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分享 > 洛阳牡丹记（北宋）欧阳修谱录牡丹洛阳【简介

洛阳牡丹记（北宋）欧阳修谱录牡丹洛阳【简介

花匠小妙招
2024-11-26 10:51

洛阳牡丹记

评述

牡丹是中国的古老植物。古人最早关注牡丹，着眼于它的药物作用。秦汉时期假托原始社会圣人神农氏的药书《神农本草经》，率先记载了作为药物的牡丹根皮的药性和疗效。此后，历代的医药书都续有记载。牡丹作为观赏花卉被人们认识，古人认为始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唐代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赋文来描写牡丹，但都是带着夸饰、联想、比附特征的文学作品，作为以牡丹为内容的严谨的科学的农学性质的专题谱录，唐五代300多年间都没有出现过。

北宋时期出现了专题牡丹谱录，现存最早的一种是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简称欧谱。清代编辑《四库全书》，将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收入子部谱录类。四库馆臣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15这样介绍：“《洛阳牡丹记》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欧阳修撰。……是记凡三篇：一曰《花品叙》，所列凡二十四种；二曰《花释名》，述花名之所自来；三曰《风俗记》，首略叙游宴及贡花，余皆接植栽灌之事。文格古雅有法。蔡襄尝书而刻之于家，以拓本遗修，修自为跋。已编入《文忠全集》，此其单行之本也。周必大作《欧集考异》，称当时士大夫家有修《牡丹谱》印本，始列《花品叙》及《名品》，与此卷前两篇颇同。其后则曰《叙事》《宫禁》《贵家》《寺观》《府署》《元白诗》《讥鄙》《吴蜀诗集》《记异》《杂记》《本朝》《双头花》《进花》《丁晋公续花谱》，凡十六门万余言。后有梅尧臣跋。其妄尤甚，盖出假托云云。据此，是宋时尚别有一本。《宋史·艺文志》以《牡丹谱》著录，而不称《牡丹记》，盖已误承其讹矣。”其实北宋时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就被叫作“谱”了。在欧阳修撰写《洛阳牡丹记》半个世纪之后，周师厚撰写了《洛阳花木记》，在记载左紫牡丹时，周师厚称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为“旧谱”。北宋末年，张邦基撰写《陈州牡丹记》，开头一句话便说“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指的就是欧谱和周谱。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吉安市永丰县）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遂以“庐陵欧阳修”自居。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24岁，以进士甲科及第，第二年到洛阳担任西京留守推官（法官）。后来，他在东京开封和一些地方州郡当官，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副宰相）。他因为不赞成王安石变法中的某些措施，被以太子少师致仕（退休），第二年便去世了，朝廷赐谥号文忠，累赠太师、楚国公。有文集《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青年欧阳修来到西京洛阳，四次遇上春天，却因故一直没能见到牡丹绽放最盛的情况。他在《洛阳牡丹记》中说：“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至花落乃罢。”“大抵洛人家家有花。”在《谢观文王尚书惠西京牡丹》诗中，他回忆这段洛阳经历，说：“河南官属尽贤俊，洛阳池蘌相连接。我时年才二十余，每到花开如蛱蝶。”这种氛围必定对他产生濡染作用。西京幕府任职期满，他离开洛阳，两年后被贬为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市）县令。他作《戏答元珍》诗，结句说：“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居然以曾居官洛阳而观赏过牡丹的经历，作为贬逐遭遇中自我宽慰的理由。他一生热爱牡丹，往往形诸笔墨，除了这份《洛阳牡丹记》，还写下《洛阳牡丹图》《禁中见鞓红牡丹》《答西京王尚书寄牡丹》《白牡丹》等一些牡丹诗，还在几首诗、词（《渔家傲》《玉楼春》）中提及牡丹。

欧阳修这份《洛阳牡丹记》的撰写时间，题下注为“景祐元年”（1034），洪本健认为不正确，“当为景祐二年（1035）作。《风俗记第三》云‘自今徐州李相迪为留守时’，可知其时李迪已知徐州。《景文集》卷四六《重修彭祖燕子二楼记》：‘景祐二年，丞相陇西公以大司寇殿徐方。’（按：李迪封陇西郡开国公。）《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十二月辛亥朔，复知密州、太常卿李迪为刑部尚书、知徐州。’文如作于景祐元年，岂能称‘今徐州李相迪’？”（《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1894页）今按，景祐是宋仁宗的年号，首尾5年。《宋史》卷310《李迪传》说：“景祐中，……降太常卿、知密州。复刑部尚书、知徐州。……久之，改户部尚书、知兖州，复拜资政殿大学士。”既然李迪是在景祐二年的最后一个月份才被任命知徐州一职的，那么，欧阳修作《洛阳牡丹记》如果不抓紧在这个月里完成，就不可能在这个年份了。再者，古人作诗著文，事后往往加以修改、补充，新增成分会扰乱读者对某作品原创年代的判断。因此，不妨依然维持《洛阳牡丹记》撰写于景祐元年的说法，或者为稳妥计，笼统地说作于景祐年间。

欧阳修作《洛阳牡丹记》，看样子是受到了其顶头上司西京留守钱惟演的启发。他在《洛阳牡丹记》的开篇《花品序》中披露：他担任西京留守推官时，看见钱惟演座椅后面的屏风上写满了蝇头小字。钱惟演指着这些字迹对他说：“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余种。”欧阳修当时没顾上阅读这些花名。钱惟演未将这个写作计划付诸实践，欧阳修却记在心头，离开洛阳几年后便命笔成篇。《洛阳牡丹记》一共3000余字，依次分为《花品序》《花释名》《风俗记》三部分。《花品序》是全篇的序言，题作《花品》的序，显然是将当时所知的牡丹品种依次排列出品第，这正是钱惟演“欲作《花品》”的用意和思路。《花释名》记载了当时24个牡丹品种的来历、培育、形状颜色、主人及相关事迹。《风俗记》记载了当时洛阳栽培观赏牡丹的社会习俗，以及牡丹的栽植培育、浇灌、病虫害防治、禁忌等事项。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一曰《花品叙》，所列凡二十四种；二曰《花释名》，述花名之所自来”。那么，《花品叙》则不是全篇的序言，而是概括性的总论，《花释名》便成了具体的详细的分论。

欧阳修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也是文坛领袖，在文学、史学、金石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在文学方面，他创作了很多诗词和散文，由于散文成就杰出，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在史学方面，他独自编纂了《新五代史》，与宋祁共同编修了《新唐书》，自己主笔典章制度部分。这些卓越成就已足以让人仰止，以至于人们不用再去关注他在农学方面的成就了。

其实，欧阳修在农学方面应该享有崇高的地位。他的《洛阳牡丹记》是开风气之先的经典著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影响着后人。继欧阳修之后，周师厚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写出一份《洛阳花木记》，其中牡丹内容仅相当于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中的《花释名》。周谱记载洛阳牡丹109种，其中详细描述55种，与欧谱相同者9种，不同者46种，显然是在补充欧谱来不及提到的变化情况。周师厚此举，是欧谱带动出的积极回应。南宋陆游于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写出《天彭牡丹谱》，结构和三部分篇名都亦步亦趋地沿袭欧谱。古代很多作者的牡丹作品，往往提到欧谱、旧谱、欧阳公如何说，有的作品还沿着欧阳修的思路展开论说，可见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影响之深远、沾丐之广泛。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除了收录在其文集中，还被后来朝代的《说郛》《古今图书集成》《香艳丛书》《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等书籍收录。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既是农学著作，也是社会史著作。其中所记载的洛阳风土人情，达官贵人和市井平民的生活情趣、美学追求，牡丹的价格，技艺精湛的花工的社会处境等，都能让后人从某些侧面得知北宋人是如何生活的。而这些资料，从二十四史那样的正规史书中是见不到的。这是欧阳修在《新五代史》《新唐书》正史之外的特殊成就。

我这里整理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洪本健校笺本《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22《洛阳牡丹记》作为底本，但依据底本“校记”中的“原注一作某字”，更改了正文中的个别用字。有的标点我做了更改，如将“最盛于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改为“最盛于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同时参考了中华书局2011年版杨林坤译注本《牡丹谱》。对于他们的解释或译文不敢苟同者，我在注释中做出具体交代，没必要作注释的地方，则在译文中按照我的理解遣词造句。

花品序*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洛阳所谓丹州花、延州红、青州红者，皆彼土之尤杰者，然来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独立与洛花敌。而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2]，然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以与洛花争高下。是洛阳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阳亦有黄芍药、绯桃、瑞莲、千叶李、红郁李之类，皆不减它出者。而洛阳人不甚惜，谓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爱重之如此。

【译文】

我大宋的丹州（治今陕西宜川县）、延州（治今陕西延安市）都出产牡丹。东方的青州（治今山东青州市），南方的越州（治今浙江绍兴市），也都出产牡丹。而洛阳出产的牡丹，当今处于天下第一的地位。洛阳所说的丹州花、延州红、青州红，都是各自当地牡丹中最杰出的品种，然而传到洛阳，不过聊备众多牡丹品种中的一种而已，若要评定等级，都不会超出第三等以下的范围，哪一种都不可能与洛阳牡丹分庭抗礼。特别是越州牡丹，因为与洛阳相距遥远，鲜为人知，不被人们提到。然而即便是越州当地人，也不敢自吹自擂，拿越州牡丹同洛阳牡丹争个我高你低。洛阳牡丹当然无可争辩地占据着天下第一的地位。洛阳当地也有黄芍药、桃花、荷花、千叶李、红郁李之类的花卉，都不比其他地区的同类花卉逊色，但洛阳人对它们并不怎么在乎，笼统地把它们叫作果子花，或单独称为某花、某花。至于牡丹，洛阳人则不直接以牡丹相称，而是在特定意义的层面上简称牡丹为“花”。洛阳人所以这样，其内心以为天下真能称得上是花的，唯有牡丹，这种花特别著名，不需要假借“牡丹”的名称，一说到“花”，大家便心领神会。洛阳人爱重牡丹，竟到了如此程度。

说者多言洛阳于三河[3]间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没，测知寒暑风雨乖与顺于此，此盖天地之中，草木之华得中气之和者多，故独与它方异。予甚以为不然。夫洛阳于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贡道里均，乃九州[4]之中，在天地昆仑旁薄[5]之间，未必中也。又况天地之和气，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与和者，有常之气，其推于物也，亦宜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恶。及元气之病也，美恶隔并[6]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极美与极恶者，皆得于气之偏也。花之钟其美，与夫瘿木[7]拥肿之钟其恶，丑好虽异，而得分气之偏病则均。洛阳城围[8]数十里，而诸县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则不可植焉，岂又偏气之美者，独聚此数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为害乎人者曰灾，不常有而徒可怪骇不为害者曰妖。语曰：“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9]。”此亦草木之妖而万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瘿木拥肿者，窃独钟其美而见幸于人焉。