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中的花朵——种族、性别、身份与艺术研究
文 Article > 李萌 Molly li；图 Picture > 古根海姆美术馆 The Guggenheim Museum
“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岗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即便是密西西比州，一个被非正义和压迫的热浪所席卷的荒漠之州，也会改造成为自由和公正的青青绿洲；我有一个梦想，我的四个儿女，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这是马丁·路德金于1963年8月在华盛顿为追求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与结束种族隔离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中的发言，至今犹然回响在耳边。无论是种族还是性别，在追求平等的路上已有众多勇敢的心为之付出汗水与鲜血。同样，对于艺术史而言，在种族、性别、身份等的话题上，艺术家们亦做了很多深刻的思考与探索，无论是何种皮肤、何种性别还是何种身份，在艺术史中都是不应缺席的。
近日，纽约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为《巴斯奎特的“丑化”：背后的故事》（Basquiat’s “Defacement”: The UntoldStory)的展览，以美国艺术家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作品《Defacement》为核心，辅以与此相关的艺术家作品，回顾了1980年代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呈现了艺术家对黑人身份、文化、暴力等问题的探讨。巴斯奎特创作《Defacement》的背景是基于1983年9月15日在美国纽约发生的事件，非裔美国艺术家迈克尔·斯图尔特（Michael Stewart）因在地铁站的墙壁上绘制涂鸦而遭到纽约警方的逮捕和殴打，昏迷13天后去世，年仅25岁。在此后的调查中，涉事的警察全部无罪释放，这一事件引起了非裔群体的抗议，批评警方种族歧视和暴力执法。作为与斯图尔特一样的年轻的黑人涂鸦艺术家，巴斯奎特在几天后创作了《Defacement》表达愤怒，之后又有超过二十位艺术家创作了相关作品，呈现了1980年代美国艺术界的价值观，持续推动对社会的反思和种族平等的进程。此外，以斯图尔特之死为中心，此次展览还展出了凯斯·哈林（KeithHaring）的《美国的非洲》（1985）、大卫·哈蒙斯（David Hammons）的《无人杀害的男人》（1986)、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衣服丝网印刷的“标题”绘画等。
巴斯奎特的作品《Defacement》
文化、身份的觉醒与探索
对文化、身份的觉醒与探索充斥在巴斯奎特的艺术创作之中。在此次展览的作品《Defacement》之中，巴斯奎特将警察描绘成挥舞着警棍的尖牙小人，而斯图尔特则是一个黑色的剪影，整幅画面被红蓝色的漩涡所席卷，一种悲伤、恐怖的氛围跃然纸上。同时，其他巴斯奎特的展出作品亦探讨了他对历史上黑人人物的推崇，诸如在其绘制的人物肖像画中常以黑人音乐家查理·帕克（CharlieParker) 和麦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为对象。在斯图尔特去世的同一年，巴斯奎特创作了一幅早期的自画像，作为一名黑人艺术家，巴斯奎特敏锐的自我意识到他正在一个以白人为主、亦充满敌意的艺术世界中穿行。正如巴斯奎特所言，“黑人是我大部分作品的主角，因为我意识到在其他艺术作品中的黑色面孔太少了。”黑人的身份给巴斯奎特带来了独特的创作题材，他大部分的作品中描绘了当代黑人的生活，不管高贵还是传统的黑人生活和文化，在他的眼中都是值得敬重的。拳王、篮球运动员等当代社会的黑人形象亦常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他在他们身上发现了非裔美国人的反叛、抵抗、力量与胜利的特质。同时，他亦指出了美国社会讽刺的一面。诸如，巴斯奎特在其作品《讽刺的黑人警察》中，以儿童画般的荒唐比例，描绘了警察头顶着一个摇摇欲坠的超大礼帽。这一作品表现了巴斯奎特对自己种族的尖锐讽刺，他认为黑人成为警察是非常讽刺的，警察的工作是确保法律的执行，而这个法律却使黑人警察成为自己的奴隶，画中的帽子象征着笼子，讽刺黑人警察的词语直接写在画面上，右下角还有着“人质”的英文，直接表达了巴斯奎特认为黑人警察地位的荒谬性。
1963年美国民权运动的高潮时期，黑人艺术家们就在通过自己的创作来唤醒黑人对自己民权的表达，但直到今天，有关黑人身份、黑人权利的问题依然存在。社会地位、种族歧视仍是很多黑人艺术家们创作的主题。在文化、身份的觉醒与探索的路上，除巴斯奎特外，亦有很多的艺术家为我们带来了自己的思考。诸如，克里·詹姆斯·马歇尔（Kerry JamesMarshall），作为美籍非裔的后代，马歇尔出生于1955年，正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兴起之时，深受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影响，马歇尔的作品大多通过援引历史和文化的语境，来聚焦黑人的主体性，即美籍非裔人黑暗的政治经历和身份认同。正如他的作品《无题之画家》、《过去的时代》以及《学校的美丽，学校的文化》等诸多作品之中，主要形象都是黑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变形的庄严沉着、果敢严肃，并时常带着雕刻般的发型、戏剧化的衣饰和潇洒的色彩。这些绘画填补了艺术史中，黑人艺术家和黑人主题的缺失，用独特的语言描述了属于整个种族的形象。同时，马歇尔的作品亦直面了艺术和美国历史中对于非裔种族的不公正，生动描绘了非裔美国人过去和现在的境遇，将黑人文化推向了西方绘画的经典之巅。诸如，他在2011年创作的作品《奈特·特纳与主人头部的肖像》中描绘了在黑暗的房间中站在床前的一位男人，床上放置了一颗被砍下白人的脑袋，那位站立的男人就是反奴隶制度运动的领导人特纳。通过这样的表现，马歇尔在向奈特·特纳致敬的同时，也使黑人的经典形象进入了美国的艺术史之中。
与此同时，还有艺术家大卫·哈蒙斯（DavidHammons）亦对美国非裔的身份的复杂性进行了探索。例如，在其代表作《贩卖雪球》中，哈蒙斯于1983年的冬天，在纽约Cooper广场的路边开始摆摊出售雪球，这些雪球由小到，大尺寸不同，以满足不同年龄客户的需求。在这个有趣的行为艺术的背后，哈蒙斯指向的是一个无可避免的现象：资本主义消费经济及其社会系统榨取着有色人种的廉价劳动力，以不同的年龄、人种以及工种来进行定价。他用这种幽默又深刻的行为揭示了这一霸权系统的命运，它会像各种尺寸、各种价位的雪球一样融化消失，最终空无一物。
巴斯奎特的作品《Back of the Neck》，1983 ； 巴斯奎特的作品《La Hara》, 1981
反叛与重构新身份
种族、性别、文化的不同，不仅给予了我们不同的身份与历史文化际遇，更让我们看到了面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社会的刻板印象等问题，艺术家们用自己的方式对身份进行探索、反叛与重新构建。正如艺术家查尔斯·怀特所言，“绘画是我仅有的武器，用来抵抗我所反对的事物。”在其作品《五个伟大的美籍黑人》、《黑人教皇》以及《寂静之声》之中亦展现了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抗争和努力，以及黑人劳动者的尊严和人性的伟大。时至今日，查尔斯·怀特的作品依然在种族、工作、平等和历史等国家性对话中持续引发着共鸣。
与之类似的还有英国艺术家卢贝娜·希米德（Lubaina Himid）,希米德出生于坦桑尼亚，幼年时期随父母来到英国。作为英国黑人艺术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以及获得英国特纳奖的第一位黑人女性艺术家，希米德的作品质疑了艺术史中对黑人形象的刻板描绘，将散居在非洲地区的犹太人的贡献推到了西方文化的眼前。而黑人在欧洲社会中缺失的归属感，以及这一问题涉及的历史性创伤，亦成为了卢贝娜·希米德创作的原动力。例如，在她2002年的作品《Cotton.com》中，用84张小画布做成的装饰图形想象了一段发生在兰开夏郡的棉花工人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奴隶之间的对话。这些图案连接了黑人奴隶历史的两个关键点：美国种植园和英国纺织工厂。而用油画的方式来展示这些装饰纹样，亦巧妙地把“装饰”从艺术媒介的边缘拉进了中心。而在她的作品《卫报》系列中，平面化的语言被应用的更为直接。《卫报》系列的创作源于希米德发现，黑人肖像通常是《卫报》体育版的主角，但是《卫报》常常在黑人的形象旁边放置负面的文字信息。例如，希米德选择的《卫报》中，有一张图片是5个乌干达黑人女性助产士，他们手臂紧扣，随时待命，而报纸顶部的大标题文字却是“黑帮年龄越来越年轻，也越来越暴力……”。希米德用颜色涂掉了相关的文字报道，在黑人女助产士的图片旁边画上了3把刀；而另一张图是黑人双手挥舞的照片，而标题文字却是“绝望”，希米德在图片下面画了5只有白指甲的红色的张开的手。通过《卫报》系列的创作，希米德希望社会关注到这种无意识的媒体信息的不公正影响，即将黑人的形象和暴力、监狱或者盗窃等负面信息联系在一起，并希望唤起公共意识，来消除这种不公平的影响。
面对艺术史中对黑人的不正确的书写，希米德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反抗扭曲了的艺术史并重新书写了黑人的形象与身份。例如，希米德在作品《自由与改变》，就借用了毕加索的画作《两个在沙滩上奔跑的女人》中的女性形象并将她们变成了黑人女性，这一戏仿的做法幽默并有力地破坏了西方艺术史中最为典范的画作之一。与之类似的还有她的作品《时髦婚姻》,亦是取材于英国讽刺艺术家威廉·荷加斯（William Hogarth）的同名绘画作品。在这件作品中，希米德创作了11个真人大小的胶合板人物，并从木质和混合介质上裁剪下来形状来作为大型繁忙的舞台布景，其中包括了正在调情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希米德以此讽刺了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和艺术，特别讽刺了黑人在英国社会尤其是艺术界的地位。
展览现场
此外，殖民主义与跨文化亦是在艺术的历史境遇中无可避免的话题，随之而来的后殖民语境与文化身份问题亦成为艺术家们思考与探索的方向。通过与希米德类似的模仿戏谑的方式，将经典艺术作品中的白人主角换成黑人形象，黑人艺术家扬卡·索尼巴尔不仅颠覆了对黑人的刻板印象，更瓦解了艺术史叙事中白人主角的权威，进而重新定义了黑人的身份并为之赋予新的权力。例如，在其摄影作品《维多利亚时代一名花花公子的日记》中，索尼巴尔模仿了英国艺术家威廉·荷加斯（William Hogarth）的油画作品《浪子生涯》，亲自穿上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经典服装来扮演“花花公子”布尔乔亚。通过这样的戏仿，索尼巴尔成功地将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了种族、阶级、身份等问题上，进而重新构建了黑人在艺术史中的身份与地位。与之类似的还有日本艺术家森村泰昌，在其系列作品《艺术史的女儿》中，森村泰昌亲自模仿了众多西方世界经典油画名作中的形象，同时在细节上又加入了东方的一些元素。通过戏仿的方式，森村打破了性别、传统艺术与商业艺术、东西方文化、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界限，使对立的两方产生了对话，同时还颠覆了大众对日本文化的刻板印象，建立了他自己与日本艺术在艺术史中的新形象与身份。
种族与性别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文化与身份是流动的，正如我们所遭遇的历史一般，所有的不一样亦遭遇了冲突、流血与斗争。艺术史是对过去以及当下历史状态的记录，为我们对历史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理解方式。无论是对过去的拨乱反正还是对当下问题的表述上，艺术亦有自己先锋角色的一面。通过对种族、性别、身份与艺术的思考，让我们看到了文化身份在艺术史中的力量所在，不同种族、性别与身份都是平等的，在艺术史中是缺一不可的。正如顾城在《一代人》中所写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艺术是一支笔，一杆枪，在消除种族歧视与追求平等的路上，我们依然需要坚定地走下去。■（编辑：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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