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心中的桃花源 ——从中国艺术乡村建设展·深圳看艺术化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我国重大战略之一。面对乡村振兴这一命题,社会学家、艺术家、建筑师、规划设计师等提出了以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思路逐渐进入大众视野,被称为“艺术乡建”。
由于艺术乡建的模式与内容更加多元化,通过挖掘、活化乡村中的民族传统和文化资源,与当代的生活方式进行碰撞与融合,让艺术赋予乡村独具特色的文化品格,不仅在物质层面规避了单纯进行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千村一面”的问题,还在精神层面激活了村民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凝聚起共同的精神内核。
2019年10月16日,在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举办的“中国艺术乡村建设展·深圳”中,展出的正是近年来我国艺术乡建中颇具代表性的案例和典范。从海南三亚中廖村,到四川安仁南岸美村,再到深圳光明小镇迳口村,艺术的注入激活了原本在空心化、现代性不断消解之下的乡村,不但修复了土地和村民的关系,在传统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也让乡村在艺术和活力中实现可持续发展,重现自然、人文、风俗之美。
一、 共建 艺术设计赋能唤醒情感联结
用艺术来拯救农村,修复人与土地的依存关系
——北川富朗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农耕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我国很多村庄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至今保持完整。从这一层面来说,乡村具有双重价值,不仅有建筑、村落、经济等显性的价值,也有隐性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
然而,在现代性的追求中,许多古老的乡村呈现出“空心化”的特征,尽管基础设施在不断完善,但仍旧难以阻挡年轻人纷纷逃离、乡村缺乏活力的现状。究其根源,是人们与乡村情感的隔绝甚至断联,是对乡村作为家园认同感的式微。
在此背景之下,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本次展览中,艺术家通过调动各种主体,将乡村还原成“家园”,恢复乡土文化的血脉传承,重建村民与土地情感联结,让家园的价值重新得到认可。
安仁南岸美村原本是川西平原中一个美丽而惬意的村落,坝坝宴、皮影戏、郁郁葱葱的林盘是村民们心中熟悉却日渐远去的时光。在城镇化的影响下,人口加速流失和减少,令村庄往日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越来越难得一见,被凋敝和失落取代。
在南岸美村,华侨城团队对乡村振兴的在地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通过与村集体、村民的深入交流和对话,将已经荒废的老作坊酒厂的旧厂房进行了改造,建成乡村客厅,将老建筑“变废为宝”,重现昔日美好的乡村景观。
同时,以生态环保和智能制造等面向未来的艺术,打破了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空间距离,建立起乡村生态博物馆、艺术家公舍、艺术花田等带有乡村生活美学意义的新景观。特别是借鉴日本大地艺术节的方式,在林间小路上做了“林·盘”艺术装置,不仅在艺术层面凸显了当地的乡土精神,还使生活样态符合当地文化本真。
在这种景观活化、精神重塑的过程之中,不少村民看到了乡村生活品质的提升,以及未来乡村生活更多的可能性,纷纷选择“主动回流”。
区别于简单的艺术创作和经济开发,南岸美村的案例正是以一种温暖的乡村建设方式,尊重在地文脉,将艺术跟当地的生活有机结合的模式。通过艺术再造来修复人与土地、与家园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了反哺的效应。艺术滋养当地人的精神世界,重塑文明和文化,重新构建乡土生活的形态,而当地人乡土情感的重新建立,也促使其回归家园,参与到文化构建当中,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
二、 共生 活化传统文艺挖掘产业资源
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农耕相辅的国家,每个农民除了种田之外都是一个匠人、一个艺人。
——费孝通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在艺术乡建过程中,不能只停留在对乡村的形象进行改造的显现层面,如何挖掘传统文化艺术资源,进行产业化转化,做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农民才会留在村庄, 发展村庄、建设村庄,真正实现美丽乡村。
这种因地制宜、厚植文化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在国际上早已有之。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开始了以振兴逐渐衰败的农村为目标的“一村一品”运动;2000年发起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更是不但树立了乡村的品牌,还实现了村民收入的大幅提高。
在我国已有的传统乡镇的观光旅游开发当中,有不少采取的是迁出原住居民、完全商业化的“古镇模式”,完全割裂了原有的生活方式,仅保留村落老建筑、器具,当地的历史文化反而成为视觉化、空洞化、商业化的符号,完全丧失了生命力。而人们在这种千篇一律的乡镇当中,也会由于精神内核的缺失很快产生审美疲劳之感。
在本次展览中,无论是三亚中廖村,安仁南岸美村,还是深圳光明迳口村,所呈现出的,都是通过调动艺术家的创造力,将传统的文化线索和元素进行转换,使之与当代生活相通而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三亚中廖村是一个纯黎族村落,黎族是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本族文化靠着黎族子弟一代代的口口相传,现在本村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在华侨城团队刚来到中廖村时,这个村几乎找不到黎族的民族痕迹。
进驻中廖村之后,华侨城团队开始做深度的文化挖掘,在此过程中,团队发现村里还有人会唱黎歌、织黎锦、使用黎族传统乐器,这些正是当地村民民族象征的文化载体,因此对其进行了保护性的开发,使其重焕光彩。
根据黎族人民能歌善舞的特点,华侨城团队着重挖掘了本地黎歌,编排了黎族舞蹈,在黎家小院作为日常演出。在表演中,可以看到黎族妇女早起务农之后,在自家院落里载歌载舞的生活样态,向观众们呈现黎家人日常的生活。与其说,黎家小院的歌舞表演,是这些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的中廖村民的工作,不如说,唱唱歌、跳跳舞,就能让自己的小日子好起来,是中廖村民们实实在在的家常生活。
让文化传承自然而然在生产、生活的日常序列中发生中,而非像许多地方所采取的“硬性植入”,是华侨城参与艺术乡村建设的主要方法。通过这种艺术性的“柔性介入”方式,当地黎族村民的本民族的文化记忆被激活甚至活化了,也让传统的非物质文明得以恢复和传承,村民们不但增加了收入,也重新恢复了民族自豪感,纷纷回到村里工作、生活。
从当地人而非外来观者的角度出发,将快要消失了的传统文化、手工艺当做最好的产业资源,因地制宜进行培育,使之成为乡村振兴中强大的内生动力,不仅使文化得到传承,也使当地村民的生活和利益诉求得到满足和实现,构建出了全新的共生关系。
三、 共享 注入人文价值重塑美丽家园
当一件事情倾向于保存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感时,这便是一件适当的事情,反之则是不适当的。
——李奥帕德
通过艺术乡建实现乡村振兴,到底振兴的是什么?
中华文明的源头在乡村, 社会秩序的根基也在乡村。恢复乡村文明秩序和人文价值,正是艺术乡建的重点。
“艺术介入乡村的实践, 焦点不是艺术本身, 也无关审美范畴, 而是通过恢复乡村的礼俗秩序和伦理精神, 激发普通人的主体性和参与感, 绵续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敬畏和温暖。”策展人方李芳认为。
在本次展览的案例当中,无论是对古老建筑的重建、对新艺术空间的打造,还是对软性文化氛围的培育,其背后都遵从着以共同的公共文化空间来确立公共秩序的深层逻辑。
例如深圳光明小镇迳口村,从明清时期便存在至今,加上近代安置越南归侨的历史,本身有着很深的文化底蕴。然而,由于城市化的进程,地处深圳郊区的迳口村逐渐边缘化,人员外流,原本的宗族文化、乡土特色也逐渐弱化。
2018年开始,华侨城开始承担起迳口村的艺术乡建。没有大拆大建,项目团队采取了一种微循环的方式来推进,从乡村原本的发展脉络和文化形态出发,选择用激活公共空间的方式来介入。设计师们挖掘当地原本作为华侨农场的文化特征,研究迳口村本身的公共空间网络,首先恢复了村中的活动广场,搭建起了表演的舞台,修好了村道,并改建老屋成为公共艺术空间。
文化空间的重塑,让村民们有了共同的文化场所,改善和提升了村民日常生活及公共空间所处的环境与美学品质。日渐增多的节日庆典、民间表演等情感交流活动,让同宗同姓的源流和集体生活的归属感重新回到村民心中。
艺术介入乡村建设, 是借助艺术形态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的关联,重构人文价值理念的过程。本次展览中华侨城美丽乡村建设的多种尝试,正是遵从土地伦理法则,尊重乡村生存的自然法则,注重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法则,和当地人共建、共享、共治美丽家园的优秀实践,为当代中国的艺术乡建提供了一条可参考的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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