人蕉、蜀葵、各色菊花呢！

电影《小早川家之秋》，讲述一个家庭因老父猝然离世而走向崩散的故事。这一家的庭院里种着哪些花呢？高大的、顶红戴黄的“叶鸡头”，花蕊可以吮出蜜汁来的一串红。而一大丛雁来红是占绝对地位的主角。这些花是小津亲自播种，浇水的，一直等到花开，才开拍了电影。电影里人歌人哭，人来人去，雁来红总在背景里。

《小早川家之秋》剧照

父亲突发心肌梗死的夜晚，突然空寂下来的玄关，只剩下高挂的天蓝色灯笼，庭院里的雁来红，那温暖的红色，在月光下晦暗了，一排暗红的阴影，一动不动……把观看者的心也变得冰冷。总是这样，无常总在人们欢乐的时候来临。

小津自己住家的院子里，也一直种着雁来红。

“中国也是到处盛开雁来红。我在桐城、固如、光州、信阳等地倾塌的民宅向阳处和路边看到时，想起那天的山中和高轮的院子。”

当年行军于中国战场上的小津，在倾塌的民宅边看到它，想起了在日本的家，想起了友人。友人山中贞雄也是大有前途的新秀导演，在入伍从军前，到小津家告别，见到院中的雁来红，不禁夸赞起来：“小津，你的花种得很好嘛！”小津是这样记载那一天的：“院子里，雁来红在秋日的阳光下盛开，有股无法想象此刻上海正在激战的宁静。”山中后来死在中国的战场上了。

在开着雁来红的中国战场上，死了更多的中国人。

我家的雁来红，是朋友从日本寄来的种子。种出来，却跟小时候家乡所见一模一样。只是这花长得高大，和城市楼房大不相宜。用花盆栽了，头重脚轻，夜里黑压压一排站在阳台上，猛地一看，倒像进了贼，叫人很吃一吓。

种雁来红是要有土地，有院子的。要有经年陈旧的墙垣，居家一天天的烟火气来配合它。它才舒展得开。一个又一个秋天，孩子们从它身边欢叫着跑来跑去，年轻人偶尔驻足，眉间眼角带着酸甜心事，眼神不经意地掠过它。只有子女长成，人生将落幕，它的姿容才会静静映照进你的眼眸。它是人世之秋里，平静、谦恭、温暖、素朴的花。

如果要为小津镜头底下的理想生活找一个代表，我想雁来红是适合的——这安居于祖辈庭院中，寄托着人们现世之爱的花。

如果能坐在开满雁来红的庭院内，谁还会想着战争呢？可是，总有一种力量存在着，阴魂不散的，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要把人们从庭院里驱赶出来，一直驱赶到弹雨炮火中去。让原本只是厨子、裁缝、木工、教师、医生、农民、学生、商人……的他们，拿起武器，互相屠戮。

这才是人世中最令人悲伤和恐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