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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草浸窗润 瓶花落砚香

吕健

《雍正十二美人图》中桌上摆设瓶花

“胆样银瓶玉样梅,北枝折得全未开”,杨万里诗中所描写的“银瓶插梅”意象就是古典瓶花艺术。插花同焚香、点茗、挂画并列为古人四般雅事,其中以鲜花插瓶是最具标识性的花赏方式,也是非常普遍的审美生活体验。

“花之金屋”古色远韵

中国人素来重视生活中的美感与艺术气息,美学家叶朗认为:“中国老百姓在普通的、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都着意去营造一种美的氛围。”瓶花可入画成景,触发诗兴,亦可点缀文房室庐,妙造山水意境,丰富了艺术生活化的表现形式。古代瓶花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的佛礼传统,是用于佛前供养典仪的专门性器物。衍至隋唐,瓶花进入皇家视野,迎合了讲求礼仪排场和隆盛端丽的宫廷文化。彼时的瓶花居于庙堂之高,多为祭器和礼器,是礼乐典章的载体,伦理与秩序的象征,在仪式结构中有着深刻的符号蕴涵,表现为“器以藏礼”。

两宋时期民间花事盛景空前,赏花、插花、斗花、绘花等不绝,花市与流动的卖花郎随处可见,还有大型的花会,如洛阳的牡丹会、扬州的芍药会,丰富了城市生活,可谓“生活时时有花事,人人处处弄花艺”。市民的崇花心理还带动了花器的赏玩。宋代器物文化蔚然,金石之学尤盛,产生了瓷质、青铜、玉等多样材质的瓶器,色泽匀净,温润中和,器形匀称隽秀,轻盈俏丽,浑厚而古拙,印证了兼具适用与审美,简淡而意足的宋韵美学风格。

明清时期,瓶花工艺已发展为成熟的艺术形态,表现以文人审美为主导,托物寓情为手法,线性枝条为骨架,自然构图为法则。《闲情偶寄》中就提到,“夫瓶花盆卉,文人案头所时有也。”瓶花是古代清供文化的构成部分。所谓“清供”,即放置在室内桌案上用以供赏的物件摆设,包括瓶花、盆石、古器与文房用具等,是文人书斋生活风雅的重要点缀。明代文人不仅观器赏花,还著述花艺理论。恋花成癖的幽人韵士书写了大量关于生活中的瓶花记事,如《瓶史》《瓶花谱》,通过归纳插花技巧、择瓶选器、居室陈设以及清赏品鉴等审美经验来体现艺术活力,重新定义了美学价值。

花艺之赏的重心是凸显瓶、花和合的天然性灵美韵。“凡插贮花,先须择瓶”,明代文士视瓶器为“花之金屋”,极为讲求瓶器与花枝的搭配,尤其在考量花器与配材上,以瓷器为首选。《瓶史》中称:“官、哥、象、定等窑,细媚滋润,皆花神之精舍也。”以梅瓶、青花筒瓶、官哥胆瓶等为妙品,釉色莹润,鼓腹容水,修颈容枝,皆能流溢高洁清雅之气。古雅浑朴的铜瓶也是尚古意的文人之所爱,呈露古色远韵,符合高士格调,以青铜花尊、古铜花觚和小尊罍等为主。瓶器的中正端庄、纹饰的古韵精致、线条的简洁俊朗同花木姿容挺秀垂露、气质筋骨熔铸一体,澹然、疏寂的视觉印象如画般浮现。

“师法自然”宛若天成

明代中期兴起的心学提倡自然人性论,泰州学派王艮主张“安身立本”“亲民爱物”的生活儒学。在此影响下,文人不拘于案牍劳形,而是选择以适志、自娱的方式,“越名教而任自然”,于体物达情、清心乐志的现世生活中敷倡童心、发抒性灵,注重情感生命的表达,觅得本真惬意的生活意趣。

瓶花虽是日常摆设,却被雅士视为幽居之伴、生活之侣,是个人审美心境与精神需求的情感蕴藉。袁宏道曾称:“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寓意于物者,自得之。”表达了品赏者不仅爱瓶花之形,更恋瓶花之畅神,凝缩了古人“疏瀹性灵,惟好真趣”的审美生活心态。

明清儒士的瓶花之心实则是他们的生活之道与人生品位,“安命于生成,静观物我,认取性灵,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在物我互荡中宣泄逸气,感知“天人合一”的生命之乐。文人在插花时,尽量复现“花之生动而多致”的活态感,“师法自然”的同时根据自己对器质、花性的把握来调弄瓶花景致,以质焕美,在直立枝、倾斜枝、水平枝与下垂枝花型的错落搭配中微缩山水风华,借瓶花勃郁的生命之势通自然之生意活趣,罗罗清疏,返璞归真。“折花用曲折,飘散插之于瓶,自然清绝,繁则不佳”,空间层次安排得当,花枝安然绽放,不拘泥也不呆板,宛若天成,如“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瓶花景观营造出了穆如清风般的诗意流转空间,“性灵”寓于瓶花物象之中。观者闲居其间,瀹茗盏赏群芳,身与花、器俯仰优游,雅致生活如蕴玉含珠,澄怀静虑,闲闲自如。

“化诗入花”如就真景

“阶草浸窗润,瓶花落砚香”,北宋俞瑊的诗刻画了书斋生活中的瓶花意象。瓶花艺术的审美原则就是用有形之象融入诗意画境的内涵,缘以诗情、揆以画理,文人借此感物兴怀,摅发意绪,通过诗化风格和绘画手法传递出对安顿自然生态与人文精神圆融无碍的性灵之所的向往。

文人在对诗词文本的深刻理解下,一方面在置瓶插花时遵循“景观序列,均按诗词意设置”,以花状诗、随句赋象,效仿诗词里出现的书斋场景,勾勒出瓶花同净几、宋砚、奇石、香炉、古琴等意象构成的文房物境,营造出文人生活带有诗意化的精神场域;另一方面借助“化诗入花”的文学手法,“栽花种竹,全凭诗格取裁”,将诗情与诗境转化为瓶花的构意,如瓶水含香。此外,还多以花木作隽士君子等象征,文人列“四君子”“十友”“十二客”等,如梅之傲雪凌霜、兰之幽怀若谷、竹之虚心有度、菊之玉洁冰清,借此赞喻自身清品,形成通透的个人生活气质,达到“随物迁化”“齐同物我”的生活境界。

文人既爱好生活之况味,又有徜徉山水、感受自然的林泉之心,因此士人们在案头或居室中以符合画理的形式置陈布势,以小见大,多留白,通过瓶花摹造出“如就真景”的山水云烟意象,再简单摆放些许素朴而雅致的家具,使生活场景中包蕴着山水景观。瓶花就像一方小天地,花枝的“自然之美”融入插花者审美情趣的“性灵之美”,案头书斋的“局部之美”辐射质朴生活的“整体之美”。

瓶花是中国人内心深处对植物、瓶器和环境的理解上所呈现出的艺术形式,它积淀了古代文人雅士人生修养、诗意与游戏生活以及生命本真状态。花卉植物的生命姿态所呈现的自然意趣同折花贮瓶、居室相称的人文艺趣相融,形成了中式生活美学意境,从中可以领会古人理想的生活情境与丰富的精神品位。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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