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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采：潜心研究植物分类学

花匠小妙招
2024-11-13 06:22

他一生潜心研究植物分类学，陶醉其中，觉得乐趣无穷。他向来直言自己“懦弱”，但凡事隐忍的处世态度，使他在动荡的岁月中安然无恙。他淡泊名利，自嘲“说得好听点，叫安贫乐道”。他觉得自己特别普通，研究工作只做了一点点，也有一些小成就，仅此而已。

事实上，他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是研究世界植物分类学毛茛科的3位权威学者之一，也是中国植物学家中承前启后的一位。他就是王文采，我国杰出的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因祸得福入斯门

1945年，王文采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1949年，他毕业时凭借第一名的成绩留校任教，工作是担任动物分类学、生物切片技术和外系的普通生物学三门课程的助教，和研究植物没有关系。

最终，让他走上植物学研究道路的，是林镕和胡先骕两位老先生。

林镕是中国植物学学科的先驱者之一，留法归来，成为王文采的植物分类学老师。他不仅课讲得有意思，还常带学生们到野外采集标本。王文采第一次了解到，花的构造竟如此千变万化。他急切地希望自己能像林老师一样，看一眼就能说出植物的名称和特征，也想知道不同植物的花为什么长得不同，它们又是如何演变进化的。王文采渐渐对植物着了迷，在宿舍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植物标本。

胡先骕则是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哈佛大学博士。王文采在北师大做助教时，曾协助胡先骕编写了《中国植物图鉴》。

开始工作后，王文采才发现自己那时只是对植物分类学感兴趣，有很多知识并不懂，根本无力胜任相关工作，只能硬着头皮边做边学。

不久后，发生了一件对王文采的人生影响深远的小事。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王文采被系里一位研究生以莫须有的罪名批评。但他一句话也没说，心里却很恼火。

“躲避复杂的人际关系，不想和人冲突”的想法在王文采心中根深蒂固。

1926年6月5日，王文采出生于山东济南一个旧式商人家庭。庶出的身份让他从小就得学会看人眼色。父亲去世后，他母亲只分得三张借据。为了生计，母亲带着年幼的他一次次追讨欠款。双方争执的画面，他至今记忆犹新。凭借讨回的五六千块大洋，母亲在济南买下3处房产。从此，母子俩靠房租维持生活。但收租并不容易，母亲常和迟迟不交房租的房客争吵。王文采回忆起这些往事时，不禁边皱眉边摇头。

抗战开始后，王文采随母亲迁至北京。后来，他考入当时在中国已声名显赫的北京四中。上学时，他迷上了书画和音乐，并逐渐显现出在艺术方面的天赋。王文采的画作曾被人买走用来收藏，他也因此赚得了人生的第一笔收入。

王文采渴望留在象牙塔中。一考入北师大生物系，他就拼命学习。因为只有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才能留校任教。

正当王文采为大学里的相互攻讦而烦闷不已时，胡先骕邀请他加入由静生生物调查所和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合并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1953年改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植物所”）。王文采喜出望外，直呼真是因祸得福。

“真是多亏了这两位老先生。首先是林老师教得好，使我对植物分类学产生了兴趣。然后是胡老师领着我进了研究的门。”王文采说。

一花一世界

1950年调到植物所时，王文采才25岁，是所里最年轻的助理研究员。

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从事自己最感兴趣的植物分类学研究，王文采特别高兴。

“很多人认为，研究植物分类学就是背各种植物的拉丁学名，很枯燥。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介绍，植物分类学是植物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主要研究植物界的不同类群的起源、亲缘关系及进化发展规律，也就是把纷繁复杂的植物分门别类地进行鉴别，按系统排列起来，以便于人们认识和利用植物。

在所有植物中，被子植物，又名有花植物，出现最晚，等级最高。它们是王文采的主要研究对象。“在植物的鉴定过程中，花朵很重要，有花就好鉴定，没有花就很困难。没有花和果的标本，我们一般不要。”王文采说。中国幅员辽阔，拥有丰富多样的植物区系。

近半个世纪以来，除了“文革”期间短暂的研究中断外，王文采的生活轨迹很简单，就是按照国家需要和植物所的计划，采标本，看标本，进而著书立说。

每年春暖花开时，他就和同事们到野外采集标本。当亲眼看到广西茂密的热带雨林、云南无比丰富的植物区系、江西亚热带的常绿阔叶林、湖南的常绿和落叶混交林……他形容自己成了进到大观园的刘姥姥。

在野外工作很辛苦，有时一天要采集几百份标本，天黑回到住处后还要一一整理制作；有时还会遇到险情，比如被有毒的蚊虫叮咬，烘烤标本时把茅草屋点着等。最危险的一次是在云南，王文采患了疟疾，十余天昏迷不醒，全身已无血色，幸得昆明植物研究所的4个小伙子每人献的400毫升血，才捡回一条命。

尽管如此，王文采仍乐在其中。他亲眼见到了许多植物和它们生长的环境，特别是在西南山区看到不少挺过冰期孑遗下来的种类，非常高兴。遗憾的是，自从2004年患了痛风病，他就不能爬山了。同时，在野外考察的过程中，他发现国内不少地区的森林遭到严重砍伐，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每年秋冬，王文采会在研究所撰写论文、编写文献，在标本馆潜心研究标本。1987年，王文采主持完成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2009年，他参与编写的《中国植物志》再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王文采成为两次获得这一国家重量级奖项的科学家。他一再表示，这两部皇皇巨著是经过数十年、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于自己的成果，王文采轻描淡写地说：“研究工作我就做了一点点，有一点小成就，仅此而已。”

他在研究毛茛科、荨麻科、紫草科、苦苣苔科的过程中，发现了20个新属、500多个新种，并根据研究揭示出的演化趋势，对翠雀属、铁线莲属、楼梯草属等的分类系统作了重要修订，建立了赤车属、微孔草属、后蕊苣苔属、吊石苣苔属等的分类系统。

另外，他还根据96科植物分布区的分析，划分出东亚植物区系的7种分布式样和3条迁移路线，推测云贵高原和四川一带可能是被子植物在赤道地区起源后向北扩展中形成的一个发展中心。

一“木”一浮生

无论是在政治风波中，还是在植物学界的学术派别纷争里，王文采从不“站队”，从不评论他人。

半个多世纪来，他一直埋头搞研究。他的论文总是写得很直白，既不咬文嚼字，也不引经据典，从不表达研究者的感受，只是客观地写下自己的结论。

1956年，中科院派部分人员赴苏联学习，被列在候选名单上的王文采最终落选。与世无争的性格使他在那些动荡岁月的惊涛骇浪中没有受到任何冲击。

“文革”期间，因为王文采的毛笔字写得好，各派都找他抄写大字报。他只管抄，从来不看内容，也没兴趣看。植物所里批斗与侮辱的乱象，王文采都看在眼里，却从不提起。

多年过去了，他说：“我想起那些无辜受到迫害的同事和参与迫害的同事，脖子后面直冒凉气。”除了科研不得不短暂中止外，他本人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王文采的淡然让身边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改革开放后，他开始带研究生。学生曾问他：“您难道对周围事物就没有任何意见吗？”王文采乐呵呵地答：“有啊，有意见就对标本去提啊！”他告诫学生专心搞研究，别被外物困扰。

王文采的学生、曾先后任植物所副所长和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副主任的傅德志说，王老师对他们很少言传，更重身教。

“在他的平淡平和之中，确实有种独特的魅力。只有真正追随过他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宠辱不惊、逆来顺受、外柔内刚的魅力。不管逆境顺境、屈辱荣誉，统统都化解在对学术的追求之中。这种魅力包容了天下的学问。它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普通到你觉得自己也能做到，但又普通到无论如何也难做到！”傅德志说。

王文采一生淡泊名利。他的夫人是研究中药学的药师，俩人抚养3个孩子，生活一直比较拮据。王文采从没想过要设法多赚钱。

他一生只培养了3个研究生。“培养一个研究生，一年至少要一万多块钱，我没这么多钱。植物分类学想要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也非常困难。”王文采说。

“不能成天考虑地位、钱之类的东西，要考虑那些就走神了。搞研究需要有干劲。”王文采严肃地说。

他曾担任《植物分类学报》主编。1988年卸任后，他很高兴，感到“无官一身轻”。在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后，他曾想向组织申请“把院士的帽子拿掉”。后来，他得知院士是终身制，除非犯有严重错误才能免除，只得作罢。

在王文采80岁生日那年，学生打算整理他的论文结集出版，却惊讶地发现他几十年来发表的论文基本都是独自一人署名。有时，学生在他的指点和帮助下，做出一些不错的成果，邀请王文采共同署名，他总是笑着婉拒：“文责自负。”

1990年，小女儿王卉在瑞典乌普萨拉进修，帮王文采争取了一个到乌普萨拉大学植物馆做访问学者的机会。这是他第一次出国访问。此前，王文采有过几次出国进修和访问的机会，都因为母亲生病或其他原因，未能成行。结束在瑞典的访问后，王文采又游历了法、英、德三国。每到一处，他基本上都泡在当地最著名的植物园和标本馆里。1996年，因为参与英文版《中国植物志》的编写工作，他又到美国史密斯研究植物所访问和工作。此后，他又多次到其他国家访问和工作。

王文采感慨地说，到国外的交流和访问使他大开眼界，也让他意识到中国植物分类学与欧美国家的差距。中国的标本馆主要以收集中国本土植物的标本为主，而英、美、法、俄、瑞士等国最大的植物标本馆，都收藏着世界各个地方的植物标本。其中有一些中国植物的标本，他甚至在国内也没有见过。而从事植物基础学科的研究，如果不能看到全世界的标本，一些研究结论就很难有说服力。

他还介绍，植物分类学分为4个发展阶段，即考察采集、描述分析、实验研究和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分子系统学。对于欧美很多国家来说，前三个阶段已基本完成，很少再有新的种属被发现，分子阶段的研究正在蓬勃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则是4个阶段齐头并进。因为即使第一个阶段的考察采集工作没有完成，还会不断有新的种属被发现。

虽然身体年迈，但王文采仍然每天六点起床工作，每周一和周二到植物所看标本，剩下几天在家里搞研究。

他现在比较忧心的是，近年来，投身到植物分类学，特别是经典植物分类学的年轻人太少。“在标本馆里看标本的基本上都是老先生。植物分类学是植物学的基础学科。如果分类学搞不好，更进一步的研究将受到影响。” 王文采说。

如今，92岁高龄的他仍然坚持在科研第一线，每年都有新的论文发表。一张张标本，一个个物种让他始终焕发着生命的活力。他的一生都遨游在植物王国的世界中。植物分类学和植物标本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

来源：《人民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