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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墙之花：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冲突与抗争

花匠小妙招
2024-11-22 13:39

破墙之花：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冲突与抗争
A Flower Breaching the Wall: An Interpretation of Conflicts and Struggles in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1. 引言

托马斯·哈代是横跨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学巨匠，其早期和中期的作品继承并发展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传统，而晚年的诗歌则引领了英国20世纪的文学潮流。他于1840年出生在英国多塞特郡，1862年开始文学创作，一生中发表了近20部长篇小说。1891年，《德伯家的苔丝》的出版使哈代成为当时最受关注作家之一，这部小说也被视为其“最出色”的作品。故事背景设定在19世纪末的维多利亚时代，当时工业的发展侵蚀了英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宗法秩序，打乱了农民长期在乡村田园环境中所形成的种种生活方式和习惯[1]。

在文学的舞台上，女性角色的命运往往与社会的压迫和限制紧密相连。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不仅描述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还通过描绘新兴工业化和都市文明对古老乡土威塞克斯地区的影响，深刻批判了禁锢思想、强调贞洁和压抑妇女社会地位的虚伪道德。

小说主人公苔丝，一个出生在贫农家庭的长女，在命运与环境的交织下，经历了一系列冲突与矛盾，一步步走向其悲剧结局。苔丝在面对人生选择时内心的挣扎在哈代笔下描绘得淋漓尽致。小说自问世以来关于苔丝这个既不贞洁又杀了人的女人是否是一个纯洁的女人的议论最多。在男权意识形态社会中，苔丝不仅不能称做“纯洁的女人”，相反是邪恶的肮脏的，要入地狱的。面对社会的责难，哈代毅然站在资产阶级道德的对立面，保护这个“堕落”的杀人凶手。正如他在这本小说的题词中所说：“可怜你这受了伤的名字！我的胸膛就是一张床，要给你将养。”[2]苔丝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也是整个维多利亚时期绝大多数女性的真实写照，那些腐朽的、虚伪的、不公的价值观念无时无刻猛击着每一个试图冲出枷锁的女性，直到她们变成麻木的一份子，融入社会集体。本书女主人公苔丝，就是这一写照的代表人物，她如破墙之花般，渺小孱弱，在试图打破禁锢在每一个女性身上的封建镣铐的过程中，失去了所谓的“贞洁”，一步步走向无奈的悲剧终结。

本论文旨在通过分析《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多维冲突，探讨女性在维多利亚时期社会背景下的生存状态，并深入挖掘女性主义的理论观点。本文将从其个人矛盾、社会矛盾及宿命论矛盾视角具体进行分析，具体探究多种矛盾交织作用下，苔丝所代表的广大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所面对的困境与无奈。希望通过这一研究，更全面地理解女性在维多利亚时期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并为现代社会中女性权益的维护提供一定的启示与思考。

2. 镜中之花——女性地位的扭曲与挣扎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代，也是英国女性文学迅速崛起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女性文学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独立、自由，试图解决人与社会的矛盾[3]。不可否认，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正处于发展的巅峰时刻，然而在繁荣辉煌的背后，普通贫苦百姓与贵族的生活却是天壤之别：一面是饥寒交迫，艰难谋生；另一面却是挥霍奢侈、纸醉金迷。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底层地位的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尤为突出。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承受着沉重的压力，却鲜有机会摆脱束缚、保持独立。

2.1. “家庭天使”的窘境与无奈

人们常把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妇女称为“家庭天使”。从该短语，人们也可大致窥探当时英国女性的社会境遇[4]。“天使”一词表明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公众对女性的期盼，她们应该是纯洁的、服从的、优雅的、极具同情心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女性的职业》这篇演讲稿中这样评价这种期盼：“她非常有同情心，极其富有魅力。她一点都不自私。她在排除家庭生活困难方面，有着杰出的才华。她每天都牺牲自己。如果有只鸡，她只拿鸡腿，如果外面的风吹进来，她就坐在那挡着。总的来说，她非常贤淑，没有自己的想法，也没有自己的愿望，但她总喜欢对别人的想法和愿望表示体谅。”“家庭天使”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完美女性形象，作为一种主流文化，它对各阶层妇女产生了深刻影响。女性在此时间被极度物化，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品，这点无疑是极度可悲的。在西方的宗教文化中，女性被视为“男性多余的肋骨”，夏娃也是亚当的一根肋骨变来的，标刻着其附庸的地位。历史上关于妇女邪恶的传统神话与宗教学说千百年来也桎酷女性的形象地位。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是男人主宰一切的历史，就是男性中心的历史。女人作为“人类的另一半”从来没有得到相应的平等地位，一直只是男子的奴役对象，男子的附庸，乃至家庭的奴隶和生育的工具[3]。发展到维多利亚时期后，这种不平等现象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女性意识在此阶段逐渐觉醒，这点在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文学中，作家对于女性角色的描绘已经展现出女性自强自立、追求自由的觉醒意识。但是，这种意识没有让女性地位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她们在社会中始终是受到歧视的弱势群体。而这种矛盾，也是苔丝的一系列悲剧的起源与根本所在。

2.2. 小说传统女性的冷淡与麻木

小说中，首先登场的女性人物除了苔丝就是其母亲，琼。这位母亲早已在社会观念的影响下变得麻木不堪。哈代曾这样描述琼的六个孩子，“他们是六个无依无靠的可怜虫，假使德北家的家主公和家主婆成心要把这条船往困难、灾祸、冻饿、疾病、耻辱、死亡里面开去，那这半打关在统舱里的小囚犯，就只得跟着他们一同前去”。琼对自身的不幸早已接受与妥协，她日日期盼的是一夜暴富，作为母亲，她似乎并不成熟，大肆将自己面对生活难题的惶恐不安情绪传递给自己的孩子，让他们极度缺失安全感。他们犹如蜡烛般，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使他们自乱阵脚，这种残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也是导致苔丝以为压抑自我不懂反抗，逆来顺受的源头。在苔丝被引诱后，独自生下赢弱的私生子，以及洗礼与埋葬的整个过程，琼几乎没有给予苔丝任何实质性帮助与安慰，在她眼中，这个私生子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错误与不幸，她对于苔丝对于母爱需求的漠视与冷淡也导致了苔丝进一步的怅然若失与绝望。

玛丽安、伊茨和莱蒂也是作者着墨较多的女性人物，她们是苔丝当挤奶工时的遇到的同性。她们对克莱尔有着极大的兴趣与渴望。但是作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女性，她们不敢表白，只能在当听说苔丝要嫁给克莱尔后，发表一些大胆的言辞，“苔丝，你当了她的太太以后，可别忘了俺们怎么劝你来着，说俺们都爱她，说俺们怎么因为你是他挑中的人，俺们压跟儿就没盼望他挑俺们，所以俺们都不想恨你，也都不能恨你。”她们便是维多利亚时期中低层年轻妇女形象最为真实的写照。她们思想略微浅薄却又在努力生存的普通人，她们心地善良，但绝不敢打破枷锁，冲向自由。她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也影响着苔丝的想法与决定。

2.3. 苔丝个人角度的抗争与妥协

在那个两极分化严重的时期，哈代笔下的苔丝无疑是具有“双重弱点”的社会底层女性的代表。她是哈代笔下美丽和爱的化身。她有许多的美德：美丽、纯洁、善良和忍耐，是那个时代美好女性的化身，满足了当时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外在要求。但正是这样一个外型美丽、灵魂纯洁、道德高尚的女子，在生活和命运的残酷摧残下，走向了毁灭。哈代，在呵护苔丝的同时，也为她规划着通往死亡的路线。

苔丝身份卑微，缺少话语权。作为农户家的长女，在一个绿草如茵、风景如画的乡野里生活了17年之久，尽管家庭生活窘迫，但少女时代的苔丝内心是明朗、欢快的。在苔丝的父亲约翰·德比被人告知，他是武士世家德伯的后代后，这种清贫但快乐的日子便一去不复返。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显出得意忘形的神色，而且苔丝的母亲也对此信以为真，幻想借此改变经济上的困境。于是，苔丝的父母异想天开地让17岁的女儿苔丝，到当地富人德伯太太家去攀亲戚，认“本家”，这一桩天大的好处，让苔丝的父母觉得无比荣耀，他们都天真地以为可以翻身变成富贵人家了。这也是苔丝命运的一个巨大转折点，走上了其悲剧的起点。

因为年轻，所以她缺乏生活经验。她的美丽和纯洁吸引了亚雷的注意，一天晚上，苔丝被亚雷诱惑，使她失去了贞洁。在经历了失贞之后，苔丝对社会、对人生、对自我都产生了重新的认识。在维多利亚时代，父权观念根深蒂固，贞操是一个女性的核心所在。因此，如果一个女人被引诱了，抹去她不洁的唯一方法就是嫁给那个强奸过她的男人，但苔丝并不想遵循这些不公平的规则，而是对封建习俗发起抗争。她的勇敢决定本质上是对当时传统贞操标准的否定，伴随着她的勇敢，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沉重的代价。作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苔丝的勇敢是不全面的，这个决定虽然是女性思想意识跨越性的一步，但其本质上，仍未改变，她的思想被荼毒已久，尽管决定绝不嫁给自己不爱的人，苔丝内心深处认为，失去贞洁的自己具有不配得感。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经历被人们淡忘，但苔丝仍然备受折磨，沉重的负荷导致她拒绝他人的求爱。她在无形中被传统社会观念深深束缚，思想受到了很深的影响，多年来一直承受着强烈的道德痛苦[5]。她的抗争，是面对整个男权社会的公然挑战；她的妥协，源于长期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与女性思维模式的弱点。这种内心的挣扎、矛盾与煎熬，在哈代笔下，被描绘得淋漓尽致。

3. 命运之墙——个人与社会的无情冲突

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与应用，英国的工业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经济的繁荣发展并未导致贫穷的减少，相反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19世纪中期的英国处于维多利亚时期，整个社会充斥着浓郁的父权制文化气息。“父权制文化是一种以男性中心主义为典型特征的性别文化。男性中心主义是指贬低女性的经验与地位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观，是父权制文化的本质特征，将男性当作模式，把女性视为异端和社会规范的边缘”[6]命运如坚固的牢墙，将苔丝圈禁在无休止的压抑、自我贬低与怀疑之中，而苔丝犹如破墙之花，虽已拥有早期的女性意识，在面对一系列不公与打压中，其力量微不足道。

3.1. 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压迫

哈代在小说中多次提到在此父权社会，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力，即男性强权对女性的不公与欺辱。这种支配是双方均有意识的情况下产生的[7]。亚雷因个人私欲多次诱奸纯洁的苔丝，这是对其肉体的欺辱与压迫。男女体质力量的悬殊毋庸置疑，此外，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亚雷深深懂得阶级的差距，因此他可以对这个农村底层的女孩做出任何出格行为。处于弱势地位的苔丝，自是毫无还手之力，只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而克莱尔对苔丝的爱也以一种不健康的方式支配着苔丝，尽管他的爱表面看上去是如此的纯洁和温柔。他爱的只是苔丝的美丽与纯洁，新婚当晚，他们互相吐露心声后，苔丝欣然接受了克莱尔以往的露水情缘，克莱尔听到苔丝悲惨的遭遇后，却恍如五雷轰顶，不是出于对苔丝的同情，而是不能接受不再纯洁的苔丝。苔丝的抗争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她期待的是理解与宽恕，但得到的确实克莱尔的冷酷和抛弃。他的离去让苔丝精神上备受折磨，这是打击性的，也是毁灭性的，苔丝难以置信，如天使般温柔体贴的克莱尔也如同其他男性一般，嫌弃她的过往与不堪。克莱尔离去后，命运又给苔丝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再次失去傍身之力的苔丝有听闻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一家人失去三代典当房，变得无家可归，长女苔丝又不得不为了家人牺牲自己委身做亚雷的情人。肉体的压迫是苔丝不幸的开端，精神的压迫让苔丝深陷命运泥沼，难以脱身。自身贞洁的殆尽、家庭生活的贫穷、爱人的离去、街头巷尾的冷眼与嘀咕让这个美丽孱弱的女孩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与自责。悲剧程度在克莱尔返回后再度升级，内心冲冲矛盾下的苔丝，谋划杀死了亚雷，自己也走向了生命的终结。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女性群体身份的扭曲，是个人与社会的无情冲突。

3.2. 伪善的宗教制度

当时，英国新教发展迅速，传播范围极广，新教宣扬“人的得救在于信仰”，讽刺的是，苔丝之前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但这并未对她的悲惨遭遇产生任何积极影响，这也引起了苔丝对宗教的蔑视和背弃，在失去童贞后，苔丝改变了她对宗教的看法，变得蔑视宗教。洗礼是一种基督教的仪式。根据教会法，只有牧师才有权给婴儿洗礼，而私生子则无权接受这样的仪式。当不被允许洗礼、也不允许埋葬死去的婴儿时，她自己为她的私生子洗礼。她对牧师说：“那我就不再相信你了，也不再到你的教堂去了。”从那时起，她就结束了与宗教的联系。她从自身的痛苦中得出结论，上帝并不存在，不会拯救自己这个悲惨的人物。她甚至相信，既然私生子不能进入天堂，那么天堂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5]。此外，亚雷是个充满肉欲、依靠商业而成为暴发户的资产阶级代表，当他再次以“传道士”的身份出现在苔丝面前，并再次强奸苔丝后，这个伪善的人物来揭示宗教的伪善便被刻画得栩栩如生了。也体现出哈代对当时社会伪善的宗教、情感、人物关系的极度讽刺，为苔丝悲剧的描绘添上了浓墨淡彩的一笔。

3.3. 不公的法律体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的存在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制定的，在这种不公的法律体系下，女性更是遭受了极大的压迫和剥削。她们不仅在家庭和社会中遭受歧视和排斥，还经常成为男性欲望和暴力的牺牲品。法律体系对女性的权益保护几乎为零，女性的生命、尊严和权益常常被肆意践踏。亚雷正是利用这种不公的法律体系，肆无忌惮地侵犯苔丝的权益。作为新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对苔丝施加各种形式的压迫和剥削，丝毫不顾及她的感受和权益。在这个不公的法律体系下，苔丝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她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亚雷的手中。此外，由于性别歧视的存在，苔丝的务工选择也受到了限制，只能依靠体力劳动进行挤奶工的工作，其在社会地位和经济上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法律不能保证其人权的现实面前，苔丝最终爆发，与法律作斗争，杀死了让她变得悲惨的恶人——亚雷。

4. 破墙之花——抗争中的自我成长与绽放

苔丝的一生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无知到觉醒，从被动的主动的转变。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最终奋力杀死了给她带来不幸的人，这不仅是勇气的体现，也体现了她对命运不公的奋起反抗与最后一击。死亡和孤独一直是早期的女性主义觉醒者所不得不面对的两大最终归宿，而苔丝也没能改写自己的结局。哈代是一个宿命论主义者，他认为苔丝一直是“一个纯洁的女孩”，可是他认为宿命是早就被决定好的，一个人的命运由环境和自身地位决定。面对厚重的命运之墙，苔丝犹如孱弱的小花挣扎着想要破墙而出，过程无疑是痛苦的，哈代细腻的描写抨击了当时英国社会的腐朽以及个人之社会、个人之命运的渺小与无力。

苔丝三次出行，三次不同的遭遇，每一次的遭遇都让她对这个世界形成一种新的认识。当她从外面的世界回到家中时，她不再是往日那个只关心家庭琐事的姑娘，她喜欢上了独处，习惯了沉思和自省。苔丝一方面从谷底爬上黑谷，走向外面的世界，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另一方面，当她在与这些人交往接触之后，她学会用个体的视角审视自我、审视这个世界。她逐渐学会了“用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去回忆一年中从头到尾的日子。”这种转变的背后更是遭受重重打击与冲突后的自我蜕变。苔丝在获得自我认识和实现的过程中充满了挫折，她饱受道德、宗教、社会的压迫，她心理意识到了自我，希望冲破种种困难去追寻自我。但苔丝这种个体的追求，在社会的大环境中，也只能成为虚无缥缈的寄托[8]。苔丝在这三段经历中，自我意识得以觉醒，她不再是天真懵懂，不谙世事的农村姑娘，她承受了太多苦难与挫折，她逐渐学会了深层次的思考，学会了“清醒地挣扎”。周围的环境让她失去了独立的可能性，克莱尔的回归让她更加坚定了“活着或许是种苦难”的想法。她的绽放便是杀死新资产阶级的亚雷那一刻，或许她不明白阶级斗争的洪流为何，但她深知给她带来悲剧的始作俑者。这也是哈代笔下，女性意识觉醒后的终极爆发，也包含着作者对资产阶级社会伪善、无情、不公的深深讽刺。

5. 结语

苔丝的悲剧是发生在社会的大背景之下的，这是哈代作为作家对当时社会的一个思考。苔丝曾和弟弟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毛病的星球上”，这似乎是对当时社会种种不公和不合理的荒谬想象最朴素的描述，在她经历了命运一系列的嘲弄之后发出了“太阳为什么同样照耀在好人和坏人身上”的感叹。转型期的社会总是充满了各种问题，先前千百年来实行的道德伦理观念受到冲击，而似乎也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法使社会平稳地度过这段转型期。因而哈代对人物悲剧命运的思考就正如哈里克斯特所说：“哈代不是从社会矛盾，而是从凌驾宇宙之上并支配它的命运的那种神秘力量去寻求对生命中悲剧因素的解释。”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我们如何分析苔丝悲剧命运的成因，如何解读当时女性在社会环境中的地位，这出悲剧都是不可避免的，换一种形式或换一个地点，新旧冲突中永远有千万个苔丝以转型的理由被社会所吞噬。

苔丝的遭遇凸显了女性在性别角色和社会期望下的困境。她被迫承受着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一方面被期望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因追求自我实现而遭受谴责。这正是女性主义理论所强调的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和约束。其次，她的抗争展现了她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挑战和超越。她不甘于被束缚在家庭和传统的社会角色中，而是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和自由。这种对自我认同和个体自由的追求，正是女性主义所倡导的核心价值。然而，苔丝的抗争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反而成为她悲剧的根源。这进一步印证了女性主义理论对父权制社会的批判，即女性在追求自我实现和权利时常常受到压制和排斥。

通过苔丝的悲剧，我们得以反思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这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女性主义的理论观点，在实际生活中推动性别平等和权利的真正实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避免像苔丝这样的女性悲剧再次发生，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