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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饰品的巧思：把花鸟画戴在头上

花匠小妙招
2025-05-09 10:05

明·陆深夫妇、陆楫夫妇墓出土部分首饰

明·郭诩·《杂画册》之《青蛙草蝶图》上海博物馆藏

明·文俶·《蜀州桑螵蛸》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 嵌珠金丁香耳环

明·金累丝嵌宝石榴树形簪

明· 金蝉玉叶簪首

珠宝玉石虽各美其美，但从刊布的资料来看，晚明江南一带对玉石水晶似有偏爱。梳理江南地区出土的明代金银首饰，发现镶嵌珠玉者几近半数，在这半数之中，使用玉石的比例又逾四成，其中松江地区用玉的比例则更高。

以明代常搭配？髻插戴的花首簪为例。花首簪多为金顶银脚，金顶又多镶嵌玉石。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四府制作的样式，大抵可分两种。一种簪首以白玉雕成梅花、菊花，整体凸起呈矮锥形，锥形顶部以金银錾作花蕊，如江阴长泾明代夏彝夫妇墓出土的一对金镶玉梅花首簪，簪首为玉梅花，同款银梅花首簪也见于上海明代杨四山家族墓。菊花首则可参见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和上海宛平南路明代墓葬出土的两对，后者还可见其插戴方式。另一种簪首作玉梅花、莲花，花形下凹若浅盘，多以宝石镶作花蕊，以金珠缀作花药。此种样式在上海黄浦顾东川夫人墓、上海浦东陆深家族墓、苏州太仓王锡爵墓、上海永郡孙氏墓均有出土。除却以上两种式样外，还有金镶玉牡丹花头簪，此样式可视作第二种的衍生。因簪首作牡丹花形，自然得几分华贵，又因金玉制成的花瓣呈现出波状起伏，令视觉效果更加丰富。

松江爱玉，顾、陆两家可作楷范。顾、陆高门右族，自魏晋以来便是江南著姓，迁居松江后又成为文化领袖，其艺术品位、审美偏好对松江士绅阶层的影响不可小觑。

随着顾陆族墓的发掘，今人得以透物见人，一窥他们的器用与生活。顾东川夫人墓出土首饰35件（套），玉质、金银镶玉作品达30件（套）。陆深夫妇及其子陆楫夫妇墓共见首饰78件（套），其中玉质或嵌玉者 63 件（套），此外墓中还出土了青玉谷纹壁、玉童、玉鱼等。陆深家族墓出土前遭严重破坏，文物位置完全混淆，但根据数量及比例依然可知陆家对饰品材质的偏好，根据已公布的文物影像，也可知其簪环的大致风貌。

明代江南金银制作的发达，不仅受惠于材质的充足多样，更得益于行业的历史积累与工匠的巧思妙手。

江南地区长于冶金琢玉，素有传统。江苏镇江丁卯桥窖藏、浙江长兴下莘桥窖藏发现了大量唐代金银器皿，前者很可能是浙西官府金银器作坊的产品。两宋金银器生产隆盛。南宋都城临安设置了掌管金玉制作的文思院，还雇用了不少民间工匠。此举不仅有利于官民之间的技术交流，也促进了时代艺术面貌的统一。溧阳平桥南宋金银器窖藏、南京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墓等考古收获，也显示了江南地区金银器技术与艺术的高明。元代金银器风貌与宋相近，统治者依靠南宋工匠，在杭州设立了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的分支，即“行诸路金玉人匠总管”。

至明代，江南名匠如春芳竞发，吕爱山冶金、陆子冈治玉、鲍天成治犀、王小溪治玛瑙、周翥治镶嵌。又松江潘铁擅凿嵌金银倭花样式、常州吕国华擅制金银酒器。还可一提的是浙派领袖戴进，他籍贯钱塘，原是锻工，“为人物花鸟，肖状惊奇，直倍常工”，后因“今人烁吾所造，亡所爱，此技不足为也” 而改投缣素享誉画坛。名匠虽有，其作品却难能得见。究其根由，一是如戴进所言，金银常因销熔而不易传世，二是明代民间制作少勒工名，作品尤难与作者勾连。但从出土物还是能领略江南地区金银饰品制作工艺之精湛、用材之精美。

论明代金银器的工艺特色，花丝为时代典型，除内府、藩府作品外，江南制作最值得关注，相较其他地区，它既有数量的突出，更有技艺的优长。高超的金属编结技法在髻上得到了最好的展现。髻用于罩发，是明代已婚女性的身份象征。江南所见，大都为民间制作的精品。

论明代饰品设计，江南亦别有心裁。苏州张安晚家族墓出土的金蝉玉叶簪首，鸣蝉神形毕肖、宝光闪烁，玉叶碾琢极细、晶莹剔透，材质工艺与装饰题材相得益彰，娇俏中带着一分文雅，是明代金镶玉的代表之作。常州和平新村明墓出土的一对金蛙玛瑙荷叶簪，荷叶白润肥厚，小蛙金亮机敏，似听雨落，似闻花香，整体既有质料的对比，又有色彩的呼应。无锡钱氏家族墓也见相同题材，其中一件还将荷叶换成了慈姑，但艺术水平均不及常州所见。

言及鸣蝉荷蛙，又要引出草虫一类，作为明代首饰的时髦主题，它们在江南尤为多见，设计制作也最是形意两足、肖翘天真。江南草虫画夙有声名，宋元常州地区草虫画已是“一副千金不当价”。至明代，草虫画进一步发展，逐渐走向世俗。孙龙、沈周、王翘、周之冕、姚裕、陈洪绶、文俶等均有名作留存。

画坛的微动不仅波及艺林，也熏染着织绣、金银器等工艺美术门类。且晚明苏州、松江一带“学诗、学画、学书”之风大盛，匠人与文士、商人交游又密，浸淫其中略得一二也是自然。观孙龙、郭诩所绘之蛙，便知二者气韵相通、图式相类。由此也可知觉，那玛瑙荷叶上的金蛙或许并非在听雨，而是在观蝶。文俶创作的《金石昆虫草木状》，更直接提高了上层文人对草虫类的关注，其所写螵蛸不禁令人联想到上海朱守城夫妇墓出土的一对银鎏金螳螂簪。而上海李惠利中学明墓所见的那对螽斯啄针，仿佛出自陈洪绶笔下。

还需考虑的是，明中晚期的博物热潮遇到了出版繁荣，江南地区有大量画谱刊刻发行，内容包含山水阁楼、释道人物、花果草虫等。其中草虫一类明前从未作谱，《春谷嘤翔》首次将其辑入，《图绘宗彝》也将草虫鳞介穿插谱中。对于普通工匠而言，内府高门所藏宋元珍迹难见，但肆中谱录却可得。通过谱录版画，他们可直接获得图样，进行模仿借鉴。若将江南出土的金银蜻蜓、蜜蜂蚱蝉、游鱼虾蟹等与绘画作个比对，便可见其渊源。如杭州桃源岭出土的一对金累丝双鱼衔藻佩坠，形象与《图绘宗彝》水中鲤鱼、水草藻蕴几无二致。而同样的设计又见于陆深家族墓出土的金镶玉头饰，可推测这一图式在江南地区的流行。

在明代，江南式样对各工艺美术门类都有不小影响。这样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凸显，不仅引领民间，还波及宫廷。如当前刊布的明早期宫廷首饰，几乎不见草虫簪一类，但在定陵中则有金镶宝蝉小插。又如，明早期宫中流行大红、鸦青等鲜艳正色，但至崇祯，后妃宫眷则钟爱江南的雅逸服色与新巧式样。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宫廷与民间的互动、时代审美的变迁。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江南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正因掌握文化，才得以构建有别于宫廷的审美体系，从而促进设计与造作的多样化。

本文节选自《中国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