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市政协会议上，滇池治理成为政协委员们热议的焦点，段昌群等6名市政协委员在联名提案中表示，来自农业农村的面源污染依然是高原湖泊最主要的污染来源，滇池流域传统的蔬菜产业、花卉产业应逐步调整到嵩明、寻甸、宜良、石林等流域外县区，严控滇池面源污染。
纯人力操作、无污染的风力帆船是滇池边渔民延续至今的捕鱼工具。资料图片（摄于2017年）
段昌群等6名市政协委员：
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布局，为滇池“减负”
“滇池水质企稳向好让昆明和云南人民欢喜不已，但应清醒地认识到，影响滇池水环境根本好转的基础和条件还不牢固，保护和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缓解，滇池保护治理仍处在爬坡上坎的艰难阶段。”段昌群表示，滇池治理将进入城市格局优化减污、经济结构调整削污、社会发展系统控污的新阶段，应尽快从“湖泊革命”向“湖泊振兴”转型。
段昌群表示，应通过城市产业结构布局的优化，给滇池“减负”，为滇池水环境好转赋能。此外，还应持续发力降低滇池流域的农业面源污染。
段昌群认为，昆明市应尽快制定淘汰产业、准入产业、鼓励产业的清单，下大决心对生态环境影响大的企业和产业有序从流域内清退或转移，把有限而宝贵的环境承载力让位给环境友好型、资源占用量低、单位产品价值量高的产业和产品，真正把保护的主动权掌握在绿色发展的战车上。
“目前，滇池的入湖污染物总量还是大于湖泊水环境承载力，其中来自农业农村的面源污染依然是高原湖泊最主要的污染来源。滇池面源污染贡献率达到30%以上。”段昌群等6名市政协委员在联名提案中表示，多年持续的研究评估发现，滇池面源污染的总氮、总磷对湖泊的贡献率分别高达50%和35%。养殖业、村落和部分乡镇生活污染对入滇河道、滇池水体影响大，是污染治理的关键环节。
委员们建议，要抓住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从源头上防控面源污染。其中，滇池坝区面向昆明中心城市打造成为低碳低污、特色高值、融入参与性科普元素的新兴农业，山区、半山区调整为以经济林木(果)、中药材、景观园林为主的农林复合产业区。滇池流域传统的蔬菜产业、花卉产业逐步调整到嵩明、寻甸、宜良、石林等流域外县区。
此外，引进综合实力较强的现代特色农业企业，集中连片承接流转滇池流域土地，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低排污、高标准、集约化水平，把滇池流域建成云南乃至西南地区现代特色农业区。对临近湖岸带区域的农业生产过程进行精准管控，积极推进“水肥联控”“药肥联控”，推广物理及生物综合措施防治植物病虫害。
同时，昆明市应在晋宁、呈贡、寻甸以及滇池流域外引区有针对性地推广应用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技术，进一步统筹面源污染防控与水动力、水资源条件，统筹山水林田路塘库等全过程，形成网络化、系统化、一揽子通盘解决面源污染的技术体系和工作方案。
”滇池流域是我国三大磷矿基地之一。富磷区携带入湖的磷污染负荷量大，成为滇池湖泊富营养化加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成因，也是长期以来关注较少的一个问题。”委员们建议，在现有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摸清人类密集活动条件下富磷区磷的入湖风险，制定专项防控方案，破解这个长期以来关注较少、但潜在影响很大的污染防控问题。
市政协委员徐杉：
加快生态价值核算，给绿水青山定价
“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让‘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让生态保护由‘缰绳’变‘引擎’，一直是困扰昆明市的重大问题。”徐杉表示。
徐杉介绍，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是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通俗地说就是“给绿水青山定价”。昆明市较早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运用，建立滇池流域河道生态补偿机制、排污权交易、滇池水体污染物去除补偿、主城饮用水源区扶持补助办法等，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
徐杉建议，以滇池流域县区为示范开展GEP考核试点，为在发展中保护提供有力抓手。依托大学、科研院所等人才聚集中心，加强对“两山”理论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研究，帮助政府部门厘清工作思路、搞好顶层设计、破解制度障碍，突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瓶颈。
此外，组成滇池流域GEP考核试点工作机构，负责试点工作方案和技术方案、核算报告等重大事项。推动生态空间及其产品的调查监测、确权登记、空间规划、用途管制、修复保护、权益实现监管、开发利用、督察和执法等职能的全流程再造，有序推进滇池流域GEP考核试点工作。
“推进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在政府决策和绩效考核评价中的应用，形成倒逼机制。”徐杉表示，所核算出的生态环境价值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可以用来评价各地区各部门开展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生态建设等工作的生态效果和绩效，也可以成为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价值—生态产品—生态商品—生态品牌这一生态价值实现业务链条的基础环节。
致公党市委：
禁捕期开展滇池鱼虾种群调控和生态捕捞
为缓解长江当下的生物资源压力，保护长江生物多样性，长江流域“十年禁捕”从2020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十年禁捕”实施一年多来，昆明滇池曾经酷渔滥捕的现象得到有效抑制，取得良好的社会影响和生态环境效益。
致公党市委在集体提案中表示，由于滇池高原湖泊的特殊性，在全面禁捕的要求下，滇池自身存在的鱼类群落结构不合理、外来入侵鱼种占绝对优势、水生生物食物网结构简单、土著鱼种保护力度不足等突出问题，也给滇池生态环境保护及水生态修复系统实施带来新的挑战。“十年禁捕”若操作不当，可能对滇池带来新的生态环境风险。
例如，滇池里一年生的太湖新银鱼、秀丽白虾会在产卵后当年死亡，红鳍原鲌会在3年内死亡，滇池水生态系统又严重缺乏高营养级别生物捕食这些短寿命周期鱼虾，这些外来鱼虾可能会大量繁殖而造成生态风险。而且鱼虾死亡带来的二次污染，可能会成为新的内源污染源。经预估，2021年滇池一年生鱼虾死亡可能会给全湖带来27吨氮、2.7吨磷的内源污染负荷，10年间红鳍原鲌、太湖新银鱼和秀丽白虾3个物种死亡后，将至少向滇池增加氮1404吨、磷241吨的内源污染负荷。
“在此‘十年禁捕’的关键时期，急需把握好禁捕的窗口期，帮助滇池鱼类生物多样性变化及水生态系统向好演替。”致公党市委建议，应密切跟踪短寿命周期外来鱼虾资源状况及其环境影响，评估水环境风险，论证这些外来鱼虾种群调控捕捞的必要性，向省级农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开展滇池鱼虾种群调控和生态捕捞。
此外，应建立昆明高原湖泊土著水生生物繁育基地，进一步增强土著水生动物如滇池特有种螺蛳等的人工繁育技术和规模，加强苗种质量的培育，扩大土著鱼种的人工繁育规模和数量。
同时，结合滇池湖滨湿地修复和提升工程，在滇池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中9个滇池周边龙潭、6个常年禁渔区鱼类栖息地，及响水闸、省工疗金线鱼洞等未列入保护范围的金线鲃鱼洞，开展保护和栖息地修复工作，帮助土著鱼种扩大野生种群，恢复生物多样性。
市政协委员黄育红：
建立完善综合评价体系 定期为湖泊“体检”
黄育红表示，在滇池治理工作中，应调控流域内产业规模和开发强度，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以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明确滇池流域生态保护红线，作为流域空间开发底线，转变“环湖造城、环湖开发”的发展模式。
此外，建立多方参与的共抓、共管、共治工作机制和模式，完善污染物控制体系，削减污染负荷存量与增量，理顺健康水循环体系，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同时，综合考虑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生态要素，积极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加快形成流域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格局，发挥中央资金引导和地方政府主导作用，完善补偿资金渠道。加强基础研究和跟踪评估，围绕滇池自然环境特征，建立完善湖泊综合评价体系，定期客观评价湖泊健康和生态安全状况。
市政协委员朱矜霖：
以花为“媒”，建设滇池“亲水花街”
“‘十四五’期间，如何高效利用滇池高原湖滨特色生态湿地资源、温泉资源、花卉资源、水生态多样性资源优势，长远谋划滇池绿色发展的新动能，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朱矜霖建议，昆明应启动“水上花市”和湖畔“亲水花街”项目建设。
朱矜霖表示，应通过“花船与花景”“花街与花市”的联动，让滇池“水上花市+亲水花街”形成产业与规模化，构建起滇池生态景观与产业聚集发展的新格局。
以“花为媒”推动游船经济、文旅经济、夜间经济与香薰、精油、香皂、拼接花、变色花等花卉延伸经济的融合发展，打造滇池环湖“最美花景观带”，擦亮“世界春城花都”名片，构建花卉与休闲、观光、康养、文体及会展等绿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大格局，助推滇池地区生态品质全面提升。
同时，以延伸花卉产业链发展为平台，推动“互联网+无人机、水上主播、远程销售”等跨界产业发展，提升云花品牌影响力。促进花农和渔民持续增收，让新业态与新经济火起来，让滇池沿岸人民生活富起来，实现绿色产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本站转载文章和图片出于传播信息之目的，如有版权异议，请在3个月内与本站联系删除或协商处理。凡署名"云南房网"的文章未经本站授权，不得转载。爆料、授权：news@ynhous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