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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道】论袁宏道的插花美学思想（四）

花匠小妙招
2024-10-28 10:05

四、钟情于花木之奇

袁宏道与花的因缘，可以说从他降生这一刻已经注定，他于隆庆二年（1568）十二月初六出生在湖广公安（今属湖北省公安县）桂花台荷叶山房，看这样一个山房名字，就宛如到了一个花叶雅致的地方。

袁宏道在吴县当县令时，说过一句警语：“弟尝谓天下有大败兴事三，而破国亡家不与焉。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久，二败兴也。游非及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在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对结交山水朋友十分看重，朋友来了干么呢？自然是赏花游山，如果此时已经花落山枯，则大为扫兴。

在杭州游历时，袁宏道写有一篇《雨后游六桥记》，记叙了一次饶有雅趣的赏花经历，寒食雨后，心念桃花落尽，急与作别，偕友前去，果然“落花积地寸余，游人少，翻以为快”，又“少倦，卧地上饮，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为乐。”读到这样的文字，读者仿佛见到几位“花痴”沐浴在花雨中，以面上受花多寡做输赢，或歌啸，或饮酒，风流倜傥，不输唐寅，可见对花之爱，以至痴迷。万历二十七年（1599）春，袁宏道完成《瓶史》一书，时年32岁。

《瓶史》虽然成书于袁宏道居北京期间，但之前在苏州的生活对他影响相当大，他十分清楚江南的流行风气，并敏锐捕促到了这种习气，在他写《时尚》一文中记有：“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吴人。”在吴县县令任上时，袁宏道在给妻弟李学元的信中说：“人性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暴露出了他追求“闲适”的美学观念，把审美情趣与人生悟道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

袁宏道在《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中称：“好修治小室，排当极为方略。”可见他出则游历，入则好修，插花便是他的最爱之一。在谈到他为什么喜花插花而不是栽花时，他认为是因为“邸居湫隘，迁徙无常，不得已乃以胆瓶贮花，随时插换”，况且在北京城里种植有各种名花，取之方便，于是插花成了“余案头物”了。

对于插花艺术，如何才能更多展现其奇特之美，袁宏道显然作过深度研究与尝试，他在《瓶史·宜称》中他提出了自己的美学主张：“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方妙。置瓶忌两对，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绳束缚。夫花之所谓整齐者，正以参差不伦，意态天然，如子瞻之文随意断续，青莲之诗不拘对偶，此真整齐也。若夫枝叶相当，红白相配，以省曹墀下树，墓门华表也，恶得为整齐哉？”

这种不拘形式束缚，取自自然、妙趣天成的美学理念，尽可能地保留“参差不伦，意态天然”的形态，与日本千利休提出的“花如在野”的思想不谋而合，也是禅花创作中的一个基本要点。插花虽好，但不能代替真正的山水之乐与花野之趣，因此，袁宏道《瓶史·小引》中特别指出：“此（插花）暂时快心事也，无狃以为常，而忘山水之乐，石公记之。”

在花开花落之间，袁宏道更看到了四季变更中的轮回与随缘任运的本性，在《珊瑚林》下卷中，他指出：“百花至春时便开，红者红，白者白，黄者黄，孰为状点？人特以其常见，便谓理合如此，此理果可穷耶？若梅花向夏秋开，便目为异矣。”在《戏题黄道元瓶花斋》中，袁宏道以诗的形式，总结了自己对插花的美学偏好：

朝看一瓶花，暮看一瓶花。

花枝虽浅淡，幸可托贫家。

一枝两枝正，三枝四枝斜。

宜直不宜曲，斗清不斗奢。

仿佛杨枝水，入碗酪奴茶。

以此颜君斋，一倍添妍华。

细心的学者发现，在这首诗中，出现得最多一字就是枝条的“枝”。在袁宏道看来，枝条就是风骨，是一盆花的骨架、灵动与气态。西洋花以堆花为主，很少看见叶草与枝条；东洋花以造型为主，兼用花叶，偶见枝条；而中国传统插花却一直把枝条视为根本，甚至在一盆花中可以没有花、可以没有叶，却不能没有枝。对禅学有深刻认识的袁宏道明白用枝条最能展现插花的变化，一枝两枝嫌太少，三枝四枝也不多，这应该成为禅花研究者深入探讨的根本性问题。

在《瓶史·花目》中，袁宏道说：“一室之内，荀香何粉，迭为宾客。取之虽近，终不敢滥及凡卉，就使乏花，宁贮竹析数枝以充之。”这是说，一雅室之中要让四季花卉轮流更迭，就像家里的嘉宾轮流来访一样，如果缺少好的鲜花，就不要随便乱插，最简易的方式就是找几枝翠竹和松柏来插作。在这袁宏道的美学思想中，几枝无花的翠竹和松柏要比“凡卉”高贵得多，因为枝条中有风骨，而凡卉中却有失刚毅。

万历三十四年（1606）夏，袁宏道又完成《瓶花斋集》和《潇碧堂集》，瓶花已经完全进入他的生活，连斋名亦以瓶花命名，从上文可见，他的雅道好友黄国信（字道元）也有一间瓶花斋。在他的生命中，时时处处与花相连，即便是在不顺时、谈忧国忧民之时，也经常拈花入诗。一次葡萄社在北京城西显灵阁举办雅集，袁宏道以“城市山林”为韵作诗，抒发心底对国事的忧虑：“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听新朝事；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典与栽花市。……”花在诗中出现，是用来折射自己的心情。

《瓶史》虽然不是中国第一部描写插花的著作，但影响却是最大的，并且对日本的花道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瓶史》成书于1599年，但不久已经传到日本，日本日莲宗僧人元政（1623-1668）在写给元赟的信中已经写道：“数日前探市，得《袁中郎集》，乐府妙绝，不可复言，《广庄》诸篇识地高，《瓶史》风流，可见其人。又尺牍之中，言佛法者，其见最正，余颇爱之，因足下之赐也。”可见在《瓶史》出现之后的五十年间，日本人已经看到了论述插花的《瓶史》。又过了大约50年后，即在日本元禄九年（1696），随着刻本《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在日本的传播而广为人知，并一再翻刻，《瓶史》的影响力日前扩大。大约再过100年，约在日本文化年间，日本出版了几种适合本国人阅读的注释本，以日本人的眼光来解读《瓶史》的美学价值。

日本著名花道家望月义想（1722-1804）从阅读《袁中郎全集》开始，一发而不可收，开始聚焦研究《瓶史》，并以《瓶史》的理论而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插花艺术风格——人称“袁中郎流”，与诸多同好一起把《瓶史》作为插花艺术的理论来学习并付诸实践，其弟子原溪岸、山和井因此著有《瓶史述要》。他的高足桐谷鸟习稍后又著有《瓶史国字解》四卷，以日文来注释《瓶史》，此书序言亦说：《瓶史》最迟在清康熙元年（1662）前已东传到日本，“前者黎云斋者，据石公《瓶史》建插花法，自称宏道流，大行于世。”笔者就收藏了这一刻本于日本文化五年（1808）正月的《瓶史国字解》，书中用日文详细解读了袁宏道的插花艺术和美学思想，成为日本“袁派”插花的由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