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出门在外的徐州人总有这样的感受:北方人说你是南方人,南方人说你是北方人。确是如此。从地理位置上看,今天的徐州南北文化交融、人文荟萃,就连餐饮口味上也是四方尽有,这是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流融合的结果。对于物质条件丰富、人口流动性极大的现代人来说,很容易实现。但对于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
上世纪50年代初,时间上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新沂花厅遗址被发现,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南京博物院分别在1952年、1953年、1987年、1989年四次组织调查发掘,揭示了一个惊人发现:花厅遗址是国内史前文化遗址中,唯一同时存在南北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遗址。这种现象,专家们称之为“文化两合现象”,为认识中国史前时期不同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模式提供了例证。换句话说———
一次发现 揭开5000年沉寂
很多年前,新沂马陵山镇花厅村的村民知道在雨后上山,能挖到宝:玉器。至于那些玉器叫啥名?是啥时候的东西?又有什么历史价值?没人关心这些。不过老百姓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东西可以卖钱。这种上山挖宝的风气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当时,一位家在花厅村的新沂中学学生,把老家“挖宝”的消息告诉了老师徐君哲,并且大致描述了村民挖出玉器的形状和挖宝现场的情况。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徐君哲知道后很重视,及时把这事反映到了南京博物院,考古专家们很快就到了现场。
花厅遗址位于新沂西南大约18公里的花厅村。1952年12月,考古专家初步发掘调查后判断:花厅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迹,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距今5000多年。遗址分布于沂、沭河之间,主要坐落在马陵山南部的高地之上,花厅村东北方向主要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居住遗址,花厅村西北方向为新石器时代墓地。遗址范围广阔、布局分散,大约有50万平方米,浅埋在地下十多厘米到半米多深不等。不夸张地说,村民有时候犁地都能犁出东西来。
1952年12月、1953年11月、1987年10月至12月、1989年10月至12月,在近40年的时间里,南京博物院先后对花厅遗址进行了四次发掘。1995年,花厅遗址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花厅遗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四次发掘 收获改变历史的证据
花厅遗址的四次发掘,都围绕新石器时代墓地展开,累计发掘面积近3000平方米,共计发掘清理墓葬87座,出土石器、玉器、骨角牙器、陶器近2000件。
根据发掘地点不同,考古人员将遗址中的墓地分为了南北两个区。南区在花厅村西约200米的高地上,北区在花厅村西北方向的徐庄一带,南北两区相距约600米左右,遥遥相对。因为发掘的墓葬数量非常多,这里也只能简单地概括介绍了。
南区墓地发掘的20多座墓葬,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主要器物有三足带盖鼎、镂空高把斗、圈足斗、空足鬶、双耳盆等等。这些陶器的造型优美,制作精致,反映出当时高超的制陶工艺。出土玉器以环、琮、管、坠和镯为主,石器中有手斧、带孔扁平斧、石锛等等。总体上看,南区墓地一般为单人葬,墓主仰身直肢,东西朝向,墓葬规模都较小,随葬品多少不一。
北区墓地是花厅遗址中墓地发掘的重点。先后发现墓葬60多座,大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葬规模大小不一,但绝大多数都有数量不等的随葬品,北区墓葬共出土各种随葬品1430件。
北区墓葬中,连续发现的10座大墓引人注目。这10座大墓中的8座有殉人现象,共用了18个殉人。考古人员根据殉人的位置、葬式、人数、年龄、性别等情况判断,也发现了大致的规律:比如,M20、34、M50墓主脚后横置两名少年或幼儿,M35脚后横置一名幼儿殉葬,这些殉人仰身直肢,头部大多向南(个别向北),有少量随葬品。这些反映出当时部落内重要首领人物死后用小孩殉葬已经很流行,可能成为固定的习俗,也可能是带有原始宗教的礼仪观念。不过,有的墓葬殉人却没有规律,没有一定的方向和葬式、殉葬的大人和小孩混杂,殉葬人数2到5人不等,有的和猪、狗埋在一起。
有的墓葬规格很高,随葬品丰富,也有人殉,但却没有发现墓主骨架。考古专家推测,这种情况可能是墓主骨架全部腐朽,也可能是墓主意外死亡,没有找到尸体或是因为战争死在别处,而墓主受到部落尊敬或是家庭权势,亲属为他们举行的葬礼,形成了这种无墓主骨架的大墓。比如,M16墓主主体骨架不存,但墓主左下方陪葬一名17岁以下的男性少年,同时在脚后横置一名少年女子和1条狗以及十多个堆叠的猪头,墓主头上方的墓葬外,还有3个并排陪葬的3个幼儿,这反映出殉葬者的地位也是有区别的,与猪头、狗埋在一起的女子,身份地位更低下一些。
花厅遗址北区墓地的殉人现象让人瞩目,这种现象不仅在大汶口文化核心地区绝无仅有,即使在同时期的史前文化中也极为罕见。殉葬者的人骨,经上海自然博物馆人类学专家黄象洪教授鉴定,是目前我国发现时代最早的人殉人祭。花厅遗址出土的文物,为探索中国文明史的起源,研究黄淮河下游的史前文化,提供了一批前所未有的和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花厅文化的重要地位自然远不及殷商文化。然而花厅文化内涵丰富,且又比殷商文化早一千多年。虽然当时距大规模的社会奴隶人殉时代尚远,但却开了奴隶制人殉制度的先河,为中国奴隶制、殷商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表明当时花厅地区已进入古国时代。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美国哈佛大学人类系主任张光直教授曾这样说:“商代晚期是中国奴隶制的发达期,也是人殉制度的鼎盛期,殷商文化的渊源应该到花厅文化里去找。”
两种文化 见证南北民族的交融
北区墓地出土的随葬品让考古队员感到震惊。不是因为数量,而是随葬品中有两种文化系统的代表器物混杂在一起。
这里说的文化系统,和现在通常理解的文化系统是两码事。人类史前文明在空间、时间上的最具代表性的物质方面体现,这与人类生产能力和对自然界的认知程度有直接关系。空间上看,就是同一时间不同地点的物品特征是不一样的。比如,在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的华夏族有仰韶文化、黄河下游的东夷族有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古越族有良渚文化。在它们各自的核心区域内,同一种功能的物品特征也不同。这些原始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同一时期不同地点并存的文化。时间上看,就是同一地点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不同时间的发展变化。比如,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在它之前有北辛文化,在它之后有龙山文化;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在它之前有马家浜文化,在它之后有良渚文化。这些原始文化之间的文化关系是,同一区域内有继承、有发展、有演变的文化。
扯得有点多、有点远,主要是为了方便您理解下面要说的内容,下面我们再回到花厅遗址。
花厅遗址北区墓地出土的器物众多,以陶制生活器皿和玉制装饰品为主,也有石制生产工具和骨角牙等不同材质的小件制品。陶器中,具有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有实足鬶、袋足鬶、大镂孔斗、高足斗、大镂孔器座、长嘴盉等等;属于良渚文化系统特征的有丁字形足鼎、双鼻壶、宽把带流杯、瓦足鼎、竹节把斗等等。玉器中,具有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有锥形器、环、瑗、镯、珠、管等,最能反映良渚文化系统的有兽面纹玉琮、玉琮形管、刻画兽面纹的玉锥形器、双孔石钺等等。
花厅遗址发掘后,引发了考古界的轰动。花厅遗址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大汶口文化,但北区墓地中同时存在数量可观的北方大汶口文化和南方良渚文化两种文化因素,有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文化两合现象”,这种现象对于认识史前时期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交流模式提供了例证和思考的空间。
三种推测 探索文化两合的成因
考古学家用碳14对花厅遗址出土的器物年代进行了测定,推定花厅遗址南区墓葬属于大汶口文化早期偏晚,北区墓葬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整体在公元前3400—公元前2800年之间,前后延续了600年,最远的距今已经5000多年了。同时,考古学家利用科学手段,用实验测试的方法对陶器加以鉴定后发现,花厅遗址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群烧制于当地,而良渚文化的陶器却是和玉器一起,由北上的良渚人群从长江以南带来的。
这个结论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没有物流,没有快递,在那个通信只能靠吼、交通只能靠走的时代,这么多笨重的陶器怎么从千里之外北上呢?李零教授在《我的考古梦》里说了一段话,放在这里很恰当,他说 :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古人的能力。他们没有飞机、火车、轮船,也没有电报、电话和网络通信,但他们是时间富翁,探险精神比我们强,乌龟和兔子赛跑,我们不能小瞧。特别是与艺术有关的奢侈品,它们的传播更是如此。
关于花厅遗址“文化两合现象”部族间的密切交往的成因,学者们有不同的推测:
一种是战争说,有学者认为是良渚文化的一支武装力量北上远征,打败原先住在花厅村的大汶口文化居民并实施占领。为了缅怀这些在异乡战死的英雄,人们特意给他们随葬了最能反映本民族特色的玉器和陶器等物品,同时也随葬了一些原来属于大汶口文化的战利品,甚至把敌方未能逃走的妇女儿童同狗一起随葬。
一种是婚姻说,有学者认为花厅人和良渚文化有联姻的关系,在花厅发现的众多精美的良渚文化器物,应是联姻或结盟的产物,也还有仿制、贸易和相互馈赠等说法。
一种是水患说,有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东部沿海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侵,在无法抗拒的洪涝灾害的打击下,处在地势低平的太湖地区的良渚先民,有的不得不忍痛离开故乡,移向高地,迁徙他方。于是,有一支良渚先民选择了北上条件理想的花厅遗址作为落脚地,但之后没有重返家园,而是逐渐被大汶口文化人群同化。
历史的长河,恰似一条时隐时现、时断时续的线,将史前文明的往事,串联成扑朔迷离、支离破碎的片段传递给我们。我们的目光落在那些斑驳古物上,我们的思绪早已跳跃得太远,联想得太过丰富,甚至有些穿凿附会。还好考古给学术的是严密,所以这样的推测都不是定论,但结果越是不清晰,给让世人的感觉越是迷人。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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