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读

花匠小妙招
2025-01-08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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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的时候，我已经读过几本书。比当时的室友们读得似乎多一些，于是心下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读书人。学着一个浮光掠影的专业，至今我还不能领悟那专业浮光掠影的一点底蕴。大一的时候也认认真真地跑去图书馆，在地下室里发现了两大架的专业书。有一次去帮师兄画图的时候，问他们怎么学好这个专业。那时他们也只有大二，其中一个师兄不屑地跟我说，你去把那两大架子看完就好了。我低声说了一句：那些书也不是很多。他们都露出鄙夷的神情。
    那书的确不多。不是我有一目十行的异禀，而是那些书不是几十年前的老旧书，就是无意义的手指版拼凑书。大同小异的几本教材，以及一些翻译得连句子都不通顺的所谓“圣经”。于是我真的陷入了一种离奇地困惑里，这种困惑甚至引发了生理反应——一站到高大的书架前就肚子疼。
    这样，就拼凑起了一个学科。XB似乎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点，我不得不佩服她的先知先觉。
    毕业后，我终于不用顶着那“好好学习”的帽子，全心全意地旁骛斜出，横向发展。再后来，来到这个古旧沉厚的学院，认识了一些好读的人，甚至连本科阶段一些真的读书人也在机缘巧合之下往身边云集，于是在这大气候里，我开始往回读，往上读，往里读。
    《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是和《The Razor’s Edge》一起看的，两本书无缝地吻合了。这本书好像是一个索引，把之前零星地知识做了一次梳理，同时也让人“知其所以然”。比如，孤独，客观，知识与幸福，西方的宗教与中国的神仙，科学和技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书多少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这本书里在做到尽量真实地表达。主观色彩在所难免，但知识分子的赤子之心总会让人欣喜若狂。
    以我的功力尚不能去评析这样一本宏观的书。我只摘录了对我有启发的部分，与恰好看到这本书的人分享。

    “西方近代的平等，也只是承认人格的平等，而不是其他意义上的平等。
     孔子把人世的不平等，建筑在朴素的伦理情感即对生命感恩的基础上，并以后者掩盖了赤裸裸的不平等。这样，孔子所谓的“平均”就只是同一等级的平均，而不是孩子与父母、臣民与君主的平均。
    儒家建构的这个和乐盈盈的大家庭，像一个暖融融的火炉，又像一个温情的大怀抱；有了这个火炉和怀抱，也就不再需要宗教的慰藉了。基督教的目的就是人的得救、永生，然而这种得救却不是现世现报的，而是开给人们的一张空头支票，基督教的非生命就在于它最喜欢把支票开给那些糟蹋生命的人。而儒家绝不给人开空头支票，只要人们愿意安于这个和乐盈盈的大家庭，什么时候都能安适和得救。因此，这个大家庭就并无益地让人受苦难、自我折磨，而是让人爱惜生命，以乐观长寿为美德。
    西方的先知和预言家一般都是受群众迫害的孤独者，而先知和预言家也以遭到迫害为乐事，因为他们背后有神的暗示和保护。而中国，就不会出现这样以受群众迫害为乐事的先知和预言家，因为“脱离群众”就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孤苦者，而且无依无靠无神助。
    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是宁可牺牲自由，也要家庭的温暖，中国文化总以生命的安乐为本。自由是冷酷无情的，需要人有足够的力量来承担它、主宰自己，而并不像诗人想象得那般美好。因此，即使在现代中国叫喊自由解放最热泪的时候，鲁迅认为中国有的知识分子“对专制不平等，但又向自由冷笑。”而富有自由传统的西方人，不仅很早就打碎了大家庭，而且从本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又出现了打碎小家庭的趋势。
    庄子那种乐死甚于乐生并以至于“齐生死”的人生观，与道教的根本追求——长生久视，更是格格不入。
    墨家那种较为科学的文化精神，即刻苦耐劳、禁欲自若、强调主体的强力、警醒而不怠倦、刚硬僵直亦即精确的文化品格、执着信念、勇于殉道、踏踏实实、认认真真……这正是墨家与西方文化所共有，而为儒家所缺失的。
    在希腊，这个神使喜欢数学和理性的，或者几乎可以是数学和理念的化身。
    梁漱溟曾说：中国人以礼俗代法律。我们要问一句：中国人为什么要以礼俗代法律呢？因为法律是在理智地认识了人我之间的关系基础上设立的；然而这种清醒的认知态度本身，就违反中国人生命安乐之大道。所以，使生命安乐的最好法术，就是只知其然，不要知所以然；只要安乐地活着，不要斤斤计较你我。于是，就出现了一种人我界泯灭、你中也有我、我中也有你的状况。据梁漱溟讲，这种以礼俗代法律的社会最能使人体味到生命的乐趣：“他之训，不分什么人我界限，不讲什么权利义务，所谓孝弟礼让之训，处处尚情而无我。……家庭里、社会上处处都能得到一种情趣，不是冷漠、敌对、算账的样子。”也就是说，混沌而无知，不讲什么道理，才能使生命得到快乐。
    在西方，哲学往往被分成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等几大块。在古代，是偏重于本体论的讨论；在近代是偏重认识论的讨论，总之，西方哲学不是追究世界的主体是什么，就是检讨怎样认识世界，考究认识的方法。相比之下，伦理学处于比较次要的、从属地位，特别是在康德以前的古代哲学中。与西方哲学正好相反，中国哲学是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等等合而为一而浑然不清，以伦理学、养生学为核心，而本体论、认识论处于非常次要的从属地位。换句话说，西方哲学思考的重心在于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其终极根源在哪里，怎样来认识这个世界；而中国哲学思考的重心则在怎样处世做好人好事，使大家相安而太平天下。
    “科学”和“技术”往往相提并论，比较而言，西方文化更执着于“科学”，中国文化则更执着于“技术”。然而更多人，习惯把科学技术混为一谈。
    实用技术不过是科学的副产品，是科学家没有想到的“不期之果”。与此截然相反，中国文化由于无意于认识世界、探究真理，而是执着于生命的安乐；所以，科学虽然为中国文化所冷淡，但是对于生命安乐有利的技术倒很受中国人的欢迎。因此，中国人一旦模模糊糊地把握了事物的整体特征，达到实用的目的，就此心满意足了。中医便很有代表性。钱学森就曾指出，中医还不是科学，只停留在“前科学”的阶段。但是，中医却能用，好的中医大夫甚至能一号西医治疗不了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