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理学不满情绪的发泄，《西游记》中充斥的抑道倾向
《西游记》作为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在我国的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自它成书以来，一直被人们广为传颂，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纵观《西游记》全书，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吴承恩有着很深的“尊佛抑道”思想：书中描写的道士，要么是法力低微，不堪一击的小妖，要么是地位崇高，却可以被孙行者（孙悟空）轻易击败，戏耍于股掌之间的“老顽固”。
在西天取经的道路上，孙悟空遇到妖魔鬼怪之后，求助天庭（道教）往往起不到任何作用，相反，若是求助灵山（佛教）唐僧一定会被救出来。
吴承恩的“尊佛抑道”思想究竟从何而来？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不能离开当时的环境。
《西游记》成书之际的政治背景
1、“荒唐”的皇帝
任何一部传世名著，其文学色彩的背后一定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就拿“四大名著”中的其他三部来说：
《三国演义》借助诸葛亮与刘备的君臣关系，为读者构建起一个封建社会中理想的国家；《水浒传》借梁山好汉除暴安良的行为来期待统治秩序的回归；《红楼梦》更是借助一首《好了歌》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猛烈地批判。
具体到《西游记》来说，它成书于明朝嘉靖年间，故而书中的思想也与当时的时局息息相关。
正德十六年，大明王朝的第十位皇帝武宗朱厚照暴病身亡，他生前放荡不羁，曾经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用一个化名“朱寿”去当将军，《明史》因而感叹道：“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
这句话的意思是：明武宗什么坏事都干，就是不干正事。
不务正业的明武宗死后，给大明帝国带来一个政治难题，他没有子嗣，皇位要传给谁呢？
经过群臣的商议，内阁首辅杨廷和一锤定音，皇位落到了武宗堂弟朱厚熜身上，也就是后来的嘉靖皇帝。
然而很快，杨廷和就意识到，自己选错了人。
这位嘉靖皇帝极有主见，他登基之时才十五岁，却不甘心受到杨廷和等老臣的摆布，执意要追尊自己的生父为皇帝，这便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大礼议”事件。
“大礼仪”闹得沸沸扬扬，虽然该事件最终以嘉靖皇帝的胜利而告终，不过，这也导致了一个后果，皇帝与大臣之间互不信任。
嘉靖二十一年，又发生了宫女杨金英等人试图勒死皇帝的壬寅宫变，嘉靖帝在此次事变中性命垂危。
据《万历野获篇》记载：嘉靖帝“已垂绝矣。幸诸婢不谙绾结之法，绳股缓不收。”如果不是这群宫婢不会系绳子，嘉靖王朝很有可能提前终结。
侥幸死里逃生的皇帝连皇宫都不敢住了，他搬到了西苑，专心悟道，将朝政委任给大臣处置，终嘉靖一朝，获得皇帝信任的大臣（如严嵩、徐阶）等人在精通政务的同时，也有一项必备的技能：写青辞。
青辞就是人间向道教祈祷的一种文章，堂堂内阁大臣，居然要会写这些文章才能胜任，足见嘉靖皇帝痴迷道教到了何等地步。
嘉靖为什么会痴迷道教呢？原因也很简单，道教的一个核心观点，便是人可以通过修行，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
从嘉靖朝到当代，一直有人在说嘉靖皇帝是一位昏君，海瑞就曾批评嘉靖“一意修真”。
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明朝的社稷江山自然一塌糊涂，吴承恩生逢其时，对道教有所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
除了皇帝的因素之外，吴承恩的另一大不满缘由，乃是自身的遭遇。
2、郁郁寡欢的吴承恩
嘉靖四年，吴承恩二十三岁才娶了一个女子为妻，这女子姓叶，叶氏的先祖并非朝廷的达官显贵，因而不能给自己的夫君提供什么帮助。
吴承恩曾有意科举，结果却是“屡试不第”，直到年逾六旬的时候，才在长兴县当了一个县丞，可见吴承恩漂泊半生，却穷困潦倒，如果吴承恩是个庸碌之人倒也罢了，偏偏他是个有本事的人。
《淮安府志》记载了吴承恩的才华：“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
秦少游是宋朝时著名的文学家，《淮安府志》的作者称赞吴承恩有秦少游之风，且下笔成章，文采斐然，足见他才学扎实。
这样一个颇有实力的人，在现实世界中居然接连碰壁，吴承恩的心理落差感可想而知。
由于封建统治者对言论的控制，吴承恩不能直接抨击朝政，他只好将满腔的悲愤诉诸于笔端，借人物形象来宣泄自己心中的不满。
具体说来，西游记中的“反派角色”大多由道教人士出演，比如乌鸡国的假国王原先就是一个道士，他假意与国王结拜，骗取了国王信任之后却将他推入井中。
道士变作国王的模样，霸占了他的后宫，从此在乌鸡国中为所欲为。
乌鸡国的王后与太子感到这位“国王”性情与往日大不相同，却没有真凭实据，只好在宫中隐忍度日。
直到唐僧师徒四人来到乌鸡国，早已死去多年的乌鸡国老国王向唐僧托梦，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孙悟空、猪八戒等二人下到井里，将老国王的尸身抬出，又经历一番波折之后，终于使得国王起死回生。
在唐僧等人的扶保下，老国王重新登上了王位，乌鸡国的故事得到了一个看似圆满的解决。
然而当我们细细品味这段故事，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一段悲剧：一国之君本是孤家寡人，他唯一信任的人，竟然是一个妖道，虽然最终侥幸还阳，然而他的妻子却与别人同床共枕长达数年之久，太子更是认贼作父，若非孙悟空及时提醒，恐怕还要惹出祸事。
恢复国王身份之后，他还能与妻儿团聚如初么？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此处的描写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吴承恩通过假国王的阴险对道士进行了贬低，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国王惨状的描写，向世人揭示了迷信道教的后果，最后还通过唐僧师徒的遭遇，隐晦地表达了作者的心声：只有崇佛抑道，才是人间正途。
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西游记》之中的乌鸡国国王，何尝不是现实生活中，嘉靖皇帝的化身？作者对国王的指责，恐怕有些指桑骂槐的味道。
名为“非道”实则“非理”
1、对“程朱理学”的反思才是《西游记》“非道”的真实内涵
众所周知，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便在我国的思想史上奠定了名义上的领导地位，之所以在“领导地位”前面加上“名义上”三字，诚如汉宣帝后来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之道杂糅，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这段话是汉宣帝教训自己的儿子刘奭时所说，可以算得上是他的真情流露。
汉宣帝这句话的意思是：大汉王朝只是用儒家思想（王道）做幌子，实际上却推行“霸道”也就是法家的思想（通过森严的法律来约束民众的行为）汉之后的历代王朝，大体上也延续了汉宣帝这句话的内涵。
这也就是后世史家概括的“儒表法里”到了宋代，程颐、朱熹等人创建了“程朱理学”的学说，进一步用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这一学派的中心主张，便是朱熹所说的“存天理，灭人欲”那么他们的“理”又是什么呢？同为该学派重要创始人的程颐有自己的见解：“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意思就是说，父子君臣的名义一旦确定，便是所谓“天下之定理”，既然是“定理”那么身为臣子，就要恪守臣节。
无独有偶，北宋初年，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论述，所不同的是，司马光认为，当君主残暴而民间有贤能之人的时候，身为大臣是可以改换门庭的（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
可以看出，“程朱理学”在司马光的理论上更进一步，将原本存在的变革可能转换为了一种定式。
吴承恩生活的年代，正是嘉靖皇帝痴迷仙术的时候，他本人又怀才不遇，如果按照“程朱理学”的说法，吴承恩无论如何是怪不到嘉靖皇帝头上的，然而，不怪嘉靖皇帝，又能怪谁呢？
2、“非道”的本质是“盼望”
以吴承恩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他虽然认识到“程朱理学”的不足之处，然而对于儒家传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说法，也不会有所质疑，既然皇帝怪不得，便只能责怪皇帝身边的“奸臣”。
《西游记》中有“九九八十一难”每次师徒四人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又何尝不是作者的一种隐喻？只要皇帝找到正路，大明王朝就能有取得真经的一天。
与吴承恩同时代的儒家知识分子，想必与他有着一样的愿望。
参考资料
《明史》
《万历野获编》
《明实录》
《汉书》
《吴承恩生平述略》
《淮安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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