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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相对太平的环境和宽松的氛围以及浮华之学的不适用促生了理学

花匠小妙招
2025-01-09 18:50

宋明理学兴起的实质就是唤起体制内的理性精神。宋明理学的兴起，是中国传统皇权专制时代士大夫阶层在长期的儒家思想束缚下，已经感受到思想上的困境，而进行的一次次思想上的突围过程，也是精神上的一次次试图振兴的过程。

孔子、孟子的儒家思想，在汉武帝刘彻时期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董仲舒演释成一个类宗教的神学化思想系统，从而确立了儒教成为维护大一统专制皇权的政治伦理学地位。儒学变成儒教后，孔孟便成了“圣人”，其思想便成了教义，其典籍便成了“圣经”。于是士大夫阶层为了争得话语权，对“圣经”的解释权变得非常重要。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使先秦时期的儒家典籍大量被毁。到了汉代，秦遗博士述录的“今文经”，已经不能适应“原教旨”欲求的需要，于是对先秦遗留典籍的搜求便应运而生。这就是出现“古文经学”热的原因，也是对经籍的训注疏解阐释，使训诂学应运而生的原因。从而也使以后的儒教典籍，因为繁琐注经而变得冗繁浩瀚的原因。

后来魏晋时期的清谈玄学，隋唐时期的与佛道兼容的努力，都未能解决儒学思想振兴的问题。宋朝时期理学的兴起，却的确是儒学成为儒教后的一次振兴过程。其所以会在宋代兴起，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首先是政治、思想环境的相对宽松，经济上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期，社会出现长期的相对承平状态。

文学、艺术、学术等方面的大发展，出现了群星灿烂的局面。另一方面，是西北部游牧民族国家，辽、西夏、金、蒙古等国的相继兴起。强大外患的威胁，使皇帝和官场不能一味沉迷于骄奢淫逸。士大夫阶层不得不一扫魏晋以来的浮华学风，去追求一种经世致用的学问。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理性，是宋朝理学发展的最重要的前提。宋太祖赵匡胤曾对侍臣说：“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后来的历届皇帝，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也大多基本继承了这种鼓励读书，研究学问的风气。因此，宋朝的官学、私学都很发达。州县学的设立，书院的大发展，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这种上自最高统治者皇帝，中至官吏，下至民间读书人，上下呼应着追求理性的精神，是宋朝理学得以产生发展的基础。

对宋朝理学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人物很多。从前期建立基础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到理学开山的周敦颐，到张载、程颐、程颢、邵雍，到南宋时期由朱熹形成庞大的理论体系，到张栻等人形成的湖湘学派，到陆九渊的心学体系，在此不一一赘述。

宋朝理学在儒学思想史上的成就与地位，总结起来可归纳为几点：一、完成了对汉唐经学训诂的反动，创立了明体达用之学。二、“出入于佛老，又返求《六经》以得之”，在佛老思想中求得了新的思想资源。三、对儒家经典重新评价，抬高了《周易》、《中庸》、《大学》、《论语》、《孟子》等新经典的地位，从而完成了儒家思想体系的一次脱胎换骨。理学家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进一步向宇宙本体与个人修养方法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宇宙本体论、心性修养论、为学方法论连成一体，打造了一个完整的理论形态。从而形成了经世致用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思想。

其中始终关注国是民瘼的经世致用是其主体。中国的最高权力——皇权，是世界上最绝对的权力。欧洲各国也存在过国王专制，但那种国王专制，被众多的法律、领土分割、以及强大的教会影响所削弱，远没有达到中国皇权专制的程度。宋朝的士大夫、理学家们摊上了一些相对理性得多的皇帝，而且宋朝皇帝公开宣称“大臣有罪，不加诛戮”，真是他们的幸运。到了明朝，仍崇奉理学的士大夫们，却没有了宋朝理学家的运气。明朝的皇帝，不是暴虐多疑嗜杀，就是昏庸懦弱荒淫。所以方孝孺、王阳明、海瑞、于谦、袁崇焕们的下场，不是凄惨就是悲惨。

到了清朝末年，专制皇权已濒临崩溃。崇奉宋明理学的曾左彭胡、李鸿章等人，曾咤叱风云，挽国家政权危亡于既倒。最后却只能抱着忠君的愚忠，俯首于一个腐朽昏庸的老妇人慈禧面前，做着一些“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这就是中国两千余年皇权专制体制内具有良知理性人群的无奈与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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