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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劳动总结(精选5篇)

花匠小妙招
2024-08-15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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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劳动总结

初中生劳动总结范文第1篇

关键词：《资本论》第四卷；生产劳动；价值决定；精神生产；科学；管理劳动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1)05-0081-05

《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包括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即剩余价值理论的详细的批判史”。在《资本论》第四卷中，马克思以同前人论战的形式阐述了在《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中研究的许多问题。但是，限于理论部分体系的需要，《资本论》第四卷的一些观点在《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一些观点和理论部分三卷的分析角度有些差异。为了更准确地更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本文讨论《资本论》第四卷的几个重要观点及其现实意义。

一、生产劳动的定义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关系得出来的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最初是抽象地，撇开它的各种历史形式，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来考察的。马克思指出：“如果整个劳动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加以考察，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但他同时在注释中补充说，“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进一步考察了生产劳动。他指出：“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职能就够了。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中的每一个单个成员来说，就不再适用了。但是，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的概念缩小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因此，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和自行增值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

在《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中，马克思既从劳动过程的角度，又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角度讨论了生产劳动，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生产劳动的观点。《资本论》第四卷从学说史的角度专门讨论了生产劳动，又有一系列重要的论述，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劳动学说。第四卷关于生产劳动的观点主要有：一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对生产劳动作了明确的定义。马克思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生产劳动是这样一种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资本再生产出来，而且，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仅仅由于这一点，商品或货币才转化为资本，才作为资本生产出来。只有生产资本的雇佣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他还说，“什么是生产劳动呢?就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即除了它以工资形式取得的等价之外还创造新价值的劳动”。只有雇佣劳动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本身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的，生产剩余价值、生产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的本质属性。二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定义是从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关系得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定义反映的不是劳动的一般属性，不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得出的，而反映的是劳动的社会属性，是从劳动借以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得出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举了不少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观点。他说：“例如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佣，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末，他就是生产劳动者；而一个缝补工，他来到资本家那里，给资本家缝补裤子，只为资本家创造使用价值，他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前者的劳动同资本交换，后者的劳动同收入交换。前一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后一种劳动消费收入。”可见，生产劳动不在于是否给资本家劳动，而在于是否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和资本。三是明确指出生产劳动者的范围。由于工厂内部分工的深化，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工人。但是这种分离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生产商品是总体工人的职能。所有这些具有不同价值的劳动能力的劳动者的总体进行生产的结果表现为商品。所有这些劳动者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生产集体，是生产这种产品的活机器。在上述分析基础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明确指出：“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与商品生产的人，从真正的工人到(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

《资本论》全四卷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劳动具有重要的启示。第一，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采用了市场经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因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劳动同样要生产“剩余价值”、生产资本，否则劳动就是不生产的。虽然非生产劳动对于解决就业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关系性质的仍是生产劳动。第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直接地或间接地为从事生产“剩余价值”、生产资本的人，不管他们在生产过程之内还是在生产过程旁边，不管从事的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管生产的是物质产品还是服务，不管是工人还是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范围。由于社会分工的深化细化，和马克思分析的时代相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劳动者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第三，劳动者为国家、企业主和自己生产“剩余价值”和资本，增加了国家、企业主和劳动者个人的资本和财富，反映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关系。

二、服务是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在《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中，马克思并没有就服务展开专门论述，查阅《资本论》三卷，仅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劳动力作为劳动力所有者的商品被看做“服务”，以及为资本家尊体或家庭提供的服务。在《资本论》第四卷中，马克思专门讨论了特殊的商品――服务，丰富发展了理论部分三卷的论述。第一，服务是劳动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是以活动形式存在的商品。马克思指出：“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象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

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第二，消费品中包括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由于劳动可以以活动形式提供服务，因而马克思指出，“在任何时候，在消费品中，除了以商品形式存在的消费品以外，还包括一定量的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因此，消费品的总额，任何时候都比没有可消费的服务存在时要大。其次，价值也大了，因为它等于维持这些服务的商品的价值和这些服务本身的价值”。第三，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马克思指出，“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

在当今世界，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细化，在服务业就业的劳动力越来越多，服务在劳动生产的商品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创造的价值越来越多。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早就出现了两个令人注目的70％现象，即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服务业创造的比重要占到70％或70％以上；在全部就业人数中，服务业就业人数要占到70％或70％以上。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重新挖掘马克思在《资本论》全四卷中关于服务的重要论述，确立服务是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属性、提供服务的劳动是生产劳动、服务业劳动者在创造使用价值的同时也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等观点，并以其为指导，深入研究服务生产的特点和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总产品的价值不等于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等于这个领域的总产品同其他领域的产品保持应有的比例时应当花费的劳动时间

关于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马克思以麻布为例，作了更加具体的说明。“社会对麻布的需要，象对其他各种东西的需要一样，是有限度的，如果他的竞争者已经满足了这种需要，我们这位朋友的产品就成为多余的、过剩的，因而是无用的了。……假定市场上的每一块麻布都只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使这样，这些麻布的总数仍然可能包含耗费过多的劳动时间。如果市场的胃口不能以每码两先令的正常价格吞下麻布的总量，这就证明，在全部社会劳动时间中，以织麻布的形式耗费太多了。其结果就象每一个织布者花在他个人的产品上的时间都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这正象俗语所说，‘一起捉住，一起绞死。’在市场上，全部麻布只是当作一个商品，每一块麻布只是当作这个商品的相应部分。事实上，每一码的价格也只是同种人类劳动的同一的社会规定的量的化身。”第一卷提出的最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潜在地包含着有待于随着分析进程深入而展开的所有元素：单个商品是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使用价值是价值形成的前提、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社会对一种产品的需要量是确定的(社会总劳动按比例分配于该种产品的量)等，也潜在地包含着第三卷所说的另一种意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指出，适用于单个商品的价值的条件，在这里会作为决定这种商品总额的价值的条件再现出来，关于单个商品所说的话就完全适用于市场上现有的一定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考虑到供求关系、生产条件等因素，在展开的意义上分析，马克思指出，“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末，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到不同的生产领域……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但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它的价值的前提。这一点，只有在这种比例的破坏使商品的价值，从而使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不能实现的时候，才会影响到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比……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在这里界限中通过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社会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只能把它总劳动时间中这样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样一种产品上”。其实，单个商品的价值以使用价值为前提，各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的价值以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为前提，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社会劳动时间用于这个特殊生产部门的数量占社会总劳动的比例。马克思在第三卷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另一种意义，只不过是第一卷中论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从单个商品的价值决定发展到某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决定、进而发展到各个特殊生产部门的所有商品的价值决定而已，它是价值规律随分析进程的深入而不断丰富自身的演进。

对于《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的分析，第四卷进一步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证明。马克思指出：“虽然产品的每一部分包含的只是生产这一部分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虽然所花费的劳动时间的每一部分都是创造总产品的相应部分所必要的，但是，一定生产部门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总量对社会所拥有的全部劳动时间的百分比，仍然可能低于或高于应有的比例。”“从这个观点来看，必要劳动时间就有了另外的意义。现在要问，必要劳动时间究竟按怎样的量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中分配?竞争不断地调节这种分配，正象它不断地打乱这种分配一样。如果某个部门花费的社会劳动时间量过大，那末，就只能按照应该花费的社会劳动时间量来支付等价。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总产品――即总产品的价值――就不等于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等于这个领域的总产品同其他领域的产品保持应有的比例时应当花费的劳动时间。”正如商品按其价值出卖的条件是商品只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对于资本的某一整个生产领域来说，这种条件就是，这个特殊领域所花费的只是社会总劳动时间中的必要部分，只是为满足社会需要(需求)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如果这个领域花费多了，即使每一单位商品所包含的只是必要劳动时间，这些单位商品的总量所包含的却会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正如单位商品虽然具有使用价值，这些单位商品在既定的前提下却会丧失它的一部分使用价值。某个领域的总产品的价值，不等于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时间，

而等于这个领域的总产品同其他领域的产品保持应有的比例时应当花费的劳动时间，这是对《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关于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更清晰的说明，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价值决定的本质。

马克思的重大发现之一――剩余价值理论建立在其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之上，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把握。如果对《资本论》的方法有深刻的理解，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本来是不会存在问题的，因为所谓的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互相包含的关系，一种是从分析单个商品的角度提出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它隐含着从整个社会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于各种商品生产上的意义；另外一种是从整个社会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于各种商品生产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它同时也是决定单个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前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有待进一步展开的概念，它潜在地包含着它的另外一种含义，犹如出自青年人之口的格言；后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内容更加丰富的概念，它完全展开了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各种潜在的含义，犹如出自老年人之口的格言。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所谓两种意义互相包含，因而从根本上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有一种。《资本论》第四卷的论述进一步证明，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能是一种，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再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时花费在单个标准质量商品上的包括过去劳动和活劳动在内的劳动时间”。这启示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要在市场的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合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通过价值规律实现资源按比例配置规律的要求。

四、精神生产由物质生产的一定的特殊的历史形式决定

《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直接讨论精神生产的论述不多，但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深刻地剖析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产生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剖析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产生的经济根源，为我们理解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关系提供了卓越的范例。由于《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直接讨论精神生产的论述较少，因而《资本论》第四卷关于精神生产的论述弥足珍贵。在《资本论》第四卷中，马克思批评了亚当・斯密没有考察精神生产以及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关系的缺陷，提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并得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观点。第一，只有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当做特殊的历史形式来考察，才能理解与之相适应的精神生产。马克思指出：“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第二，一定社会的精神生产的性质由一定的社会结构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决定，而一定的社会结构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又由特定的历史的物质生产形式产生。马克思指出，“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第三，只有把物质生产当做特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才能在此基础上理解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只有把物质生产“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

如果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关于精神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前三卷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精神生产关系的实践结合起来思考，我们可以得出非常深刻的启示。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关系的论述以及他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精神生产的实践是他创立的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关系的思想武器，更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关系不可多得的思想资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精神生产必须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生产的坚实基础上，必须反映这一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要求。如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精神生产及其精神产品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质生产和由此发生的生产关系，脱离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利益关系，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和精神产品就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仅掌握不了群众，还会使精神生产的主体出丑。

五、再生产科学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最初生产科学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相比的

科学是精神生产的产品，生产力的要素是人化的科学(劳动力)和物化的科学(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越来越取决于科学的发展。马克思高度评价科学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资本论》第四卷高度评价科学的经济作用，指出，“对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的估价，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因为再生产科学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最初生产科学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相比的，例如学生在一小时内就能学会二项式定理”。科学技术在经济上的作用或科学技术的经济效益在于，投在科学技术上的劳动虽然是大量的复杂劳动，但它毕竟是一个确定的量，一旦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生产过程，就能够使自然力代替劳动力的过程一直持续下去，科学技术应用所节省的劳动量是一个持续的增量，它必然大于生产科学技术的所花费的确定的劳动量。正如马克思所正确说明的那样，再生产科学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最初生产科学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相比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台新机器初次制造的费用和再生产的费用之间有很大的差别。经营一个建立在新发明基础上的企业所需要的费用，同后来在它的废墟上，在它的遗骸上出现的企业相比，要大得多。科学知识将会越来越迅速地、容易地、普遍地、便宜地再生产出来。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劳动的一切新发展中，以及这种新发展通过结合劳动所取得的累进的社会应用中，将会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获得极大的推动。重视从事生产科学的知识分子，重视生产科学的脑力劳动，重视

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重视科学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作用，是学习《资本论》第四卷关于科学的经济作用论述的最大启示。

六、资本家在劳动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

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司令官，资本家对生产过程的指挥和监督究竟是不是劳动?是否创造价值?是否应该取得报酬?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企业主的指挥和监督活动有重要的意义。

在《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中，马克思对指挥和监督的劳动有许多重要的论述。马克思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担任了。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队的乐器的所有者；如何处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资’问题，也不是他这个乐队指挥职能范围以内的事情。合作工厂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管理人员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就像资本家本人发展到最高阶段，认为大地主是多余的一样。只要资本家的劳动不是由单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那种生产过程引起，因而这种劳动并不随着资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只要这种劳动不只限于剥削别人劳动这个职能；从而，只要这种劳动是由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形式引起，由许多人为达到共同结果而形成的结合和协作引起，它就同资本完全无关。……同货币资本家相对来说，产业资本家是劳动者，不过是作为资本家的劳动者，即作为对别人劳动的剥削者的劳动者。他为这种劳动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资，恰好等于他所占有的别人劳动的量，并且当他作为进行剥削而亲自花费必要气力的时候，还直接取决于对这种劳动的剥削程度，而不是取决于他进行这种剥削所作出的并且在他支付适当的报酬时就可以让一个经理去作出的那种努力的程度”。“随着工人方面的合作事业和资产阶级方面的股份企业的发展，混淆企业主收入和管理工资的最后口实再也站不住脚了，利润在实践上也就表现为它在理论上无可辩驳的那种东西，即表现为单纯的剩余价值，没有支付等价物的价值，已经实现的无酬劳动；因此，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实际上是在剥削劳动，并且在他是用借入资本从事经营的时候，他的剥削的结果就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即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综上所述，在《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中，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对生产过程的指挥和监督是劳动，这种劳动是借管理来剥削，是剥削劳动。这种劳动可以交给雇佣来的经理担当，其报酬表现为支付给经理的监督工资。从总体上看，在《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中，马克思认为资本家的指挥和监督劳动是剥削劳动，是借管理和监督来剥削。

初中生劳动总结范文第2篇

关键词：劳动报酬；初次分配；分配公平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3-0148-03

一、劳动收入是初次分配的主体

经济学一个基本的原理是：在所有参与初次分配的诸要素中，劳动是在整个收入分配中起着决定性的因素。劳动是从事物品和劳务生产的体力与脑力这两种人力资源的供给。马克思认为，劳动者具有物所不具备的适应人类需求改造自然的能力…虽然人和物在生产过程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两者的作用是不同的。物不论多么重要，它在生产过程中是一个被动的因素，像资本的价值只是转移到新生产的产品中去，并不创造新的价值，人们不能指望总是靠巧合从它那里得到新财富。而人则是一个主动的因素，他可以适应人类的需要去改造自然，使物具有对于人来说的新价值，这才是人类财富增多的主要来源。据西蒙・库兹涅茨研究，西方国家国民收人中由物质资本所贡献的份额已从45％下降到25％，而劳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从55％上升到75％。雷诺兹认为，市场决定的收入约有4／5归提供劳动服务的人。所以，劳动收入分配是整个收入分配的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决定成分，这是市场比较健全和各要素可以相互替代的情况下必然出现的结果。美国劳动收入在国民收人中所占的份额，在19世纪后期占到50％，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上升，到了20世纪后期上升到74％。目前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80％左右，远远超过了物质资本的贡献率。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关系大致为1:1:8，日本三者间的分配比例大致为l:1:5：7.5。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个人的劳动收入是初次分配的主要来源。鉴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个人财富积累不多的客观事实，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属于劳动收入即工薪性收入，而具有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的人群只是少数。1993―2003年lO年间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劳动者报酬、财产性净收入二项加总)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为96.6、96.9、96.7、96.8、95.9、95.8、96.4、98.8、98.1、98，4，10年平均比重达到97.1％。2005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中的资料显示：2005年，在城镇居民全部年收入中，人均总收入为11321元，其中工薪收入达7798元，仍为主体，占68.9％；经营净收入占6％；财产性收入占1.7％；转移性收入占23.4％。在农民收入中，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175元。占纯收入总量的36.1％，农民人均家庭生产经营纯收入1845元，占纯收人总量的56.7％，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88元，占纯收入总量的2.7％，农民人均得到的转移性收入147元，占纯收入总量的4.5％。这些资料表明，在城镇居民的收人中，工薪收入比重有所下降，其他收入有所增加。在农村工薪收入在增加，经营性收入在下降。这些变化都有个中原因，但总体看来，初次分配收入依然是居民收入的主体，而劳动性收入又是城镇居民初次分配中的主体。

二、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低的表现

在我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低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低于GDP或人均GDP增长率。

近十年来，中国工业企业盈利水平大幅提高，跨入高利润时代。一面是中国工业企业跨人高利润时代，一面是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不断下降。从全国来看，我国的GDP增速虽是发达国家的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这个速度。据有关资料显示，日本在经济决速增长时期，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近30年，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而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据有关部门统计的资料显示，虽然2007年政府、企业和居民所得均保持了快速增长，2007年我国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51304.03亿元，同比增收12543.83亿元，增幅达32.4％。1999―2007年我国企业利润年均增长38.7％。而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比上年增长17，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比上年增长15.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5％。即便采用不变价计算，政府和企业所得增长不仅明显快于居民所得增长，如果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则这种收入分配的差距更大。

2.分配率比较低。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指标叫分配率：它是指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中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得份额越大，社会分配越均等、公平。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的分配率一般在54％-65％。

《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从1985年到1995年，职工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即分税制后，90年代后半期这一比重的下降速度更快。1995年至2000年，财政收入从8.649亿元增加至17.222亿元，在GDP总额中所占比重从14.8％提高到19.2％；与此相对应的是，职工工资在GDP中的比重却从13.9％降到11.9％。2006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1.7％，而职工工资的比重则降为11.7％。’

3.实际工资也比较低。

全国总工会2005年对10个省份中的20个市(区)1000个各种所有制企业以及1万名职工的问卷调查结果证明：企业巨大的经济效益，在职工收人上没有得到体现。我国从1998年到2005年，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为30.5％，城镇单位劳动报酬年均仅增长9.9％。2002年至2004年3年中，港澳台企业年均效益增长33％，而职工工资增长为零。另据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对天津等5个城市的纺织企业调查，90％的企业职工工资3年分文未涨。从国际比较看，根据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编著的《IMP世界竞争力年鉴2002》资料，2001年各国每个制造业工人每小时全部报酬(美元)最高的是德国为22.2，次之是美国为19.86，第三是日本为19.5，我国排在倒数第三名为0.53，经济远不如我国发达的印度制造业工人每小时工资是我国工人的1.5 倍。

三、提高劳动报酬比重的途径

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既要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也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

1.组织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使劳动者通过素质和技能的提高增加劳动报酬。

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依靠市场的力量。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贡献的大小由市场衡量，劳动报酬由市场决定和实施。在劳动力市场上，供给与需求的相互作用决定着劳动报酬水平。提高劳动报酬，必须提高劳动的质和量。提高劳动力中的人力资本含量，这是按劳分配原则的客观要求，也是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需要劳动者自身利用市场供给方的力量与需求方进行“博弈”。劳动报酬取决于劳动者自己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了解，取决于自身劳动力的质量以及劳动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劳动者及其群体对其权益的维护和实现程度等。这些都需要作为市场主体的劳动者，在提高自身素质的基础上，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提高自己的劳动报酬，进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2.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保低”优先。　社会矛盾最容易激化的地方毫无疑问是社会的最底层。从行业划分的人均劳动报酬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报酬最低，建筑业聘用的农民工较多，其劳动报酬也较低。所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应当是提高农民、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下岗失业人员、低保人员的收入和社保水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并根据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增长状况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劳动保障部明确要求，近两年内只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一次调整的地区，以及近年来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明显低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增幅，及现行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比例明显偏低的地区，原则上都要对最低工资标准再次进行调整。同时，加强对企业贯彻落实最低工资制度情况的监督检查，重点查处变相违反最低工资规定的行为。

3.工资立法，用法律保障劳动者获得应有报酬。

通过强制性的立法介入市场的分配体系，更好地维护劳动者劳动报酬权益的需要，是规范分配行为、整顿分配秩序的需要，是加强法制建设的需要。工资立法的关键是确定工资增长机制，工资增长机制是目前最突出的问题。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工资增长机制无法与我国GDP增长、用人单位利润增长保持同步是近些年来突出的问题。因此，立法应当确立工资增长机制，这一机制至少应反映三种情况；(1)我国GDP的增长应与工资增长同步，应当成为工资增长的第一个标准。(2)用人单位利润的增长应当成为工资增长的一个自然指标。归根到底，用人单位利润是劳动者的劳动创造的，提高收入是劳动者作出贡献后应当得到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应有之义。(3)物价上涨的指数应当作为工资增长的指标，即应当通过工资增长将物价上涨的指数弥补回来。否则，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就会下降。所以，物价增长的指数应当成为工资增长的法定指标。

4.增加就业岗位总量。

我国劳动报酬偏低与我国劳动力的富余是分不开的，因此，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就业率提高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一是积极发展具有优势和市场需求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服务业，增加就业岗位；二是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鼓励和扶持自主创业，解决部分人就业问题；三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延长产业链，争取就地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减轻外部市场就业压力；四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从经济结构上增加就业机会。

初中生劳动总结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口容量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就业增长弹性

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汉森认为，促成经济进步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发明、新领土与新资源的发现和开发、人口增长。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人口增长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力越发达，人口增长的基础就越牢固；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小基数下的适度人口增长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过度的人口膨胀则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

经济增长对人口容量的影响

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会吸引大量外来人口。到2000年，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多692万人，净流入长三角人口10年间增长18倍。

事实上，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两者是复杂多变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总人口增长较慢而GDP增长较快，到1985年后，二者呈现出同向关系。类似情况也可以从在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关系数中得到体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出现了负相关，当时大批外地劳动力返乡，在业人口出现负增长，但经济依然保持相对高速增长，直到2001―2002年，在业人口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才重新回到同方向变化。然而，就总体而言，从1978-2002年，无论是总人口增长还是在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促进的。本文将1978年到2002年主要年份的在业人口和GDP总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两者呈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稳定在0.99以上；将总人口与GDP总量进行相关分析，其相关系数高达0.83―0.89之间，呈高度正相关。

产业升级对人口容量的影响

根据钱纳里的标准，2002年，长三角人均经济水平为5258美元（PPP价格），处于工业化的初、中级阶段之间，江苏8市和浙江7市大致处于这一阶段，唯有上海市人均经济总量以常住人口计算为7458美元（PPP价格），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后期，而我国则为3920美元（PPP价格），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

从三次产业构成来看，2002年长三角经济发展阶段处于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第一产业占GDP的6％，低于标准水平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GDP的52％，与标准水平一致；而第三产业为42％，高于世界平均2个百分点。

从分地区看，浙江7城市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为8.43％，比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标准8％高0.43个百分点，与长三角地区第一产业占GDP6％的水平高2.4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低于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标准水平2.36个百分点，比长三角地区平均水平高2.2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比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标准水平低2.79个百分点，比长三角地区平均水平低4.7个百分点。换言之，浙江7市的产值结构处于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但人均GDP与世界低收入国家相近。

江苏省8城市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为7.02％，比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标准8％低0.98个百分点，与长三角地区第一产业平均水平高1.0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低于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标准水平1.43个百分点，比长三角地区平均水平高1.3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比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标准水平低0.45个百分点，比长三角地区的平均水平低2.36个百分点。江苏省7市的产值结构处于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但人均GDP与世界低收入国家相近。

而上海市的产业结构虽属于发达阶段的初中级阶段，但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已降至2％，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低于标准水平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比标准水平高11个百分点，与世界中高收入国家1998年的平均水平相近。

将长三角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2002年，长三角人均GDP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而我国的人均GDP经调整为1892美元(PPP)，基本接近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从就业结构看，2002年，长三角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为26％，低于工业化中级阶段24百分点，比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高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为41％，比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高11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为33％比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低17个百分点。总体判断，长三角都市带就业结构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间的水平。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注意到，长三角都市带第二产业，无论是产值结构还是就业结构，都高于工业化中级阶段的标准水平，这可能与制造业的世界性转移相关。

把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结合起来看，长三角都市带第一产业，26％的就业人数仅创造了6％的GDP，其生产力水平低下；第三产业以33％的就业人数创造42％的GDP，落后于第二产业以41％的就业人数创造52％的GDP。这说明长三角都市带的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还不协调，就业结构滞后于产值结构，并且第一产业投入劳力多、产出少、效率低。

从纵向看，2000年与1990年相比，长三角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下降达12.6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基本维持不变，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上升了12.35个百分点。同时，长三角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超过了第一产业，从第3位上升为第2位；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从第2位下降为第3位。按照人口就业结构模型判断，长三角人口就业结构已从传统的正金字塔型转变为过渡时期的鼓型模式。目前，长三角的产业结构基本实现了调整与合理化阶段的任务，开始进入升级与高级化的阶段。这符合世界性产业发展规律。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人口容量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本质要求。产业结构升级将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通过平衡要素在不同部门的生产率来提高社会平均生产率水平。一般说来，生产率提高较快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趋于上升，而生产率提高较慢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会趋于下降。显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本质要求，只有产业结构升级，才能获得经济学上所谓的“集约增长效应”。而且，产业结构升级也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没有产业结构的升级，可持续发展只能是一种理想。

其次，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利于区域人口容量的增扩。如前所述，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阶段密切相关。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大批农村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使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不断减少，比重不断降低，而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迅速上升，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城市化水平提高。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到高度工业化阶段逐渐趋向饱和，但是，依靠科技进步创造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仍然是保证人口容量扩大的基础。加上工业化中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不断涌现的第三产业门类，以及三产本身的高度化，进一步增强了吸纳劳动力和容纳人口的能力。

将1978―2002年长三角人口增长率分别与同期三次产业产值增长率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产业产值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11，说明人口增长越快，第一产业的产值增长速度越慢，从另一侧面说明了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而第二、第三产业产值与人口增长率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09和0.60。换言之，一定规模的人口或劳动力是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同时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支撑了区域人口和劳动力的扩容，这也正是经济效率高的大城市人口集中的原因所在。

就业增长弹性变化对人口容量的影响

就业弹性系数是研究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数量关系的函数，指劳动力就业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比率，其经济含义是：

经济每增长1％，就业能增长多少个百分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就业就弹性系数不断趋于下降。索洛增长模型表明，技术进步率、资本投入增长率以及劳动与资本产出弹性均与就业增长率负相关，因为节约劳动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增长会产生就业挤出效应，降低GDP就业弹性。

1978―2002年，长三角都市带主要年份的在业人口与GDP总量的相关系数在不同的时期里基本保持一致，高达0.99，人口总量与GDP总量的相关系数略低于在业人口，但仍高过0.8以上；若将GDP增长率与同期在业人口增长率进行相关分析，则发现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498。这表明在过去的20多年里，长三角都市带在业人口增多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但人口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有变化的。

如从1978年到1980年，或者从1980年至1985年，总人口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是负向关系，说明从改革开放之初，到1984年国家出台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小城镇落户政策以后的一段时间，降低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经商的成本。

本文计算了1990年到2002年长三角都市带分产业的就业弹性，从中看到20世纪90年代，长三角都市带有资料的十二个市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无一例外地是负值，表明长三角十二个城市第一产业是劳动力输出部门。

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在长三角各城市表现不一，上海、苏州、南通、扬州、泰州等五个城市，第二产业就业弹性小于0，说明这五个城市的第二产业随着改革的深入，减人增效的国企改革效果显著，第二产业产值的增长快于在业人口的增长速度，甚至出现第二产业的产值增长与就业人数减少并存。但浙江省有资料的六个城市中，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均大于0，尤其是绍兴市，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高达0.3，宁波、嘉兴和舟山市就业弹性均高于0.1，与江苏、上海的负弹性完全不同，这说明浙江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劳动就业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有力地缓解了就业压力，这可能与浙江发达的民营经济有关。浙江第二产业发展仍不充分，随着世界制造向第三世界的转移，浙江民营经济必然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生增长点。

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除南通市为负之外，其余市均为正，其中绍兴、杭州二市超过0.4，上海市和湖州市的就业弹性均超过0.3，说明这些城市第三产业成为就业的新增长点，这符合世界产业结构发展的规律性，而且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在业人口的比重滞后于产值结构，未来吸收外来人口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将主要是第三产业。

初中生劳动总结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内需分配制度劳动所得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始终处在高速发展中，GDP年均增长超过9%，稳居世界第一。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较大程度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我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根本改善和提高，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基本实现了小康。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结束了商品短缺时代，进入商品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代。因此，怎样继续保持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就成为我国面临的一大难题。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经济发展需要有强大的推动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高速平稳的发展，得益于基础设施投资、出口贸易和国内市场的开拓，这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三大动力。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原有基础设施较差，远远不能满足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如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现代化的港口和机场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的投资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出口的不断增长，说明我国具备了较强的制造能力，我国的产品也受到世界各国消费者的欢迎。但是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见效慢，而且必须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相适应，虽然可以在短期内拉动GDP的增长，但投资过剩甚至盲目投资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产品的大量出口对GDP的增长做出了较大贡献，2009年，我国外资总额达到2.2万亿美元，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但受制于世界经济状况的影响，国内市场虽然近年来有了较大的变化，但总体而言，内需不旺，国内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开拓力度不够的问题仍然突出。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取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方式，自1983年以来，GDP资本形成率都在30%以上，有时高达45%左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黄泰岩，2009）。而内生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要进一步提升内生动力，就必须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设法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因为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所以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具有长远的积极意义。这已经成为保障我国经济取得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这是因为，扩大内需，提升内生动力对我国经济发展，不仅比较重要，而且通过努力也是可以实现的。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国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大举措。要实现扩大内需战略，有大量复杂而艰巨的工作要做，但国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人民生活是否改善、大多数国民的消费能力是否增长是其重要基础。而现行的分配制度，特别是个人收入分配中存在诸多不合理甚至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导致多数国民收入增长较慢，消费能力低下，内需不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突出表现在：

一是初次分配不公平现象日益突出。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非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愈来愈高，而大多数人主要收入来源是劳动收入。我国居民在初次分配中所获得的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较大。1993-2003年的平均比重达到97.19%（孔杏，2007）。劳动收入的逐年下降，必然造成绝大多数人收入增加缓慢。少数人占有的社会财富过多而不公平的现象日益突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低收入群体获得财富的主要来源只能借助自身的劳动力，而分配中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使得初次分配的要素中，劳动要素处于最弱势地位。

二是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贫富悬殊日益突出。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我国贫富悬殊过大，分配不合理早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不仅超过了与我国经济水平相当的国家，甚至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

三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调整结构首先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从我国近20年的情况看，如果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也必然影响产业结构和整个经济发展。收入分配结构主要是指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关系。根据常光华的研究，在1992-2007年间，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增长了9.83倍、19.35倍和7.52倍。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其他主体收入增长速度，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是最慢的，且低于平均增长速度。其结果是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过高的财政收入和企业福利直接导致企业投资规模和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增速过快，从而导致我国投资过快、消费乏力，最终致使内需难以真正启动。

四是公共产品投入不足，公共服务滞后。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期，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快速扩张时期，人们的需求也从温饱型转变为对教育、医疗、居住、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政府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高投入。据专家考证，目前我国公共财政中，社保、救济、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性支出只占16%左右，而经济建设高达24%，行政公共费用占17%；而在美国，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投入占政府财政开支60%以上。由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落后，必然迫使多数国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把本来就不高的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教育、居住和养老等维持基本生存的活动中，抑制了他们的其他消费活动。

以上现象长期存在，与我国整体的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不合理密切相关，这种状况直接导致内需不足，经济发展动力不够。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分配政策，扩大内需，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全国人民有能力和意愿消费，使内需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提高劳动所得是深化分配体制改革的关键

内生动力不足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较大障碍。因此，激活内生动力、增强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已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须面对和高度重视的问题。而制约内需的核心问题是分配制度改革的滞后，特别是劳动所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日益下降，制约了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深化分配体制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特别是提高劳动所得已经成为深化分配体制改革的关键。“我国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来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人民收入合理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2010）。

（一）扩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国民的收入也在不断的增加。但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象度日益突出，特别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收入差距日趋拉大，普通劳动者干得多、挣的少，而一些群体干得少、挣的多的现象日益严重，收入分配的公平原则受到挑战。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消费需求的大小，而劳动收入是内需能否扩张的关键因素。

目前国际上一般用分配率（即劳动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主要标准，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例越高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越公平。

调整分配结构，必须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藏富于民，使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

（二）加快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收入分配不公突出表现之一是行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特别是垄断行业和其他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2000年，最高行业人均工资水平是最低行业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到2005年增加到4.88倍，扩大了两倍多。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工资水平之间的绝对差距也由2000年的8436元扩大到2005年的32249元（郭松民，2007），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目前，我国的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烟草、航空、水电气供应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差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额的55%（贾品荣，2007），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曾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和2007年进行了四次全国范围的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为23倍。

（三）强化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机制

收入分配不公的又一突出表现是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贫富悬殊越来越大。据有关机构2009年我国3000家族财富总榜单显示，3000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亿。2009年10月，美林全球财富管理与凯捷顾问公司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底，我国共有36.4万名百万美元富翁，富豪总数已超过英国，居全球第四位。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显示，我国20%的最高收入人群占有全部收入的54.58%，而20%最低收入人群所占比例还不足1%（0.79%）（郑杭生，2004）。

以上数据说明，贫富悬殊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且有距离越拉越大的趋势。少数人暴富，而绝大多数人收入增长缓慢，这与科学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严重相悖的。因此，必须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强化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机制。为此，需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其一，努力扩大就业，这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也是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根本途径；其二，强化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机制；其三，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其四，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绝大多数的消费能力。

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扩大内需是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只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扩大内需，经济发展才有持久动力，社会进步才能有牢固基础，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1..政府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2010-3-16

2.何午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3.黄泰岩.中国经济热点前沿[M].经济科学出版，2009

4.李兴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5.陈东琪，邹德文.共和国经济60年[M].人民出版社，2009

6.薛进军.中国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差距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7.张作云，陆燕春.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问题的理论思考[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8.陈卫东.论缩小收入差距的财政政策[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9.黄泰岩.初级分配制度变动的发展方式解释[J].经济学动态，2009（6）

10孔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J].商场现代化（下旬刊），2007（3）

11.郭松民.平均工资增长不等于社会总福利增加[N].中国青年报，2007-7-3

市场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根据其贡献进行初次分配，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状况用劳动份额即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来刻画。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劳动份额经历了快速下降，对此，大部分学者用产业结构变迁、有偏技术进步、经济全球化以及产品与要素市场的非竞争性等中期因素解释其成因国内研究的一个综述参见周明海等：《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度量与解释的研究进展》，载《世界经济文汇》2010年第6期，第92-105页。国外研究的一个综述参见：Schneider， D.， “The Labor Share： A Review of Theory and Evidence，” Sfb Discussion Papers， 2011.，很少有研究将劳动份额的变化与经济发展特定阶段联系起来，分析初次分配格局演变与经济发展的一般关系。

在我们所掌握的文献中，Maareky等人研究了制造业劳动份额演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跨国数据的回归发现，制造业劳动份额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确定的U型关系，即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制造业劳动份额将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过程Maareky P.， “Labor share， Informal sector and Development，” Mpra Paper， 2012.Maarek P.， Orgiazzi E.， “Development and the labor share，” Thema Working Papers， 2016.。李稻葵等人讨论了总劳动份额随经济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李稻葵等：《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第70-82页。龚刚、杨光：《论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载《管理世界》2010年第5期，第45-55页。。运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经济发展与总劳动份额之间存在稳定的U型关系，转折点大约在人均GDP6000 美元（2000 年购买力平价，以下同）。上述文献尽管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但在理论与实证方面仍存在问题。一方面，这些研究通常假定了农村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并且转移劳动力的工资远低于其边际贡献，其理论基础是古典二元经济理论，存着严重缺陷Harris J. R. & Todaro M. P.， “Migration， Unemployment &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0，No.1，1970， pp.126-42.Jorgenson D.，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u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19，NO.3， 1967， pp.288-312.。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尽管发现了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U型关系，但U型演进路径特别是拐点位置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并没有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力图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深化对经济发展与初次分配关系的认识。在理论上，本文将摒弃转移劳动力工资低于其边际贡献的假定，基于增长与结构转型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构建一个两个产业三个部门结构转型模型，将农业技术进步、自雇者等因素纳入，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份额演进的一般规律和内在机理。在实证方面，我们建立了一个包含52个经济体1970―2010年间的跨国面板数据，在对自雇者收入进行合理调整的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数据很好验证了理论分析的主要结论。基于中国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劳动份额正处于U型曲线由下降转为上升的过渡阶段，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率将有助于拐点的尽早到来。

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是，第二节是理论分析；第三节是跨国数据的实证检验和中国数据的比较分析；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

经济发展通常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产业结构变迁过程。长期以来，围绕结构变迁的动因及路径，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古典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农业存在着大量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工业可以以由习惯和制度所决定的生存工资获得无弹性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因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将推动产业结构迅速变迁Lewis W.，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Vol.22，No.2， 1954， pp.139-191.。新古典二元经济理论并不同意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观点，认为农业产出的变化将引起人口数量的相应变化，推动二元结构持续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农业剩余的出现。在最近的文献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结构变迁是诸如异质性偏好等需求端因素与部门间生产率差异等供给端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农业技术进步是工业化的重要前提，而工业与服务业生产率水平高低决定着工业化程度Ngai R. & Pissariadies C.， “Structural change in a multi-sector model of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7，NO.1， 2007， pp.429-443.Foellmi R. & Zweimüller J.， “Structural change， Engel's consumption cycles and Kaldor's facts of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55，NO.7， 2008， pp.1317-1328.。

在本节中，我们将基于增长与结构转型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一个简单的两个产业三个部门经济模型来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初次分配格局的变迁路径。借鉴Hansen & PrescottHansen G. & Prescott E.， “From Malthus to Solo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2，No.4， 2002， pp.1205-1217.和Gollin et. alGollin D. et. al.， “The Role of Agriculture in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2，No.2， 2002， pp.160-164.研究的主要思路，我们的模型包含了两个产业：生产农产品的农业和生产工业品的工业。但与他们不同的是，我们的模型除生产农产品的农业部门、生产工业品的企业外，还包括了自雇者，它与企业一样供给工业品。将自雇者引入结构转型分析框架的原因有两个：第一，研究发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劳动力除进入正式部门就业外，大量不取得雇员工资而为自己工作的劳动者，即所谓的自雇者Yamada G.，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self-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ory and evid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44，No.2， 1996， pp.289-314.关于自雇者与雇员较为详细的界定参见联合国统计署：《国民收入核算体系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根据Gindling & Newhouse的估计，大多数低收入经济体的非农自雇者数量多于雇员Gindling T. & Newhouse D.， “Self-Employ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orld Development， Vol.56，No.3， 2014， pp.313-331.。M一步研究则发现，自雇者比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下降Pietrobelli C. et. al.，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determinants of self-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16，No.6， 2004， pp.803-820.。第二，发展中国家总劳动报酬中，自雇者收入占据较大比重，特别是人均收入较低的经济体，自雇者收入往往会超过雇员报酬占GDP比重Gollin，D.，“Getting Income Shares Righ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0，No.2，2001，pp.458-474.。

假定三个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Ya，t=A（1+γT）tLa，t，if t

A（1+γM）tLa，t，if t≥tn（1）

Yms，t=A（1+γT）tLms，t， if w-c

A（1+γM）tLms，t，if w-c≥F2（2）

Ymf，t=A（1+θM）tKt，if wt=

A（1+θM）tLαmf，tK1-αt，if wt≠（3）

式中，Ya，t、Yms，t、Ymf，t分别是农业、自雇者和企业的产出；La，t、Lms，t、Lmf，t分别是农业、自雇者和企业所使用的劳动；Kt为企业的资本存量；A为全要素生产率系数。我们假定，农业与自雇者只使用劳动进行生产，其生产技术有两种：现代技术和传统技术，其外生技术进步速度分别为γM和γT为便于分析，模型假定农业与自雇者技术进步速度相同，放松这一假定并不影响理论分析的主要结论。，满足γM>γT且传统技术进步速度相当缓慢，在短期为零。企业除使用劳动外还使用资本，外生技术进步速度为θM，满足θM>γT。

我们假定，农业在某个时刻tn之前一直使用传统技术进行生产，自雇者在企业出现之前也一直采用传统技术生产。由于自雇者采纳现代技术需要启动资金，而在经济发展早期，自雇者通常无法从金融市场获得融资，所以我们假定只有其收入w减去消费c后的剩余高于F2时，自雇者才有可能使用现代技术Blanchflower D. et. al.， “Latent entrepreneurship across nation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45，No.4-6， 2001， pp.680-691.后面我们将放松这一假定进行讨论。。由于规模经济以及生产外部性等原因，工业需要大量投资推进Murphy K. et. 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Big Pu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7，No.5， 1989， pp.1003-26.Azariadis C. & Drazen A.， “Threshold externalit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05，No.2， 1990， pp.501-26.，所以我们还假定，企业的出现需要付出一个固定成本F1。对于企业来说，如果随着资本积累其劳动的边际产出即工资w保持不变，其生产函数为AK生产函数；反之，为通常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

与Hansen & Prescott和Gollin et. al一样，我们假定无限寿命经济代表性当事人具有式（4）所示的Stone-Geary效用函数，at为农产品；mt为工业品。代表性当事人每一时期提供一个单位劳动并消费上述两种商品。为分析方便，我们假定经济没有人口增长，所以总劳动力可以标准化为1。

U（mt，at）=log（Mt）+if at≥

atif at

式（4）所示Stone-Geary效用函数在增长与结构转型模型中被广泛运用，其理论基础是“恩格尔法则”，即食品消费支出会随收入的提高而不断下降。由式（4），在任意时刻，由于代表性当事人生存需要，在基本农产品需求被满足之前，工业品消费为零。而当基本农产品消费被满足后，只有工业品消费才能增加其总效用。这一效用函数从需求端出发很好地解释了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变迁的动因；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农业剩余对于结构转型的重要性。

根据效用函数的性质，在农业没有出现剩余之前，使用传统生产技术的农业吸纳了全部劳动力。当Ya，t ≥且经济剩余小于F1时，农业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成为使用传统技术生产工业品的自雇者。我们将这一阶段定义为结构转型的第一阶段由于农业传统技术的技术进步十分缓慢，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农业与工业（自雇者）的劳动力配置以及社会均衡工资率水平wt分别用式（5）、式（6）和式（7）表示。由于这一阶段的生产并没有使用资本，所以劳动份额固定为1。

La，t=A（1+γT）t，if Ya，t>（5）

Lms，t=1-La，t（6）

wt=A（1+γT）t（7）

当农业与自雇者经济剩余缓慢增加并能承担固定成本F1时，企业开始出现传统技术的技术进步尽管相当缓慢，但长期来看，仍会有经济剩余和人均收入缓慢增长。。在企业出现之后，我们假定在某个时刻之前，农业仍采用传统技术进行生产。我们将这一阶段定义为结构转型的第二阶段各国的发展实践表明，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工业才能反哺农业并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在这一阶段，企I的出现会产生大量劳动力需求。由于企业使用资本和现代技术，所以它比自雇者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当企业生产的工业品能够完全替代自雇者所生产的工业品时，自雇者将破产，企业将获得来自自雇者的全部劳动力供给各国的经济史表明，工业化初期可以观察到大量手工业生产者破产。。由于这一阶段农业仍使用传统技术进行生产，其生产率在短期可以视为不变，所以企业只能以固定工资wt==A获得雇佣劳动。理解这一点很简单。如果企业提供的工资高于，将诱使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农产品供给因此而下降；而由于基本农产品需求的存在，农产品供给下降势必会导致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这反过来又诱使城市劳动力向农村回流，所以在农业引入现代生产技术之前，社会均衡工资率将保持不变。

给定工资率水平不变，企业的生产函数为式（4）所定义的AK型生产函数，任意t时刻经济的总劳动份额LSt由下式决定：

LSt=A+Lms，tA（1+θT）t+A（1+θM）tKt（8）

与结构转型的第一阶段相比，由于工资率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所以式（8）分子表示的第二阶段总劳动报酬等于第一阶段。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又远高于自雇者，所以分母中企业的产出将随着资本积累而不断扩大。因此，劳动份额在这一阶段将随经济发展而持续下降。当自雇者全部转变为雇员时，企业总产出中劳动份额的变化仍需要进一步检验。深入展规划中总劳动份额将下降至极值：

LSt=A+A（1+θM）tKt（9）

由式（8），在结构转型的第二阶段，尽管劳动份额下降是总体趋势，但其下降幅度和下降速度会受到一系列因素影响。第一，自雇者与企业生产的工业品替代程度。替代程度越高，自雇者数量越少，劳动份额的低点越低。第二，生产技术。A越高，劳动份额低点越高。第三，企业技术进步速度。θM越大，企业资本积累速度越快，劳动份额的下降会越快。第四，财富的初始分布。根据Banerjee & Newman的研究，财富的初始分布对个体在雇员与自雇者之间的职业选择有着重要影响Banerjee A.& Newman A.，“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Discussion Papers，1990.。由于自雇者比企I具有更高的劳动份额，所以如果有更多自雇者能够承担使用现代技术的固定成本，劳动份额的下降速度将会变慢，劳动份额的低点也会提高。

当农业引入现代技术后，结构转型将进入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均衡工资率因农业引入了现代技术而不断提高：

wt=A（1+γM）t（10）

由于工资不再固定不变，企业生产函数由AK型转变为Cobb-Douglas型。不考虑自雇者影响，此时经济的总劳动份额为：

LSt=A（1+γM）t+A（1+θM）tLαmf，tK1-αt（11）

相比式（9），由于式（11）分子所表示的总劳动报酬不断上升，而Cobb-Douglas生产函数具有生产要素边际产出递减的性质，所以第三阶段的劳动份额随资本积累将由第二阶段的下降转为上升。在这一阶段，农业技术进步将驱使劳动力不断地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劳动力数量会逐步减少并接近于零。与此同时，工业的扩张也使得农业占总产出的比重不断下降并接近于零，所以整个经济生产函数最终可以用单部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刻画。由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要素分配份额不变，所以总劳动份额最终会收敛到α并恒定卡尔多曾经归纳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六个程式化事实，要素相对分配份额保持不变是其中之一。参见： Kaldor N.，“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Theory of Capital，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61.。与第二阶段一样，自雇者与企业生产的工业品替代程度、传统技术的生产率和及企业的技术进步速度等，均会对劳动份额的上升速度以及收敛值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的模型揭示了劳动份额随经济发展所呈现的U型变化规律，但与已有研究相比，我们的模型有三个本质区别：第一，工资率固定不变并不依赖于工资低于其边际贡献这一假定。第二，第二阶段劳动力转移以自雇者而不是农村劳动力向企业转移为主。第三，拐点的出现并不依赖于剩余劳动力是否消失，而是取决于农业生产率是否持续提升。理论上讲，解释劳动份额U型变化的关键，在于解释总劳动报酬慢于总产出增长所导致的劳动份额下降，以及总劳动报酬快于总产出增长所导致的劳动份额上升机理。已有研究用工业部门工资长期低于劳动边际产出来解释劳动份额下降原因，而在解释劳动份额上升时，又假定了工业部门劳动边际产出是下降的，这显然不符合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的相关事实。因为劳动边际产出远低于工资并不符合企业利润最大化要求，同时数据显示，发展中经济体人均资本存量随人均收入增长而不断提高是一种共同趋势，所以除非全要素生产率出现倒退，劳动边际产出下降与人均资本上升并不能并存。而我们在解释劳动份额U型变化机理时，将工资率固定不变归因于农业生产率长期停滞而导致的社会均衡工资率水平被“钉死”，同时将自雇者因素引入，说明总劳动报酬不变情况下总产出的扩张机理，这与经验研究所发现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自雇者比重的变化模式是一致的。在解释劳动份额由下降转为上升机理时，并不要求企业劳动边际产出下降，更符合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的事实。

三、实证分析

由于众所周知的劳动份额度量问题，使用跨国数据检验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难度很大。在已有研究中，李稻葵等人用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代替自雇者收入对初始劳动份额进行调整，方法过于简单。对于低收入经济体，由于非农自雇者数量高于雇员数量，这种调整方法会导致劳动份额被严重低估。Maarek等人用制造业劳动份额而不是总劳动份额检验经济发展与劳动份额之间的关系，尽管减轻了度量问题对实证分析结果的影响，但其结论能否扩展到整个经济，仍需要进一步讨论。在本节中，我们将运用新的数据实证分析劳动份额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我们还将对中国劳动份额未来变化趋势进行简单的分析和判断，以期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一）计量模型

根据上节的理论分析，经济发展中劳动份额U型动态演进的拐点取决于农业引入现代技术的时间；同时，自雇者收入比重及其演进也会对总劳动份额水平和变化拐点构成影响。限于数据原因，农业引入现代技术的时间难以直接刻画，因而我们用第一产业比重来间接衡量。按照上节的理论分析，农业引入新技术的时间越早，劳动份额拐点的出现就越早。因此，当控制第一产业份额后，我们预期拐点出现的时期将会被推迟。因此，我们设定了以下的计量方程：

LSi，t=α0+α1pppi，t+α2ppp2i，t+α3asi，t+α4ssi，t+βi，t+εi，t（12）

式（12）中，LSi，t为经济体i在t时刻的劳动份额；pppi，t为人均GDP；ppp2i，t为人均GDP平方；asi，t为第一产业份额；ssi，t为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i，t为一组控制变量；α0为常数项；εi，t为残差。

（二）数据

Gollin提供了三种调整初始劳动份额的方法，其中第一种调整方法用雇员收入占GDP比重加上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来调整劳动份额Gollin，D.，“Getting Income Shares Righ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0，No.2，2001，pp.458-474.。这种调整方法在劳动报酬的界定上与我国国家统计局对劳动者报酬的界定最为接近。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以及与中国数据的可比性，我们采用了Gollin方法1来调整初始劳动份额。

根据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SNA），自雇者收入在SNA1968账户体系中被统计在私人与非法人企业的营业盈余账户，在SNA1993和SNA2008账户体系中则被统计在混合收入账户，联合国相关年份的《民核算统计：主表与详表》提供了部分国家私人与非法人企业营业盈余和混合收入数据。从这一数据来源中，我们根据Gollin方法1对初始劳动份额进行了调整，在此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包括52个国家和地区1970―2010年期间总劳动份额面板数据集。在我们的数据集中，所选取的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至少在8年，既包括了发达国家，也包括了发展中国家，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超过了一半。除劳动份额外，其他数据来源分别是：第一产业份额根据联合国数据库计算；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为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减去第一产业份额；人均GDP数据取自PWT8.1，为2005年不变购买力平价数据；回归中所使用的控制变量为投资率、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也取自PWT8.1。

表1给出了数据集不同发展阶段雇员报酬占GDP比重和劳动份额的均值。其中，劳动份额1根据李稻葵等人提供的方法计算，劳动份额2根据Gollin方法1计算。可以看出，经过调整后的劳动份额1和劳动份额2均随经济发展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动态变化特征。特别是劳动份额2，其U型特征较劳动份额1更为明显。相比劳动份额2，按照李稻葵等人方法计算的劳动份额1明显低估了总劳动份额，并且低于6000国际元和高于16000国际元阶段的低估更为严重正如我们理论分析所表明的，经济发展第三阶段会存在一定数量使用现代技术的自雇者，所以李R葵等人的调整方法也会低估高收入经济体总劳动份额。。

表1数据集不同发展阶段劳动份额均值

人均GDP雇员报酬/GDP劳动份额1劳动份额20―60000.3050.5010.5966001―160000.3960.4680.520>160000.5070.5330.602资料来源：作者计算，其中劳动份额1根据李稻葵等人的方法计算，劳动份额2根据Gollin方法1计算

（三）估计结果

考虑到各个经济体社会经济技术环境的固有差异，我们使用了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由于劳动份额数据集中部分国家有年份缺失，所以参照李稻葵等人对样本数进行了加权处理。表2报告了跨国数据的回归结果，其中人均GDP的单位为千元。回归结果表明，劳动份额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显著的U型关系，在控制了第一产业份额、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以及投资率、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后，U型关系仍然稳健。

回归①是人均GDP及其平方项对劳动份额的回归结果。我们看到，系数估计结果均在1%水平下显著，人均GDP的系数为负，其平方项为正，显示出人均GDP与劳动份额之间存在U型关系。根据系数估计结果推算，其拐点大约在6728国际元左右。按照2000年不变价换算，回归①所估计出的拐点大约为5850国际元，与李稻葵等人所估计的6000美元的拐点位置非常接近。回归②报告了控制第一产业份额的回归结果。我们看到，系数估计结果均在1%水平下显著，但拐点位置较回归①发生了变化。根据估计的系数值推算，控制第一产业份额的劳动份额变化拐点大约在8142国际元左右，比回归①高了1400多国际元。回归③加入了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系数估计值同样在1%水平下显著，根据回归结果所推算的劳动份额拐点大约在6343国际元，比回归①低了近400国际元。回归④同时控制第一产业份额和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所估计出的劳动份额拐点大约在7952国际元左右，比回归①高了1200多国际元。与李稻葵等人的发现一样，我们发现投资率对劳动份额的影响为负，而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并没有显著影响，见回归⑤。上述结果表明，劳动份额随经济发展存在着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动态变化规律，但农业发展状况和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会对拐点位置产生影响，并且前者比后者的影响要大得多。回归结果符合理论分析的主要结论。

从理论上讲，并不能排除人均GDP及其平方项是内生变量的可能性。比如，根据剑桥经济学派的主要思想，劳动收入者与资本收入者的消费倾向是不同的，一个较高的资本分配份额将推动投资增长，进而使收入分配越来越向资本倾斜。鉴于已有研究并没有考虑劳动份额与人均GDP之间的双向因果联系，我们使用了System GMM方法对模型④进行重新检验，结果报告在回归⑥中。过度识别检验和二阶序列相关检验表明，System GMM估计结果有效。我们发现，相比回归④，回归⑥的变化并不大，估计值仍然在1%水平下显著。因此，实证检验结果是稳健的。

（四）中国数据的比较分析

2007年，我国人均GDP接近6700国际元，2009年则超过了8000国际元。根据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我国劳动份额应该在2008年前后出现拐点，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法GDP数据计算，我国劳动份额在2010年之后并未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是中国劳动份额变化不符合U型规律，还是存在着推迟拐点出现的因素？下面，我们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论，通过与跨国数据的比较分析，从第一产业份额和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两个指标及其变化来判断我国劳动份额的变化趋势。

我们的理论分析表明，结构转型第二阶段的劳动力转移以自雇者向企业转移为主，而拐点的真正出现取决于农业生产率是否持续提升。结构转型的上述特点，意味着在劳动份额拐点出现前，非农自雇者收入比重会因自雇者大量转变为雇员而迅速下降；拐点出现后，由于社会均衡工资率持续提升，非农自雇者收入比重的下降速度将会减缓，而由于更多自雇者采用了现代技术，其收入比重甚至可能上升。与之相对应，在劳动份额拐点出现前后，第一产业份额的变化也将呈现由快速下降转变为缓慢下降的特点。

表3给出了数据介于人均GDP4000国际元到9000国际元之间不同阶段第一产业份额的均值。由表3可以看到，在劳动份额拐点出现后，第一产业份额出现了快速下降，由6000―7000国际元区间的12.9%迅速下降到7000―8000国际元区间的8.9%，下降幅度达4个百分点。而在拐点出现前的更早阶段和拐c出现后的更晚阶段，第一产业份额下降幅度却小得多。

表4给出了2006―2009年我国第一产业份额和人均GDP数据。我们看到，2006年我国人均GDP为6155国际元，第一产业份额为11.1%；2009年人均GDP增加到8569元，但第一产业份额仍然高达10.3%，4年间仅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远远低表3人均收入水平类似阶段跨国样本第一产业份额均值的下降幅度。这说明，这一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远远低于相同发展阶段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就最近几年我国第一产业份额的变化来看，尽管人均GDP继续快速增长，但2005年我国第一产业份额仍然高达9%，所以从这一指标来看，劳动份额拐点出现的条件尚不完全具备。

由于我国并没有进行混合收入统计，需要独立估计出非农自雇者即个体工商户收入占GDP比重。图1给出了李琦所估计1995―2007年期间我国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李琦：《中国劳动份额再估计》，载《统计研究》，2012年第10期。。我们看到，从1999年开始，我国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持续快速下降，符合劳动份额拐点出现前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的变化特征。

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我们无法估计2007年之后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这里通过城镇个体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比重的演变来间接评估这一指标的变化。图2给出了1999―2013年城镇个体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比重的变化情况。由图2，我国个体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比重从1999年开始下降，2004年起开始回升，2008年后加速回升。到2013年，我国个体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的比重达到16.1%，较2007年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尽管我们不能肯定当前个体工商户（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出现明显回升，但可以肯定的是，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下降速度在减缓。所以从这个指标来看，劳动份额拐点出现的第二个条件已基本具备。

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份额的演变规律，力图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此前，很少有研究关注初级分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对已有研究做出了新的拓展，揭示了经济发展与劳动份额之间U型关系的内在机理，指出了农业生产率持续提升是劳动份额实现由下降转为上升的基本前提。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发展中国家初次分配结构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对于我国优化收入分配、推进共享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近年来劳动份额及其变化来看，当前我国正处于拐点出现前后的过渡阶段，但数据表明，农业发展的滞后阻碍了劳动份额拐点的真正出现。由于我国土地所有制性质，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难以实现，导致了农业生产率的提升较为缓慢。因此，要推动劳动份额变化拐点的尽快到来，必须给予农业以足够的重视。我们注意到，“十三五”规划提出了“推动实现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这比“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更进一步。如果这样的目标能够达成，劳动份额的拐点将会很快出现，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就会有更为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 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J]. 经济研究，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