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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识解视角下《极花》女性主义显化研究——以韩斌英译本为例

花匠小妙招
2024-11-22 13:39

认知识解视角下《极花》女性主义显化研究——以韩斌英译本为例
A Study of Feminist Manifestation of Broken W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Construal—Taking Han Bin’s English Version as an Example

1. 引言

贾平凹的《极花》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手法，深入剖析了女主人公胡蝶在遭遇拐卖后的苦难历程与内心世界的错综变化。小说细腻描绘了胡蝶于偏远村落中的生存境遇，不仅深刻揭露了农村女性所处的多重困境，还展现了她们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塑造了一个立体而复杂的女性形象。此作品凭借其深刻的主题与精湛的艺术表现，于2017年荣获首届“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之冠，彰显了其文学价值与社会影响力。

2019年英国女翻译家韩斌(Nicky Harman)出版《极花》英译本Broken Wings。龙堃、孙会军通过文本细读，发现译者在词汇、句法和叙事视角层面做出了增加、删除或改变等调整[1]，这些调整映射出译者与原作者之间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差异，还显著强化了小说中遭遇拐卖的女主角女性主体意识的展现，深刻体现了译者对女性角色的深切人文关怀。Broken Wings力图解构父权制社会框架下女性群体的边缘化状态与性别不平等现象，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群体发声，并聚焦于女性内心世界复杂情感的细腻刻画。

与贾平凹其他小说如《浮躁》《废都》《高兴》相比，《极花》似乎并未受到学界太多关注。目前《极花》相关研究主要有：龙堃、孙会军以女性主义文体学位理论框架，探讨《极花》英译本中性别话语的重构与人物形象重塑，揭示了韩斌对弱势女性群体的关注及性别意识差异，以说明译者通过翻译强化女性主体意识，重塑角色形象的必要性[1]；邓群、郭勇从空间、视角、性别角度探讨《极花》中的叙事偏移，认为作者并未真正反映被拐者胡蝶的身体创伤和心路历程，而通过叙事偏移消解了女性主义被男权压制的事实[2]；陈玉童以高跟鞋为意象，分析了贾平凹三部小说《废都》《高兴》《极花》中承载的追寻主体和性隐喻，以解读贾平凹的女性观[3]。目前学界对于贾平凹所著《极花》的研究，主要聚焦翻译学视域，运用翻译理论深入探讨其乡土语言、叙事策略及性别话语的构建。然将认知语言学和翻译研究相结合视角解读《极花》英译本，本文尚属首次。

基于识解理论，本文从详略度、突显、聚焦和视角四个层面深入探讨了译者在《极花》翻译过程中如何有意识地显化原文中被作者隐藏的女性主义因素，并对韩彬译者行为进行成因分析，旨在为文学翻译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2.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识解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末，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女权运动的推动下迅速发展。这一理论的兴起与政治领域对女性话语权和社会地位的关注密切相关。在“文化转向”思想潮流和勒菲弗尔“操纵改写论”的影响下，许多女性主义学者开始批判意识形态和文学作品中对女性的隐形处理，她们致力于重构女性在现实主义作品中的话语力量与独特审美视角，超越传统文本功能传递的局限，旨在打破旧有框架对女性形象刻板印象的束缚，推动女性形象在文学与社会中的多元化与真实展现[4]。

在翻译领域，女性主义关注译者的能动作用，鼓励译者在解构原文的同时适时植入女性思维。部分学者提出译者身份的流动性，并强调这种辩证思维“能以一个更加全面合理的角度来研究女性主义翻译问题”[5]。女性主义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性别平等：女性主义主张在所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实现性别平等。它反对一切形式的性别歧视和不平等，强调女性应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机会。

2) 性别角色解放：女性主义认为传统的性别角色束缚了人们的潜能，不仅影响女性，也影响男性。它主张打破性别刻板印象，让每个人都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3) 批判父权制：女性主义批判父权制(Patriarchy)，即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认为它是导致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女性主义者致力于揭示和改变这些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4) 多样性和包容性：现代女性主义强调多样性，关注不同种族、阶级、性取向、文化背景的女性所面临的独特问题，倡导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分析方法，认为各种形式的压迫和歧视是交织在一起的。

5) 女性自主意识：女性主义强调女性在社会、经济、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反对任何形式的强制和控制。

这些都与认知语言学的识解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识解与翻译密不可分。具体而言，识解对翻译过程中增译、减译及转换等变译策略与方法提供了系统性的阐释框架，进而深化了对翻译行为内在动力机制及认知模式的理解与揭示[6]。”识解理论在详略度、聚焦、突显、视角等维度对女性主义的解读，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的阐释，更是译者行为认知、社会认知层面的剖析。因此，从认知角度对女性主义进行分析可以更加细致地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运用不同的识解策略来显化女性主义思想，这种独特的视角有助于揭示翻译背后的认知机制和心理过程，从而揭示女性主义显化的深层次原因。

3. 识解视角下《极花》英译中的女性主义显化手段

识解理论作为认知语言学的核心构成部分，其根源可追溯至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时期。Langacker最初以“意象”(Imagery)概念为起点，后逐渐精炼并转向“识解”(Construal)概念的构建，旨在阐述个体在面对同一语言景象时所展现出的认知多样性与操作灵活性[7]。识解机制的深度剖析，可细化为五个基本维度：突显(Prominence)、视角(Perspective)、详略度(Specificity)、辖域(Scope)以及背景(Background) [8]。鉴于《极花》英文译本在辖域与背景维度上的表现相对有限，本文的探讨将聚焦于突显性、视角选择及详略层次这三个核心维度，以期深入分析其显化策略与效果。

3.1. 详略度转换——批判性别歧视

依据Langacker的阐释框架，“详”指的是在翻译实践中体现为译者通过融入词汇增补、注释细化(涵盖随文注、页下注及译者独立注释等)等手段，对原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再表达；反之，“略”则强调对原文复杂内容的精炼处理，具体涉及词汇与句式的适当删减，以达到简化表达的效果。“详略度”是指认知主体在阐述特定信息或场景时，所采取的表达策略，即依据情境需求而选择详细或简略的叙述方式。汪晓莉、张来运(2020)这种差异化的表达方式与外部观察过程中信息的详尽与精简程度紧密相关，表明人们能够依据认知目标，灵活调整对同一事物认知的精确性和描述的具体性[9]。

例如，原文中贾平凹对于女性身份的描述可能较为简略，而在译文中，韩斌则会更加详细地描述女性身份和定位，从而让读者更能体会到她们的处境和情感。而当原文对女性形象有所贬低时，详略度的转换也可以一定程度上保护女性形象，减少原文造成的性别歧视。

3.1.1. 粗颗粒度转换为细颗粒度，强调女性弱势地位

(1) 可现在，是什么年代了，他们还都这样，我只觉得荒唐和可笑。我是被拐卖来的，这本身就是违法犯罪……(贾平凹，2016：p. 19)

In this day and age, I could hardly credit it. I was a kidnap victim and kidnapping was a crime... (N. Harman, 2019: p. 32)

原文中“被拐卖来的”为粗颗粒度表达，韩斌在译文中有意识地添加“victim”，使之成为表达更加细颗粒度的“被拐卖的受害者”，通过“kidnap victim”这一具体身份，译者强化了胡蝶作为受害者的身份认同，这是女性主义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即女性的权益和安全问题。这种身份具体化使女性受害者的经历更加可感、可触，从而增强了读者对女性受害者的同情和支持。译者通过明确受害者身份，强化了读者对女性受害者处境的同情和关注。这种同情和关注是女性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促使我们更加关注性别暴力、性别歧视等社会问题，并努力为改善女性处境而努力。颗粒度的转换强调了女性作为受害者的身份，这实际上是在呼吁社会对性别平等的关注。它揭示了女性在社会中可能遭受的不公和歧视，强调了性别平等的重要性。

(2) 黑亮说：“我可是掏了三万五千元呀。”(贾平凹，2016：p. 15)

“I spent thirty-five thousand to get you,” he’d said. (N. Harman, 2019: p. 31)

“to get you”这个短语明确指出了花费的目的——购买女性。这一增加的细节使原文中粗颗粒度的描述细化，使得女性被作为商品对待的事实更加直白和强烈。韩斌通过调整详略度，将隐含的信息显化，强化了女性在这段对话中的受压迫和被物化的视角。一方面译文通过增加和具体化原文中隐含的信息，使得女性在这段对话中的被动和受压迫地位更加明显。这种策略能够揭示原文中潜在的性别不平等和对女性的剥削。另一方面通过明确指出交易的对象和目的，翻译在重构原文中男性和女性的权力关系。原文中的模糊描述被具体化，使得女性的处境和被剥削的事实更加突出，读者更容易感受到女性所受的不公和压迫。

3.1.2. 细颗粒度转换为粗颗粒度，保护女性形象

(3) 村长说：我尊法还是尊神呀？！就是尊神，麻子婶能代表了神？她最多也就是个树精附了体！(贾平凹，2016：p. 24)

But the village boss wasn’t having it. “I’m supposed to uphold the law, not worship spirits. And even if she does worship the spirits, how can she stand in for them? She might be possessed but that’s all!” (N. Harman, 2019: p. 41)

汉语原文中采用比喻手法，将麻子婶比作“树精附了体”，这一表述不仅是一个超自然的描述，它还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和社会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树精”或“妖精”往往与女性形象相关联，且常常带有贬义色彩，如“蛇蝎美人”的比喻，暗示了女性的狡猾、诱惑或危险。然而，这种表述也反映了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原文中“树精附了体”的详细描绘，实际上是在用一种讽刺和贬低的方式谈论麻子婶，强化了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负面刻板印象；译文中将“树精附了体”简化为“She might be possessed but that’s all!”，这一处理在详略度上进行了显著的粗化。首先，从文化细节的角度来看，“树精”这一具体文化符号的省略，使得译文读者无法直接感受到原文中蕴含的文化背景和性别偏见。其次，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这种简化实际上削弱了原文中对麻子婶的贬低意味，因为“possessed”(被附身)这一表述虽然仍带有一定的神秘和超自然色彩，但它并不特指某种性别化的负面形象，从而避免了直接强化性别刻板印象。使描述更加中性和模糊。这个处理方式避免了“树精”给女性带来的负面联想，从而减少对女性形象的贬低意味。

3.2. 聚焦转移——调整叙述重心

聚焦指的是语言使用者在描述同一情景时选择强调的部分。不同的聚焦方式会影响读者对情景的理解和感知。在《极花》的英译过程中，译者会选择性地聚焦于女性角色在性别权力关系中的位置。

(4) 訾米说：比你大不了几岁。

我说：咋没一个长得好的。

訾米说：来了七年八年了，还能好看到哪里去？

我的心痛了一下，再没多问。(贾平凹，2016：p. 163)

“They’re only a bit older than you,” she said.

“But they all look worn-out!”

“They’ve been seven or eight years, so what do you expect!”

I felt a pang of distress and said nothing more. (N. Harman, 2019: p. 176)

该对话涉及对女性外貌的评价和时间的无情流逝对她们的影响。訾米的话“来了七年八年了，还能好看到哪里去？”聚焦的是时间的无情和女性外貌随时间流逝而逐渐衰老的无奈。这种表述方式隐含了对女性外貌价值的过度关注，以及对女性生命历程中除外貌以外其他价值的忽视，从而体现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一种刻板印象和偏见。原文中“咋没一个长得好的”之表述，隐含了叙述者从男性视角对女性群体的外貌进行评价，体现了一种单一维度的审美偏见。译者巧妙地将此转译为“they all appear worn-down”，此处理不仅转换了观察视角至女性受难者本身，而且深刻揭示了被拐卖妇女面容上所映射出的疲惫与憔悴，强调了她们在极端境遇下的身心受迫与资源耗竭状态。这一调整显著提升了文本的人文关怀，流露出对受害者处境的深切同情，有效降低了原表述中可能引发的性别刻板印象与偏见。

3.3. 突显射体转化——暗示女性地位

Langacker将“突显”作为认知识解的重要议题之一，理论根基根植于人类具备将注意力定向并聚焦于特定概念框架内某一部分，而非均等地处理所有信息的认知能力。这一过程体现了认知活动中对特定元素的优先关注与强化处理，从而形成了对事物不同侧面的差异化理解与表征[8]。突显是指通过特定的语言手段使某些信息在语境中更加显著。语言使用者选择突出的部分会影响读者的注意力和理解。因此，在识解阐释某一事物时，主语即射体的位置往往会引起读者更多的注意力[9]。例如：

(5) 从此，蝴蝶的脚脖子被绳拴上了。那不是绳，是铁链子。铁链子原是拴着狗，在拴蝴蝶的脚脖子时，脚脖子又白又嫩，黑亮担心会磨破皮肉，在铁链子上缠了厚厚的棉絮。(贾平凹，2016：p. 35)

After that, he shackled Butterfly by the ankle. He used a chain that once belonged to the dog. Bright was worried that the chain would chafe Butterfly’s soft white ankle and he wrapped a thick wad of cotton waste around it. (N. Harman, 2019: p. 51)

原文“蝴蝶的脚脖子被绳拴上了”是一个被动句，强调了“蝴蝶的脚脖子”这一射体作为受事者的状态变化。这种表述方式在中文中很常见，尤其是在描述弱势或受害者时，以增强其被动和无助的形象。译文“he shackled Butterfly by the ankle”将原文的被动句转换为主动句，且射体转变为“he”(指黑亮)。这种转换突显了黑亮作为施事者的主动性和控制力，而蝴蝶则成为了被控制的对象。译者通过改变主语的选择，将读者的注意力从“蝴蝶的脚脖子”这一受事者转移到“黑亮”这一施事者上。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了句子的语法结构，还影响了读者对事件的理解和感知，暗示被拐女性地位的卑微，批判黑亮对蝴蝶的控制和束缚，进而强调反对任何形式强制和控制的女性自主权。

3.4. 视角切换——突显女性主体意识

“视角”指的是观察力的分配：即面对同一场景，不同观察者倾向于采纳各异的切入点，从而各自构建出独特的观察框架。这一过程不仅映射了观察者个人的认知偏好与经验背景，也深刻揭示了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是理解现象多元性与主观性的重要维度[10]。在原文中，贾平凹的叙述较为中性，更多的是从男性角色的角度描写女性的遭遇。韩斌在译文中通过改变叙述视角、使用主动语态和第一人称等方式，来强调女性角色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使她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6) 等整个身子仍在硷畔上了，我要爬起来。周围站了一圈醉醺醺的男人，全在用脚把她踢过来又踢过去。(贾平凹，2016：p. 34)

When they dropped me on the strip, I tried to scramble up again, but I was surrounded by drunk men who were laying into me with their boots. (N. Harman, 2019: p. 49)

(7) ……在议论：是那个收捡破烂的女儿吗，蛮漂亮的么！会不会是被贩子拐卖了呢？不可能吧，她那么大了，又听说上过学。(贾平凹，2016：p. 59)

“That trash-picker girl, the pretty one!” I could hear them gossiping. “Do you think she’s been kidnapped and sold? Surely not, she’s a big girl and she’s done years of school too, so we heard”. (N. Harman, 2019: p. 80)

(8) 胡蝶好像是又睁开了眼，满仓娘说：醒了？(贾平凹，2016：p. 147)

Butterfly must have opened her eyes because I heard: “Are you awake?” Butterfly breathed out a long breath. (N. Harman, 2019: p. 79)

在以上三个例子中，贾平凹在原文中采用了第三人称的旁观者视角，描述事件的客观发生。韩斌在翻译时更多地采用了女主人公胡蝶的内视角，突出女性主体意识，直接展示女性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波动。他通过第一人称视角或更贴近女主人公的内心描写，使读者更能感受到她的情感和心理变化，从而增强女性主义的表达。例6译文“I was surrounded by drunk men who were laying into me with their boots”进行了视角的转化。首先，通过第一人称“I”的使用，译者将视角从全知视角转化为受害者的主观视角，使读者能够更直接地感受到受害者的痛苦和无助。此外，译文中的“laying into me with their boots”也巧妙地避免了直接描述踢打的动作，而是用了一种更为含蓄和形象的方式来表达。这种视角的转化和表述方式的调整，体现了对女性受害者主体地位的尊重和保护，促进对性别暴力和性别平等的深入思考和讨论。例7中特定语言符号“hear”的运用，被巧妙地转化为译文中的“I could hear them gossiping”，此举不仅保留了原文的情感传达功能，还强化了叙述者主观感受的介入，深刻揭示了主人公内在的主体认知与心理状态。例8关于胡蝶分娩的场景中，通过插入“I”作为听觉感知的主体，即“I”听闻满仓娘之询问，实现了叙事视角的微妙转换，这一处理手法进一步凸显了胡蝶作为故事核心人物的主体自觉与情感深度。

4. 韩斌译者行为成因分析

4.1. 原文因素——女性主义因素显著

贾平凹的作品一直是两性话语的“晴雨表”。作为专注中国当代文学英译的杰出译者，韩斌致力于翻译小说和富有文学性的非虚构作品，这时涉及人性探寻、社会批判、以及都市生活的反思的贾平凹的小说便成为韩斌翻译文本的重要选择。

韩斌一直是贾平凹的忠实粉丝，因为“许多中国同龄男性作家对他们笔下的女性角色并不同情，我喜欢贾平凹作品的原因之一是他反对这种趋势，并对女性角色非常富有同情心”[11]。《极花》作为一本反映女性命运的小说，其内容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小说讲述了一个叫胡蝶的女主人公被拐卖到农村的故事，揭示了女性在男性主导社会中所遭受的压迫和不公。贾平凹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女性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困境与抗争，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原文中丰富的女性形象、深刻的女性命运探讨以及女性意识的觉醒，为韩斌在翻译过程中显化女性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坚实的基础。《极花》寓言化地展现了城乡矛盾、性别问题、女性认同和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复杂交织，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深刻反思。《极花》虽由男性作者执笔，却深刻触及女性生活轨迹，聚焦于女性主题，其叙事核心紧密关联女性命运的起伏跌宕。该作品通过细腻的笔触，集中展现了对女性所面临困境的深刻剖析，同时也不乏对女性坚韧不拔力量的高度颂扬，体现了对性别议题全面而深刻的探讨。因此，韩斌在翻译时，会选择更加中立和尊重的词汇来描述女性角色，避免使用原文中可能带有性别偏见或贬义的词。并通过视角转换、详略度转化等手段，强化主题，使女性主义思想在英译本中更加突出。

4.2. 译者兴趣——关注女性作者及女性话题

韩斌作为一名女性译者，对女性主义议题有着天然的敏感和关注。她深知女性在社会中的处境和地位，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工作，为女性发声，促进性别平等。在翻译《极花》时，她有意识地显化女性主义视角，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女性命运的探讨，使西方读者更加关注和理解女性问题。这也是其选择显化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和思想的交流。译者的兴趣和关注点往往会影响其翻译策略和方法。

韩斌多次强调，中国近代文学女性声音亟需增强和重视。在其翻译实践的自主性抉择中，他倾向于偏好性地选取女性作家的创作成果，并多次倡导应多关注对中国女性作者群体及其笔下的女性命运，以此促进文学领域内性别视角的均衡与多样性发展[11]。“无论如何，就我自己的贡献而言，我将继续支持中国女作家，并尽我所能地翻译她们的作品”[12]。韩斌强调“寻找角色的声音”是翻译中的最大挑战。她努力使翻译出的语言读起来就像是角色本身会说的话，从而说服读者。因此韩斌在翻译过程中会尽可能地寻找女性角色的声音，这也是为什么在《极花》英译中频频切换视角和进行聚焦转换，原文第三人称的旁观者视角多次转换为女主人公胡蝶的第一视角，以发出胡蝶自己的声音。韩斌对女性主义的关注使其在翻译《极花》时，更加注重女性角色的塑造和女性视角的表达。这种兴趣驱使他在翻译过程中，刻意强化了原文中的女性主义元素，使其在译文中更加明显。刘桂杰(2023：p. 38)认为，从微观视角出发，韩斌旨在实现性别平等的理想；宏观上，她则在奋力提升中国文学在全球语境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这一过程深刻改变了女性形象的传统定位，使之摆脱了“底层”“边缘”及“病态”的固有标签，呈现出更为丰富与正面的面貌[12]。

5. 结语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和学术视角，旨在揭示并批判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及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化地位。在文学翻译中，女性主义视角尤为关键，它不仅关注原作中女性形象的呈现，还审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重构这些形象，以及这种重构如何影响目标语读者对女性角色的认知。认知语言学的识解理论能够为韩斌《极花》的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一个系统的解释框架，为翻译过程中的女性主义显化现象提供统一的解释。

本文通过对韩斌《极花》英译本Broken Wings的详细分析，从认知识解理论的角度探讨了其在《极花》英译中对女性主义元素的显化过程。研究发现，韩斌在翻译过程中通过详略度转换、聚焦转移、突显射体转化及视角切换等策略，有效显化了原文中较为隐晦的女性主义思想，使译本中的女性形象更加鲜明，女性主义立场更加突出。这些策略不仅使得译本中的女性形象更加鲜明、立体，也增强了译本的女性主义立场，使目标语读者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女性所经历的困境与抗争，进而引发对性别议题的思考。本文希望为《极花》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文学翻译中的女性主义显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阐释维度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