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与一位收藏明清家具的朋友闲谈,聊起古器做工和制式之精巧高妙,远非今人堪望其项背。我就联想起兰蕙,我说家具与兰花,二者道理其实异曲同工。古人重兰轻蕙,今人重蕙轻兰。朋友问是什么缘故?我说李渔在他的《闲情偶寄》里已经阐述的很清楚,他把兰与蕙的关系,比作牡丹与芍药。蕙不如兰,正如芍药不及牡丹。但两者之不及,不在于花色和香气,而在于叶姿。李渔评蕙兰:
蕙之与兰,犹芍药之与牡丹,相去皆止一间耳……芍药之叶苦其短,蕙之叶偏苦其长;芍药之叶病其太瘦,蕙之叶翻病其太肥。当强者弱,而当弱者强,此其所以不相称,而大逊于兰也。
我说:“你看,古人崇尚含蓄雅致,今人惟求气势壮观。过分追求壮观,就难免粗豪乃至于拙劣了。”朋友听罢呵呵一笑,说:“这都是因为过去玩这些的都是文人;现在搞这些的都是暴发户啊!”
一语中的。虽然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追求,如同“燕瘦”和“环肥”,各擅其美,本无高下之分。但作为主流人群的意识形态,还是要主导整个社会的精神风尚和审美倾向,这就是所谓“楚王好细腰,美人多饿死”。
就兰花品鉴而言,今日兰界自有其长处在,所谓容纳百家,兼收并蓄,不论古今中外,所有意见和观点似都可拿来作为赏兰之标准。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另一种态势即“去标准化”,因为一切皆有可能,所以变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切又变成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不可能。
再要而言之,古代之“士人阶层”是传统社会得以稳定持续发展的基石。由于这个文人阶层的理念、旨趣和精神追求总而言之比较一致,所以他们能在诸如赏花品茶、琴棋书画等“游于艺”的闲事中也取得共同的审美标准,且在相当高的水平层面之上。兰鉴理论中的“素心说”和“瓣型说”正是这种时代环境下的产物。至于今人好猎奇、喜形色,于是崇尚奇花、色花、叶艺之流也就不足为怪了。
总之,兰花品鉴,其背后折射的是一个时代的国人之修养气度和精神风貌。艺兰虽小道,不离其本,正如《中庸》所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如是我闻。
瓣型说
瓣型说是兰花鉴赏理论史上创立较早、发展最完备、影响最深远、结构最具系统的学说,该学说根据兰花花朵所表现出的不同形态之自然属性,将兰花归纳为梅、荷、水仙瓣三大基本类型,后人又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竹、奇、蝶等多种新范式。作为兰花品鉴之主流学说,其理论基础乃建立于兰花瓣型差异化前提下所具有的部类相近性,反映了居于正统地位的中国儒家精神和思想。
瓣型说之滥觞,始于明代。明永乐年间(公元1412年),大理名士杨安道编撰的《南中幽芳录》一书中,屡次提及形似荷、莲的兰花。但此说之创立,当在清代。清初的鲍绮云(字薇省)著有《艺兰杂记》,首先正式提出并完整表述了“瓣型”的概念:“若花瓣短而头圆者为梅瓣,略尖者为水仙瓣,较水仙略长而头阔者为荷瓣,上下皆阔者为超瓣,此俱上品。”
继鲍薇省勾画出“瓣型学说”的雏形后,嘉庆元年,朱克柔编著《第一香笔记》,提出了兰花“瓣型八品说”;随后,袁世俊撰写《兰言述略》,阐述“花品九种说”,进一步继承和完善了该理论。
早期瓣型学说,只是依靠最简单直接的“象形”意识,将某种开品类似群芳谱中一些名花的兰蕙,单独抽离出来,冠之以梅、荷、水仙的称号。随着兰花品种的增多、艺兰经验的积累,兰品赏鉴水准的提升,瓣型说逐渐发展壮大,历代兰人不断为之注入新内容,兰花赏鉴理论越来越精细化、标准化、完善化,并且,文人士大夫将中国的儒家精神和思想融入其中,最终使得兰超出群芳谱系,形成独一无二的国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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