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史：文化的脉络（3）

如果缺了酒，中国的文化史将如何书写？

浅斟低唱，百盏争锋——世俗化享乐中的酒

虽然中国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年前之久，但直到秦汉之交，中国进入大一统时代，曾作为庙堂祭礼的酒，才逐渐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为俗世享乐生活的组成部分。汉代中期以降，随着制曲技术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进步，市井酒肆数量急剧增多，亦为“文君当垆”的传奇故事提供了可靠的背景。在酒量供应充足的情况下，汉代酒风以一饮而尽为荣，称为“饮满举白”，主人好客待酒的风尚发展到极致，曾任河南郡太守的陈遵，为了让满堂宾客不醉无归，甚至命家丁将大门关上，并把来宾车轴上固定车轮的销钉（车辖）通通投入井中。西汉时代儒学初兴，男女之间尚未有回避制度，因而即便男客来访，女主人也可以亲自出面备酒陪饮，汉诗《陇西行》中就有“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的诗句。武帝开通西域后，长安逐渐成为国际性大都市，汉帝国与西域各国的交流骤然升温，西域商人使节往来络绎不绝，许多人选择在长安定居，开办具有异国情调的酒肆，时称“酒家胡”。辛延年《羽林郎》中“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的诗句，就是描写有异域妙龄女子当垆售酒，宾客盈门，引发京中纨绔浪荡子关注的情景。

唐代建立之后，随着城市功能性分区的诞生，都城长安出现了坊（居住区）与市（商业区）分隔发展的格局。长安之“市”分为东市和西市，是当时全国工商业贸易中心，还是中外各国进行经济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这里商贾云集，邸店林立，根据近代西安考古发掘结果显示，东市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24米，面积为0.92平方公里。市的四周，每面各开二门，共有八门，由于靠近三大内（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南内兴庆宫），周围坊里多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第宅，故市中“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与之相对的西市，由于距离唐长安丝绸之路起点开远门较近，周围坊里居住有不少外商，从而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市场。

西市中最为引人入胜的一道景观，就是胡姬酒肆，从西市一直延伸到城东春明门以及曲江池一带，由于肆内多有能歌善舞、异域风情的胡姬揽客，故此生意兴隆，也是文人骚客聚饮赋诗的首选地。“胡姬貌如花，当炉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诗仙李白在《前有樽酒行》中用肆意汪洋的笔触描绘了唐代胡姬酒肆中的欢乐景象。与异域风情的舞姬和装饰相配的，是原料、口感迥异于中国传统粮食酒的葡萄酒；唐太宗在位时期，侯君集破高昌得到马乳葡萄及其酿酒方法之后，唐代葡萄酒的酿造逐渐发展，《南部新书》曰：“太宗破高昌，收马乳葡桃种于苑，并得其酒法。仍自损益之，造酒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可见当时直接吸收了西域葡萄酒的酿制技术，在中原、内地掌握此技术之后，葡萄酒的酿制进入改良时期，加之推广力度大，其消费不断上涨，种类也愈发繁多，包括波斯三勒浆、龙膏酒、诃梨勒等。同样，本土酒肆在陈列馔食酒品上，也不遑多让。

宋代的城市繁荣，使得酒肆与其他娱乐设施成为居民流连忘返的消遣之处，从官署获取经销权的酒肆称为“正店”，分销者称为“脚店”。由官府开办的酒肆称为“官库”，《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梁酒肆之多，为“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中位于东华门外景明坊，又名“樊楼”的丰乐楼声明最为显赫，号称“京师酒肆之甲，饮徒常千余人”，每年仅仅购买的官制酒曲就达到5万斤之多。《东京梦华录》记载其宏伟富丽时，形容其“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同，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在这种大规模酒肆之下，宋代城市中还有形制规模多样的各种饮酒场所，分别以饮食，装饰，价格甚至倡优脂粉为卖点。《都城纪胜·酒肆》中描述说：“有茶饭店，谓兼卖食次下酒是也。有包子酒店，谓买鹅鸭包子，四色兜子，肠血粉羹，鱼子，鱼白之类。宅子酒店，谓外门面装入如同仕宦宅舍……庵酒店，谓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

宋代酒肆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举办“开煮”与“卖新”两大活动，前者为酝酿新酒，后者在于庆祝酒成，由官库牵头，动员女乐歌舞以及各类扮相之灶戏迎酒穿市，并在州府校场集中酒户所酿好酒，供官家品评赏赐，前三名以三丈余高的白布，上书“某库选到有名高手酒匠，酿造一色上等辣无比高酒，呈中第一（二，三）”。

随着饮酒成为中国世俗消遣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各种依托酒宴的遣兴游戏也蓬勃兴起，成为中国酒文化的一部分，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文字游戏“酒令”，其萌芽也出于周代礼仪典章制度。《诗经·小雅·宾之初筵》中所提到的“立之监”、“位之史”一类的主酒官吏，便是“酒令”二字的伊始含义，在投壶与博戏等宴乐游戏中，宾主为了活跃气氛，常赋诗相对，久而演变为精简短小的对仗之词以为乐趣：《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晋昭公设宴款待齐景公，安排了一场投壶游戏。当时晋臣穆子赋诗称：“有酒如淮，有肉如瓜。”景公则应对：“有酒出淹，有肉如陵。”这一场景可以算是古代典籍中对酒令的最早记载。

四川彝族婚礼上，主人端酒敬客（摄于1938年）

酒令形式丰富繁多，有些将之分为七类，包括词令、诗语令、花鸟语重令、般令、拳令、通令及筹令等，亦有将其分为通令、般令、筹令及雅令等四种。正式的酒令，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随着宴乐活动的频繁和规模化，唐人便设立了在酒席中主掌巡酒，主持酒间诗赋游戏，维持秩序的“酒纠”，而擅长诗文应对，遂成为“酒纠”所必须掌握的技能，《全唐诗》卷八百七十九载：宰相令狐楚听说进士顾非熊文才敏捷，在一次酒宴中故意出令相难。令称：“水里取一鼍，岸上取一驼，将者驼，来驮者鼍，视为驼驮鼍。”颇有难度，不想顾氏即刻还令道：“屋里取一鸽，水里拾一蛤，将者鸽，来合者蛤，是谓鸽合蛤。”使令狐楚大为称奇。

作为行酒令的工具，酒筹的出现也要追溯到盛唐时期。唐朝人的诗中即曾描绘“城头稚子传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最初的酒筹为牙制，箭形，长五寸，箭头刻鹤形，称作“六鹤齐飞”，藉以行令。盛唐之际，名门富豪常以美玉象牙镶金错银，制造酒筹用以显富，白居易就有“稍催朱蜡烛，徐动象牙筹”之诗句。1982年，江苏丹阳即出土一套唐代银质涂金酒令筹具，计有令筹50枚，筹筒1件，使用方法为将令签放入筒中，行令时抽取一枚，读其字句，然后决定如何饮酒，这套令筹都是以《论语》为题作令，即首刻《论语》中一句，接到酒约一则，酒约有“自饮”、“劝饮”、“处”（受罚）和“放”（不罚）四种。

在清人俞敦培编辑的《酒令丛钞》中，将酒令归结为古、雅、通、筹四大门类，所辑令种多达300种以上，宋明之交，筹令所汲取的典故逐渐广博，鬼狐神怪，贤君名将，节令气候，花鸟山水，无所不包，比如宋代的名贤故事令，由32支筹签组成，内容是从古代历史中选出32位名人，将有关他们的典故刻于筹面，另拟一条相称的酒约，如“庄周和诙谐诞妄”（说笑话者一杯）、“王羲之袒腹东床”（未婚者一杯）、“陶渊明白衣送酒”（白衣者一杯）、“薛仁贵箭定江山”（习武者一杯）。除行令之内容千奇百怪之外，各种游戏令也逐渐成为唐宋以降酒席上的保留节目，诸如击鼓催花令，规则为用花一朵．令官蒙眼击鼓、其他入酒席者将花不断传递于旁座．令官喊停，持花未传出的一人罚酒，明代著名诗人李东阳（1447～1516）曾用此令戏成七律一首：“击鼓当筵四座惊，花枝落蜂往来轻。鼓翻急雨山头脚，花闹狂蜂叶底声。上苑枯荣元有数，东风去往本无情。未夸刻烛多才思，一遥须教八韵成。”第三、第四两句，描写击鼓催花的情景，极为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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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缺了酒，中国的文化史将如何书写？

酒为钓诗勾——沉醉中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

“吵彼高岗，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兑就，维以不永伤。”这首来自《诗经》中的《卷耳》，是中国现存最早关于饮酒的文学作品之一，在中国文学创作的历史上，酒与士人吟咏结缘可谓一拍即合。“高祖回乡把酒唱大风”，揭开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序幕。而在这个以汉赋著称的文学创作繁荣期，使我们得以获取酒在中国古代世俗生活中重要地位的最早材料。汉赋中涉及吟咏汉代饮酒处多达20篇之多，大多为铺陈华丽的奢侈饮宴场景描写，如枚乘《七发》中“旨酒嘉肴，羞炰宾客。涌觞并起，动心惊耳”的词句。然而直到魏晋时期，酒才开始借助士人的狂放任诞之风，成为文学创作中独特的精神映像。

东晋末年，司马氏朝廷偏安江左，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纷乱更迭，强者不断对长江以南虎视眈眈，士大夫面临的紧迫危机不再是政治迫害，因此饮宴之风不再以乖戾放诞为主题，而强调恬淡与接近自然，从而使得饮宴成为文学创作的良好触媒。号“五柳先生”的著名诗人陶渊明，历经桓玄之乱，于义熙元年（405），以一句“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辞去彭泽县令之职，返归故里，开始了“躬耕自资”的隐居生活，根据统计，陶渊明现存诗文146篇，涉及饮酒者共56篇。其中饮酒诗20篇，更是中国传统文人诗歌中咏饮的典范，引得后代文人以酒赋诗，都会追合其前韵。《宋书·陶潜传》记载说，陶潜自备无弦素琴一张，微醺时就抚弄寄意，来访者无论身份，都摆酒迎接，如果陶氏本人不胜酒力，先于客醉，就对其言“我醉欲眠，卿可去”。为了表达自己通达不拘的隐士之风，陶氏还特意不用器皿滤酒，直接以头上所戴葛巾，“葛巾漉酒”自此也成为中国历代文人雅士会饮赋诗时喜用的典故。正如李白在《戏赠郑溧阳》中所书：“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

与“葛巾漉酒”相映成趣的东晋文人会饮逸事，当属书法大家王羲之的“曲水流觞”。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上巳日，王氏邀谢安、孙绰等名士42人，在绍兴兰亭清溪边举行祈福禳灾的“修禊”仪式后，将盛了佳酿的小型有耳酒具“觞”放在溪中，由上游浮水徐徐而下，赋诗并饮酒。据史载，在这次游戏中，有11人各成诗两篇，15人各成诗一篇，有16人作不出诗，各罚酒三觥。王羲之将大家的诗集起来，乘兴作序，写下了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虽然“流觞”之举动自汉代以降已成风俗，但王羲之的兰亭雅集，才真正使得“流觞”成为后世骚客文会的效法楷模。永淳二年（683）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率浙东诗人曾在云门寺王子敬山亭主持了一次模仿王羲之兰亭雅集的修禊活动，并仿《兰亭集序》写了一篇《修禊云门献之山亭序》。王勃意犹未尽，于同年秋再次修禊于此，再作《越州秋日宴山亭序》。

受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人伦色彩的熏染，文人们对于离别的伤感吟叹，从来都表现得十分强烈。以酒饯别、因酒怀人，更为这种黯然伤魂的情感体验增添了无穷的魅力。“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显父饯之，清酒百壶。”诗中描写的是周宣王时期，韩侯出行路祭，在途中休息时，显父来为他饯行而酌酒话别的情景。酒在其中烘托着一种隆重而热烈的气氛，堪称是中国早期文学作品中以酒咏别的经典之作。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别》写道：“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姐压酒唤君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筋。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诗人在此用欢聚相对分别，是满怀离绪的自然流露。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亦言：“渭城朝雨浥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形成一种明显的反差，酒既可以调解舒缓心绪上的忧伤感触，反过来又会加重这种感受的心理强度。双重的作用，造就了文人诗情的勃发。

“张帆欲去仍搔首，更醉君家酒。吟诗日日待春风，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歌声频为行人咽，记着禅前雪。明朝酒醒大江流，满载一船离恨向衡州。”这首婉约别情跃然于纸上的《虞美人》出自宋人陈与义之手，序云：“大光祖席，醉中斌长短句。”主人席益，字大光，和作者系同乡，经常诗札往还，交谊甚厚。时值席益遭贬流寓衡山县，陈与义避金兵转走湖南，与之邂逅。按宋代规定，州郡长官设宴时，要有官伎侍陪，以歌舞助酒兴。然而此情此景，歌声凄婉坳情，令人动容。至于柳永那首著名的《雨霖铃》更是横空叹问：“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酒醒便是意味着愁醒。从酌酒留欢，到问酒畏愁，意绪的跳动波荡全系念在一个酒字上，真是一叹三折，将文字的感染力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文人乡愁的深曲蕴意，一方面是对家的缝蜷怀念，另则也包括着对国的深切留恋，尤其是在世局动荡的年代，这一点反映得特别强烈：“惨结秋阳，西风送，丝丝雨湿。凝望眼，征鸿几字，暮投沙晴。试问乡关何处是……须言道，消忧除是酒，奈酒行，有情尽无极。便挽取长江入年，浇胸臆。”宋代著名文人士大夫赵鼎在《满江红》中写下了这样的词句，此赋作于钦宗靖康二年（1127），金兵大举南下，攻破帝都汴梁，掳去徽、钦二帝及北宋宗室之时，“靖康之耻”成为终宋一朝未雪之耻。国破家亡，词人心头难解的情结，在深秋的西风里无法自抑，化作汹涌酣畅的清醉，或许可将心底的郁结冲涤干净。

唐宋两代中后期，北方骑马民族屡次入侵中原，边患不断，故唐宋诗歌中吟咏边塞戎机之作最为兴盛，以酒为题，写尽英雄建功立业，忧心外敌之事。高适在《送李侍御赴安西》中写道：“行子对飞莲，金鞭指铁骆。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虏障燕支北，秦域太白东。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将扬名万里之外之豪情置放杯酒之中。岑参《送李副公使赴啧西官军》：“脱鞍暂入酒家庐，送君万里西击胡。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作者一往无前，奔赴戎机，解酒抒发的豪情，跃然于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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