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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科学研究范例8篇

花匠小妙招
2024-09-17 06:51

农业学堂迅速发展，在初等、中等，高等各级层次分明。例如1905年京师大学堂设农科，标志着中国近代官办农科大学的开始；1905江西农务学堂开办，1906年山东省成立山东农林学堂。据统计，到1909年，全国有高、中、初各级农业学堂95所，在校学生6028人［4］139。各级农科学堂都有详细的课程、实验、书籍等规定，学习专业分为农学、蚕桑、林学、兽医学等门类，讲求专业技术和实验操作，近代农业科技教育体制的雏形已基本形成。辛亥革命后，农业科学教育进一步发展，高等学堂转化为现代大学，职业教育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逐步专门化。中国农业高等教育迅速发展。1914年，金陵大学农科成立，学制四年，成为我国近代农业教育史上第一所设置四年制农业科学方面专业的大学。1921年，南京东南大学农科由南京高等师范农科改组成立，成为又一所我国近代著名大学农科。这两所农科大学开创了我国近代农业教育史上诸多先河，它们培养的农科人才影响巨大，成为我国近代农业教育重镇。如金陵大学自1914年设立农科到1937年抗战爆发的20年中，共有本科、农业专修科及各种训练班毕业生1200余人，约占全国高等农业教育毕业生总数的1／3。同期金陵大学派往欧美的农科留学生112人，接近全国总数的一半［5］135－136。院长章之汶也曾经说过：“全国各农事机关，几无不有本院毕业生服务其中。”［6］南高、东大农科在邹秉文主持下，引进现代大学的办学模式，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农业专业人才，其中许多成为著名的农学家、生物学家，如金善宝、冯泽芳、周拾禄、吴福祯、沈文辅、邹钟琳、王家揖、伍献文、寿振黄、严裕汀等均是东大农科毕业生。此后，新的大学农科、农业大学持续出现，比较著名的有国立北京农业大学（1923年）、河南大学农科（1927年）、广州中山大学农科（1928年），浙江大学农学院（1929年），西北农学院（1934年）等。这些高等院校农学院的建立，为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托。此外，中国还设立10余所公立高等农业专门学校，培养农业专业人才，到1937年，全国已有高等农业院校39所［7］31。在这个时期，农业职业教育获得深化发展。辛亥革命后，清末建立的专科学堂，到民国年间改为实业学校。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实业学校令》，规定实业学校分为甲种和乙种，“甲种实业学校施完全之普通实业教育。乙种实业学校施简易之普通实业教育”。其程度分别相当于清末的中、初等实业学堂，而作为高职的高等实业学堂则归入大学系列的专门学校［8］。农业职业教育分为甲种农业学校（一般为省立）和乙种农业学校（一般为县立），校内学科有农学科、森林学科、兽医学科、蚕学科、水产学科等。据有关统计数据，1912年有甲种农业学校39所，乙种农业学校219所，1922年甲种农业学校数量增至79所，乙种农业学校数量增至327所［4］139。学生人数也有增加，如1912年，学生人数计14038人，其中甲种农业学校有4512人，乙种农业学校有9526人，到1916年，学生人数增至16482人，其中甲种农业学校有4982人，乙种农业学校11500人［9－10］，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将乙种农业学校改为高级小学职业补习班或准备班，甲种农业学校改为农业职业学校，甲、乙两种农业学校的名称不复存在。1932年至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职业教育法》和《职业学校规程》，对农业学校系统进一步改造，各省分层设置农业职业学校、农业高中班、农业实验学校，使农业职业教育进一步系统化。农业高等教育逐步专门化。随着农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农学学科专业门类出现细分化倾向。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为例，民国时期设置的专业系部有农艺系、森林系、植物学系、园艺系、植物病虫害系、蚕桑系、农业经济系、农业教育系、农业工程学系和农业推广部以及农林专修等，从而形成了细致和完善的专业体系［11－12］。据1946年民国教育部的统计，全国高等农业院校设置系、组共计154个，据名称归类汇总为11类，25系5组［5］134。农学研究生开始出现，如1937年，金陵大学农学院正式开始招收研究生，分为农业经济、农村金融、农村社会、农业合作、农场管理等门类。上述事实表明，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教育趋向于专业化和精细化方向发展。总之，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初步建立起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中专生到职业教育等不同层次的农业教育体系，培育了大量农业专业人才，这为农业科技体制化奠定了人才基础。

一、近代农学家群体出现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派急需一批掌握外国先进技术的科技人员，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联名上折，请求政府派留学生赴美。1871年，清政府批准了派遣留学生计划，陆续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空前深重，朝野舆论大声疾呼，要求派遣留学生，寻找民族自救的门径。而当时的邻国日本，经过数次维新变法向西方学习，成为强盛之国，这对中国触动相当大。因此，从1896年升始，清政府选定人员赴日留学，此乃中国正式派遣留日学生之始。与此同时，农科留学生也开始被派遣到国外学习科学技术，他们回国后，从事专业研究，成为专职人员，从而出现农学家群体。据王国席统计，到1911年为止，清政府共向日本派遣公费农科留学生共计172名［13］，其中包括陈嵘等著名农学家，另外还有若干自费生，约共有200余人。清政府向美国派遣农科留学生有案可查的约有24人，另外，在有关清华留学生史料中，记载有从各机关转入清华的官费留美生4人，这样，清末留学美国的公费农科学生有28人。另有学者刘曰仁研究，1881年至1911年，农科留美生约有51人，其中公费31人。清政府向西欧派遣农科学生有案可查的约有13人［14］115。综合上述数据，到1911年为止，中国在国外学习农科的留学生大约近300人。这些农科留学生归国以后，大多从事农业科技和教育工作，成为我国农业研究和农业教育的先驱，如王舜臣、陈嵘、梁希、过探先、胡昌炽、邹树文、邹秉文等均是我国近代农业建设的奠基者与骨干。中华民国时期，利用各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培养留学生是政府留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如美国庚款留学生，1909年起，由清华园游美学务处办理选拔留美学生，1909年至1920年，有农科赴美留学生74人，1921年至1929年，有农科赴美留学生61人，共计135人［14］118－120。这个时期，依然有一部分农科学生到日本留学，主要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院，日本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等校学习。这些留学生归国以后，成为中国近代农业改良的迫切需求人才。如沈宗翰、曹诒孙、程绍迥、吴福桢等归国留学生，均成为当时著名的农业专家。

张剑等人根据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统计了20世纪上半叶农学家的基本情况，他发现，在237名农学家中，有185人有留学经历，占78％［15］。再以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农业实验所为例，中农所成立时，集中了中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农业专家，其中32个技正，约有20位有国外留学经历，这些人均是当时有影响力的农业专家。伴随着国家教育的兴起，通过国内农业教育体系化的发展，也培养了一批致力于我国农业事业的学者。清末，清政府为了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在学制上进行改革，推广学堂，培养各级专业人才。自此以后，各地大、中、小各级学堂以及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纷纷成立，为我国培养了一支完全不同于旧式知识分子的科技队伍。在农业人才队伍形成方面，农业学堂有初等、中等，高等三级，分农业、蚕业、林业及兽医四科，为农业专业人才形成奠定了基础。进入民国以后，农业教育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农业高等教育有了质的飞跃，南京金陵大学农科、国立东南大学农科、国立中央大学农艺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等农科大学相继成立，为农学家群体形成提供了人力资源。农业专业教育也进一步发展，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浙江省立森林学校、江苏苏州农业学校、上海公立兽医专门学校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农校，中国近代农业科学家有很多是从这些农校走出来的。据有关资料统计，民国时期本、专科农科学生毕业人数，1912—1926年有1206人，1927—1936年有3122人，到1937年为止，共有农科学生毕业生4328人。另外，到1937年以前，我国还招收农科研究生13名［5］132－135。这些本、专科毕业生以及研究生，构成了我国近代农学家群体的又一主要来源。例如园艺学家吴耕民、森林学家殷良弼、水稻专家卢守耕、农业专家沈宗瀚、土壤肥料学家彭家元、林学家贾成章、农业经济学董时进、林学家周桢是京师大学堂农科学生［7］116，耕作学家孙渠、遗传学家陈桢、作物学家叶元鼎、昆虫学家张巨伯、植物病理学家俞大绂、作物育种和细胞遗传学家戴松恩、土壤肥料学家张乃凤、水土保持学家蒋德麒、植物学家蒋英、农业微生物学家樊庆笙是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生，稻作学家周拾禄、农学家和小麦专家金善宝、棉花专家冯泽芳、农业昆虫学家吴福桢等人均是东南大学农科毕业生，玉米育种家和细胞遗传学家李竞雄、农业化学家孙羲是浙江大学农学院毕业生，植物病理学家朱凤美、农业昆虫学家吴福桢、林学家郑万钧在江苏省第一农校学习过，蚕体病理学家曹诒孙在江苏苏州农业学校学习过，蚕学专家郑辟疆在杭州蚕学馆学习过，蚕业科学家杨邦杰在湖南省立甲种商业学校学习过［16］。总之，无论出国留学还是本土学习，他们毕业以后，开展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推广，成为专职的农科工作者，进而成为农业专家，中国近代真正意义上的农学家群体日渐确立，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三十年代农学各学科领域里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中国农业科学研究事业得到重大发展。

二、农学社团的诞生和农学出版物的出现

之前，我国已有西方文化传入，分赴海外求学者也日渐增多。留学海外的农科学生，在留学所在地成立了农学学会，如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华农学会，在法国巴黎成立了新中国农学会，在美国也有类似的农学团体。而从海外学农归来者和国内的农界人士，也都在积极从事农学社团的组织活动。1896年，张蹇等人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务农总会”，1910年，由南洋第一次劝业研究会发起，集各省农业团体和农务人员组织了全国农务联合会，上述组织的出现是我国农学社团的开端。进入民国以后，农界学人大幅增加，他们分别发起组织农学社团，社团向全国扩展。1916年，以国内和日本留学生为主的二、三十个学农的学人，于秋季在上海筹备全国性的农学团体，以联合全国研究农业科学的人。1917年1月30日，筹备者在上海市召开了“中华农学会”成立大会，大会推举王舜成为临时主席，并选举王舜成为会长，余乘为副会长，林在南为事务部长，过探先为研究部长，邹树文为编辑部长。各科主任为各省著名农学学者。这样，我国第一个全国性农业学术团体———中华农学会成立。中华农学会是中国近代农业学术团体的标志性组织。1919年，中华农学会有会员200余人，分布于全国14个省份。到1936年，该会会员发展为2791人，分布于全国20余省市及日本、朝鲜及欧美各地［17］，它内设农、林、土壤、植物病理、昆虫、畜牧兽医等多个专科学会，出版学术刊物，进行农业科学研究，成为民国时期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农业学术团体。中华农学会的创建，意味着中国农学家已经组织起来，形成有效能的科研力量，从而促进了中国现代农业科技体系的建立。在中华农学会的影响下，其他农学各分支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17年，美国耶鲁大学硕士凌道扬和留日生陈嵘发起成立中华林学会；1929年，留美生邹秉文、戴芳澜等人成立中国植物病理学会；1930年，留日生吴耕民、胡昌炽、林汝瑶与留美生管家骥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园艺学会；1933年，中国植物学会成立，由留美生胡先啸、李继侗、裴鉴与留欧生辛树帜等创办。此后，又相继产生中国农业推广协会、中国稻作学会、中国畜枚兽医学会、中国农具学会、中国土壤学会等农业学术团体。以农学会为代表的“科学共同体”的普遍建立，形成了有效能的科研组织，加强了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农业科学研究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形成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