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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一草一木总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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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声望

  上世纪30年代已蜚声中外,

  被誉为“华南植物的一流人物”

  无论是身处民国时的风雨飘摇,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世界上的相对孤立,陈焕镛一直以卓尔不群的姿态保持着其国际视野和学术水平。

  哈佛大学科学史毕业生威廉.J.哈斯在《把植物学移植到中国:陈焕镛的交叉文化经历》一文中说,上世纪20年代,为了证明中国人不比洋人差,胡先骕和陈焕镛合力编撰了《中国植物图谱》第一册,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

  据华南植物园植物学家胡启明研究员介绍,1927年,陈焕镛从东南大学到广州,筹建农林植物研究所,当时的华南地区植物研究由岭南大学一统天下。一开始,岭大的洋教授并不把陈焕镛放在眼里,不久见陈焕镛对华南植物的研究工作飞速发展,甚至超过了他们,该校生物系主任、《岭南科学杂志》的主编威廉.荷夫曼十分恼火,提出和陈焕镛“约法三章”:第一,交换标本;第二,划出势力范围;第三,不得在同一季节考查同一地区。

  陈焕镛当即回绝。对于第一条,他说,自己并不需要岭南大学的标本;对于其他两条,更是义正词严地斥责对方是在合作的幌子下进行限制。“他说我来广东就是为了研究广东的植物,要走遍所有地方,不论何时何地都尽可能多地进行必要的考查。”这样目的有两条,一是出版一本高水平的广东植物志,一是收集和栽种尽可能多的珍稀植物以保护它们不致灭绝。“他所有的做法都是因为热爱植物学和中国的植物资源。”胡启明说。

  为进一步了提高我国植物学水平,1930年代,陈焕镛创办了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孙逸仙)命名英文杂志《Sunyatsenia》(中山专刊)。刊物作者都是美国、英国、德国和国内的权威,陈焕镛亲自审阅全部文章,非常严谨。他的研究成绩很快为国内外同行瞩目,被中外科学家誉为“华南植物的一流人物”。

  1929年他代表中国参加在雅加达举行的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总代表是翁文灏,代表有竺可桢、胡先骕、陈焕镛等十余人。次年8月又率5人代表团参加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会上他作了《中国近十年来植物学研究之成绩》的演讲,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重视,会议主持者将中国植物研究列为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

  1935年他率中国植物学代表团参加在荷兰举行的第六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任该会分类组执行委员,同年又被选为命名委员会副主席。归国途中,经纽约植物园、新加坡植物园、香港植物园均受到礼遇,并收到大批馈赠之珍贵图书、标本及种子、苗木。1936年被英国剑兰学会聘为名誉会长。

  1951年,陈焕镛率新中国植物代表团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南亚栽培植物起源”的学术讨论会。据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吴征镒回忆,针对当时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中国代表团中并无这方面的专家,事先未作准备。但与会的其他国家学者急于摸清中国的底,并久闻陈焕镛大名,于是提出请他做即兴演讲。

  “陈焕镛即席做了一次演讲,充分显示了他的雄才和博学,”吴征镒评价。他言人所不敢言,直陈印度农业中由于宗教束缚,对热带易淋溶流尽肥力的土壤长期不施有机肥导致板结成砖红壤的弊端,他还介绍了中国传统农业施用农家肥,长期维持地力的经验。

  据悉,陈焕镛的讲话措词渊源于古典欧洲文学,语句精练雅洁,地道的英语和精湛的农业思想使听者无不动容和惊诧,纷纷报以热烈掌声。这也大大促进了代表团的考察内容和接待方式,国际知名的地植物学家、印度植被研究者Puri教授专门在家中接待了中国专家。

  陈焕镛之所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尊敬,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分不开的。1958年春,黄观程随陈焕镛教授到苏联考察和工作3个月。著名的列宁格勒柯马罗夫植物研究所将纪念柯马罗夫院士的陈列室作为陈焕镛的特别嘉宾办公室。“陈教授在此工作了一个半月,天天为该所庞大的标本馆鉴定尚未定名的樟科、壳斗科、苦苣苔科、山茱萸科等植物标本,外国学者对他渊博的植物学知识和造诣,钦佩之至。”

  黄观程告诉记者,该植物所为欢迎陈焕镛还举行了一个学术讨论会。在参观莫斯科总植物园、季米列捷夫植物生理研究所、土壤所、森林所、生物定位研究站等单位时,全由著名的院士亲自陪同介绍。

  在赴南方考察黑海畔数个植物园时,他们在苏呼米植物园遇到了一件有趣的事:古植物学家卡拉柯夫斯基和几位植物园专家在陪同参观时问了几种引种的灌木,陈焕镛不假思索地逐一回答,甚至给他们讲解这些植物的特点和在欧洲的分布。私下里,陈焕镛风趣地用广东话笑着对黄观程说:“他们想考我。”外国专家也低声对黄观程说:“陈教授真了不起!”

  (本文参考吴征镒《怀念陈焕镛先生》、吴德邻《纪念陈焕镛院士》和陈德昭、黄成就的《陈焕镛传记》,并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的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学人名片

  陈焕镛(1890—1971年)字文农,号韶钟。祖籍广东新会,生于香港。著名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志》第一届主编,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创建了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研究所前身),建成中国南方第一个植物标本室,负责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100多个新种、10多个新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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