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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鲜花插头上，宋代男子簪花盛行，都是咋想的？

花匠小妙招
2024-09-02 18:33

“男子簪花”是指，男子用时令鲜花或者金银制、绸制、绢制的假花插在发髻、发鬓和帽子上，以此作为装饰或礼仪程序的一种社会风俗。

其实，男子簪花不是宋代的原创，从南北朝开始，皇帝就带头簪花了，唐朝皇帝选用的花多是一寸到两寸的大牡丹，这种真花价格昂贵，并不是人人都能享用，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奢华的表现。

而宋代男子簪花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从“不簪花”，到“簪花”，再到“崇尚簪花”的过程，北宋初期，只有皇帝簪花，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到了后来，局势动荡，皇帝为了拉拢群臣，以示恩宠，就开始赐花给大臣，这种特权就逐渐下移了，但毕竟是少数，司马光高中进士，就得到了宋仁宗的赐花，他感到太过于奢侈了，不想戴，但是皇命不可违，只好勉强戴在头上。由此可见，北宋初年，男子簪花只是皇帝对大臣宠爱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很多的大臣对这种簪花行为是排斥的，都不愿戴在头上，往往让侍从捧在手里，表示对皇帝的尊重。

有人就不答应了，那就是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为了维护皇家尊严，御使大夫上书皇帝，要求得到赐花的官员必须戴上才能回家，庆历七年就作了规定“凡遇大宴并御筳，其所赐花，并须戴归私第，不得令仆从持戴”，把不戴花上升到不尊重皇帝的高度，这就吓人了，没办法，收到赐花的大臣们只好插在头上，花枝招展的回家了，幸好有轿子坐，不至于让人笑话。诏令一下，也就相当于把朝臣簪花给礼仪化了。

中国古代的潮流往往在皇帝和大臣们引领下，很快走向民间，得不到皇帝赏赐，咱就自己赏自己一朵，戴不起牡丹，咱就戴一朵路边的野花，这种自簪自乐的行为很快成为一种全民运动，在北宋末期，满大街都是男子簪花，你不戴一朵花都不好意思出门，就好像没穿裤子出来一样，苏大学士都说“人老簪花不知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这一点在《水浒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08名好汉里，就有几个“花痴”，阮小五戴过石榴红、杨雄戴过芙蓉花、燕青戴过四季花，尤其是95把交椅的刽子手蔡庆，戴花到了痴迷的程度，花不离身，人送绰号“一枝花”。西门大官人头上那朵小红花也是浪得很呀。

西门庆

而朝廷的赐花、戴花活动就不再随随便便了，每到年节庆典，赐花仪式规模宏大，戴花者招摇过市，《西湖老人繁盛录》记载“驾出三日……烧香太一殿，谢礼毕，赐花，自执政以下，依官品赐花……吴山坊口，北望全如花世界。”赐花大会盛况空前。

皇家引领，再加上民间便有重阳节簪花习俗，簪花的魅力一时间无限放大，逐渐演变成社会风俗，每逢喜庆节日男女老幼一律簪花，五月五日临安城内人们都戴茉莉花，欢度端午，九月九日重阳节，人们都戴泛黄簪菊，以求驱邪健身，长命百岁，而盛产牡丹的洛阳，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人人皆戴牡丹，简直羡煞旁人。

唐朝时期，皇帝好簪牡丹，牡丹作为“花王”，一株能卖数十千钱，并非人人都能享用，而到了宋朝，牡丹大量培育，开始走进普通人家，但非牡丹产地，运费昂贵，并不是人人都能佩戴，而牡丹中的稀有品种，例如姚黄，则是皇帝独簪之花，以示至高无上的皇权。

后来，朝廷又把赐花玩出新花样，为了强化这种等级礼仪，朝廷下令按照花的颜色、大小、质地进行等级赐花和簪戴，《宋史》记载：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话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罗花以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有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

当“男子簪花”成为一种全民行动的时候，也就不再珍贵了，失去了他的“至高无上”性，这种潮流的引领者——皇帝，不戴了，从宋仁宗嘉庆四年就规定，皇帝不再簪花了，你们自己无嗨皮吧，朕不和你们玩了！

自古以来，那些颜色鲜艳高洁、芬芳馥郁的花朵就被中国人视为“瑞花”，认为它能带来祥瑞或是能辟邪，所以，自汉代一来，重阳节就有了插茱萸的习俗，古人认为茱萸气味浓烈，插在头上可以祛病除邪，宋代建国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再加上朝廷重视，所以男子簪花成风。

簪花还被赋予一种美好的愿望，在寿宴上、科举考试和仕途中，簪花往往很流行，赐花被礼仪化、等级化之后，成为一种莫大的荣耀，这种荣耀感进一步激发了宋代文士和普通民众的追求心理。元代刘一清的《钱塘遗事》记载南宋人追求的五荣须知“两觐天颜，一荣也；胪传天陛，二荣也；御宴赐花，都人叹美，三荣也；布衣而入，绿袍而出，四荣也……”南宋人把赐花放到了第三荣，可见对赐花的重视，甚至排在入朝为官的前面。

簪花从皇帝到大众，各个阶层都表现出了不同的社会心理，大臣们希望通过簪花获得至高无上的皇权带来的荣誉感，而文士簪花却是一种独立特行、乐观豁达的心理，民众对簪花的追求则是辟邪趋吉的美好愿望。

但不管如何，宋朝的男子簪花催生了一个新兴的行业，养花专业户，不少人靠种花发了大财，这就是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