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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发展论文范例6篇

花匠小妙招
2024-08-28 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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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发展论文

农业经济发展论文范文1

一、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新特点

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改革开放结束了计划经济对农业生产的束缚，而目前国家又把农业当做立国之根本加以扶持，使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工农产业结构已由量变阶段逐步过渡到质变阶段，已逐步由农业支持工业转向工业反哺农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工业化进程已经走出很远，而农村生产力发展依然很滞后，城乡收入差距依旧很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目前我国已具备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条件，所以现阶段要改变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式，把资源尽可能集中到农村去，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和公平正义。

当前首要任务是实现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现代化生产，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提高农村整体竞争水平，增加农村人口收入。目前我国农业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机械化生产，但信息化水平不高，仍旧以家庭生产为主，规模化生产和经营水平有限，农村劳动力不能彻底的解放出来，农民生活水平仍然低下，部分地区农民仍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面对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应当认识到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问题根本在农村，重点难点在农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发展其它一切事业的立足点。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有机构成部分。因此，当前我国必须集中精力解决好农村问题，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农村面貌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在转型期的新变化

随着工农产业结构的质性变动，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今后将侧重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发展。随着工业反哺农业的深入铺开，传统的农业产业结构研究将被打破，今后将更加注重农业经济的整体性研究。而农产品包装推广、农村物流的创建发展，绿色食品的培养个种植等都将成为学科关注的主要方面。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有力冲击下已逐步瓦解和破除，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必须充分重视这一变化，跟上发展的潮流，更好的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服务。面对当前城乡一体化的形势，城乡生产要素的广泛流通无疑将成为学科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

此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还将受到农村现代化战略性驱动的影响。农业现代化要以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为前提，要注重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而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发展理念将直接导致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对农业发展方式研究的根本方向上的变革。而研究方向的改变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倒逼农业经济管理思维方式的变革和颠覆。此外，由于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依旧远远滞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农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依旧不强，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所以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机遇也将成为以后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侧重点。

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长期受传统教育影响，侧重于理论研究，实践性不强。农业科研工作者受传统思想束缚，不愿下基层、下农田，研究成果不能很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服务于农村和农业。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深入发展，转轨以后的经济市场要求理论研究者要有丰富的实践经历和知识，为适应这一新变化，高校应侧重于农学的实践类教学，多开展调研实践活动，为我国农学研究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储备人才。

此外我国农学研究也日趋多样化和综合化，学科之间相互交叉，计算机技术、数理知识、管理知识等日渐融合进农学研究。在此背景下，高校应着力拓展在读学生的知识面，大力培养掌握扎实专业知识，拥有渊博知识面，动手实践能力较强，综合素质较高的综合性、复合型人才。

三、新形势下，关于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思考

我国农业经济进入转型期以来，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国仅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为世界粮食安全与繁荣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还很有限。必须提高我国的农学研究水平，大力培养高产优质的杂交粮食作物，加大生态农业、循环农业扶持力度。另一方面面对进口农作物，应持有相对慎重的态度，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应本着对全体国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进行反复的论证研究决定。

新形势下，我们应当看到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巨大机遇，在国家加大对“三农”扶持力度的背景下，利用政策优势，整合起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强大人才队伍，拓展研究方向，发展生态农业，促进农业信息化水平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在全球农业市场竞争中抢占战略制高点。

四、结语

农业经济发展论文范文2

以公示制度为主要监督手段。农场实行土地发包公示制度，增强透明度，接受群众监督。严禁各级干部、管理人员和有工资性收入的干部配偶、子女以及场直单位的从业人员承包土地，严格禁止与民争利；无工资性收入的干部配偶、子女承包土地需严格按照农场规定执行，不得随意或变相扩大承包面积，基本实现了“公开、公平、公正”。

（一）新型城镇化建设

1.科学规划生态立城

按照黑龙江省农垦总局“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管理”的要求，坚持“生态城镇、绿色家园”的规划建设理念，确立了“东兴园、西拓城、南强工、北商贸、中兴文化”的小城镇发展思路，精心打造场部中心城和第二、十一、十二管理区卫星城，将农场的建筑风格与北大荒文化有机融合，探索出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小城镇化道路。2008年以来，农场共搬迁居民点27个，搬迁居民3672户，转移安置8078人，城镇化率达到87%。

2.城镇功能完善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农场加强社区管理，注重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城镇功能，设置了街道办和居委会，配备了卫生管理员和专用卫生清扫车，加强道路、环境卫生、垃圾、草坪、公园、城镇6个方面管理，做到场区网格化管理全方位覆盖。逐年配套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将乡村住宅的功用性与都市住宅区服务的完善性相结合，力求体现乡村住宅的舒适和都市住宅区服务的完善。关注城镇建设发展中的弱势群体，新建廉租房小区户均面积44平方米。

3.产业兴城吸纳农业富余劳动力就业

近年来，农场在城镇基础设施、工业园区、物流仓储等规划建设中预留发展空间，注重工业园区的建设。先后投资4525万元用于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现已完成172万平方米的园区建设，逐步构建了以稻米加工、生物肥生产、生物质能源开发、粮深加工为主的工业园区，现已入驻企业达19家，粮食安全储存能力达到15.2万吨，解决就业1200人。通过与中铁集装箱、中海集团、信风海运集团、锦州港务局、营口港务局合作，实施陆港多式联运项目建设，2013年新建的第三条铁路专用线即将投入使用，为农场获得国家级粮食物流示范单位、省级稻米加工园区荣誉称号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境外农业开发

1.政策与资金扶持职工境外开发

对境外农业开发的职工，农场给予相应政策和资金扶持，并帮助种植户解决在国外的粮食仓储和销售难题。2013年，选派了2户优秀种植户赴朝鲜罗先市耕种水田980亩，投入农业机械及生产资料近百万元，建造了标准化育秧大棚和高标准农田，取得了较好的收益。2014年，农场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租种水田24300亩，遴选10户共45名种植经验丰富的科技示范户，委派4个管理团队负责服务协调和技术指导。

2.项目合作加大境外农业开发力度

2011年，农场与北大荒丰缘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在澳洲建立示范农牧场及控股港口建设项目，建立示范农牧场52万亩，控股港口年货物进出量300万吨，已完成产权交割，当年完成播种面积22.6万亩；2013年，农场与北大荒丰缘麦业集团合作，在澳大利亚西澳洲购买耕地52万亩，并租种耕地70万亩，种植的油菜、小麦、大麦等作物均取得了较好的收益。

（三）产业发展

1.牢牢抓住农业立场根本

10年来农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达10761万元。其中，中央财政投资6375万元，农场自筹资金4386万元，开发改造中低产田10.4万亩，建设高标准农田2万亩，投资近400万元实施了农业信息化项目，完成建设标准化奶牛小区2座和蔬菜大棚基地1处，建设了云山南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目前，全场实现统一标准化统供芽种率100%，建立了标准化集中育秧基地39处，标准大棚5942栋，航化作业面积约43万亩，旱田综合防病健身促早熟10万亩；水利设施、农机更新投资达9624万元；落实完善规模展示田及新优特品种展示田20处。

2.稳步调优结构推进产业升级

近年来，农场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注重以产业拉动的方式促进农场经济健康发展，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了近6年的最高水平（如图1、2所示），呈现出第一产业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产业比重逐年增高，第三产业相对保持稳定的发展趋势。2013年，农场实现生产总值170081.6万元，第一产业增加值81211.7万元，第二产业增加值53873万元，第三产业增加值34996.9万元，人均纯收入2.6万元，全年实现粮食总产29.46万吨。

二、主要经验

（一）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双层经营体制机制

农场重点扶持中型家庭农场、种植联合体和合作社，稳步推动土地流转，控制土地流转规模，避免土地过度集中，以多占有资源者多承担地租的方式，平衡职工利益，并进一步规范旱田种植联合体、种植合作社的运作，鼓励以多户联合方式经营土地，避免和减少少数人种多数田所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实现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巩固和完善了“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形成了“以国有农场为核心、以家庭农场为主体、以种植联合体和合作社为辅助”的新型双层经营体制机制，为垦区全面深化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了范例。

（二）“产业城镇化”助推农场“四化融合”发展

农场适度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注重把握好资金保障与建设速度、城镇发展与产业升级、城镇规模与人口就业、城镇建设与城镇经营管理等4个方面的“平衡点”，依托管理局省级经济开发区建设区域性工业园区和仓储物流中心，大力招商引资和引导入驻企业开展粮深加工项目建设，培育了多个绿色食品标识产品，积极开展多式联运商务推介活动，增强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聚，提升了二、三产业比重，推动了小城镇的产业转型升级和农业富余劳动人员就业，2008年以来农场实现年平均净利润4353万元，年平均净资产增长率251.88%，整体资产负债率呈下降趋势，逐步形成“以城养城”和“以业兴城”的良性循环，探索出一条垦区“产业城镇化”助推“四化融合”的发展路径。

（三）境外农业开发“两翼多元”发展

农场按照总局和管理局战略部署，以国际视野谋划对俄、对朝、对澳开发。特别是提出“一路一带”战略以来，农场进一步抢抓历史发展机遇，超前抢占国外农业资源，与北大荒丰缘麦业集团在澳大利亚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基地，与新友谊农场联手进行俄罗斯农业开发，在扩大境外农场耕种规模、完善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拓展农场经济发展空间，实现了“两翼多元”发展，为垦区各农场积极推进境外农业开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挥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三、问题挑战

（一）土地承包企业所得税征收亟待规范

2013年，鸡西国税局按照省局的统一布置，对农场的非职工土地承包费收入自2009年起要征缴25%企业所得税，农场及时与当地国税局进行沟通协调，截止到目前仅开展了摸底调查工作，并未征缴企业所得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2009年和2010年的非职工土地承包费收入免税没有政策支撑，不缴纳企业所得税存在一定的困难；二是国家税务总局和省国税局口头上认可农场从2011年1月1日开始可享受国家税务总局第48号公告第八十六条委托经营方式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农场的承包经营方式实际上并不属于委托经营方式，如不规范处理，将会为日后的企业所得税缴纳问题留下极大的隐患。

（二）境外农业开发急需国家扶持政策

目前，农场在俄罗斯租种的土地，都是从二包、三包等渠道获得，租金高、土地条件差，相关服务没有保障，一定程度上缺乏总局和管理局层面的统一协调和沟通机制，在生产资料筹备、技术服务、产品处理、加工、销售以及信息、法律等方面与境外合作方的合作存在一定困难；域外开发的农户资金能力有限，仍需农场垫付资金维系生产和购置机械，存在资金运行风险。因此，亟需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对垦区境外农业开发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特别是在土地、农机购置等方面亟需相关政策和项目支持。

（三）资金流动性问题制约农场经济发展

近年来，农场在危房改造及整体搬迁上投入大量的资金，城镇后续管理维护成本上升、物业管理、城镇环境和基础设施配套资金缺口较大，加上职工工资、“五险一金”和办社会支出的叠加效应，农场资金周转较为困难，目前农场资金的流动性及偿债能力达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如图3所示）。而农场收入来源中40%来自于土地承包费收入，由于土地地租不能上调，作为农场重要经济来源的农业承包收入长期保持同一水平，难以满足逐年递增的“五险一金”、城镇维护费用、工资正常增长等方面支出，资金紧张的局面难以缓解。如何实现保证农场经济发展与职工减负的利益平衡是当前农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四、对策建议

（一）以深化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为突破口

建立与农场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农业生产关系。进一步规范土地承包制度，继续推行土地适度规模、集约化经营，合理确定承包条件、年限、金额等事项，禁止变相增加职工负担；继续巩固和完善家庭农场这一农场基本经营主体，着力培育专业种（养）大户、种植联合体、农工合作社等新型市场经营主体，积极支持产业化龙头企业，构建产加销一条龙的产业化发展模式，鼓励和扶持各类金融性合作组织参与产业分工和产业升级，最大化激发职工参与市场竞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带动产业化、市场化，带动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生产加工物流，努力创建农场自有农产品品牌，努力提高电子营销水平，切实提升市场竞争力，为农场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涵养后劲。

（二）以区域性仓储、加工、物流中心为载体

着力构建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农场以“国家级粮食物流中心”为平台，整合产业发展要素，积极引导现有稻米加工企业，通过组建稻米加工协会或联合体，实现产前、产中、产后的资源、信息、市场共享，不断完善质量可追溯体系建设，积极建设农产品从种植到销售的全程质量追溯，持续推进粮食仓储、烘干和物流体系建设，积极做好内陆港业务的拓展开发，提高货场和港口发运量，有效降低产品运输成本，增加产品附加值。同时，加大域外开发力度，继续扩大在澳合作种植面积，积极组织落实种植户赴俄开发种植耕地，为农场可持续发展涵养后劲，努力打造以全产业链为核心的农业物联网。

（三）以处理好各方利益链接为切入点

掌握好境外农业开发速度与质量的平衡点。在符合国家域外开发大政策的前提下，结合农场实际情况，应积极与国家农业部、农垦局等相关部门沟通协商，争取给予垦区农场在对俄、对澳等国家农业项目开发方面的政策扶持，建立总局、管理局、农场三级统一协调机制，畅通政策落实渠道，把握好境外农业开发的速度和质量的平衡点，注意保护境外农业开发家庭农场利益，处理好国有农场、境外合作伙伴和境外家庭农场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五、结论

（一）探索出一条以农业现代化带动新型城镇化

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路径，对于垦区各农（牧）场推进“四化同步”具有引领作用。多年来，八五〇农场科学准确把握总局统筹发展方针，在农业经营体制、创新城镇经营管理、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域外农业开发等方面秉持了“稳中求进、开拓创新、富民强场”的发展思路，走出了一条“区域性加工物流中心带动农牧业发展”的产加销一条龙产业化发展模式，探索出了一条以农业现代化带动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四化同步”发展路径，初步实现了“四化同步”融合发展。

（二）农场除了积极发展农业以外

农业经济发展论文范文3

一、生态危机呼唤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

二十世纪末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环境灾害，如1997年创纪录（全年226天）的黄河断流，1998年震动朝野的长江大洪水，2000年波及北京等地的沙尘暴，等等，突显了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知道，人类的活动如果超出了自然界的负荷能力，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越严重，“报复”的范围和强度就越大——开始是局部的，一个山头、一条小河等等，逐步发展为区域性的，以至跨区域的。上述生态灾难已经超越了某一区域的范围，属于跨区域的报复，它标志着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某种整体性的危机。如何消解发展与环境的尖锐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循环经济”[1]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它与“知识经济”一起被称为当今经济发展的两大亮点或两大趋势。

在新世纪到来之初，被誉为“中国环保之父”的曲格平发表了题为《发展循环经济是21世纪的大趋势》的文章[2]，提出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应该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经济的循环经济。传统经济是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流程是“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其特点为两头（开采、排放）高，中间（利用）低。循环经济则是一种“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特点是两头低、中间高。循环经济的三大原则是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减量化”是从生产开端减少物质和能源的流量。“再利用”是在生产过程中对物质尽可能多次或多种方式加以利用，“资源化”是在生产末端把“废弃物”变成再生资源。循环经济本质上是生态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可见，所谓循环经济是与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密切联系、三位一体的。

曲格平文中所说的“传统经济”是指“工业化以来”的经济，并非指近代工业化以前的传统经济——在中国，这种传统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不过，最近社会上确实有些人指责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农业“不科学”，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造成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照这样说，它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3]。从而引发了关于精耕细作传统农业的新的争论。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这些指责在总体上是难以成立的。中国传统农业并非完美无缺，它在近代已经落伍了，不过，它确实包含了与现在提倡的“循环经济”相吻合的丰富的生态思想与可持续发展思想。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正是由于传统农业提供了雄厚的基础，中华文明才得以保持从未中断的持续发展，这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那么，究竟中国传统农业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在这过程中，形成和提出了一些什么思想和理论？

[1]“循环经济”一词，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

[2]载《中国环保产业》2001年增刊。

[3]《黑风暴启示录》，载1999年10月30日《中国农机化报》。转见左淑珍《精耕细作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灵魂》，载《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

二、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实践的主要内容

（一）“不失其时”、“以时禁发”和“顺时宣气”

我们知道，农业是以农作物、禽畜等的生长、发育、成熟、蕃衍的过程为基础的，这是自然再生产。但这一过程又是在人的劳动的干预下、按照人的预定目标进行的，因而它又是经济再生产。农业是自然再生产过程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的统一。这本来是一个事实，未足为奇；难得的是中国古代人民在这一点上相当的自觉。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具有很强的农时观念。

由于农业生产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作为农业生产对象的生物体的生长发育，离不开它周围的自然环境，尤其是直接受自然界气候季节变化的制约，所以农业生产的运作必须与气候季节变化的节奏保持一致。我们的先辈虽然不可能做出现在这样的表述，但实际上很早就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尚书·尧典》：“食哉唯时。”把掌握农时当作解决民食问题的关键。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荀子·王制》）为什么呢？春秋战国时人说：

春气至则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则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则物无可为。古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吕氏春秋·义赏》）

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管子·形势解》）

这是以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解释气候的变迁，以草木万物的生长收藏对气候变迁的依赖来说明掌握农时的重要性。所谓“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是指草木的生长、成熟和凋谢受气候的制约，并非自身能够单独完成的过程。所以要“审其所以使”——顺应气候变化的规律，才能使物为我用。而“春夏生长，秋冬收藏”正是与气候季节变化的节奏一致的。不独农作物如此，诸如“鸡豚狗彘之畜”的和孕育，也受气候节律的影响，也要“无失其时”，才能保证肉食的需要（《孟子·梁惠王上》）。

顺“时”的要求也贯彻到林木砍伐、水产捕捞和野生动物的捕猎等广义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我国早在先秦时代已经有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对林业资源、渔业资源、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利用措施。这些措施可以用“以时禁发”（或简称“时禁”）来概括。也就是只允许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采集利用这些动植物，禁止在它们萌发、孕育和幼小的时候采集，更不允许焚林而蒐、竭泽而渔。“禁”就是保护，“发”就是利用。“以时禁发”就是在保护基础上有限制地利用。为什么要在保护基础上有限制地利用呢？因为人们认识到，野生动植物是可以再生的，这是一种受气候季节变化所制约的自然再生产，对野生动植物的利用只能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于这种自然再生产过程，人不能打断它，只能促成它，保证野生动植物顺应自然界季节变化的规律正常地生长和繁育，在这基础上加以合理的利用，只有这样，这些野生动植物资源才不致枯竭，人们对它们的利用才能长久持续下去[1]。

“以时禁发”也就是“用养结合”。孟子在总结牛山林木受到破坏的教训时指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2]）“用养结合”不但适用于野生动植物的采捕，而且适用于整个农业生产。这里所说的“养”首先是一种自然活动，或径称为“天养”，用现在话说，就是自然再生产。古书有时也谈及“人养”，但“人养”是建立在“天养”的基础上的。[3]对于生物体的自然再生产，人们可以协助或参与，但不是“越庖代俎”，而是遵从生态规律以保证其正常进行，并使之向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向发展。班固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活动时说了以下一段话说：

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萑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4]。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蝝鱼麛卵，咸有常禁[5]。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备也。（《汉书·货殖列传》）

“顺时宣气，蕃阜庶物”八个字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中国传统农业中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关系。虽然在这里只突出了“顺时”，实际上人们在农业生产中不但注重“时宜”，而且注重“地宜”和“物宜”，注重生物体的选种、留种和繁育，注意生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利用，等等，这在本质上是承认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作用，遵守生态规律，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摆正了农业生产的地位。自然再生产是生生不息的，自觉地建立在自然再生产基础上的农业生产也因而是生生不息的。这正是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1]详见拙文《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孟子·告子上》的原文是：“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生态的恶化不是自然的本性所产生的，而是人类违反自然规律的不合理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它实际上是自然界对人类的一种报复。

[3]对于农业生产中的“生”、“养”、“成”的关系，古书中有不同的提法，如《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管子·形势解》：“天生四时，地生万财，以养万物，而无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时，劝之以耕织，以厚民养，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吕氏春秋·本生》：“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之天子。”《春秋繁露》则说：“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不过，作为农业生产对象的“稼”或“物”的“复制”，首先是受季节变化的制约自然再生产。正如《太平经》所说：“天因四时而教生养成，终始自有时也。”（《太平经合校》卷45）所以“天养”毕竟是“人养”的基础。

[4]这里的“祭”指“杀而陈之”，像人们祭祀的样子。孟春“獭祭鱼”，季秋“豺祭兽”，孟秋“鹰祭鸟”是古人开始捕猎和射猎活动的物候。

[5]“茬”是伐木后留下的残茬；“蘖”是萌蘖；“夭”是初生草木；“蝝”是小虫；“麛”是小鹿；“卵”是虫鱼之卵，泛指怀卵的虫鱼。这段的意思是保护幼小的尚在成长之中的动植物。

（二）“地力常新壮”和“土脉论”

土地是农作物和畜禽生长的载体，是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能否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能否充分和持续地予以利用。中国历代都在扩大耕地面积，但从战国时代起，人们已经把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放到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上来，而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途径就是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西欧中世纪长期实行轮流休闲的三圃制，中国则早在战国时代就已从休闲制过渡到连种制，唐宋以后，多熟种植又逐步发展起来，较高的复种指数和其他技术措施相配合，使得土地单位面积产量越来越高。中国的人口，从战国时期的二千多万发展到鸦片战争前的三四亿，传统农业基本上满足了人口巨大增长的需要，直到今天我们还为中国以不到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1/4的人口而引以自豪。几千年来，中国的土地在保持了不断提高的利用率和生产率的同时，地力基本上没有衰竭，不少土地越种越肥，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农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造成这一奇迹的“秘密”何在？关键仍然是“用养结合”，只不过这里“养”的对象不是生物体，而是土地，这种“养”也不是纯粹的自然再生产，而是人工改良和培肥土壤的过程。土地种庄稼是要消耗地力的；只有地力恢复或补充以后，才能继续种庄稼，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问题在于用什么办法恢复地力，从而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土地的持续利用，正是在这一点上区分出各种耕作方式和耕作制度高下。在撂荒制和休闲制下，地力的损耗主要依靠自然力量自我恢复，所以需要较长的过程。在连种制和多熟种植的条件下，地力的恢复则主要依靠人力补偿；反过来说，只有人工恢复和培肥地力得法，才能保证连种制和多熟种植的实行。中国古代农民的高明正在于此。有的学者强调中国黄土的“自行肥效”，似乎中国的耕地天生不会发生地力衰竭，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连种制逐步取代休闲制的战国时代，中国曾经出现过局部的地力衰竭现象。《吕氏春秋·音初》说：“土弊则草木不长。”《礼记·乐记》说；“土敝则草木不长。”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不过，中国古代人民通过自己的实践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手段改良、恢复地力、培肥土壤，合理的土壤耕作、合理的农田排灌、合理的种植制度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最重要的手段则是施肥。到了南宋，陈旉已能满怀信心地指出：

或谓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抑何弊何衰之有！

这就是中国传统农学中最光辉的思想之一的著名的“地力常新壮”论，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使历史上的中国能把大量原来条件恶劣的土地改造为良田，能够在高土地利用率和高土地生产率的条件下保持地力的长盛不衰，为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种“地力常新壮”的思想，是西欧中世纪所没有的。为什么我们的先辈能够提出这样精彩的理论？其深厚基础是中国古代人民无与伦比的农业实践，其思想渊源则是中国传统土壤学所特有的“土脉论”。“土脉论”的出现不晚于西周末年，它把土壤视为有血脉的活的机体[1]。这种理论很不简单，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改土培肥的道路，影响深远。既然土壤有气脉，气脉有盛有衰，可损可益，那么土壤的肥力状况就可以在人力的影响下变化。在《周礼·大司徒》的记载中，有“土”和“壤”的区分，它们相当于现代土壤学所说的自然土壤和耕作土壤，表明人们很早就认识到，通过人类的农业活动，可以使自然界土壤发生适合人类需要的变化。《吕氏春秋·任地》则明确指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并据此制定了把土壤力与柔、息与劳、肥与棘、急与缓、燥与湿的偏颇状态改变为适中状态的“耕之大方”，后来《氾胜之书》又概括为“和土”的耕作原则。《周礼·草人》也提出使土壤变得肥美而适合农作需要的的“土化之法”。东汉王充进一步指出瘠土转化为沃土的条件是“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论衡·率性》）。“地力常新壮”论正是这些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古代，“土脉论”和“土宜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共同构成中国传统土壤学中最有特色的理论。我国老一辈农学家、土壤学家，如王云森、侯学煜、乐天宇等，对“土脉论”和“土宜论”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是一种生态系统学的高科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土壤学的重要依据。

[1]《国语·周语上》载西周末年虢文公云：“夫民之大事在农。……古者太史顺时覛（韦注，视也）土，阳瘅（厚也）愤（积也）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农祥，房星也。晨正谓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农事之候，故曰农祥也），日月厎于天庙（厎，至也；天庙，营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营室），土乃脉发（脉，理也。《农书》曰：“春土冒橛，陈根可拔，耕者急发。”），先时九日，太史吿稷曰：“自今至于初吉（按，初吉指每月上旬的吉日，这里指立春而言[1]），阳气俱烝（升也），土膏其动（膏，土润也；其动，润泽欲行），弗震弗渝（变也），脉乃满眚（灾也），谷乃不殖。”在这里，“土气”表示土壤温湿度的变化，水分、养分、气体的流动的综合性状，“土膏”指土壤中某种肥沃润泽的精华之物，“土脉”则是“土气”或“土膏”有规律的博动和流通。土壤气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土壤的肥力，或土壤肥力的基础。

（三）“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

陈旉《农书》说：

种莳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时宜，不违先后之序，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尚何匮乏之足患，冻绥之足忧哉！（《六种之宜篇》）

这段文字十分重要，讲的是如何通过合理安排种植制度，保证农业的持续发展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其要点有二：一是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二是充分利用各种农作物之间的共生互养关系。

陈旉指出合理安排种植制度的前提是“知时宜”，也就是充分了解和利用“天时”所提供的光热资源，在“天时”所许可的各种作物的生长季节中，按照作物生长和收获的顺序，把耕地安排得满满的，使各种作物“相继以生成”。我们知道，农业是通过绿色植物吸收太阳光能转化为有机物质的。中国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特点是在连种制的基础上实行丰富多彩的轮作倒茬、间作套种和多熟种植方式，一方面尽量扩大耕地里绿色作物的覆盖面积，以至“种无闲地”，另一方面尽量延长耕地里绿色作物的覆盖时间，以至“种无虚日”，使地力和太阳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陈旉《农书》的上述论述正是这种经验的总结。

这种种植制度除了“相继以生成”之外，还有“相资以利用”的一面。中国古代人民很早就对自然界不同生物的共生互养关系有所认识[1]，并把这种认识巧妙地应用到农业生产中。轮作倒茬、间套混作、多熟种植的安排，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作物种间互抑或互利关系的深刻认识之上的。例如，古代人民很早就发现豆科作物的根部有根瘤，大豆的古称“尗”在金文中就表现了地下根部丛生的根瘤。《氾胜之书》明确指出“豆有膏”，已认识到大豆根瘤的肥地作用，故从《齐民要术》开始，豆科作物被广泛用作禾谷类作物的前茬，禾豆轮作成为我国最主要的轮作方式之一。陈旉《农书》指出早熟稻田收割后“种豆麦蔬茹”，既“足以助岁计”，又可“熟土壤而肥沃之”；把深根的桑和浅根的苎麻搭配间作，可两“不相妨，而利倍差”，亦其例。生物之间的互抑也可以加以利用，例如人们认识到芝麻对草木的生长有抑制作用，因而被广泛利用为新垦地的先锋作物。

“相资以利用”之妙亦可应用于动物的畜养中，如在池塘中混养草鱼、鲢鱼等，“草鱼食草，鲢则食草鱼之矢，鲢食矢而近其尾，则草鱼畏痒而游……鲢草两相逐而易肥”[2]。也可以把动植物生产联结起来。最简单和最普遍的方式是农牧互养：利用人类不能直接食用的农作物稭秆糠粃饲畜，畜产品除供人类食用外，其粪溺皮毛骨羽用于肥田，还可利用畜力耕作。类似的例子还有稻田养鱼、稻田养鸭等等。更进一步可以把更多的生产项目配合在一起。如据《补农书》记载，明末清初浙江嘉湖地区形成“农—桑—鱼—畜”相结合的模式：圩外养鱼，圩上植桑，圩内种稻，又以桑叶饲羊，羊粪壅桑，或以大田作物的副产品或废脚料饲畜禽，畜禽粪作肥料或饲鱼，塘泥肥田种禾等。类似的还有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等。这些生产方式，巧妙地利用水陆资源和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互养关系，组成合理的食物链和能量流，形成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较高的人工生态系统。实为今日所提倡的生态农业的雏形。

[1]如《荀子·天论》说：“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荀子·富国》说：“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就包含了这种认识。

[2]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

（四）“变恶为美”和“余气相培”

农业生产对太阳能的利用是不会导致枯竭的，但对地力的利用则需要人工的补偿。如前所述，陈旉《农书》强调了施肥的作用，指出施肥是实现“地力常新壮”的保证。中国何时开始施肥是有争议的，但施肥受到重视毫无疑问是从休闲制向连作制过渡的战国时代开始的。正是施肥解决了实施连种制以后出现的局部地力衰竭的问题，使中国传统农业能够沿着高土地利用率和高土地生产率的方向前进。但施肥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在中国传统农业中，施肥还是废弃物质资源化，实现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环的关键一环。既使地力获得及时的恢复，也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生产生活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中国传统农业的施肥基本上是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废物”利用。中国古代肥料称为“粪”，而“粪”字的含义有一个演变过程。在甲骨文中，“粪”字作双手执箕弃除废物之形，其本义是“弃除”（《说文》）或弃除物，后来，人们把包括人畜粪溺在内的废弃物施用于土地，“粪”就逐渐变为肥料和施肥的专称。“粪”字字义的这种变化，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懂得农业内部的废物利用，变无用之物为有用之物。

自战国以降，人们不断开辟肥料的来源。战国秦汉，“溷（按，‘溷’是合畜圈和人厕为一的设施）中熟粪”和蚕矢是主要肥料之一。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人工栽培的绿肥。宋代，陈旉《农书》记有“火粪”（焦灰土、熏土）、麻枯等新的肥料种类和“沤池”、“粪屋”等积制肥料的设施；收集城市的粪便、垃圾以及河泥等做肥料也见于载籍，标志着城市生活中的废弃物也纳入农业物质循环的大系统之中，这逐渐成为中国农业（尤其是南方农业）的优良传统。清杨屾《知本提纲》提出“酿造粪壤”之十法，即人粪、牲畜粪、草粪（天然绿肥）、火粪（包括草木灰、熏土、炕上、墙土等）、泥粪（河塘淤泥）、骨蛤灰粪、苗粪（人工绿肥）、渣粪（饼肥）、黑豆粪、皮毛粪，差不多包括城乡生产和生活中的所有废弃物以及大自然中部分能够用作肥料的物资。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感性的经验已经上升为某种理性的认识，不少农学家对利用废弃物作肥料的作用和意义做出了很有深度的精彩阐述。如元王桢《农书》说：“夫扫除之秽，腐朽之物，人视之而轻忽，田得之而膏泽，唯务本者知之，所谓惜粪如惜金也。故能变恶为美，种少收多。”清杨屾《知本提纲》进一步指出：“粪壤之类甚多，要皆余气相培。如人食谷肉果菜，采其五行之气，依类添补于身。所有不尽余气，化粪而出，沃之田间，渐渍禾苗，同类相求，仍培禾身，自能强大壮盛。”这就是所谓“变臭为奇，化恶为美”。我们知道,农业的基础是依靠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化为人类所需要的食物和衣着原料。人畜以植物为食.绿色植物对人畜等是食物链的起始链,但人畜对其食物中的能量并不能完全地加以利用,在其排泄物和废弃物中包含着的能量,若让它们回到土壤中,经过微生物的分解,就可以释放出能被绿色植物重新利用的营养物质。“余气相培”实际上就是指这种情况。它使用的是中国传统哲学关于“气”的理论和语言，表达的却是对农业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及其利用的一种朴素的认识。

（五）“生之有道，用之有节”

可持续发展不但需要合理的生产安排，而且需要有节制的消费作为保证。中国古代人民对这一点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

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时代即已实行“节用水火材物”的原则。唐张守节《正义》解释说：“言黄帝教民，江湖、陂泽、山林、原隰，皆收采禁捕以时，用之有节。”春秋战国以降的思想家、政治家，无不把“节用”作为他们思想理论的重要内容。如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孟子主张“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上》），荀子主张“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荀子·富国》），《墨子》书中有“节用”上中下三篇，《管子》“六务”的第一条就是“节用”（《管子·七主七臣》）。中国古代农学家对此也十分重视，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中专门讨论了节用备荒的问题，陈旉《农书》中则有“节用之宜”专篇。“生之有道，用之有节”[1]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理财的主要原则。

为什么要提倡“节用”？这是因为“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2]；“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3]。建立在自然再生产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在一定时期的发展是有限度的，因此人们对物力的使用不能超越自然界和老百姓所能负荷的限度，否则就会出现难以为继的危机。荀子把道理说得更加透彻：

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鸡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于是又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今夫偷生浅知之属，曾此而不知也，粮食大侈，不顾其后，俄则屈安穷矣。是其所以不免于冻饿，操瓢囊为沟壑中瘠者也。（《荀子·荣辱》）

这就是说，如果从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考虑，而不是只顾眼前利益，是非实行“节用”不可的；而要把“节用”的原则真正付诸实施，又非控制人们的消费欲望不可。这种认识是相当深刻的，而且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提出的《二十一世纪议程》有“改变消费形态”的专章，强调“全球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形态造成的”。温哥华大学教授比尔·里斯根研究了美国等国家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后指出：“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生活，那么我们为了得到原料和排放有害物质还需要二十个地球。”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均资源秉赋与欧美等国是不可比的，中国现在的资源透支、环境破坏已经相当严重，我们的现代化绝不能“克隆”欧美的建立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能源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绝不能盲目鼓励高消费。印度的甘地说过：自然界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是不能满足人类的贪欲[4]。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牢牢记取“节用御欲”的古训。[5]

[1]如《宋史》卷277载：“论曰：八政之首食货，以国家之经费不可一日而无也。然生之有道而用之有节，则存乎其人焉尔。”这类提法似乎在一个发展过程。采猎时代或采猎活动的原则是“取之以时，用之有节”，如果不是“用之有节”，就不可能贯彻“取之以时”的原则。班固在《汉书·货殖列传》中提出的“育之以时，用之有节”，包括了全部农业生产在内。“生之有道”涵盖的内容更为广泛，包括了所有生产活动。作为国家理财原则的“用之有节”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统治者的消费不能越过自然界和人类生产能力所能负荷的限度，二是指统治者的榨取不能越过老百姓所能负荷的限度。所以又有“生之有道、取之有制、用之有节”等提法，在此不一一列举。

[2]《汉书》卷24《食货志》引贾谊语。《新书》载此语作“用之无节”。

[3]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明湛若水《格物通》卷85《漕运》亦有类似论述：“天之生财有限，人之运力有穷，不可不节也。使用之无节焉，则虽罄民之赀，竭民之膏，而其用亦有所不足矣。”

[4]转引自游修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序。

[5]应该指出，虽然历代都有思想家农学家提倡节约消费，但实际上难以制约统治者的奢侈无度，以致超越在当时物质生产条件下利用自然资源的合理限度，就是导致我国历史上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反观中国传统农业

以上简要介绍了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实践的主要内容。不妨将传统农业与现在提倡的循环经济作些比较，这对正确认识中国传统农业和展望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有所助益的。

循环经济的根本任务和根本要求是化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使它们由“仇家”变为“亲家”，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统一。中国的传统农业完全符合这一要求。《吕氏春秋·审时》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就是把农业视为由相互依存的天、地（农业环境）、人（农业主体）、稼（农业对象）组成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农业生产建立在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之上，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是统一的。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全部思想和实践，都是以这种“三才”理论为指导的。几千年前就有这样深邃的认识，不能不令人为我们先辈的智慧所折服。

让我们再用循环经济的三大原则来观照一下中国的传统农业，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考察的顺序倒转过来。

循环经济三大原则之一的“资源化”，或称“再循环”，要求在生产过程的末端把“废弃物”变成再生资源。如前所述，“变恶为美”、“余气相培”正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得意之笔。城乡生产和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废弃物”都被用作肥料，返回土壤，参加“再循环”。正是有鉴于此，有些学者径把中国传统农业称之为“循环农业”，指出“虽然中国传统农业的施肥技术，存在着费工、费时、劳动强度大、卫生保障差等弊端，需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予以改造，但它把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密切结合，把废物作资源化处理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1]倒是现在有些地方过分依赖化肥，抛弃了重视积攒和施用农家肥的优良传统，令人担忧。随着现代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市抽水马桶文明的普及，城乡生产生活中的废弃物大量积聚，传统的城乡物质循环的链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中断，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威胁，如何在新的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农业重视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资源化的优良传统，重建涵盖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生活的大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通道，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循环经济的另一原则“再利用”要求在生产过程中对物质尽可能多次或以多种方式加以利用。这正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强项。在“三才”理论整体观的指引下，中国传统农业不但十分重视农业生物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也十分重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生物之间共生互养、相生相克，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相资以利用”的方式，正是“再利用”原则的生动体现，直至今天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不过，其中相当一部分停留在单纯经验的层次和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亟待发掘、总结和提高。例如，我国早就懂得驱鸭治蝗，在这基础上创造了稻田养鸭的生产方式，既可为稻田除草除虫，又可肥鸭，是一很有价值的农业生态技术，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项技术得不到重视和总结，默默无闻，近年却从国外引进“稻鸭共作”的技术，有人还以为是舶来品，难免有“数典忘祖”之讥。不过，应该承认，引进的这项技术是经过了改进的。我们应该从这件事中获得启发，不能把传统农业的技术经验当作过时之物随意扔掉，应该视为一种宝贵的资源，一种仍待开发的矿藏，认真予以整理和发掘，用现代科学给予总结，阐发其机理，改进其操作，使之精确化，提高其科学性，这样，一些似乎不起眼的古老经验也会焕发光彩，成为创新的支点，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作出贡献。

循环经济的再一个原则是“减量化”，它要求在生产的开端减少能源和物质的流量。这是针对近代工农业生产消耗大量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状况而提出来的。传统农业使用的是太阳能等可再生的能源，不产生“减量化”的问题。相反，由于传统农业除了依靠绿色植物吸收太阳能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外源能的投入，劳动生产率低，而且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所以传统农业的发展是缓慢的，有时甚至是停滞的，到了一定的阶段，就无法满足社会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这种状况迫使传统农业不能不有所改变，不能不寻求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不能不增加能量和物质的投入。

新中国建立以来，化肥农药的使用保证了农业的发展，但是由于使用量不断增加，现在已大大超过先进国家安全使用的标准，农业面源污染严重[2]。从世界范围看，建立在大量使用不可再生能源基础上的工业、农业、服务业的弊端已经暴露得很明显，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储存已经越来越接近枯竭，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争夺，成为世界战乱和不稳定的重要根源。而我国对这些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仍然在增加，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如何解决？中国的农业向何处去？

为了使农业继续发展以保证各方面的需要，化肥农药还是要用的，目前拒绝使用化肥农药，试图实行没有石油的“有机农业”是不现实的。第一步只能实行“减量化”，用发挥生态技术的优势来尽量减少石油的投入，把它控制在不致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的限度内。但是，农业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现代化，归根到底，能量和物质的投入不能减少，而应增加，关键在于想办法找到可以替代石油的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最大的来源是太阳能，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太阳能仍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农业对太阳能的利用主要依靠绿色植物。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农业是通过尽量增加耕地上绿色植物覆盖的时间和覆盖的面积，来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太阳能的。在耕作制度方面，古人能够做的差不多都做了，给我们留下的可以继续发挥的空间不大了。通过育种，提高作物吸收和利用太阳能的效率，应该还有潜力可挖。除此以外，能否突破绿色植物的限制，直接利用太阳能作为农业中的外加能源呢？应该是可能的。这种技术已经出现并有了一定的发展，再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了。我认为，这才是农业的出路所在。

如果我们一方面用现代科学总结、提高和发展传统农业既有的生态技术，建立涵盖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生活的合理的物质循环系统，另一方面，直接利用太阳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大大增加对农业的能量和物质的投入，我国农业的前景将是光明的。

农业经济发展论文范文4

建水县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域，县城海拔1309米，平均海拔1372米，海拔最高处（五老峰）2515米，最低处（阿土村）230米。年平均降雨量800毫米，年平均气温18.7℃，最高气温36℃，最低气温不到0℃。由于地形特色，县域内立体气候明显：县域内海拔1500米以下的坝区、河谷区，年均气温在16-20℃，属亚热带或中亚热带气候；海拔在1500米至1900米的山区、半山区，年均气温在14-16℃，属亚热带气候；海拔1900米以上的山区，年均气温在12-14℃，具有暖温带气候特点；终年气候温和，日照充足，温期长，霜期少，雨量充沛。2.土地资源优势建水县地域广，适于耕种的土地多，农业资源丰富，有红壤土、黑壤土，沙土、黄土、白土等，适合于各粮食作物、蔬菜、林木的种植。县域国土面积3789平方公里，耕地总面积39.8万亩，其中，水田18.8万亩，占47.2%，旱水浇地7.8万亩，占19.5%，旱寺13.2万亩，占33.39%，（此数据为有种粮补贴的面积）。

二、建水农业发展制约因素

1.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全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严重不足，农田水利设施不完善，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制约了建水农业经济的发展。

2.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

农业产业化不成熟，农业龙头企业规模小，带动力不强，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是制约建水农业经济发展的方面。

三、建水农业经济发展探索

1.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1.1加快推进村镇规划工作

加强村镇规划工作，完善村庄布局，尽快完成全县行政村和重点自然村的规划编制任务，构筑中心城区———重点镇———一般乡镇———行政村———自然村五级联动的城乡体系，按点轴空间开发理论，有主次、分步骤推进城乡建设，使城乡体系得到明显优化，规模职能结构和空间布局更为合理。

1.2加快农业设施建设

优化资金、土地、科技、人才、政策等资源配置，建立一批规模化、高质量、高效益的设施农业产业基地，使其成为建水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示范窗口。

1.3大力改善农村公共设施

加快乡村道路、人畜饮水、清洁能源、文化、教育、卫生等设施建设，切实搞好村庄绿化，实现村容村貌新改观。

2.推进特色优势产业优化升级

在产业布局上，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围绕葡萄、石榴、桔橙、无公害蔬菜、生猪等产业，扶持壮大和源农业、红森果业、邦格牧业等一批农业龙头企业；以曲江镇为龙头，打造万亩蔬菜基地和鲜切花基地，做大做强花卉产业，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在特色水果发展上，继续抓好提质增效，充分发挥科技示范带动作用，重点抓好以南庄镇、面甸镇、临安镇为主的脐橙、鲜食葡萄丰产示范园建设。

3.大力发展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户”是实现企业和农户联结的最为有效的组织形式。而要解决当前建水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小、实力弱、服务能力不强的实际问题，促使企业与农户紧密联结的关键在于：一是要全面落实《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按照农民自愿、稳步推进、加强扶持的原则，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健康发展。二是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创新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方式。鼓励企业建立产业党支部，培育增收致富带头人，以引领农村新发展为突破口，努力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支持龙头企业、合作社与农户签订规范合同，发展订单农业，形成稳定的购销关系，使龙头企业与农户结成更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4.促进农村人口有序转移

加快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引导农民有序转移。一是劳务输出由体能型向技术型输出转变，由分散型输出向有组织输出转变，由单纯的务工挣钱向回乡创业转变；二是实施新型农民培训工程，多层次、多渠道培训实用型人才，实现一产向二产、三产转移；三是大力发展劳务产业，积极培育劳务中介组织和劳务经纪人队伍，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

5.破解农业发展瓶颈，加速推进农村土地流转

农业经济发展论文范文5

目前，全省除了国有大型农场规模经营情况较好外，其他县市的土地经营还停留在一家一户“分”的状态下，导致出现了先进生产力作用发挥不强、生产标准和生产效率不高等诸多问题。上述问题也正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对于如何破解这个问题，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号召全市开展了以土地确权颁证为重点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我们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2014年末，巴彦县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外业测量已经完成。2015年，我们将重点搭建好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平台，协调好金融部门降低贷款门槛，并加大宣传引导和服务力度，加速推进土地向各个农机合作社集中，或者是向种田大户集中，加快土地规模经营水平。

二、以整合农业发展资金为手段，全力推进农业大项目建设。

过去，在农业项目资金的使用上，都是一对一单项分散使用，导致出现项目建设标准不高、规模不大、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以及综合配套不到位的问题。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加大农业政策和资金投入力度”，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将农业项目资金捆绑使用，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2015年，我们将把分散的农业项目整合起来，把分散的农业项目资金集约起来，重点打造好沿江30万亩大灌区和巴彦南部现代农业产业圈，真正做到实施一个项目，带动一个产业，让项目资金使用效益发挥到最大化。

三、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根本，全力推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业发展。

以往，我们有些经济的发展，由于单纯追求效益，很多时候以牺牲资源为代价，导致环境遭到破坏、资源无序开发或开采，造成经济发展后劲乏力。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农业的发展方向。作为农业大县，巴彦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显得尤为重要。2015年，我们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上，将围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推广应用节约型的耕作、播种、施肥、施药、灌溉与旱作农业、集约生态养殖技术，大力发展循环农业，促进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以培育新型合作组织为依托，全力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农业经济发展论文范文6

进入经济转型期的我国农业所展现出来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结构的变化。原来是农业辅助工业，现在是工业反哺农业，这足以表现政府对农业的重视程度。政府先后出台若干政策法规，对整体的结构形式做出宏观调整，保证农业与工业发展的平衡。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化差异明显，这是国情使然，在加快城市化进程和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农村的支持，也就没有当前的良好形势。目前，我国城市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带动农村一同发展，国家也开始实施以城带乡的战略。这一整体局势的变化，必将影响到农村生产要素的模式。

2转型期给农业经济管理带来的挑战

2.1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三农”工作，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问题，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农业生产机制滞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分散经营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与以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为特征的现代农业生产不相适应，增加了发展现代农业的难度；农业从业人口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我国当前农业产业从业人口知识结构单一，整体教育水平偏低，难以满足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2.2现代化农业发展战略对管理模式的影响

现代化农业战略的推进，会对农业经济管理内容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转变以往的管理模式，必定会被时代所淘汰，甚至阻碍农业的发展进程。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全面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大力推进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但是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分散经营的农业生产体系，相对滞后的农业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农业生产的外部条件及农业现代化的内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得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更加明显，具体表现在：首先，现在农业发展提出了“生态化”这一概念，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表现了人类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发展观。在这一理念的倡导下，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必定会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下足功夫，随之会带动农业管理思维的改变；其次，虽然我国是个农业大国，但是农业的发展水平较世界上先进国家来看还是落后的，并且由于人口基数大的原因，发展比较缓慢，缺乏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何让使我国农业应对世界局势的变化也是今后农业管理中重点研究的内容。

3转型期农业经济管理浅析

3.1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

工农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会打破传统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拉长农业的整体产业链，改变以往只注重片面性的管理体系，将目光重点放在从生产到销售的全程管理上。不仅如此，还要细化农产品的加工，构建服务于农业的大物流，开辟农村绿色食品市场，并抓好质量关，这些都是未来农业经济管理项目中的重点。

3.2推进城乡间的循环流通

接触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势必要加强城乡之间的联系，而这也是农业经济管理需要探究的课题。目前，我国城乡间的联系模式主要还是生产要素之间的流通，城市的工业化作为农产品加工的中间过程，农产品作为工业的原料基础。对于今后来说，城乡间的联系模式必定会增多，提升生产要素的大循环、大流通，将会是今后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所要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

3.3建设现代化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将“服务于民，帮民致富”作为行动的基本指导原则。现代农业管理服务体系必须要顺应时代潮流，建立科技服务占，将建设、运营和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探索中找出一整套服务于中国农民生产与生活的解决方案，解决中国三农领域的现实问题。科技服务体系必须把农业生产的基础要素组合在一起，强调市场重新配置生产要素，为农民致富提供多元空间，进而帮助农民解决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多方面的民生问题。把科技的管理模式作为农民致富方案和工具的提供者，问题的解决者，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贴身管理运营商，为农民生产、生活建设一个管家式平台。科技管理体现在：首先，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涵盖了农业生产领域生产资料一站式交易、从种到收一条龙服务、科学种植技术指导、农用机械及劳务的农事服务等内容，解决农民“买难”与农村“有地没人种”的问题；其次，通过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搭建农副产品收购、粮食银行、农副产品期货、现货交易平台，解决农民“卖难”问题；此外，通过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为农村市场引入金融信贷服务、互联网应用技术，提供就业信息、择业指导培训等，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帮助农民开源节流，拓宽农民增收途径。

3.4从实际出发，科学规划

首先要以实际为出发点，积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让科学服务于农业生产。组织三农问题专家，针对具体情况研究制定出符合农村生产发展的科学管理方案，通过基层调研，听取群众意见，证明方案可行后便大力推广到全国各乡村实施。

3.5多渠道融资，解决资金困难

农业经济管理离不开资金的支撑，除了政府的拨款外，还应借助于社会多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工业反哺农业的特点。此外，政府还要统一规划，出台惠农扶农政策，鼓励吸引社会各企业的加入，引导他们向农村投资，兴办乡镇企业，这不仅可以加快新农村建设速度，重要的是能够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3.6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

新农村建设离不开高素质人才，当前我国政府鼓励大学生下乡做“村官”，但这一举措还远远解决不了农村技术人才缺失的现状。如今农业生产已经不是原来单靠人力简单耕种的情形了，大型机械化播种收割设备已经遍及全国的农村地区，农业生产走向多样化，这些都需要大量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作为支撑和骨干。当地政府在提倡大学生下乡的同时，还应免费开办技术培训学校，面向的对象是基层农民，主要培训内容是基本的生产技术常识和信息化生产设备操作知识等。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