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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文学第2讲 6.ppt

花匠小妙招
2024-11-13 03:52

侣伦、舒巷城等本土作家的小说

侣伦（1911—1988）：贯穿香港现代和当代文学史第一人

原名李霖，又名李林风，广东惠阳人，1911年9月出生于香港九龙。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回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侣伦是香港文坛早期新文学创作的元老之一。

1926年，侣伦首以《睡狮集》为题，在香港《大公报》副刊上发表新诗多首。

1928年8月，被誉为“香港新文坛第一燕”的新文艺期刊《伴侣》创刊，侣伦成为其主要撰稿人。“侣伦”便是他1928年发表小说《殿薇》、《O的日记》时所用的笔名。

1929年，“岛上社”《铁马》主编：《南华日报》、《新地周刊》、《华侨日报》的《文艺周刊》、《时代风景》、《时代笔语》、《南风》、《激流》、《诗页》、《今日诗歌》小说：开拓期：《无尽的爱》、《永久之歌》、《黑丽拉》、《穷巷》等；1955年后：《恋曲二重奏》、《特殊家室》；中篇小说集《三颗心的男子》、《都市风尘》、《佳期》、《暗算》、《伉俪》、《彩梦》、《残渣》、《旧恨》、《错误的传奇》、《爱名誉的人》等《穷巷》《穷巷》写于1948年，最早连载于夏衍主编的香港《华商报》文艺副刊，1952年由香港文苑书店初版。

小说描写了一群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卑微者”的悲苦生活。其中有靠写作为生的作家，有遭到蹂躏而轻生的少女，有走投无路的失业青年，有收入微薄的教书匠，有收买破烂的人。他们萍水相逢，殊途同归，共同组成一个“穷家”。他们互相同情，互相支持，相濡以沫，苦苦挣扎，但在迫租、失业、失恋的重重打击下，无法生活下来，这个“家庭”最后被迫走向崩溃。小说形象地反映了抗战胜利后香港现实生活中的混乱、严酷和社会的不合理。《穷巷》结构严谨，描写细腻，矛盾斗争犬牙交错，“家庭”内外的矛盾相结合，历史的矛盾与现实的矛盾相糅合，环环相扣，人物命运层层推进，高潮迭出。《穷巷》中的人物已经从梦幻状态走向现实生活，情感描写也从男女间的纯爱转向人与人之间的友爱，这标志着作者创作艺术上的成熟，也标志着作者创作倾向上的变化，是香港文学史上一部有历史意义的作品。

舒巷城（1923—1999）：乡土作家原名王深泉。1923年生于广东惠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舒巷城在茅盾主编的《立报》副刊《言林》发表作品，并从此开始其文学创作之路。1942年，舒巷城北上桂林，遇上湘桂大撤退，于是便四处飘泊，于1948年重返香港。深受五四新文学创作理念的影响。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山上山下》、《雾香港》、《伦敦的八月》、《曲巷恩仇》；长篇小说《太阳下山了》、《白兰花》、《巴黎两岸》；诗集《我的抒情诗》、《回声集》和《都市诗钞》等。1999年4月17日于香港逝世。

《太阳下山了》

1960年—1961年，香港《南洋文艺》连载，后列入“南洋文艺丛书”之一出版，花城出版社再版改名为《港岛大街的背后》

。《太阳下山了》以四十年代的香港社会为写作背景，反映了住在西湾河一带的一群劳苦人的辛酸生活。作家张凡颇具文才，刻苦写作，然生活陷于困顿，其妻贪慕虚荣，离他而去；莫家男孩莫基仔身患小疾，却因无力付医疗费而死；林江养父林成富，原为小鞋店店主，因市道衰落，终至破产，他不甘心失败，梦想有朝一日重振旗鼓，但梦想破灭，自己也被辗死于车轮下。《太阳下山了》实为一幅四十年代末香港下层社会的浮世绘，小说没有描写尖锐的矛盾和阶级的对垒，而以从容的笔墨抒写香港草根大众温馨的人情，从而使作品洋溢着浓烈的人情味。小说通过在苦难生活中充满憧憬的弃儿林江这一少年的视角，精心勾勒出一个个美丽意象，一种世事沧桑、浮尘变迁的淡淡伤感构成了小说的基调。舒巷城的小说一般只截取生活中的某些片断，通过多角度的描绘，在笑声泪影中展现一幅幅真实的香港社会图画。长篇《《白兰花》是香港文学中有关抗日战争题材的凤毛麟角之作，它以情节委婉曲折见长。小说以女主人公周洁美与“我”的恋情为主线，以抗日分子的秘密工作为烘托，其中爱情故事若隐若显，误会丛生，极富戏剧性，再加上敌我斗争的尖锐、复杂，更使作品传递出凄美动人的韵味。《巴黎两岸》体现其独特艺术构思的典范之作。《巴黎两岸》这部长篇通过青年画家西蒙的死，揭示巴黎两岸贫富的对立和艺术价值在商业社会中的扭曲，表达一种对理想幻灭的深切痛思。小说以揭示西蒙死因之谜展开情节描写。在小说展开过程中，西蒙始终没有出现，他的生活经历完全借助于他的亲戚、朋友、爱人等的议论、叙说、回忆、追溯、眷恋等等一点一滴积聚起来而完成的。作者采用多角度、多侧面的烘托、渲染等方法刻画人物，暗写西蒙，明写西蒙的亲友、爱人，最后揭开西蒙之死的迷雾，同时亦将西蒙正直勤劳、忠情重义的性格特征凸现出来，由此可见舒巷城艺术上的独具匠心。

纪实小说《艰苦的行程》。这部作品记述了作者于香港沦陷后，胸怀着报国之志，辗转飘泊于中国大地的千山万水的艰苦行程。小说避开对战争的正面描述，侧重写战争留下的灾难，写沿途的凄怆景色、难民的流离失所。《艰苦的行程》这部纪实性文学作品是中国四十年代历史的一面镜子，在香港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史学价值。

舒巷城是地道的香港本土作家，尤其熟悉香港草根阶层的生活，他对香港有深刻的了解和切身体验，其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好坏兼有的普通人，这也许出于作者对人性的理解，对生活的认识之缘故。因此，舒巷城的作品洋溢着健康、引人向善的格调。他的小说主要以“过去”的香港为写作背景，体现了他浓厚的怀旧意识。舒巷城是位香港本土色彩浓郁的作家，以粤味语言生动地描绘香港的社会风情，刻画香港草根阶层的心理。他擅于以哀而不怨，冷静典雅的叙事笔调诉说往事不再、浮世变迁，苍凉凄美是其一贯的美学追求，在香港作家中，舒巷城的艺术品味无疑当属上乘。

第二代本土作家：钟晓阳

1963年出生于广州，同年随父母定居香港，1981年从圣玛丽亚英文书院毕业后赴美留学，就读文科电影系，在读期间，钟晓阳陆续推出《停车暂借问》、《春在绿芜中》、《爱妻》、《流年》、《唤真真》、《细说》、《哀歌》等中长篇和散文小说集多部。“中文文学奖”、“青年文学奖”。

钟晓阳的小说写的大多是爱情、婚姻、家庭题材，结尾都是悲凉凄惨的。钟晓阳在对待爱情、婚姻、家庭问题时，选取了一个崭新的表现视角：现代人在现代生活、现代社会下爱情的残缺与失落。现实生活中任何美都是有缺残的，美只有在不对称的谐和中体现出来，因此书写人生悲剧总要比高歌人生喜剧来得深刻感人一些。这也许正是钟晓阳的爱情小说深受欢迎，令人感动的原因所在。钟晓阳既不怀疑人世间有真爱情，也不把爱情理想化、梦幻化，她相信人间真爱情的存在，其作品中的人物，总是一生一次恋情，一人一个目标，一旦相爱总是那么缠绵、深长而炽热，一个个有如金包银饰般的鲜明夺目，然而最终总是好梦难圆、残缺不全。一切都得随缘，这就是钟晓阳的爱情观。钟晓阳的爱情小说与流行的言情小说有着截然的不同。首先钟晓阳笔下“残缺”与“失落”的爱情故事是被强化了、悲剧化了的。

如《流年》中的俞爱伦爱江潮信，但江潮信却冷待她，甚至歇斯底里地辱骂她，对她实际上是一种精神虐待。在钟晓阳笔下的爱情里，总是充满着矛盾与悲剧，而不像流行的言情小说那样，美轮美奂地装饰爱情。钟氏笔下的爱情故事似乎更真实，更多一份撼动人心的力量。

钟晓阳的爱情小说，在表现爱情的“残缺”与“失落”的同时，还进一步揭示产生这种“残缺”与“失落”的主客观原因，这样就有别于流行言情小说之轻浮，显得厚重、理性化。在早期的作品里，作者主要是审视与反思女性深层的传统意识，展示留存于妇女身上的弱点。如《停车暂借问》中的主人公赵宁静敢于追求婚姻自由，思想较新潮，但当她得知林爽然已订婚，尽管林爽然是被迫的，她仍把心中的爱扼杀了，因为她不能摆脱林爽然未婚妻的影子，这说明赵宁静内心仍然受到旧思想观念的束缚。

作者还侧重于揭示环境压迫及各种复杂关系的制约。如《流年》中的江潮信对俞爱伦没有产生真正的爱，回港后他曾告诫自己不要受俞家恩惠太深，以免不能自拔。然而当他找职业时又不得不接受俞家的帮助，又深深为俞家优裕的物质条件所吸引，于是他欲罢不能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钟晓阳的创作视野已不再局限于婚恋、爱情题材。如中篇《唤真真》表现年轻人对前途的选择；《荔枝熟》表现了迁居的一对兄妹梦想的破灭；《良宵》则写新郎新良在新婚之夜的复古游戏等等。与钟晓阳的爱情小说相比，这些小说略显苍白。

钟晓阳的小说艺术深受张爱玲的影响，尤其在文字运用、气氛渲染、意象营造、背景淡化等方面，更见张爱玲的痕迹。钟晓阳作品的风格也和张爱玲很近似，都低沉哀婉，她笔下的世界是一个”灰清土冷的世界“当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爱得如痴如醉时，钟晓阳并没用激越的文字、高昂的情趣去刺激读者，以获得廉价的共鸣，而是在低回轻叹的柔曼旋律中诉说一个个忧郁、哀伤的爱情故事，不过钟与张在作品思想内涵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张爱玲的作品是对人性恶的张扬，钟晓阳则展示人性善

第三章香港的诗歌一、写实派1、何达：原名何贤达，祖籍福建闽侯。《长跑者之歌》舒巷城六十年代：以抒情诗创作为主，结集出版了《我的抒情诗》和《回声集》。《我的抒情诗》分两辑：第一辑写友情、亲情、乡愁，第二辑主要写男女之间的爱情。他的诗格调清新晓畅，节奏于轻缓中略带亢奋。七十年代：“都市诗”1973年他出版的诗集《都市诗钞》共收入六十多首以香港为题材的诗，作者在诗中对城市的肮脏、挤迫、缺乏人情味、传统文化瓦解、崇洋媚外等光怪陆离的世态加以遣责。这些诗作对社会问题的透视很有深度，披露了都市对人性的压抑，抒发了对大自然的向往之情。

犁青：新山水诗老诗人中一位孤独的擎旗者。他半个世纪前就开始写诗。1984年，犁青来到阔别多年的香港定居，出版了《情深处处》、《千里风流一路情》等诗歌，显示出极为旺盛的艺术创造力。

犁青抒写了他在畅游北京、广东、福建、上海、黄山、桂林、台湾等地的观感。诗人并没有沉湎于对大自然美丽的山光水色的客观描绘，山水在他的诗中成为心灵的载体，包蕴了历史现实、时代情绪、伦理道德、文化思潮等丰富的内涵。诗中的山水都与诗人心灵贴近，成为心灵化的山水，大自然中的各种物体被赋予了人的感情、意志和灵魂，这就把诗人主观的情与客观的景融合在一起。这些诗不仅有深邃的思想立意，在艺术形式上也颇具特色，诚如

他在《我对山水诗的认识和追求》一文中说，力求写得“简、纯、美，避免把诗写得意象重重叠叠，含义不明，脉络复杂，浑滞难懂”（见《犁青山水》附录，文学世界出版社出版。

原甸六七十年代移居香港，先后出版了《写在中国的诗》、《原甸诗选》、《诗的宣言》、《水流千里》等诗集，这些作品也应视为香港诗坛的可喜收获，并为新马和香港之间的文学交流做出了贡献。

二、浪漫派1、黄国彬：1946年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大学英文系，精通多国文字，中文功底尤深，现任香港岭南学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黄国彬是诗风社发起人之一，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出版了十余部诗文集，计有诗集《攀月桂的孩子》、《指环》、《裴冷翠的冬天》等，散文集《华山夏水》等。黄国彬身受东西方多种文化熏陶，而他的诗歌风格却是由五千年华夏文化孕育而成，他的诗有很强的中国情意结。他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时时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他在内地旅游时写了很多诗，从中可见华夏山水对他具有无限的吸引力。他用诗来赞美人与人之间的互爱，探索爱与生命的真谛，诗的字里行间折射着儒家传统中的仁爱之光。

2、黄河浪：高产诗人，有《海外浪花》、《大地诗情》等。黄河浪的诗将对故乡的情意、对祖国的忠贞、对生活的热望，紧密结合起来。凭藉画家对色彩层次的敏锐把握和对画面的设计，凭藉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和丰富的语言表达能力，加上强烈的浪漫主义诗人气质，他得以准确地捕捉住生活中蕴涵着诗意的片断和细节。黄河浪的作品于自由体诗行中漾出古典诗词的韵味，用新的艺术形象和手法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黄河浪对诗学颇有研究，他在一篇题为《熔化古典，锻造现代》的文章中，提出“开放自己，兼收并蓄，向四面八方学习，向中外古今借鉴”的主张。他认为，无论是“横的移植”还是“纵的继承”，强调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他说：“可以向西方借火，但不宜全盘西化，截然割断传统的’横的移植‘，只能栽培出失血的花；也可以从古典取经，却不可食古不化，脱离现实生活的生搬硬套，只会制造出仿古瓷器。”（黄河浪《熔化古典，锻造现代》，刊于沈阳《当代诗歌》1986年8月）黄河浪的诗歌创作走的就是一条既熔化古典，又锻造现代，博采众家之长的道路。

３、蓝海文：诗坛一员骁将，他循着”珍惜传统，回归传统“的路径，进行了“新古典主义”的创作，很快推出《第一季》、《铜壶》、《惊蛰》、《昨夜不是梦》、《花季》五本诗集。

这些诗集抹上一层浓重的中国古典色彩，赋予了强烈的民族气质，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蓝海文是吸吮中华传统文化营养成长起来的，以《铜壶》（收入蓝海文1989年至1990年间写的作品）为例，从中可以看到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的风采和神韵，可以看到儒教的敦厚、道家的空灵。全书共十辑，凝聚着诗人对于民族、历史、社会和人生的深层思索。其中第二辑最具古韵，收入一组写汉陵、长城、兵马俑、圆明园的诗，这些历史遗迹引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寄托了诗人对中华悠久历史的追思和对瑰丽的传统文化的仰慕，透出深沉、远阔、凝定的诗风。蓝海文的”新古典主义“诗并非一味发怀古之幽思，其多数作品从民族文化的某些层面落笔，择取一角表象，经过感情的熔炼，在现实的图景中辐射民族精神之光。。

4、张诗剑、王心果、古苍悟、胡燕青、晓帆等。他们的诗虽风格各异，但大多有深沉的忧患意识，洋溢着怀乡思国的情愫。张诗剑也是位极富艺术个性的诗人，于八十年代出版了《爱的笛音》、《影中情》等诗集。刘登翰在序《爱的笛音》中写道：“张诗剑”备尝过香港社会的冷暖辛酸，对故乡，怀着深切的惦念之情。这种感情不能不深深烙印在他的作品中，从而构成他诗中两个突出的特点：对祖国与家乡深切的惦念和对于病态的香港社会的冷眼剖析“。这段话概括了张诗剑诗作的主旨。张诗剑是诗人，又是位艺术家，他用书画家的眼睛去观察、透视，又用诗人的神思去感受、体验，融诗、画于一体。他的《故乡水》、《鼓山行》、《武夷胜境》、《家乡三月》等诗，既写出了故土娇美的姿容，又现出她雄奇的魂魄。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人一事，无不成为他诗中的意境和梦中的恋歌。一旦面对香港现实，诗人的抒情则让位于讽喻，《赛马风云》、《白日梦》等诗作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剖示了香港社会寡情、势利，作者用诗呼唤着美好的传统伦理道德和温暖的亲情复归。张诗剑还擅还写散文诗，他的《春之歌》别有一番情趣，已被选入《中国散文诗选》。三、现代派戴天：生于1937年，在台湾完成大学学业，现任香港《读者文摘》高级编辑。戴天早期的诗受台湾现代超现实主义流派的影响，流露神秘主义倾向和唯美的形式。1980年他的诗集《岣嵝山论辩》在台湾出版，集子中的诗大多创作于七十年代，从中可以看到他已摆脱了“恶性西化”的羁绊，开始了文化寻根。对祖国历史的追溯，对民族精神的阐发，对神州山川的赞美，构成了戴天诗歌的主要内容。戴天是位性情豪爽的诗人，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他的诗对香港社会散发出的铜臭味以及腐朽、污浊的阴暗面每每加以直刺，采用的笔法常常是辛辣而又诙谐的。戴天的诗情采斐然，意象飞动，构思奇巧，就整体而言水平颇高，但也出现一些有失水准的粗疏之作。

2、古苍梧短小精悍，意味深长；讲究节奏韵律3、西西：爱和人情；现代派手法探索第四章通俗文学第一节武侠小说六十年代，以梁羽生、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的勃兴，无疑成为香港文坛的又一大景观。梁羽生、金庸在五十年代已开始武侠小说创作，至六十年代出现了创作高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已凌驾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之上，开创了一种新流派。

在六十年代中期的香港，中国古老的武侠小说重新崛起，不过，它是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的，被人称为新武侠小说。新、旧武侠小说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新武侠小说无论在内容上，艺术上较之旧武侠小说都有鲜明的新素质、新突破。新武侠小说以国家、民族的利益、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准则，以民族感情、爱国精神、正义正气为基调，歌颂英雄豪侠的爱国爱民、行侠仗义，歌颂人性美，鞠笞人性恶，肯定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人生原则，具有历史的、人生哲学的深度。在艺术上，新武侠小说吸取我国古典小说的精华（主要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又借鉴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具有恢宏的气势、壮阔的场景、曲折的情节、鲜明的形象、雅趣的语言，不仅有极高的可读性，也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它是在旧武侠小说基础上的一次“质”的升华。

金庸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笔名金庸是“镛”字的一分为二。抗战爆发后，考入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后又转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曾在上海任《大公报》记者。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入港编报，从此开始了他在港漫漫的文学生涯。后来，金庸与友人合股创办《明报》，成为香港《明报》报刊系列的大股东。1955年，金庸开始创作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是他处女作，至1972年最后一部《鹿鼎记》出版，共写十五部三十八册武侠小说，之后他宣布“封刀”。接着他又花了十年时间进行增删、修订，由于《越女剑》较短，金庸不列入系列，其余按创作时间顺序排列如下：《书剑恩仇录》（1955）、《碧血剑》（1956）、《雪山飞狐》（1957）、《射雕英雄传》（1958）、《神雕侠侣》（1959）、《飞狐外传》（1959）、《白马啸西风》（1960）、《鸳鸯刀》（1961）、《连城诀》（1963）、《倚天屠龙记》（1964）、《天龙八部》（1965）、《侠客行》（1964）、《笑傲江湖》（1967）、《鹿鼎记》（1969-1972）。金庸曾饶有趣味地将其作品名字的第一个字抽出来组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在香港新武侠小说界中，金庸无疑是一代宗师。他的小说自问世以来，有如一股强烈的冲击波，震动着华人社会的读书界，自从八十年代初进入大陆，迅速风靡华夏神州。金庸的小说在华人世界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文坛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凡是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金庸的武侠小说，思想内涵博大精深，包含丰厚的社会、历史内容。金庸的作品有七部以历史为背景，取材于宋元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的民族关系，面对这些敏感而又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诸如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兄弟民族间的战争、汉民族的民族英雄，少数民族的民族英雄等等），金庸以全新的历史视角，表达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观念。如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问题，作者也有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仍保持传统的民族观念：反对满清统治，讴歌侠客义士所进行的反清复明斗争。随着对历史的研究的深入，他中后期作品的历史观念，已狭义的民族主义立场转向人民本位思想，人民利益及社会进步成为评判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标准。最具代表性的是《鹿鼎记》，作品写天地会、沐王府群雄与康熙皇朝的矛盾斗争。人历史上看，比较明朝末年，清朝初期社会稳定发展，人民生活也较安定，因此金庸把康熙写成明君，并不因为他是满族而加以否定和贬抑。金庸从人民本位和社会进步的原则出发，而不是根据统治者的民族成份来评判一个政权的优劣的民族观，显得豁达、公允。

在非历史题材的作品中，金庸以“武”为载体，寄寓了他对社会人生的体验和见解。他极注重写人性，尤其是对于人性的残忍、卑鄙、狡诈、无耻，无不给予无情的暴露。《连城诀》中的人物由于受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腐朽人生观的支配，演出一幕幕人生惨剧，作者把人类的丑恶灵魂入木三分地雕刻出来，读后令人震颤，使之成为一部很好的讽喻劝世的佳作。作者写武林世界中的人性，其实是影射现实生活中的人性，借暂时的人来表现永恒的人。金庸的小说，无论历史题材或非历史题材，都极富创新，砥砺人的灵魂，净化的人境界，引人健康向上。

金庸武侠小说成功的关键在于塑造了众多性格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郭靖、黄蓉（《射雕英雄传》）、乔峰（《天龙八部》）、令狐冲（《笑傲江湖》）、韦小宝（《鹿鼎记》）等。在金庸武侠小说的所有人物中，韦小宝（《鹿鼎记》）是一个典型，是金庸对中国文学人物画廊的一个贡献，是中国武侠小说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韦小宝是清朝扬州丽春院一个三流妓女的儿子，不知其父为何人。到京城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做了少年康熙的朋友，以后便左右逢迎，官运亨通，既做了天地会青木堂堂主，又在清廷中当太监总管，官至一等公、大将军。韦小宝在妓院的环境里从小受欺凌、耳闻目染的是人间肮脏污秽，养成了无赖流氓性格，他善吹牛撒谎，他说谎的决窍在于细节细说，且真实无误；只是在关节上胡说一通。流言一旦揭穿，他即用另一手法对付，或装聋卖傻，或胡搅蛮缠，或偷龙转凤，或栽赃于人。他擅长拍马，拍马时加上插科打诨，叫人看来有趣，听来舒展；他嗜赌成癖，他不仅赌钱，还用赌做手段决定军国大事，行动方略；他好色、爱色如命，见色就喜；他还善于敲诈勒索，善于搜刮钱财，是一个十足的市井无赖怪杰。在金庸的笔下，韦小宝虽是个令人头疼的无赖，同时也是个并不叫人生厌的喜剧人物。他嗜赌，赌必作弊，但他施舍慷慨，从不赖帐；他好色，但他爱得情深，真心体贴关怀所有爱上的佳人；他敲诈勒索，但并非守财奴，朋友见者有份，他还把巨款捐赠给台湾灾民。韦小宝品性中最令人赞赏的是他恩怨分明，是非不淆，对朋友讲义气。因他是处于清廷与天地会两股势不两立的政治力量的夹缝之间，故其侠义精神显得特别可贵。韦小宝左右逢迎、逢凶化吉，全凭他的刁巧机智，伶牙俐齿，因他无文化又不会武功，难免吃亏，但他却会进行心理自我补偿，他的身上颇有阿Q的影子。韦小宝的形象是对复杂人性的典型概括，从中可透视到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对现代的人为人处世亦有警示作用。金庸塑造人物，已突破了旧武侠小说人物性格单一呆板的模式。他把英雄豪侠从神秘莫测近于神的地位拉回人的位置上，赋予他们七情六欲，让读者感到英雄也是人。金庸注意写人的复杂性格，正邪混杂，智愚合一，金庸还注意描写人物性格渐次发展的成熟过程。这种动态的性格发展，增强了人物的真实性和立体感。金庸在小说艺术方面刻意求新，每部作品总有新东西，或手法新，或视角新，或意境新，或结构新。正由于不断出新，才不会给人模式化，概念化的感觉。

注重写“情”，这是金庸武侠小说的一个鲜明特点，其笔下的感情包括：男女恋情，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兄弟手足之情，师徒之情，朋友之情，知音之情等等。由于金庸在小说中让各种情感互相碰撞、交融，便形成了掩映多姿、复杂斑驳的武侠言情世界。金庸武侠小说的情节常常变幻莫测，令人意想不到，常常把情节推上绝顶，难以为继，让作品中的人物处于一种两难选择之中。正当读者顿生迷茫时，忽然又异想天开，豁然开朗，绝处逢生。这正是金庸武侠小说撼动读者心弦的原由之一。金庸小说的神秘性是其另一特色，变幻莫测的武功，神出鬼没的人物，人烟稀少的大漠等等，无不充满神秘性，而正是这种神秘性很好地满足了读者猎奇心理。

琴棋书画、人情风俗、天文地理、佛道儒学、秘笈剑经、气功脉道、武功招式、江湖黑话、行帮切口、中外历史、门派渊源，均了然于胸。他的作品内容包罗万象，有如一部大百科全书，故有人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称为“金学”。

金庸的小说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欣赏价值，给人愉悦与知识，因此在当今小说之林中，金庸小说应占有重要地位。1988年，文学史家章培恒在《书材》11期发表《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一文，指出，金庸小说的思想与艺术均高于当时被视为代表了中国当代历史小说最高成就的《李自成》，前者“假中见真”，人物性格真实而有感染力量，后者“真中见假”，导致读者的幻灭感。章培恒这一论述的价值在于将金庸武侠小说同姚雪垠历史小说这两种创作年代时差不大的作品进行了比较，凸现了金庸小说对于中国文学的价值。金庸的出现表明，50年代的香港文学，不仅容纳了（无法在中国内地存身而飘落至香港的）五四新文学的一些传统，更容纳了曾被看作新文学对立面的另一个文学大传统，那就是保留中国文学传统形式但也富有新质的“本土文学”传统，称之为“本土文学”传统，是相对于新文学以启蒙意识、外来文学形式、欧化白话文为其核心因素而言，金庸的武侠小说就属于这一文学传统。(刘再复《金庸小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5期。)60年代达到创作颠峰状态的金庸小说，在一个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严重侵蚀的境遇中创造了不失现代韵味而又深具中国气派、风味的白话文，正是金庸对“本土文学”传统的丰富和发展。

金庸小说体现了他写作的自由精神，在历史和审美的内涵上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国家、社会、历史”的单一纬度。《天龙八部》《鹿鼎记》有着对汉族中心主义的质疑、否定和对狭隘民族主义的突破，《笑傲江湖》《书剑恩仇记》记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对照中有着对汉族文化的反省，《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有着对于伐恶复仇这一传统观念的质疑，这些“无意是武侠小说史上的一次革命”，也是当时“身在大陆的作家很难做到的”(赵稀方《小说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251页。)。而金庸小说侠客形象的塑造，将民间文化中的超验世界（神奇世界）和内自然世界（个性）化成一种任情自由为生活形态、独立不拘的精神姿态，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中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金庸小说成功塑造了众多性格复杂、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萧峰、段誉、张无忌、令狐冲、郭靖等已成为既走进寻常百姓人家，又为文学评论界关注、研究的人物形象，其文学史意义是独异的。其中《鹿鼎记》中的韦小宝这一形象在人物塑造上更有重大突破。这一形象不仅有着人性自身的冲突与矛盾，有着性格的丰富性、多面性，而且有着深刻的文化寓言、历史寓言的意味。韦小宝从一位不学无术的市井小人物到官拜鹿鼎公，甚至要被顾炎武、黄宗羲等“拥戴”为帝，这一过程反映了中国人性格的一些本质特征及其跟中国文化的联系。韦小宝身上，既有着“为我”“贵生”的杨朱思想和“兼爱”“贵义”的墨子学说的传统影响，也有着近代“市民哲学”的巨大潜能，所以他才能所向披靡，“情场”“官场”皆左右逢源。韦小宝这一形象以其经历的荒诞性戏拟了历史，颠覆了“民族主义”一类的宏大叙事。这一形象出现在60年代的香港文学中，反映出“都市性与商业性”以成为“香港文学更为本质的动力”(同上)。金庸小说小说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哲学意蕴。金庸本人入世很深，但又有其退隐观。他在武侠小说创作上“功成自退”也是其人生观的反映。他的小说创作自儒家学说始，1959年前的小说都强调救世思想，人物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义处世，但后来的小说，越来越明显地摆脱过于入世的人生观，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化哲学有多元的体现，《笑傲江湖》《天龙八部》就分别以厚重的人物形象生动对应于道、释文化，另一方面又以一种“反文化”的思路展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鹿鼎记》《侠客行》《鸳鸯刀》等小说中的反讽、隐喻，都包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构。而小说人物的情感形态，又都紧密联系着中国文化范围内各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使文化哲学的“建构”和“解构”获得了生动的艺术视点。金庸小说中又有着包括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典章文物、历史掌故、医卜星相、渔樵耕读、人文地理、山川史话等在内的文化大百科式的描绘，组成一个极有民族审美意蕴的“古典”中国。金庸小说有着厚重而活泼的文化感。金庸小说以一贯之的语言努力也呈现出中国文人的民间情怀。“五四”后的新体白话文即便在被倡导“大众化”时，也往往只是中上层知识圈子或政治集团对社会大众的“入侵”，而并非社会大众本身的承认。金庸的语言努力直接孕蓄于香港社会都市性和乡土性的结合中，其乡土性主要是指“下层性”、“市井性”。金庸的语言继承了从张恨水、刘云若那个传统下来的自然、流畅，更多地吸收了民间社会清新的语言活力，去掉了各种各样的“腔”，既无欧化腔，又无启蒙腔，也注意去掉了市井的荒杂性，在优美而传生活之神中沟通了雅俗。

2、梁羽生梁羽生是香港新武侠小说的开派人物。梁羽生本名陈文统，1926年生于广西蒙山，受父辈影响他很小便学会了写诗填词。1949年，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是年9月，在香港《大公报》任编辑。梁羽生写武侠小说出于一件偶发之事。1952年，港澳因一件比武之事闹得满城风雨，报社老总灵机一动，便约他写武侠小说，他当晚便构思《龙虎斗京华》，次日便以”梁羽生“笔名推出，在报上连载。这部小说不同于评话式的旧武侠小说，而是注意到气氛的渲染和场景的烘托，人物性格与心理活动有精细的描画，且对作品所述史实及山川景物的绘写均作了认真的考证，令旧武侠小说读者耳目一新，故而大受欢迎。由此便一发不可收，在以后的三十年间共写了三十余部武侠小说，有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之称。其代表作有《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等，不少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连续剧。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颇具特色。他的作品大都依据史实而写，也参考一些野史，在收集、研究史料上舍得花功夫，这就比那些时代背景只略作点缀、与情节和人物性格缺乏联系的旧武侠小说高出一等。在塑造侠士形象时，梁羽生注重表现一种忧国忧民、深明大义的崇高思想境界，小说中的侠客间争斗，不像旧武侠小说那样只是门派之争，而往往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以《七剑下天山》为例，小说中的凌未风和刘郁芳是一对心心相印的爱侣，但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们毅然割舍了个人的恋情，投身于挽救国家命运的民族圣战之中。梁羽生的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显见有着道德教化的意图。

布局合理，线索清晰，善于设置悬念，是梁羽生小说在结构、情节安排方面的特色。梁羽生擅长写诗填词，在作品中每每穿插一些旧体诗，这也为他的武侠小说添了不少风采。梁羽生的小说有时用佛教中的善恶报应观念处理人物命运，造成小说人物结局的简单化和模式化，此乃一大不足。

第二节言情小说大都是女作家，她们的学历层次一般都较高，文字功底也不错。她们擅长长篇小说，作品相当生活化，内容通常是描写男女间的爱情纠葛，表现都市人在感情生活中遇到的困扰、烦恼与命运的跌宕，像亦舒的《曾经深爱过》、尹沁的《绿色山庄》、《古屋》、李碧华的《胭脂扣》、《秦俑》、林燕妮的《缘》、《九个人一个宝藏》、岑凯伦的《彩虹公主》、西茜凰的《大学女生日记》、《第八夜》、《末世之恋》等，都颇有代表性。这些小说的时代和社会背景被淡化，情调则各异，或亲切柔和，花好月圆；或痛苦感伤，惆怅困扰；或疯狂宣泄，万念俱灰。香港女作家的言情小说一般都带有很强的商业性，给人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提供娱乐，消除劳顿疲乏，追求畅销。这类小说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模式化可谓最突出的毛病，作者写得飞快，笔走龙蛇，无暇推敲琢磨，出现这样的问题在所难免。亦舒：原名倪亦舒，1949年生于上海。1955年，随父母由上海迁居香港，读书期间即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广览群书培育了亦舒良好的艺术修养，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做了极好的铺垫。中学毕业后，亦舒直接到《明报》当了一名年仅十七岁的小记者，并用玫瑰、槐阡、络绛、陆国、叽里呱啦等笔名撰写新闻、专访及杂文、小说。二十七岁那年，在经历过情海风波和婚姻挫折后，负笈英伦，考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酒店管理专业。回港后曾在电视台、政治新闻处任职，现定居加拿大。三十多年来亦舒笔耕极勤，收获丰饶，已写出《家明与玫瑰》、《独身女人》、《我的前半生》、《香雪海》、《喜宝》、《宝贝》、《风信子》等八十多部小说和《豆芽集》、《自白书》、《舒云集》等多部散文、杂文集。

亦舒对世间的爱情是持怀疑态度的，永恒、纯真的爱情在亦舒的眼中不过是美丽的童话而已，在她笔下呈现更多的是丈夫偷情、妻子别恋、情人离异。如《曾经深爱过》中的工程博士周玉美，深爱着妻子利壁迦，其妻却突然不告而别，投入他人的怀抱。同时美籍流体力学专家邓女士抛夫别子，只身来到周玉美身边。在《胭脂》中，父母早已离异的杨之浚生下女儿杨陶，连孩子的父亲都不知道是谁。后来杨之浚与装修设计师叶世球发生了若即若离的恋情，早有女友的叶世球却转而追求杨陶。杨陶亦用情不专，先与一个模特两心相悦，旋又与许姓导演两情缱绻。在这里，亦舒驱使神圣的爱情告别古老的海誓山盟，而遁入游戏嬉闹的怪圈，这一方面如实反映了香港人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的逆转，另一方面与亦舒的灰调爱情观不无关系

对拜金主义的爱情观，亦舒在小说中也有相当充分的反映，其代表作包括《喜宝》、《婚外之恋》等。中篇小说《喜宝》中的喜宝本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留学生，年青有为，前程似锦。在爱情与金钱之间，喜宝更看重金钱的作用，物质是实实在在的，爱情却显得飘忽、不可靠。所以她心甘情愿地当了年近七旬的大资本家勖存姿的情妇，后来又曾爱过勖存姿的未来女婿宋家明。但当宋家明决定与她双双远走高飞时，喜宝却因抵御不住高级物质享受的诱惑而临阵退却，再次情愿牺牲自己的青春与爱情而成为金丝笼中的鸟。这种拜金主义的爱情观，反映了香港部分女性在自我价值认识上的迷失，然而更多的却是由香港社会的性质决定的，在竞争激烈、金钱主宰一切的香港社会，人的生存受到极度的挤压，弱小的女子感觉尤甚，她们要想生存或生存得更好一些，就只好出卖自己的青春和爱情。作者在充满感情的描绘中以理性的笔触控诉了畸形繁荣的香港社会对美好人性的扭曲和摧残。亦舒的言情小说把笔触伸进知识女性的内心深处，在反映她们的婚姻爱情生活同时，努力发掘香港中上层知识女性的孤独感和寂寞感。《她比烟花寂寞》中的女主人公姚晶，曾是一位如烟花般耀眼的电影明星，后赴美结婚，两年后又返港，不久在寂寞中死去。尽管姚晶有丈夫，有家人，但都令她失望，她的心深陷于死水般的寂寞中。香港社会向来存在着物质富裕精神空虚的矛盾，在知识女性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亦舒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住这种现象，加以挖掘表现，是香港言情小说领域的突破。

亦舒的女权主义观念十分浓烈，以她的妇女观看来，女人要独立，必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亦舒这种妇女观在《我的前半生》中得以充分的展现，小说中的涓生与子君是大学同学，恋爱、结婚，婚后子君成了家庭主妇，整日无所事事，靠喝茶打麻将消磨时光。有一天，涓生宣布与子君离婚。离婚后的子君重新振作起来，自寻职业，自食其力，终于成为一个在人格上经济上独立的女性，并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也赢得了爱情。亦舒对前半生的子君不以为然，而对其后半生所走的自尊自强自立的人生道路，则给予热烈的颂扬。

亦舒小说独具艺术魅力，首先其作品文字简洁、凝炼、句短、段短，节奏快，具有跳跃感。其次其行文笔调辛辣犀利，揭示人物灵魂，亦庄亦谐，鞭辟入里，对社会的抨击直率无忌，一针见血。另外，亦舒的作品极少刻画、描写，多为棱角分明、个性化的对话，读来脍炙人口。亦舒的创作题材偏狭窄，尽管她具有丰富的人生经验，但她未能化人生的经验为内心的体悟，未能进行高度的浓缩、提炼，故其作品缺乏深度，令读者有浅显直白的感觉。另外在揭示丰富而复杂的社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