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分享 > 让梦想照亮现实

让梦想照亮现实

花匠小妙招
2024-11-26 05:06

编者的话

文学是生命之树旺盛生长中开放的梦想之花。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之际，11月16日，中国作家协会、共青团中央联合召开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刚刚落幕，317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代表，同沐东方熹微，共享青春激扬。同时，也将带着文学梦想、青春激情、对生活的热爱和时代赋予的重托回归现实生活。迎接他们的，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任务、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崇高使命。

时光之海载时代巨轮。当今，丰富厚重的社会现实、多姿多彩的生活样貌、立体交织的群像百态，多元多义的时尚方式，冲击着人们的视野，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为广大青年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现实生活是他们永远的老师。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文学就是“告诉人们一点点你所知道的生活”。

八九点钟的太阳冉冉升起。个人的才华、对社会世态的科学认识、理性思考与敏锐感知，属于青年作家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更广大的青年群体。在文学队伍中，“60年代”成为中坚力量，扎实稳健，“70年代”迅速崛起，承前启后，“80年代”脱颖而出，势不可挡。他们敏锐的眼光张着，感知的雷达开着，活跃的思想运作着，勤奋的笔墨耕耘着，那些体现时代进步、传达高尚情感、倡导健康人生、呈现美好情趣的文学力作必会源源不断，世代更迭。

有人说，这个时代，文化多元、生活立体，文学已经成为社会的装点、生活的首饰。刚刚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众多青年作家以关注底层、言之有物、影响今天的作品实例作答：文学不仅是个人理想的投射、情绪的宣泄、文字的炫技和休闲的游戏，它更是镜子和旗帜——它反映大时代变迁中的追求与梦想，爱与痛，信仰与惊心动魄，它不露声色地完成对灵魂深部由表及里的追究和探视，它渐次呈现新旧价值观念的更迭和重构。它的力量像水一样无所不在、无坚不摧，渗透到最细部的地方。它倡导真善美。当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生活、群众为文学提供的沃壤，正如同温度、阳光、水土之于植物生长。它会在汲养和生长中开出最绚丽的花。其中的优秀作品，必是长得最高的那根枝条。

如果，一座城市需要一个标志型建筑，那么一个时代更需要一部标志型作品。它乘着历史的风，带着时代的气味，刻着当下的刀痕，做一个苍凉的手势。如果，下一个世纪的人们回看21世纪的文坛，能不能，像我们回看20世纪、19世纪、18世纪那样，文学经典在每一个角落发着暗金的光，而不是随浪逐流，随风而逝。那些纸上的文字，固然是一个作家个体在唱歌，同时也应该是大时代的日记。

所有的日子都会来。青年作家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缨络，用传承与创新的手法，伴随着坚韧的心与和谐的歌唱，编织它们。让梦想的光照亮现实的路。

顾建平：从垃圾中分拣黄金

记者：请你谈谈自己近年来的创作感受。对于中国作家的作品，你是持什么样的态度？

顾建平：我的职业是文学编辑，从事文学评论，每评论一本小说，起码花一周业余时间看两遍，有所感悟之后，字斟句酌写上一两千字，一改再改。如此写作，时间成本很高，投入产出严重不对称。况且被评论的作家不一定愿意接受严肃认真的批评，有时是理性接受、感情不悦。尽管写作风格根源于每个人的个性和习惯，但是没有谁愿意自讨苦吃。中国当代文学的优秀评论严重匮乏，这是原因之一。

老实说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准不高。算起来从1917年新文化运动至今已经90年了，但是经过几十年战乱，长时期的闭关锁国，中国新文学一直在慌慌张张地成长，从容地思索和进步的时间太短，到现在值得反复阅读的经典作品实在太少了。

记者：有汉学家说，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你觉得中国当代文学目前的症结在何处？

顾建平：笼统说中国当代文学全都是垃圾，过于武断。从社会公众的关注热点和出版物的统计数字看，这样的评判不无道理。但这种说法对诚实劝勉的作家是不公平的。我愿意将它理解为对当今中国文学现状不满的激愤之言。目前中国的文学生态存在整体制度性的弊病，我们有太多的理由表示激愤：文学基本概念尚未廓清，作家队伍鱼龙混杂，具有指标意义的全国性文学评奖缺乏程序公正，无一不是折中人情的结果；文学选刊也难逃此劫；评论家学识、才能、眼光、公平公正之心普遍缺失；大学文学教授对当代艺术生产过程相当隔膜，习惯套用一知半解的文学理论，好用大词、好发空论。面对常识缺失、诚信缺失、权威缺失、典范缺失的大背景下的当代文学，要从垃圾中分拣黄金，难度太高。

文学生态的恶化是致命的。优秀作品需要相对较高的时间成本，优秀作家需要得到权威机制的肯定和激励。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与乡愿化的文化管理体制相结合，催生出沽名钓誉的文学投机行为，许多人寻求文本之外的支持以获取成功。如果劣币驱逐良币，质优价高这一市场规律就会受到挑战；如果不劳而获的投机者能够轻易得到名利，诚实劳动的风气就会逐渐消失。那么文学命题就不得不转换成经济命题和道德命题，确实令人啼笑皆非。

文学是个人心灵的抒写，但又不是纯粹个人行为。公开发表作品，就应该考虑到读者受众，考虑到社会影响。国家和人民对于青年作家寄予厚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离不开文学的繁荣发展。

记者：作为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你对目前出版界过于功利的现象怎么看？

顾建平：出版是一种商业行为，文学出版的选择标准不能和文学批评的标准相提并论。现在相当多的年轻读者首先需要的是以文学样式出现的读物，而不是所谓有深度的文学。社会公众不可能从当今的出版物中寻找到普遍有效的文学标准。立场不同看法也会不同，评论家认为是垃圾，对出版商来说，可能是优质出版资源。出版商不光从纯文学角度判断，还要考虑市场前景。长远来说，优秀文学作品必定具有市场潜力，但这个理由不足以说服出版商停止短期行为，放弃唾手可得的利润，逐利的本能使出版商陷入囚徒困境。

炒作和造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必然现象，我对超级女生、梦想中国持欢迎态度。但是炒作要遵循文明社会、法制社会的游戏规则，可以娱乐化、群众化，但不要趣味低下，可以批评他人但不要恶意诽谤或者借助权势打压他人。炒作畅销书作家也是同样道理，批评家和读者要具有常识，分清什么是文学创作，什么是文学样式的读物。

现在某些出版社概念混乱、是非不分、社会责任感缺乏，所作所为有损于中国出版业的形象。一个良性发展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社会，必须拥有大量具备现代文明常识的合格公民，而公民的素养大多经由阅读而取得。一个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出版社不能满足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混水摸鱼。

顾建平，青年评论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

麦家：平庸使文学发育不良

记者：你说过，20世纪最后50年，所有的作家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一个博尔赫斯。因为他是天才的讲故事的高手。在我们印象中，博尔赫斯通常是作为先锋文学的宗师出现的。在你看来，强调故事性与艺术上的先锋追求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麦家：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重写意，重细节，不大重视情节和逻辑。在这种大背景下，似乎就注定我们的小说在故事层面是发育不良的。其实这里存在着中国作家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好像一篇小说重视故事就不先锋了，不文学了。其实，我认为文学性的很重要一个内容就是怎么讲好故事，同样的故事讲出一种异常的味道，一种陌生感，那就是新潮，就是先锋。博尔赫斯是世界公认的“先锋作家”，同时也是一个讲故事高手，他被喻为作家中的作家，文学地位高不可攀。但仔细品一下，他干了什么？无非就是讲了几个“一千零一夜”式的哲学故事而已。相反，法国新小说、意识流等文学流派，以消解故事为“己任”，但流派的浪潮之后，又有几个读者还在读他们的小说？这些小说顶多只是以一种流派存在，却难以作为经典小说广为流传。这是他们消解故事应该付出的代价。

小说有小说的“日常元素”，比如怎么讲故事，怎么塑造人物，怎么刻画细节，等等。这些都不是信手拈来的，它需要小说家精心设计和挖掘。农村造一个平房是不需要设计的，也没有难度，但楼高了肯定需要设计，要有技术和手艺。既然有技术层面的东西，就有高下之分，易难之别。

记者：你说写“特情小说”，是对当前写作的一种失望？敢这样说话的人不多。

麦家：我的三部长篇，《解密》、《暗算》、《风声》，都在试图塑造一种“新英雄”形象，他们为国家利益付出了包括生命在内的许多宝贵的东西。但当代是一个不相信英雄的年代，如果我把这些形象放置在我们眼前，放置在企业、公司、乡村，肯定要遭到读者的嘲笑。放在这种秘密部门，相对来说要可信一些，因为我们本来就承认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对我们的辐射力又要小得多，他们自然应该有特殊的境界和精神高度。其实精神和境界这不只是他们面对的问题，而是所有人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培养自己的人生理想、信任度和宽容心，这个问题在当代尤为突出。

记者：你说“今日的文学，急需向我们展示更多的肯定和确信”。具体在《暗算》和《风声》中，你是如何传递这种“肯定和确信”的？

麦家：中国小说沉迷于世俗人生、小事时代已经多年了，这种写作潮流，起源于对一种宏大叙事的反抗，然而反抗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种精神溃败的出现。小说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生开始匍匐在地面上，逐渐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现在我们的小说大多写的是黑暗、绝望和丑恶，并且写得惊心动魄，这种来自人性深渊的力量同时也粉碎了作家对世界的信心——我们再也无力肯定一种健全、有信念、充满力量的人生了。这些年的中国小说重复了西方文学的这条写作道路，再加上近年来消费文化的隐秘介入，平庸人生更是成了大多数小说的主角。很多人都觉察到了，这样的阅读令人意志消沉、精神涣散。文学不解释世界，也无需承担宣传任务，文学要“负责”的也就是反映人心和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

记者：在《风声》中，同一个故事由不同的人讲述，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真相”。为什么会采用这种“罗生门”式的视角？

麦家：这种视角是“喧哗与骚动”式的视角，也是“圣经”的视角，也是“贝多芬”的视角。事实上，复合式的视角是文艺作品常见的手法，只是我们现在太多的小说在追求“多快好省”，惯用着平铺直叙。我认为小说写作需要有高度和难度，正是缘于目前我们的小说太平庸、太简单而发出的感叹，目前我们的小说家连一个多重、复合的视角都要感到惊怪。把正常当做异常而惊怪，这是我们小说家的耻辱，这样的小说被读者抛弃那也就不可惊怪了。小说，作为一种以分享别人人生经验为主要目的的阅读，一旦被作家苍白、简单、平庸的文本所颠覆，它所昭示的必将是小说的末日。坦率地说，我想改变这种状况，所以我在努力地写作。

麦家，青年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等近200万字，多被改编成电视剧。

阎延文：靠人品立身，靠作品说话

记者：“台湾三部曲”是一部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请你谈谈你创作时的艰难历程。

阎延文：我是在做博士课题时走进台湾历史的，在那里，我与无数先贤不期而遇。几百年间波涛汹涌的台湾历史，鲜丽壮美地向我走来。从此，我为自己选择了一种命运。这是一种女作家很难承受的命运，十年磨一剑，创作成为一种异常艰辛的过程。这十年间，我已经习惯于放弃休息、放弃娱乐、放弃许多机遇和属于年轻人的快乐。艰难困惑、坎坷备尝，不堪回首。孤独苦难之中，陪伴我的只有写作的信念和手中的笔。在创作最艰难的时候，我总是想到那些在台湾抗日中，以暴突的血管和不弯的脊梁书写历史的人们，想想那些尘封在岁月深处的民族精魂。我的艰难写作，正成为他们走出历史的一扇窗口。想起他们，能使自己更坚强。连横先生写作《台湾通史》时，甚至处在日本的压制威胁之下。我今天的写作再困苦，总没有连横先生更艰难吧。正是这种心灵韧性，使我完成了“台湾三部曲”。多年后的今天，我宁愿相信是那种命运选择了我。历史赐给我多少感动与激情，我用女性的柔弱之笔，交付了多少青春和热爱。

记者：美国的电台报纸曾经评价《青史青山》时说“你是用时间、用历史、用中国民族的血脉证明给世界看”，你如何看待这部作品？

阎延文：台湾宝岛的青山，就是历史；只要青山还在，青史就永远不会湮没。《青史青山》宏观上是民族的心灵史，而微观上则是一群人的生命之诗。在日本占据台湾的黑暗岁月，小说中这群山脉般巍峨不屈的人们，椎心泣血，渴望光复。用他们的热血头颅撞击历史，发出浑厚嘹亮的回声。这生生不息的民族魂魄，正是中国人的精神和骨骼。《青史青山》的主人公连横先生和莫那鲁道等人，则是在空前的民族浩劫下，形成中华文化和民族气血的凝聚，凸现出中国人的热血骨骼。“青山青史未能忘”，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民族文化精神。

记者：“台湾三部曲”伴随你度过了人生最灿美的青春年华，现在你又在怎样探索属于你的创作道路？

阎延文：现在我除了诗歌工作，主要进行“女性三部曲”第一部的创作。从女性视角重新讲述中国历史和上古神话，探索女性历史文学的可能性。经过一年多的创作，目前“女性三部曲”第一部已初具形态，预计明年上半年完稿。今天的青年作家更要“靠人品立身，靠作品说话”，走进民族历史的神圣源头。

阎延文，文学博士，全国青联委员。著有“台湾三部曲”——《台湾风云》、《沧海神话》、《青史青山》。

何建明：千万别为获奖而写作

记者：你出的书，几乎出一本获奖一本。你怎么看待“获奖专业户”这个称号？

何建明：确实，这些年来，我获得了所有的全国大奖，可以说是把国家级的文学奖“一网打尽”。因为我三次获了鲁迅文学奖，所以总有人在我面前祝贺一下，甚至有朋友戏夸我是“获奖专业户”。但是，现在我对获奖不获奖已经没有多大的兴趣，这是因为不断地创作使自己的内心渐渐形成了这种意识。

记者：谈谈《共和国告急》的成因。

何建明：当时为写《共和国告急》，曾数度冒着生命危险和政治危险去进行采访。那时心里只有一个愿望：要把最黑暗的乱采乱挖现象公之于众，揭露那些只顾个人和小集团利益而摧残国家宝贵资源的丑恶行径。作品出来三年后，正逢首届鲁迅文学奖评选，因此我的《共和国告急》荣幸地榜上有名。1997年，我意外得知教育体制改革后，大学校园里出现了许多交不起学费、念不起书的贫困生，于是花了近一年时间，走访了40多所大学，直接采访了300多名贫困大学生和他们的家庭成员，这便成就了我的《落泪是金》。这部作品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后来也直接影响了国家对贫困大学生的关注。由于这部作品关注了弱势群体，又给予了贫困大学生直接的帮助，所以又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记者：你的写作取得了哪些突破？

何建明：2004年，我采访完非典事件后，中央军委同志找我，希望给一位共和国开国中将写个传记。说实话，开始对这样的题材我并不感兴趣，因为曾经是军人出身，所以勉强接了活儿。但后来我发现这位将军在新中国建设初期指挥了大庆油田会战，那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建设战斗，我深深地被其独特的个性所感染，于是我几度到大庆油田。这部作品在石油系统和广大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一年中连续出版了五次。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另一个没有想到的是，它还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奖多了，对自己的作品再获奖已经并不看重。

记者：你对当今青年作家的创作有什么想法？

何建明：我想告诉青年创作者的是：文学创作是作家心灵对社会生活感悟后用文字表达出的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它的产生过程，体现得更多的是作者的一种价值意识，这种价值意识能否引起读者的共鸣，能否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是衡量我们作品的全部意义。至于作品最终能否获什么奖，获得了什么奖，基本上与此没有任何相联。如果作家的创作仅仅是为了追求获奖，或者在创作时就只想获奖的话，那么这样的创作和所创作的作品，我以为基本上就不能算是作品，只能算是一种“文学考试交卷”而已。文学作品的最终价值和唯一衡量标准在于它发表后读者对它的反应程度与社会作用。除此别无任何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的其他价值。套用一句话：这奖那奖，读者的夸奖才是最好、最大的奖！所以写作千万不要为了获什么奖。让读者喜欢、对社会有良好的作用，这是我们写作者最崇高的、唯一的目的。一切获奖，是写作者的身外之物，切勿为其所累。

何建明，《中国作家》杂志主编，作品《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国家与部长》分获第一、二、四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